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公教的圣经翻译要比新教晚。一九零七年上海出版了李问渔的《新经释义》。一九一四年萧静山翻译《新经全集》，一九二二年在献县出版。该经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台湾再版。一九四九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马相伯于一九三七年翻译的《救世福音》。一九四九年，吴经熊译述，罗光集注的《新经全集》出版。
思高圣经学会、思高版圣经及其它
历史有很多巧合，也有很多联系。一三二八年，第一位翻译圣经的方济各会士孟高维诺在北京逝世。时隔五百七十九年后的一九零七年，雷永明出生。日后他也加入了方济各会，并受孟高维诺的影响“?定到中国翻译圣经”，并最终完成了孟高维诺未竟的事业。一九六八年圣诞，中华教会划时代的思高版《圣经》在香港面世！这是雷永明神父带领一批方济各会同道历经二十多年的不懈奋斗，从圣经原文陆续将新旧约圣经分册翻译出版，最后合订出版的一部现代权威中文圣经版本。
思高版圣经的翻译原则是一律依据原文；某些情?下也参考古译本；参考多种各国语言译本，观察他们如何以近代语言表达经义；对原文章节不变动；翻译时尽力保存原文的语风及语气，并以“信”为主，“达”为次，“雅”则不及前两者重要；经内人名地名皆依原文音译；保留一些惯用名词，保持教会常用词汇统一。在语文上提出：
“法律部分要严肃简要，史书要变化生动，箴言要敏锐精辟，诗歌书要柔和热烈，谏文要忧郁凄怆，颂赞要庄重神圣，训诲要侃侃详谈，谆谆善诱”的翻译原则。
思高版圣经的出版为中华公教来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房志荣神父认为思高版圣经“给中国的贡献是无法估计的，不但所有的礼仪书都以思高版圣经为蓝本，就是神学院或其它教学中心的圣经课，也以思高版圣经为出发点而从事圣经注释。”
圣经在今日中国的翻译和印刷
“二十七年前，邓小平先生告诉卡特先生‘在中国，Freedom of Worship, O.K., Bible, O.K., Foreign Missionary, No。’”这是国家宗教事务局叶小文局长二零零六年五月十九日在亚特兰大市一?“中国教会圣经事工展”上透露的中美两国领导人之间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细节。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八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应美国前总统卡特的邀请访美。访问期开，邓小平和卡特多次会晤。在谈到宗教问题的时候，这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调，中国教会可以拥有圣经。
一九八零年，中国天主教和中国基督新教分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发表“告全国神长教友书”和“告全国主内弟兄姊妹书”。重印圣经成了中国教会的新任务。
八十年代填补空白、承前启后的《新经全集》
一九八零年十一月，中国天主教“两会一团”驻会负责人办公会议?定印刷原献县版《新经全集》。该新经为萧静山神父以北方白话翻译，深受各地神长教友的欢迎。一九八一年八月十五日，中国天主教教务委员会印刷《新经全集》四万册。之后陆续三次再版印行二十四万册，总计印刷二十八万册。该版“引言”说明了印行新经全集的重要性“为了满足全国神长教友及时恭聆耶稣基督圣训的要求，我会现将原献县教区的《新经全集》（第五版），再版发行。”对于那些从十年动乱中，劫后余生的广大神长教友来说，《新经全集》当时满足了神长教友的需要。之后，《新经全集》也为内地陆续开办的神学院教学工作提供了帮助。一九八十年代的青年学生教友大都读过《新经全集》。
上海耶路撒冷圣经译本《新约全集》
一九八三年金鲁贤主教在上海开始翻译耶路撒冷圣经译本（The New Jerusalem Bible）新约部分。上海光启社的卢树馨老师曾经协助金主教，也参与了部分翻译校对工作。经过三年的艰辛翻译，一九八六年上海教区出版了《新经》上（四福音）。之后陆续出版了《宗徒大事录》、《宗徒大事录》注释本、《保禄书信》、《给全体教友的信与启示录》等单印本。一九九四年《新约全集》合订本及其注释本分别正式在沪付梓。
耶路撒冷圣经译本是由耶路撒冷圣经学院出版的圣经译本。近年来，该学院从希伯来文、阿拉美文及希腊文等不同文种对圣经原文作了大量科学的考证和勘误工作，被公认是当代最佳的圣经译本。（《新经》上，前言）为保证新约全书翻译的准确性，从一九九五年开始，金鲁贤主教再次全身心地投入了译本的修订和翻译工作中。首先，金主教在新耶路撒冷圣经译本基础上，又参照了希伯来版本和希腊版本重新修订了以前所翻译的新约。然后，金主教又参照美国礼仪出版社的《新经注释系列丛书》（Sacra Pagina Series）重新翻译了有注释的《新约全集》。在经过金鲁贤主教多次修订和反复润色后，耶路撒冷译本新经得到进一步提高和完善，向信、达、雅方面更迈进了一大步。二零零四年重译修订后的《新约全集》注释本正式出版。这样从一九八六年到二零零四年，上海教区共出版印刷新约各类经书五十九万八千九百册。 翻译圣经是一项艰苦的工作，如果有一批来自国内不同地区、有资历的学者和圣经学者和圣经学专家组成一个翻译梯队，协助将该译本的《旧约》翻译成中文，并集体修订一次《新经全集》，合订出版耶路撒冷译本《圣经》，那么新版本必为中华教会益莫大焉！更会有益地方教会的牧灵福传事业。
思高版《圣经》在中国内地的印行
继一九八一年献县版《新经全集》在北京印行后，一九九零年四月十五日耶稣升天瞻礼，中国天主教教务委员会将思高版《古经》印刷五万册。虽然新旧约是两个版本，但毕竟中国天主教拥有了一套暂时拼合的新旧约《圣经》，并为当时的修院教学和地方教会的牧灵福传解?了燃眉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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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三年八月十五日圣母升天瞻礼，时任中国天主教主教团团长的宗怀德主教在全国修院圣堂将第一本思高版《圣经》隆重地奉献给了中华圣母。当时宗德德主教和负责印刷工作的神长教友都流下了激动与感恩的泪水。这是一九九二年中国天主教教务委员会在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的首批五万册繁体字、竖排思高版《圣经》（新旧约全书）中的一本。一九九四和一九九六年该版本又在北京再版各五万册，总计十五万册。
从一九九八年开始，联合圣经公会与中国天主教一会一团合作，平均每年大约免费提供十万本圣经纸张，资助天主教印刷圣经。截至到二零零六年底，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已承印思高版新旧约《圣经》全书五十九万册。近年来，中国天主教教务委员会还印行了各类思高版圣经如六十四开袖珍本《新约》（十万册）、三十二开本《新约》（十万册）。各种开本印刷总量共计一百七十多万册。
思高版最早是在香港问世，因此只有繁体字竖排版。这为内地广大读者来说，阅读起来非常不便，为内地青少年则存在阅读困难，影响了青少年的读经、查经和地方教会的牧灵福传工作。有鉴于此，目前香港思高圣经学会正在编排简体字横排版的圣经，为内地教会服务。
《牧灵圣经》译本
一九九八年《牧灵圣经》在香港问世。二零零零年简体字横排版的《牧灵圣经》由中国天主教教务委员会付梓。目前《牧灵圣经》在内地共印刷四十五万，其中袖珍六十四开本五万册。《牧灵圣经》由于以简体字横排版方式印行，其译文浅显易懂，颇受内地一些读者的欢迎。但在阅读和分享圣经的过程中，尤其是圣经学习小组成员将其与思高版《圣经》对照使用时，《牧灵圣经》中的一些译文错误明显暴露了出来。在过去的几年里，这些问题一直严重地困扰着一些华人神长教友。 一九九零年前后，《牧灵圣经》发起人于贺神父曾经分别与台湾的房志荣神父和香港的李子忠先生讨论过中译计划。两位都“坚持译本应由有资格的圣经学者一起，由圣经原文（希伯来文和希腊文）翻译，”但均被于铎拒绝，他坚持牧灵急需从现有的外文（英、法、西）翻译即可，并组织了人员到菲律宾边培训、边翻译。这样就产生了后来的中译本《牧灵圣经》。
李子忠在其“《牧灵圣经》纪实”，房志荣在其“从梵二《启示宪章》看中文圣经的发展”，都对《牧灵圣经》作过中肯的剖析评价。李子忠肯定了《牧灵圣经》特色之一是按书序编排，以内容的轻重要点区分，突出了重点，节省了篇幅。特色之二是“充满牧民意识、民族文化和生活实践的注释。”不过他也实事求是地指出了该圣经译本的一些问题；诸如牧灵圣经不是如其前言所标注的为“希伯来文与希腊文经文完整版之译文。”一些啼笑皆非的翻译错误“清楚显示译者不是从圣经原文翻译，更欠缺一般必要的圣经常识。”鉴于该译本只是从其英（法、西）文版翻译而来，为此，作为“校审”的思高圣经学会吴岳清神父也不得不在一九九九年登报正式声明，他是以个人身份做“审核”；“该译本译自英文译本。”
李子忠认为，“《牧灵圣经》是一部无论在目的、对象、格调、用词等方面。都不同于思高版的译本。但从其翻译方法和专业程度而论，并不宜用作学术和严格的研究。在遇到经文疑难时，当然最理想是参照圣经原文，但在一般情?下，应常以思高版为准。”房志荣神父认为，从李文看虽然《牧灵圣经》存在很多译文问题，缺欠不少，但真涉及信仰和伦理方面的错误似乎也不易找到。
中国基督新教圣经的翻译与印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督新教首先重视了圣经印刷工作，而且起步早，力度大、投入多，因此，印刷出版数量巨大。过去，圣经曾在上海、福建和江苏三地印刷。如今，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主要担负起了承印圣经的任务。
从重视到设立专门机构负责圣经事工
早在一九五五年，中华圣经会（自一九三七）在新中国就印刷了十万册（六十四开本）圣经。但文革动乱期间，大批圣经几乎都被毁掉了。十年浩劫结束后，尽快提供圣经成了中国教会的当务之急。 一九八零年二月二十五日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委会常委会扩大会议?定要“重印圣经，印行赞美诗和属灵书籍。”同年十月，中国基督教第三?全国代表大会再次?调了重印圣经。新成立的“中国基督教协会”，其主要工作第一项即是“为全国各地教会及教徒在教会工作上提供服务，如出版《圣经》、赞美诗、宗教书刊。”中国基督新教不但全国代表大会重视圣经，而且响应和行动迅速，也发挥省市基层教会的作用，让地方教会协助印刷圣经，又成立专责圣经委员会，各地基层教会则设立发行点，积极推动和落实圣经的印刷与发行工作。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为响应中国教会圣经事工的需要，中国基督教协会?定新增设成立“圣经委员会”。其职责“为全国两会出版部制订每年圣经印刷出版计划提出建议；推进圣经现代汉语的翻译或修订工作；进行圣经出版方面的国际交流。”同时从一九九零年起，在全国各地逐步设立了大约有七十个圣经发行中心，特别负责圣经的发行工作，形成了一?全国性的圣经发行网络体系。通过这些发行点，圣经能很快地发行到都市、县城、乡镇和农村的每一个基督徒手中。
付诸行动、从繁体字到简体字
一九八零年十月，为节省重新排版的时间和避免误解（如修改圣经），中国基督教两会首先把《新约》（神版）以照排原版方式付梓，印刷五万册。同年十二月底，八万五千册《圣经》全书也在沪印行。一九八二年在全国两会的协调下，福建省基督教两会也印刷了五万册“神版”《新约》和诗篇。一九八三年，江苏省两会着手印刷竖排版的“上帝版”《圣经》，总数有四十五万册。
鉴于中国内地青年人非常不习惯竖排繁体字圣经，为推动圣经事工，一九八四年全国基督教两会?定成立一?特别委员会，负责将繁体字圣经转化为简体字的工作。委员会由沈承恩牧师为首，由二十一位教会同工，外加二十位平信徒组成。在当时没有计算机的情?下，大家必须通过一笔一划抄写的办法将整部竖排版的繁体字圣经誊写成横排版的简体字，并重新修改老标点符号及其它错误。一九八六年七月，第一版的横排简体字的新约和诗篇出版。之后，在一九八九年复活节，简体字圣经全书付梓。一九九三年春天，简体字、新标点，并附有拼音索引的《圣经》全书最终问世。
从一九八零年至今，中国基督新教印刷圣经已经超过四千多万册。近年来，从平均每年印刷圣经二百五十多万册，发展到了目前平均每年印行三百多万册。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一九八七年九月，为满足中国教会的圣经需要，在丁光训主教和韩文藻博士发起并参与下，爱德基金会与联合圣经公会共同建立了南京爱德印刷厂，即今日爱德印刷有限公司的前身。该印刷厂成立伊始的主要目的是为印刷圣经，如今已成为中国教会指定的圣经承印单位和国内著名的明星印刷企业。
据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网页显示，截至到二零零六年底，该公司历年累计印刷各类圣经共计五千三百二十一万九千三百三十二册。仅印刷新旧约全书《圣经》四千五百八十八万册，其中为中国内地基督新教印刷了三千八百六十九万册，为中国内地天主教印刷了五十九万册，海外教会印刷了六百六十万册。出口海外的圣经分别有中文、英文、俄文、西班牙文、法文、日文、葡文、泰文、希腊文、荷兰文、瑞典文等以及二十多种非洲国家语言版本。圣经发往的国家和地区达六十多个。每年为国内教会发送数百万册圣经。目前，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已逐步发展成了中国乃至海外主要承印中文及其它文字圣经的重要基地。中国也成了亚洲印行圣经数量最多的国家之一。
在南京成立的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主要为印刷圣经。创业之初，联合圣经公会亚太区办事处积极参与，为公司走向专业化和正规化付出了大量心血。包括初期进口机器，招聘印刷业内的专业人士、训练员工，设计厂房等。
联合圣经公会的宗旨是“让每一个人，能就其经济能力来购买一本他能阅读的圣经。”当初联合圣经公会为建立爱德印刷有限公司投入了七百万美元。为降低圣经的成本费，让中国的信徒自己都能买得起圣经，并为保证圣经的质量，从一九八七至一九九四年，联合圣经公会一直免费从海外为爱德印刷有限公司进口印刷圣经的纸张。从一九九四年开始，联合圣经公会改从国内购买中国生产的同等质量的纸张，继续通过提供纸张的方式一如既往地支持圣经在华印刷。
少数民族文字圣经和各种汉译版本圣经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为满足全国各地教会和广大神长信友的不同需要，中国基督教两会分别出版了二十七种不同内容或样式的新版圣经。包括各种注释本圣经、现代中文译本、中英双语本、大字号本和盲人圣经以及各种少数民族经文圣经。同时也有出版彩色拼皮拇指拉链圣经和金边拇指索引中英文圣经。 在印刷汉语圣经的同时，中国基督教两会还注意到了少数民族的需要，先后翻译和出版了苗、黑彝、白彝、佤、傣、拉祜、僳、景颇和朝鲜等少数民族文字的圣经。为照顾弱势群体盲人信友的需要，从一九九六年开始还陆续在南京出版盲文圣经，共出版五万两千一百套。其中每套三十二册，新约部分的需要数量比较多。目前，中国基督教两会正在翻译和准备出版蒙古文圣经。
圣经辅助读物及其他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中国的两个教会，新教和公教在分别出版各自圣经的同时，也出版了各种各样的圣经辅助读物以及相关艺术品。图书类如：图文并茂的《古经大略》、《新经大略》，各种圣经注释专着、儿童圣经故事、圣经导读、圣经系列。有关圣经的艺术类作品：书法、篆刻、雕刻、刺绣、书画、瓷器、剪纸、蜡染画等。圣经音像作品：录音磁带、ＶＣＤ、ＤＶＤ、网络版圣经等。
天主教与基督新教原始版本的不同：天主教以《希腊文七十贤士本》为准，《圣经》总共有七十三卷，其中《旧约》四十六卷，《新约》二十七卷。基督新教《圣经》则只有六十六卷，因为新教坚持只有希伯来文圣经才是真经，不承认只有希腊原文的《巴路克》、《多俾亚传》、《友弟德传》、《玛加伯上下》、《智慧篇》和《德训篇》七卷。同时，新教圣经注释少，而天主教圣经的注释非常翔实。以天主教思高版与基督新教的和合本圣经为例，思高版《圣经》全书计有二千零五十页，而和合本《圣经》全书只有一千二百四十一页。二者的页数几乎相差一半，自然基督新教圣经的价格也相对低。
结语：圣经─福传的温度表
一九四九年，中国基督新教有七十万人，公教有三百五十万人。二零零六年，中国基督新教为全国一千六百万信友，发行四千多万册各类圣经；公教信友为五百万，发行二百一十万册圣经。当然，信友人数只是两个教会的官方公布的保守数字，实际信友数字肯定远远要多。
这些事实说明，中国基督新教圣经印刷发行成绩显著，中外基督新教教会合作密切愉快，广大的中国基督新教信众普遍重视圣经，圣经在其牧灵福传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扮演了重要角色，而且福传效果显著。当然，中国基督新教和公教的圣经发行数量差距以及信友数字发展变化，更值得我们大公教会作深刻的反省。事实上，圣经及其发行量如一个福传温度表，显示了福传的温度和效果。 在结束本文的时候，一位才皈依公教不久的弟兄问我，什么时候我们天主教信友能读到横排简体字圣经？何时能让圣经深入千家万户？他在一些地区接触过一些新教和公教两个团体的弟兄姐妹之后，有这样一个对比感触：
新教信友大都“人手至少一册圣经”，经常携带，而天主教大概仅五分之一教友有圣经，一般没有携带的习惯。在日常学习圣经上，很多新教教友已把圣经至少看了三、五遍之上，许多章节背得滚瓜烂熟。在福传中做到了“口开经来”。而天主教教友能把圣经从头至尾精读一遍的，还真不多见。所以在福传中，天主教教友多以教规、教义、圣事礼仪的宣讲为主。 当前，中国教会如何全国范围内将圣经印刷发行进一步重视？如何全国性进行协调，也发挥基层地方教会的积极性？如何将圣经送到千家万户的广大神长教友手中？这些都是中国教会的当务之急。显然，各地神长教友的配合、重视、行动都很重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