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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圣经译本流源

时间:2007-12-17  来源:  作者: 点击:

基督宗教传到中国,最新数据显示,可能在东汉元和三年(公元86年)。唐贞观九年(公元635年),是公认景教传到中国的时期,景教主教阿罗本(Alopen)连同他的教士,到达长安,受到上宾似的接待,并在翻经书殿(Imperial Library)中把圣经译成中文。到了明朝,天主教方济会教士若望开始将诗篇及新约全书译成鞑靼语,是最早中国天主教圣经译本,可惜未见流传。以后,天主教利玛窦、基督教马礼逊,及后来的西方传教士,不论个人、或团体(委员会)为了广传福音,都相继翻译圣经。
  翻译圣经者的背景、宗派、社会环境、生活习惯、重点(注重原文或口语)各不相同,难免有所差异。我手边经常参考的圣经:
  天主教的就有:一、天主教思高圣经学会译释的福音袖珍本(1960);二、萧静山译的新经全集(1964);三、南京天主教国际圣经学会,王凌、曹雪等五人编译的牧灵圣经(1998)。
  基督教的有:一、文理串珠新旧约全集(1920);二、官话和合本新旧约全集(1919);三、萧铁笛译新约(1967);四、吕振中译旧新约圣经(1970);五、意译本新约(1974);六、现代中文译本(1976);七、李常受主译恢复本新约(1992);八、现代客语译本(2002)。
  以上这些译本,姑且不论教义和内容。单单专用词、人名、地名的差异就很大,因为有音译,也有义译。比如:上主、天主、上帝、神、雅威~耶和华、圣神~圣灵等,厄娃~夏娃、若瑟~约瑟、梅瑟~摩西、达味~戴维等,默西亚~弥赛亚、玛窦~马太、马谷~马可、若望~约翰、伯铎~彼得、保禄~保罗、白冷~伯力恒等。也有一些相同的,如:亚当、路加、犹太、耶路撒冷、福音、永生、见证等。不过,令我稀奇的是,除景教把耶稣译为:序数、翳数,弥赛亚译为弥(迷)师诃、迷施诃外,其它不论天主教和基督教圣经,都把“圣子”译为:主、耶稣、基督。
  翻译圣经的人,不论中外,对中国传教工作有非常的负担:并非为牟利或介绍西方著作,而是为了爱中国人,这一点是肯定的。他们对圣经原文,即希伯来文、希腊文、亚兰文、拉丁文、英文、法文、中文(华语、国语、普通话、方言)都有深入的研究,真是不容易。
  把“圣子”译成主耶稣基督,一定有道理,因照中文字面,不但意义深刻,而且优美,切富福音性。“主”,犹太人为了尊敬,不肯也不敢轻易直呼神的名字,以“主”代替;主,是仆人的相对词,君主时代称皇帝为主子,表示有主权,另外有主宰、主管、主导等甚合圣经。
  “基督”是希伯来文默西亚~弥赛亚,原意是傅油、抹油、受膏,翻成希腊文是基督;照犹太人律法,以傅油或膏抹的仪式为司祭~代百姓献祭,与主沟通,先知~主的代言人,君王~统治者抹油。表示认同他们的职位,祝圣他们的权柄。
  中文的“基”有基础、基要、基本、基准等义,“督”有督察、管理、责备、主管(像监督、督学)等义,所以基督两字合在一起,甚合默西亚的意思。
  “耶稣”就更妙了,因耶稣是音译,不能分开,分开了就失去救主的原义。当初译经者必定用了不少时间心思研究,才从中文挑出来音、义并重的两个字“耶稣”。
  “耶”除表疑问的语助词外,也同爷,爷不只指父亲的父亲,也有尊敬、敬畏的意思,像老爷子,官老爷,也指生命的源头:宇宙万物的创造者、无所不知、伸冤者,也就是民间俗话对神的称呼“天老爷”、“老天爷”,圣经用耶不用爷,不但为了区别民间信仰,也免得误为爷爷而已。
  “稣”这个字除了用在“圣子”为人名字外,现今已经很少用了,而稣这个字同苏,有更生、醒悟,从死里复活的意思。
  因此,照中文字面,“耶稣”可以解释为:宇宙的创造者、生命的源头、人类的先祖、从死里复活者。
  可惜今天许多人只重音译,而忽略了中文字面,事实上,主耶稣基督也有其优美的福音性。至于有人解释“耶”是两只耳朵:一听天主的话,一听人的祷告,“稣”有鱼和禾,指五饼二鱼供五千人吃饱,就有些牵强附会了。
  最后,我有个奇想,将来会不会有一天,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圣经学者,一同坐下来翻译一本,适合天主教也适合基督教共享的圣经,就像圣经公会曾经得到天主教同意,印行了天主教版本的圣经,我期待有生之年,能看到这本圣经的出版,因为我们到底都是从一本圣经得了启示,认识了三位一体的主,成为主的儿女。
  注:参阅中文圣经新译会出版的中文圣经翻译小史:一九八六年七月初版。
  丰富的真道-- 简介中文圣经译本
  慕贤思
  最多人读的一本圣经
  于世界上运用中文的人口比例众多,阅读和使用中文圣经的人,数目相对庞大。中文圣经,很有可能是世界上发行量最多的圣经之一。
  今日在中国、香港、台湾乃至欧美各地华人的信徒中,最普及的中文圣经,可说是《和合本》。在一般教会崇拜中,或信徒灵修、背诵金句时,大部份都运用《和合本》圣经。但不少初信主的信徒,或接触基督教不久的朋友,都会感到这本中文圣经很不好懂!而有时我们向一些亲友传福音,鼓励他们尝试阅读圣经,就会听到一些回应说看不明白。
  五四运动同龄作品
  这情况实在一点不稀奇。试想想,如果今日有人把严复先生近百年前的译作《天演论》摆在你面前,你能像读今天的报纸一样容易明白吸收吗?大概是不可能了。今日我们手上有的《和合本》圣经,情况也相似。原来,《和合本》圣经是与五四运动同龄的,当我们纪念五四运动八十二周年时,就会想到《和合本》圣经原来也已面世八十二年了!
  其实,1919年《和合本》圣经面世时,中国才开始白话文运动,胡适还引用《和合本》圣经作为范例,向人推介白话文。在当时,《和合本》圣经实在是一本走在时代尖端的作品,也是中国翻译史上一项非凡的成就!为什么当白话文运动还没有展开,中国人就已经有幸读到一本译成白话文的圣经呢?
  早期的文言圣经
  这就必须重温一下中文圣经译本的历史了(注一)。马礼逊从1807年来华,就开始将圣经译为近代中文,第一卷使徒行传于1810年译成。他在1819年把全部新旧约圣经译出,1823年出版,名为《神圣天书》(注二)。后来,来华的宣教士增加了,也分别翻译或修订了不同的中文译本圣经,例如《新诎遗书》、《委办译本》等,后者文笔流畅,对中国读书人很具吸引力。这时期的圣经,都是用文言翻译的。
  到满清末期,由于对外开放,中国的语言文字已产生了一定变化,一般写作已趋向使用较通俗的浅文言,于是有西教士便开始用浅文言翻译圣经,例如杨格非的《新约浅文理译本》、施约瑟的《施约瑟浅文理译本》(注三)等。
  官话圣经的出现
  官话(今日称国语或普通话)是清末中国朝廷及各地官员使用的语言,也是中国全境日常使用的语言。为了切合广大群众的需要,宣教士便尝试用这种普及的语言来翻译圣经。
  参与翻译官话圣经的,多半是曾翻译一些文言译本的宣教士;他们合力把一些文言译本重新修订,其中有麦思都、施敦力把《委办译本》的新约全书改写成官话,于1857年出版。后来,由五位北京及华北地区的英、美宣教士 -- 都是当时著名的汉学家,根据麦思都、施敦力的官话新约,合作译成《北京官话新约全书》,并再由其中一位成员施约瑟(S.I.J.Schereschewsky-- 就是《施约瑟浅文理译本》的译者译出旧约,至1878年与新约一同出版。这是和合本面世以前,华北各省流传最广的圣经。
  不过,由于苏格兰圣经公会认为《北京官话新约全书》带有北方口语,不易成为全国性读物,遂邀请杨格非另译一部适合南方人阅读的圣经,于是杨格非把他的《新约浅文理译本》改写成官话文体,1889年由苏格兰圣经公会出版。
  《官话和合译本》
  由马礼逊的《神圣天书》出版至十九世纪末这六、七十年间,中国南北各省通行的中文译本圣经已有十多种;连地方语言计算在内,更有三十多种,这并非是一个健康的现象。因此,1890年欧美各差会代表在上海举行大会,通过要进行《和合译本》的翻译,务求让未来的中国教会能拥有一本划一和标准的圣经。
  参与此项工作的,共有七位西教士,但1906年完成新约时,一人已去世,另一人退休。馀下五人分别是狄考文( C.W.Mateer)、富善( C.Goodrich)、欧文(G.Owen )、鲍康宁(F.W.Baller)和鹿依士( S.Lewis)。但到1919年二月《官话和合译本》(后改名为《国语和合译本》)正式出版时,就只剩下富善牧师一人仍健在,能亲眼目睹这译本面世!
  除这群西教士外,还有不少协助其出版工作的中国同工,他们的努力实有延绵久远的价值。这译本面世不到十年,销售量已超过了其它所有中文译本圣经。而往后数十年,由于中国经历了种种翻天覆地的战争、动乱,社会急剧变化,教会已无法顾及译经这种需要庞大资源和人才协调的工作了。神仿佛早已预见这一切,为中国教会预备了一本统一的圣经,让战火浮生下颠沛流离的中国人,能看见生命的真光!
  《国语和合译本》后
  不过,仍然有一些个别的有心人士,为求能在更信、更达或更雅方面,有更突出的水准而致力译经。例如曾协助狄考文的王宣忱,本身也是一位中英文造诣甚深,且懂圣经原文的中国学者,他在1933年独力译出一本《新约全书》,由青岛中华基督教会出版,是第一本由华人自己译出的中文圣经。
  后来又有朱宝惠与美籍宣教士赛兆祥(A.Sydenstrike)合译的《重译新旧约全书》,在1939年出版。郑寿麟与陆亨理(H.Ruck)宣教士合译的《国语新旧约译本》,新约附诗篇合订本1958年在香港出版。萧铁笛1959年开始翻译,在赵世光牧师协助下完成《新译新约全书》,1967年由香港灵粮出版社发行。吕振中则于1940年开始在北京译经,以希腊文版本圣经为根据,在1952年完成新约,又经十多年努力,至七十年代才完成旧约。
  现代语文中译本
  《现代中文译本》是Today's English Version Bible的中译本,七十年代由香港和台湾两地圣经公会,联同联合圣经公会的学者译成的。翻译过程中特别着重“意义相符、效果相等”(Dynamic Equivalence)的原则,着重意义而非字义的翻译,在1979年面世,刚好是和合本完成的六十周年。
  另一本现代语文的中译本是《当代圣经》,乃以美国神学家戴肯尼博士(Dr.Kenneth Taylor)出版的Living Bible为蓝本而翻译的中文圣经。戴肯尼博士在其家庭崇拜中诵读《英皇钦订本》圣经(King James Version)时,孩子都不了解经文的意思,他遂刻意把经文白话化,得到热烈反应。后来他致力用浅白的文字改译圣经,使它可作为传福音及栽培初信者的优良媒介。中文《当代圣经》也在1979年面世。
  《中文圣经新译本》则是七十年代开始,乐可门基金会(Lockman foundation)推动及资助,由一群华人的圣经学者根据原文圣经译成的译本,在九十年代中完成新旧约,由香港天道书楼出版。其特色是力求忠于原文,文句和格式结构,都保持与原文一致,但亦力求符合现代语体文的习惯,切合时代需要。虽然这译本在文法结构上会受到原文一些束缚,读来不及《现代中文译本》或《当代圣经》流畅,但对传道人释经或信徒明白经义方面,则提供较确切贴近的信息。
  多元化的圣经
  一口气对中文圣经译本的源流作了简介,我们就可知道,今天能读到自己语言的圣经,是很多前辈神仆努力的成果。虽然时至今日,中文圣经仍有很多地方可译得更好(注四),但我们今日既有的译本,已足以使我们“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了。不过为更深刻了解经文的原意,或为让初信者、慕道者更明白经文的信息,我们何不多买一两个译本来读,或给未信、初信主的亲朋好友送上一本《现代中文译本》或《当代圣经》呢?我们甚至可考虑每年用不同的译本来灵修。能看英文的读者,亦可选择用英文圣经译本研读某一书卷。
  事实上,在今天多媒体流行的年代,我们还可以购买一些“听得到”、“看得见”的圣经--圣经录音带和电影光盘,前者国语、粤语、英语都有,后者暂时有英文New Internation Version Bible的马太福音及使徒行传(逐句经文配合录像画面)。吃早餐或开车上班时播一段诗篇,可帮助我们从早晨开始得力。也有电影版圣经,孩子放假在家,除了看卡通片也可看到一位亲切、常带笑容、与人接近的耶稣。笔者试过在病倒情绪极低时,看了电影版马太福音及使徒行传,得着很大复兴。无论用什么方法,总意是要“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
  注释
  注一:资料取材自《圣经新辞典》,“中文圣经译本”条目,(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天道书楼,1993),页249253。另参考赵维本:《译经溯源》,(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1993)。
  注二:由于满清政府的禁制,《神圣天书》于1823年在马六甲印刷出版。
  注三:《施约瑟浅文理译本》因译者施约瑟主教后来中暑瘫痪了,只译成旧约;而且这部份也是他在休养期间,用两只手指打字,逐字以罗马拼音译出,后来再把译稿写成中文;因此他本人戏称这本圣经是“两指版”。
  注四:在九十年代中期,“香港国际圣经协会”已开始了另一译本:《现代汉语译本》(暂名)的翻译工作,务求为下一世纪的华语世界译出一部更能忠于原文、亦力求畅达的华文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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