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学家甘扬博士（Sir Frederic Kenyon）在其名著《我们的圣经和古抄本》1948年版中，说道：“诚然我们不可能找到比所知的马索礼经卷更早的希伯来抄本。我们仅能从最早的译本来研究…”（Pfeifter引用，《死海古卷与圣经），第107页） 正当他的书在印制时，一九四七年有了新发现，使得将来再不可能有人，像甘扬一样随意断言。此时，学者们只有巴比伦的泥版和埃及的纸草，帮助他们了解圣经的背景，因为当时还不知有古老的旧约抄本存留下来。 然而，在死海西北角的洞穴中，发现一些经卷，使得情势大大改观。这些经卷比我们目前所拥有的旧约抄本还要早一千年。 这项发现，令人雀跃不已。世界首屈一指的考古学家奥伯来博士（W.F.Albright），在写给参与此事的查伟（John Trever）一封信中说道：“我衷心恭贺本世纪最伟大的经卷发现！我相信这些经卷要比纳西纸草古卷（Nash papyrus，包括旧约很少的一部分，时间约为公元前二世纪到公元第一世纪）更为古老…我估计它的年代约在公元前一百年左右… “多么令人难以置信的一项发现！更值得庆幸的，是这份抄本的真实性，世人丝毫不必怀疑。” 在这些经卷发现前，最早的旧约希伯来文完整的抄本，是巴比伦帕测巴力拿版本（codex Baby1onicus PetrOpalitanus），公元1008年抄成，此时离旧约完成后，已有一千四百多年。死海古卷将两者的差距缩短了一千年，且要让世人瞧瞧，经文抄写得是否正确。答案当然是肯定的。 死海古卷证实犹太人在抄写圣经这件事上，的确是非常忠实。他们对圣经的尊敬，可由第一世纪犹太历史家约瑟弗的一段话总括之：“我们已提出证据，证明我们对圣经的崇敬。虽然现在经过了这么多年，但没有人敢任意增添、删减，或更动一个音节；每个犹太人与生俱来均把圣经看作是神的命令，终生奉行，必要时乐意为之而死。 “许许多多的见证摆在眼前，众囚犯宁愿忍受拷打，和竞技场中各种的酷刑死法，也不愿说出违背律法和圣经的一个字。”（《约瑟弗驳亚屏）由威斯顿译，第179至180页） 约瑟弗提到的态度，从死海古卷和马索礼经卷两者比较中，得到证实，而马索礼经卷即是我们希伯来圣经的依据。在发现的残卷中，除了以斯帖记外，包括了旧约各卷的完整或部分经卷。经过一千年的抄写，经文的差异，微乎其微。因此，没有人能以死海古卷，来怀疑圣经的可靠。 裴华（Cbaries Pfeifter）如此说：“要注意的是，虽然研究昆兰古卷（昆兰是发现死海古卷的主要地方），并不能完全驳倒高等批判对圣经所持的否定看法，但昆兰古卷也没有提出什么证据，要对圣经著作来源的传统观点，作任何修正。从昆兰找到的旧约书卷，即是我们现有的圣经。轻微的经文差异，是所有靠手抄来增加份数的文件，都会发生的，但基本上，圣经的经文是可靠的。”（裴华《死海古卷与圣经）第114页） 所以，死海古卷的发现，只支持以保守的态度，来批判旧约，正如有些学者拥护研究旧约各卷的可靠性一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