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宗教传到中国，最新数据显示，可能在东汉元和三年（公元86年）。唐贞观九年（公元635年），是公认景教传到中国的时期，景教主教阿罗本（Alopen）连同他的教士，到达长安，受到上宾似的接待，并在翻经书殿（Imperial Library）中把圣经译成中文。到了明朝，天主教方济会教士若望开始将诗篇及新约全书译成鞑靼语，是最早中国天主教圣经译本，可惜未见流传。以后，天主教利玛窦、基督教马礼逊，及后来的西方传教士，不论个人、或团体（委员会）为了广传福音，都相继翻译圣经。
翻译圣经者的背景、宗派、社会环境、生活习惯、重点（注重原文或口语）各不相同，难免有所差异。我手边经常参考的圣经：
天主教的就有：一、天主教思高圣经学会译释的福音袖珍本（1960）；二、萧静山译的新经全集（1964）；三、南京天主教国际圣经学会，王凌、曹雪等五人编译的牧灵圣经（1998）。
基督教的有：一、文理串珠新旧约全集（1920）；二、官话和合本新旧约全集（1919）；三、萧铁笛译新约（1967）；四、吕振中译旧新约圣经（1970）；五、意译本新约（1974）；六、现代中文译本（1976）；七、李常受主译恢复本新约（1992）；八、现代客语译本（2002）。
以上这些译本，姑且不论教义和内容。单单专用词、人名、地名的差异就很大，因为有音译，也有义译。比如：上主、天主、上帝、神、雅威～耶和华、圣神～圣灵等，厄娃～夏娃、若瑟～约瑟、梅瑟～摩西、达味～戴维等，默西亚～弥赛亚、玛窦～马太、马谷～马可、若望～约翰、伯铎～彼得、保禄～保罗、白冷～伯力恒等。也有一些相同的，如：亚当、路加、犹太、耶路撒冷、福音、永生、见证等。不过，令我稀奇的是，除景教把耶稣译为：序数、翳数，弥赛亚译为弥（迷）师诃、迷施诃外，其它不论天主教和基督教圣经，都把“圣子”译为：主、耶稣、基督。
翻译圣经的人，不论中外，对中国传教工作有非常的负担：并非为牟利或介绍西方著作，而是为了爱中国人，这一点是肯定的。他们对圣经原文，即希伯来文、希腊文、亚兰文、拉丁文、英文、法文、中文（华语、国语、普通话、方言）都有深入的研究，真是不容易。
把“圣子”译成主耶稣基督，一定有道理，因照中文字面，不但意义深刻，而且优美，切富福音性。“主”，犹太人为了尊敬，不肯也不敢轻易直呼神的名字，以“主”代替；主，是仆人的相对词，君主时代称皇帝为主子，表示有主权，另外有主宰、主管、主导等甚合圣经。
“基督”是希伯来文默西亚～弥赛亚，原意是傅油、抹油、受膏，翻成希腊文是基督；照犹太人律法，以傅油或膏抹的仪式为司祭～代百姓献祭，与主沟通，先知～主的代言人，君王～统治者抹油。表示认同他们的职位，祝圣他们的权柄。
中文的“基”有基础、基要、基本、基准等义，“督”有督察、管理、责备、主管（像监督、督学）等义，所以基督两字合在一起，甚合默西亚的意思。
“耶稣”就更妙了，因耶稣是音译，不能分开，分开了就失去救主的原义。当初译经者必定用了不少时间心思研究，才从中文挑出来音、义并重的两个字“耶稣”。
“耶”除表疑问的语助词外，也同爷，爷不只指父亲的父亲，也有尊敬、敬畏的意思，像老爷子，官老爷，也指生命的源头：宇宙万物的创造者、无所不知、伸冤者，也就是民间俗话对神的称呼“天老爷”、“老天爷”，圣经用耶不用爷，不但为了区别民间信仰，也免得误为爷爷而已。
“稣”这个字除了用在“圣子”为人名字外，现今已经很少用了，而稣这个字同苏，有更生、醒悟，从死里复活的意思。
因此，照中文字面，“耶稣”可以解释为：宇宙的创造者、生命的源头、人类的先祖、从死里复活者。
可惜今天许多人只重音译，而忽略了中文字面，事实上，主耶稣基督也有其优美的福音性。至于有人解释“耶”是两只耳朵：一听天主的话，一听人的祷告，“稣”有鱼和禾，指五饼二鱼供五千人吃饱，就有些牵强附会了。
最后，我有个奇想，将来会不会有一天，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圣经学者，一同坐下来翻译一本，适合天主教也适合基督教共享的圣经，就像圣经公会曾经得到天主教同意，印行了天主教版本的圣经，我期待有生之年，能看到这本圣经的出版，因为我们到底都是从一本圣经得了启示，认识了三位一体的主，成为主的儿女。
注：参阅中文圣经新译会出版的中文圣经翻译小史：一九八六年七月初版。
丰富的真道-- 简介中文圣经译本
慕贤思
最多人读的一本圣经
于世界上运用中文的人口比例众多，阅读和使用中文圣经的人，数目相对庞大。中文圣经，很有可能是世界上发行量最多的圣经之一。
今日在中国、香港、台湾乃至欧美各地华人的信徒中，最普及的中文圣经，可说是《和合本》。在一般教会崇拜中，或信徒灵修、背诵金句时，大部份都运用《和合本》圣经。但不少初信主的信徒，或接触基督教不久的朋友，都会感到这本中文圣经很不好懂！而有时我们向一些亲友传福音，鼓励他们尝试阅读圣经，就会听到一些回应说看不明白。
五四运动同龄作品
这情况实在一点不稀奇。试想想，如果今日有人把严复先生近百年前的译作《天演论》摆在你面前，你能像读今天的报纸一样容易明白吸收吗？大概是不可能了。今日我们手上有的《和合本》圣经，情况也相似。原来，《和合本》圣经是与五四运动同龄的，当我们纪念五四运动八十二周年时，就会想到《和合本》圣经原来也已面世八十二年了！
其实，1919年《和合本》圣经面世时，中国才开始白话文运动，胡适还引用《和合本》圣经作为范例，向人推介白话文。在当时，《和合本》圣经实在是一本走在时代尖端的作品，也是中国翻译史上一项非凡的成就！为什么当白话文运动还没有展开，中国人就已经有幸读到一本译成白话文的圣经呢？
早期的文言圣经
这就必须重温一下中文圣经译本的历史了（注一）。马礼逊从1807年来华，就开始将圣经译为近代中文，第一卷使徒行传于1810年译成。他在1819年把全部新旧约圣经译出，1823年出版，名为《神圣天书》（注二）。后来，来华的宣教士增加了，也分别翻译或修订了不同的中文译本圣经，例如《新诎遗书》、《委办译本》等，后者文笔流畅，对中国读书人很具吸引力。这时期的圣经，都是用文言翻译的。
到满清末期，由于对外开放，中国的语言文字已产生了一定变化，一般写作已趋向使用较通俗的浅文言，于是有西教士便开始用浅文言翻译圣经，例如杨格非的《新约浅文理译本》、施约瑟的《施约瑟浅文理译本》（注三）等。
官话圣经的出现
官话（今日称国语或普通话）是清末中国朝廷及各地官员使用的语言，也是中国全境日常使用的语言。为了切合广大群众的需要，宣教士便尝试用这种普及的语言来翻译圣经。
参与翻译官话圣经的，多半是曾翻译一些文言译本的宣教士；他们合力把一些文言译本重新修订，其中有麦思都、施敦力把《委办译本》的新约全书改写成官话，于1857年出版。后来，由五位北京及华北地区的英、美宣教士 -- 都是当时著名的汉学家，根据麦思都、施敦力的官话新约，合作译成《北京官话新约全书》，并再由其中一位成员施约瑟（S.I.J.Schereschewsky）-- 就是《施约瑟浅文理译本》的译者译出旧约，至1878年与新约一同出版。这是和合本面世以前，华北各省流传最广的圣经。
不过，由于苏格兰圣经公会认为《北京官话新约全书》带有北方口语，不易成为全国性读物，遂邀请杨格非另译一部适合南方人阅读的圣经，于是杨格非把他的《新约浅文理译本》改写成官话文体，1889年由苏格兰圣经公会出版。
《官话和合译本》
由马礼逊的《神圣天书》出版至十九世纪末这六、七十年间，中国南北各省通行的中文译本圣经已有十多种；连地方语言计算在内，更有三十多种，这并非是一个健康的现象。因此，1890年欧美各差会代表在上海举行大会，通过要进行《和合译本》的翻译，务求让未来的中国教会能拥有一本划一和标准的圣经。
参与此项工作的，共有七位西教士，但1906年完成新约时，一人已去世，另一人退休。馀下五人分别是狄考文（ C.W.Mateer）、富善（ C.Goodrich）、欧文（G.Owen ）、鲍康宁（F.W.Baller）和鹿依士（ S.Lewis）。但到1919年二月《官话和合译本》（后改名为《国语和合译本》）正式出版时，就只剩下富善牧师一人仍健在，能亲眼目睹这译本面世！
除这群西教士外，还有不少协助其出版工作的中国同工，他们的努力实有延绵久远的价值。这译本面世不到十年，销售量已超过了其它所有中文译本圣经。而往后数十年，由于中国经历了种种翻天覆地的战争、动乱，社会急剧变化，教会已无法顾及译经这种需要庞大资源和人才协调的工作了。神仿佛早已预见这一切，为中国教会预备了一本统一的圣经，让战火浮生下颠沛流离的中国人，能看见生命的真光！
《国语和合译本》后
不过，仍然有一些个别的有心人士，为求能在更信、更达或更雅方面，有更突出的水准而致力译经。例如曾协助狄考文的王宣忱，本身也是一位中英文造诣甚深，且懂圣经原文的中国学者，他在1933年独力译出一本《新约全书》，由青岛中华基督教会出版，是第一本由华人自己译出的中文圣经。
后来又有朱宝惠与美籍宣教士赛兆祥（A.Sydenstrike）合译的《重译新旧约全书》，在1939年出版。郑寿麟与陆亨理（H.Ruck）宣教士合译的《国语新旧约译本》，新约附诗篇合订本1958年在香港出版。萧铁笛1959年开始翻译，在赵世光牧师协助下完成《新译新约全书》，1967年由香港灵粮出版社发行。吕振中则于1940年开始在北京译经，以希腊文版本圣经为根据，在1952年完成新约，又经十多年努力，至七十年代才完成旧约。
现代语文中译本
《现代中文译本》是Today's English Version Bible的中译本，七十年代由香港和台湾两地圣经公会，联同联合圣经公会的学者译成的。翻译过程中特别着重“意义相符、效果相等”（Dynamic Equivalence）的原则，着重意义而非字义的翻译，在1979年面世，刚好是和合本完成的六十周年。
另一本现代语文的中译本是《当代圣经》，乃以美国神学家戴肯尼博士（Dr.Kenneth Taylor）出版的Living Bible为蓝本而翻译的中文圣经。戴肯尼博士在其家庭崇拜中诵读《英皇钦订本》圣经（King James Version）时，孩子都不了解经文的意思，他遂刻意把经文白话化，得到热烈反应。后来他致力用浅白的文字改译圣经，使它可作为传福音及栽培初信者的优良媒介。中文《当代圣经》也在1979年面世。
《中文圣经新译本》则是七十年代开始，乐可门基金会（Lockman foundation）推动及资助，由一群华人的圣经学者根据原文圣经译成的译本，在九十年代中完成新旧约，由香港天道书楼出版。其特色是力求忠于原文，文句和格式结构，都保持与原文一致，但亦力求符合现代语体文的习惯，切合时代需要。虽然这译本在文法结构上会受到原文一些束缚，读来不及《现代中文译本》或《当代圣经》流畅，但对传道人释经或信徒明白经义方面，则提供较确切贴近的信息。
多元化的圣经
一口气对中文圣经译本的源流作了简介，我们就可知道，今天能读到自己语言的圣经，是很多前辈神仆努力的成果。虽然时至今日，中文圣经仍有很多地方可译得更好（注四），但我们今日既有的译本，已足以使我们“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了。不过为更深刻了解经文的原意，或为让初信者、慕道者更明白经文的信息，我们何不多买一两个译本来读，或给未信、初信主的亲朋好友送上一本《现代中文译本》或《当代圣经》呢？我们甚至可考虑每年用不同的译本来灵修。能看英文的读者，亦可选择用英文圣经译本研读某一书卷。
事实上，在今天多媒体流行的年代，我们还可以购买一些“听得到”、“看得见”的圣经--圣经录音带和电影光盘，前者国语、粤语、英语都有，后者暂时有英文New Internation Version Bible的马太福音及使徒行传（逐句经文配合录像画面）。吃早餐或开车上班时播一段诗篇，可帮助我们从早晨开始得力。也有电影版圣经，孩子放假在家，除了看卡通片也可看到一位亲切、常带笑容、与人接近的耶稣。笔者试过在病倒情绪极低时，看了电影版马太福音及使徒行传，得着很大复兴。无论用什么方法，总意是要“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
注释
注一：资料取材自《圣经新辞典》，“中文圣经译本”条目，（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天道书楼，1993），页249至253。另参考赵维本：《译经溯源》，（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1993）。
注二：由于满清政府的禁制，《神圣天书》于1823年在马六甲印刷出版。
注三：《施约瑟浅文理译本》因译者施约瑟主教后来中暑瘫痪了，只译成旧约；而且这部份也是他在休养期间，用两只手指打字，逐字以罗马拼音译出，后来再把译稿写成中文；因此他本人戏称这本圣经是“两指版”。
注四：在九十年代中期，“香港国际圣经协会”已开始了另一译本：《现代汉语译本》（暂名）的翻译工作，务求为下一世纪的华语世界译出一部更能忠于原文、亦力求畅达的华文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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