圣经文献可靠吗？

时间：2007-11-19 来源：作者：点击：

几年前，一本重要的杂志上刊载了一篇文章，旨在表示圣经有千万处错误。今天所有的圣经经文，已经经过历世历代以来许多次翻译及不同版本才流传到我们，我们怎能知道它不会是最初原文的一个暗淡的反映而已？我们怎能保证，经过删减和润饰，圣经原本的信息不会完全变得模糊不清？圣经在历史正确性上有什么差异？当然，最重要的乃是它的信息而已！但是，基督教是扎根在历史中的，耶稣基督曾向罗马政府报名上册。如果圣经在历史方面的资料不真实，那更严重的问题就来了，其它以历史事件为根据的信息是否可靠？同样地，非常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知道，我们现在所拥有的文献，确实和两千年前的一样。我们怎么知道圣经只应该包括现有的那些书？为什么其它的不应该包括在内？这些问题都是值得回答的。如果我们相信圣经是默示的神的话语，那么，正确地确立经文是一个极端重要的工作。这个工作叫版本校勘学（Textual Criticism，或称低级批评学）。这工作是研究经文的可靠性，即我们现有的经文，和最初的经文比较起来有什么分别？古代抄本誊写的正确程度怎样？圣经是谁写的？让我们简略地查考有关新旧约圣经的资料。明显地，一个文士的工作是高度专业化的，他会极小心地执行工作。因为这工作是由虔敬的犹太人以极端虔敬奉献的心来完成的。由于他相信自己所处理的是神的话，所以他清楚知道，他必须极端小心，并要正确无误。虽然在主后九百年还没有希伯来文旧约完整的抄本，可是有明显的证据显示，至少从主后一百或二百年开始，这些经文受到非常小心和诚实的保存。我们可以比较大约同时期某些自希伯来文译为拉丁文及希腊文的译本。经过比较后发现，这个时期的希伯来文经文，都是经过仔细抄写的。约在主后九百年左右的经文称之为"马所礼经文（Masoretic） "，因为这是由称为"马所礼 "的文士们所抄写的。目前所有这个时期的希伯来文经文的抄本都相当一致，充分证明了文士校对的工夫。可是，我们怎能知道马所礼时期以前的经文的正确性和权威性？犹太人的历史很混乱，所以我们不禁要问，在这紧张时期中，文士是否仍小心谨慎？死海卷轴在 1947 年，世界上有一个被誉为本世纪最伟大的考古学发现。在死海一个山谷的一些山洞里，有人发现了一些古代的坛子，里面装着现在己举世闻名的死海卷轴。从这些卷轴可以看出，明显地在主前约 150 年至主后 70 年之间，有一个犹太人团体住在一个名叫谷慕兰的地方。他们是一个有制社群，生活方式很像修道院。除了耕种之外，他们用时间来研究和抄写圣经。显然他们看出罗马人即将入侵此地，他们就把皮革卷轴存在坛里，藏在死海西边山崖的洞穴里。在神的看顾下，这些卷轴一直不受任何破坏，存留下来，直到 1947 年 2 或 3 月间。一个贝都因（Bedouin）的牧童才偶然发现它们。随着这次偶然的发现而来的，是仔细的探查，结果其它一些藏有卷轴的山洞又被发现了。这个发现包括了目前所知最早的以赛亚书的完整稿本，以及几乎包括了旧约其它各卷书的断简零篇；另外还有以赛亚书三十八到六十六章稿本的断简零篇。支离破碎的撒母耳记抄本，连同两章完整的哈巴谷书在当时一起被发现；另外还有许多圣经以外的物品，如古代宗教团体的规则等。这些发现对那些怀疑旧约经文正确性的人，其重要性显而易见。这戏剧性的发现．使我们所拥有之稿本的年代一跳跳了将近一千年。将死海卷轴和马所礼经文一比较，我们就可以看出经过近千年的传递，它们是否仍然正确，或是不正确。实际情况怎样呢？学者把我们现有的以赛亚书三十八章至六十六章稿本和谷慕兰的稿本比较之后，竟发现： "谷慕兰的经文和马所礼经文极端接近。比较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时，只有十七个字母不同，其中十个是拼字上的差异，类似我们写 "里"或 "里"时的差异，意义上毫无改变。其它四个是很小的分别，如多了一个连接词，这常常是因各人风格的不同所致。其余的三个字母是希伯来文中的 "光"字，加在第 11 节 "They Shall See"（他们会看见）之后。在全章 166 个字之中，只有这个字才真正有问题，但这个字一点也没有改变这段经文的意思。这不过是全部稿本中的一个典型的例子。" 七十士译本其它古代的证据也证明马所礼经文的抄写员的正确性。证据之一是称为七十士译本的旧约希腊文译本。该书之被称为七十士译本，乃因它是由亚历山大的七十个着名犹太学者完成的。据最可靠的估计，它的日期约在主前三世纪左右。死海卷轴还没有发现前，当人发现七十士译本和马所礼经文有不同之处，就产生一个问题，为什么会有这些差异的存在？现在答案已经明显了，直至主前 200 年左右，马所礼经文并没有重大的改变。在已发现的卷轴中，有一部分很像是七十士译本所依据的希伯来文原本，例如撒母耳记卷轴就特别接近七十士译本。七十士译本比较着重字面的直译，而手抄本则抄自最初的译本，是颇好的复本。另一个古代的证据，是一种三类型的经文，类似撒玛利亚人所保存的经文。该摩西五经古卷轴的复本现存于巴勒斯坦的那不勒斯（Nablus）。三类经文主前二百年时，有三类主要的经文存在。我们的问题是：藉着这三类经文的帮助，可不可以确定原本的经文是怎样的？我们可以用哈莱斯（R. Laird Harris）的话作结论： "我们现在可以确定，早在主前 225 年，抄写旧约圣经的人是非常细心和精确的。那时，有两至三种的经文类型可供抄写，它们之间差异极小，因此我可以推测，更早以前抄写圣经的人，也一样忠实并仔细地把旧约经文传递下来。实际上，如果有人认为我们今日所有的旧约圣经，和以斯拉用来教导那些自巴比伦被掳归来的人的律法，并非十分相近，那就未免是疑心太重了。" 新约圣经文献我们再一次有证据确信，我们手中的经文和新约各卷书刚写出来时最初的经文，没有任何实质上的差别。大学者霍尔特（F． J． A． Hort）指出，除了文法和拼字上不重要的差异之外，全部新约圣经读起来的差异之处，不到千分之一。新约是用希腊文写的，有六千份以上新约圣经（有的完整，有的只有部分）的稿本存留到今天。这些稿本写在不同的材料上，基督教时代开始时，最普通的书写材料是蒲草纸，它是用一种芦苇草制造的，有高度耐久性。在过去五百年来，有许多写在蒲草纸上的文献被发现，其中也有新约圣经稿本的断片。写希腊文稿本的第二种材料是羊皮纸。它是由绵羊或山羊皮用浮石磨光后而制成。它一直被沿用到中世纪，造纸术发明后才被取代。新约文献的日期显示出，它们是那些与基督同时代的人在世时写的。那时活着的人当中，仍有人记得耶稣说的话和作的事。保罗写的书信，有许多封比几卷福音书还要更早。有明显的证据可证明新约着作很早已经存在。和那些我们确信不疑的古代文献比起来，新约所有的资料就显得更丰富。布如司（Bruce）说，该撒的高卢战记只有九或十种较好的稿本，而最早的稿本是在该撒之后九百多年写的；修西提提斯的历史（History of Thucydides 约主前 460 至 400 年），是由八个稿本（其最早者约在主后 900 年），以及大约与基督教开始时同期的一些蒲草纸碎片流传下来的；希罗多德的历史（History of Herodotus 约主前 480 至 425 年）亦然。可是若有人因为现存稿本距最初稿本达一千三百余年，而批评及怀疑修西提提斯和希罗多德的真实性的话，没有一个古典学者会相信他们的。对照之下，新约圣经有两种属于第四世纪的很好的稿本。新约圣经各卷的蒲草纸断片甚至较之更早一至二百年。可能我们所有最早的资料，是那载有约翰福音十八章 31 至 33 并 37 节的蒲草纸抄本断片。它的日期约在主后 130 年左右。更多的证据有其它的来源显示新约圣经的真实性，这些来源是有些人参考或引用的新约圣经，他们包括基督教的敌友双方。在主后 90 年到 160 年间，教父的着作显示他们熟悉大部分新约圣经的书卷。最新的发现显示，显然瓦伦廷奴的诺斯底派（The Gnostic School of Valentinus）也熟悉大部分新约圣经。还有其它两种资料来源可以证实新约诸卷书的真实性。第一个来源是译本（versions），所谓译本就是由希腊文译成其它语言的稿本。这些译本中最重要的有三种：叙利亚译本、埃及或哥普特译本，和拉丁文译本。仔细地研究这些译本，你已经发现到这些译本所依据的希腊文原本的重要线索。最后，还有在教会公共崇拜中诵读的经课（lectionaries）可以作为证据。在二十世纪中叶之前，已经有一千八百种以上的这类经课被加以分类。这些经课包括有福音书、使徒行传，和书信。虽然它们的出现不早于第六世纪，可是它们所引用的可能是较早时期的稿本，且品质较高。虽则新约的抄写工作曾经历很多变更，但大部分是影响不大的，因为极精确的版本校勘学已使我们确知新约的真正经文。我们与其认同那杂志因着对圣经的 "错误"所引起的惊恐和怀疑，倒不如因世界出名的古抄本学者肯云爵士（Sir Frederic Kenyon）的结论而放心。他说： "那么，原作的日期和最早尚存的凭据之间的差距，实在渺小得可以忽略，而现在圣经的实质即原原本本地传到我们手上，把任何基本的怀疑都除去了。最终新约圣经的可靠性和各卷普遍的真实性都可以被视为确定了。" 正典的问题和我们现有的经文是不是可靠这个问题有密切关系的一个问题是： "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只是圣经内这几十卷书应该包括在圣经中，而其它的就不应该呢？"这是个关于正典（Canon）的问题，而新约和旧约所牵涉的问题不尽相同。更正教会接受的旧约圣经和犹太教、主耶稣，及使徒所接受的一样。罗马天主教自 1546 年天特会议（Council of Trent）以来，把旁经（Apocrypha）也包括在内。中、英文圣经的次序是按照七十士译本的，这和希伯来文圣经不一样，他们把圣经分成三部分：律法书（创世记至申命记），也称之为妥拉（Torah）或五经；先知书，包括前先知（约书亚、士师记、撒母耳记、列王记）和后先知（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及从何西阿，至玛拉基的十二小先知书）；和圣卷，即旧约正典中的其余各卷书。因为它们被公认为是神所默示、且是神藉人的言语所启示的真理，所以这些书被接受为权威。正如杨格（E. J. Young）所说： "当神的话被写下来，它自然就成为圣经，正因为它是神说的话，所以它有绝对的权威。由于它是神的话，因此它是正典。故决定一卷书是不是为正典，主要视乎它是不是神所默示的。因为旧约是神所默示的，所以它有权威，这和以色列人那方面的承认其权威是有所不同的。" 我们可以从摩西的工作看出这种发展，由他和以后先知所发布的律法，他们尊敬它们如同神自己的敕令，而后世的人也如此尊敬它们。实际上，律法是受到忽视了，可是以色列的宗教领袖仍然承认其权威。当约西亚听见律法书上的话，知道律法久已受忽略，他由于对这权威的肯定，所以才会那么震惊（列王纪下二十二 11）。当我们查看先知着作，可以明显看到，他们相信：他们说话时带着权威。 "耶和华如此说"和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通常是他们信息的序言。为什么他们接受这些着作的权威？我们不知道理由。不过，我们清楚知道它的确是被接受的。在新约时代，至少有些这类的着作，习惯上被称为圣灵的话。在基督教时代开始时，圣经（Scripture）一词是指一组确定的、神所默示的、其权威被完全承认的书。我们的主用这名词时就有这个意思，听众也能够完全了解他的意思，如他说 "经上的话（Scripture）是不能废的"（约翰福音十 35）。有趣的是，我们的主和法利赛人，并没有为旧约的权威发生过争论；法利赛人认为遗传与圣经具同等权威，争论才发生。主后 90 年的占尼亚会议（The Council of Jamnia）就非正式地讨论到正典的问题，到底会中有没有任何正式的或确切的决定，实在颇堪怀疑。这次讨论的中心似乎不在于应否把某些书列入正典中，而是应否把某些书自正典中剔除。无论如何，那些参加会议的人只是承认那些已被接受的书卷，而不是增加一些以前没有列在内的书卷。换句话说，他们只是承认而不是确立我们现有的旧约各卷书为正典。旁经我们必须注意，旁经从不为希伯来文正典所接受，也不被接受为早期犹太人或基督徒的圣经。我们研究犹太历史家约瑟夫（Josephus），和伟大的北非希坡主教奥古斯丁（Augustine）的着作, 便可以清楚究竟了。有趣的是，新约圣经的作者从来没有引用旁经。旁经诸书并不宣称自己是神的话，或是先知的作品。它们之间的内容和价值差异很大，有些书，例如玛加比一书（I Maccabees），可能是在主前 100 年写的，所以在历史背景方面是有价值的；其它诸书的特色是较重传说，所以价值较小。虽然起初这些书并未包括在七十士译本之内，但后来也被列在其中了；后来耶柔米 (Jerome）把它们加进拉丁武加大译本（The Latin Vulgate），然而，他也只接受希伯来文正典的诸书，不过，他认为其它的书卷只具有教会方面的价值。后来改教时期的天特会议，将旁经提高到正典的地位，这是和耶柔米的立场相冲突的。对于我们现在有的旧约圣经，我们的主就是那现有的 39 卷书的正典性的最终见证人。于新约诸卷书又怎样呢？和旧约圣经一样，这些书之所以成为正典，乃因它们是神所默示的，而不是因为任何团体投票赞成，它们才成为正典，不过新约正典之获得承认的历史是有趣的。新约中许多材料皆宣称拥有使徒的权威，保罗和彼得写信时，心中存有这种权威，彼得还特别指保罗的信是经书（彼得后书三 15 至 16）。犹大书（第 18 节）指出，彼得后书三章 3 节是出自使徒的话。最早的教父，如坡旅甲（Polycarp）、伊格那丢（Ignatius），和革利免（Clement），也提到新约圣经中几卷书的权威。第二世纪中叶，异端的强烈攻击，使正典的观念在基督徒思想中复兴，他们清楚界定何者有权威，何者没有权威。爱任纽（Irenaeus）和后来第三世纪的优西比乌（Eusebius）的着作，使我们对此更加清楚。据我们所知，正典是在第四世纪被最后确定的。在东方，主后 367 年亚他那修（Athanasius）的一封信，把作为宗教教育唯一来源的正典，和其他基督徒可以阅读的书分别出来。在西方，主后 397 年的迦太基（Carthage）会议才确定正典。在这期间，普遍来说，有三种标准被应用来测定某种文献，看它是不是真正为使徒见证的信息或话语的记录：第一、它是否为使徒所着？马可和路加福音，虽不完全符合此标准，但由于他们与使徒关系之密切，故被接受；第二、教会的应用 -- 该书是不是为某一重要教会，或多数教会认可；第三、符合教义标准。这些资料很有用，而且十分有趣。但在最后分析这些资料及圣经是不是神所默示的问题时，正典地位就成为圣灵在神的子民心里作见证的一个问题了。在变幻不定的时日里，圣经确是我们立足的磐石！主说： "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路加福音二十一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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