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梵蒂冈第一届大公会议结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期间的教会:公元一八七Ｏ年对罗马天主教和对欧洲来说，都是历史上重要的转捩点。那一年夏天，普鲁士王国与法国宣战，法国不支，撤走防守罗马城与保护教宗的军队去支援前线，意大利王国军队乘虚而入，占领教宗的罗马，并定都于此。当时正在进行中的梵蒂冈第一届大公会议，面对战争险恶的局势，不得不草草收场，而庇护九世教宗孤力无法扭转乾坤，自我囚禁于梵蒂冈城内，不再踏入罗马半步，以示抗议。不到两个月，法国投降，普鲁士王威廉一世乘胜馀威，统一德国，自立为日耳曼帝国皇帝。欧洲局势从此进入新的纪元。 在这时代的巨大转变之后，欧洲各地普遍沦入俗化的浪潮之中，人民的生活逐渐与教会脱节，而各国政府也开始企图控制原来由教会所负责的种种社会工作与事务，例如国民的教育，生死婚嫁的登记，社会慈善救济服务等等。 在这种政教的对立和冲突中，教会深深感到被遗弃，陷入孤掌难鸣的境遇中。一些热爱教会的天主教徒决意挺身而出，设法挽回不利于教会生活的政治行动与思潮，同时重建与国家机构平行的组织，来制衡俗化社会的浪潮。 但是这样的努力并非在短期内可以奏效，它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才能使双方认识彼此的分别所在，尊重对方的职权，了解自己不能超越的权限，各自安分守己，不侵扰对方，和睦相处。 现在我们可以回顾一下从梵蒂冈第一届大公会议一八七Ｏ年结束到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四十五年间，天主教在欧洲大部分国家中的艰苦奋斗过程： 首先来看意大利的状况。庇护九世教宗在一八四六年当选后，立刻有一番作为，马上赢得民心，但意大利人民进一步希望他出面领导对抗奥地利，进而推动统一半岛的企图却落了空，于是自由主义者开始围攻他，并谋杀了他的左右手佩莱格里诺．罗西（PELLEGRINO ROSSI），教宗大梦初醒，对义大利人感到失望。以后接踵而来的教会和欧洲种种正面与负面的事务，使这位教宗的声誉浮沉不定。在动荡的局势中，这位教宗在位之久竟打破历史记录，长达叁十二年。晚年时，他的心情很复杂，一方面觉得自己在不少经验上被教友大众所神化，另一方面又为教会的许多险恶遭遇感到极度的忧闷。 一八七八年庇护九世教宗去世，他的继承人良十叁世教宗虽然是个坚守原则的人，但个性随和，不坚持己见，关心时代的大问题。良十叁世教宗在位也相当长，达二十五年之久。一九Ｏ叁年七月二十日去世后，枢机主教们群集罗马，选举新教宗。奥地利政府表态，不支持枢机主教们推选兰波拉（RAMPOLLA）枢机主教为教宗，因为奥国政府认为这位枢机倾向法国。于是，枢机们选举了朱瑟佩．萨尔托（GIUSEPPE SARTO）枢机为教宗，取名号庇护十世。这是历史上最后一次政权干预选举教宗的现象。 庇护十世教宗出身清寒家庭，晋升司铎后从事各种实际的牧灵工作职务，直到担任威尼斯的宗主教。就任教宗后，极力关心教会的生活，尤其注重儿童的领圣体，教会的圣乐和礼仪，重整修院的教育等等。他就任后的教会处境仍然很艰困险恶；他虽然厌恶政治，却不得不面对时代的局势，当时法国社会俗化现象非常严重，共和国执政人士企图借政教分离之名，没收教会的一切产业，并把教会置于政府管辖下，教宗不得不据理力争。此外，现代主义（MODERNISMO）也正猖獗，这个主义假借使教义和时代思想协调之名，行颠覆信仰之实。所以，庇护十世教宗不能不正面予以谴责。 这位教宗生性良善纯 ，赢得教内外大多数人的敬爱，大家都公认他是一位真正有信德的人。在位十一年的他于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几天便去世。叁十七年后，一九五一年被册封为真福，叁年后，又被列入圣品。 在这段经历四十五年，共叁位教宗的时期中，罗马教宗和意大利王国之间的关系不但没有获得改善，甚至有每下愈况的危险。自从意大利王国单面占领罗马后，教宗便以"政治俘虏"身份自囚于梵蒂冈城内，以示抗议，并禁止天主教徒参与政治活动，既不许参加政治选举，也不许作政治候选人。这项痛苦的决定和禁令正好给反对教会的人有利可乘的机会。那些执政者因此放心大胆地欺负教会，他们禁止教友举行教会礼仪上的游行，禁止教友作朝圣活动，没收修会会院，予以充公等等，一言难尽。说也奇怪，在那种几乎可以说是教难的局势之下，鲍思高神父所创立的新修会，慈幼会却一枝独秀，没有遇到阻碍地快速发展。 在那个时代，意大利教友实在有进退维谷的困难，他们在爱教会、拥护教宗和爱国家之间不知如何选择。于是，他们把精力投在创设和发展宗教性的慈善与社会公益事业上，并在一八七五年联合成立一个名叫"会议的事业"（OPERA DEI CONGRESSI）的组织。这个组织对增进教友的信仰意识和宗教培育有相当的贡献。 虽然如此，仍有部分教友和神职人员对教会当局的保护和限制感到局促不安，这在庇护十世教宗的时代最为显明，他们甚至要求教会使教友在现世的事务上能独立自主，能自由决定是否参与政治活动。 现在，我们来看日耳曼地区的教会处境。一八七一年普鲁士国王统一了全日耳曼地区，建立日耳曼帝国，自封为威廉一世皇帝。这个帝国的统治者全是誓反教徒，以俾斯麦为宰相。所以居少数的天主教徒深深感到不自在。他们并不示弱，彼此团结起来保护自己的传统和信仰自由。他们每年举行声势浩大的"天主教日"大集会（KATHOLIKENTAG），讨论教会内部重大问题，决定重要方向，并成立了一个政党，名叫"中间党"（ZENTRUM）为对付"国家自由党"的攻击。此外，天主教友们还有更积极的表现，他们拟定非常前进的社会工作计划，在美因茨教区凯特勒主教的领导下，有许多建树。 当梵蒂冈第一届大公会议断定"教宗不会错误"的当信道理时，日耳曼境内的誓反教徒很不以为然，而日耳曼地区的天主教徒对普鲁士王国统一日耳曼各邦，建立帝国一事保持沉默的态度，又很令宰相俾斯麦愤怒。这些天主教徒倒是希望由奥地利来统一日耳曼民族。此外，普鲁士王国统治波兰，一心一意把波兰日耳曼化的行动也很令日耳曼境内的天主教徒反对。基于这种种政治上的因素，帝国政府开始攻击天主教，并发动一个所谓的"文化斗争"运动（KULTURKAMPF），来打击官方捏造的天主教愚民政策。于是，耶稣会士和其他修会的会士都被驱逐出境，德国本地籍的神职人员只能留在本国内接受教育，凡是批评政府的教会人士，都遭迫害。虽然处境险恶艰困，日耳曼境内的天主教徒却越挫越勇，教区主教和本堂神父都空缺了，教友也不灰心。这一切使得宰相俾斯麦不知如何是好，教友的"中间党"在国家各种选举中节节获胜，帝国政府有些茫然。 那时候，社会主义正在兴起，俾斯麦认为社会主义比天主教更危险。等到良十叁世教宗一当选，日耳曼帝国内的政治与天主教之间的关系便慢慢好转，那些因着"文化斗争"之名而定的法律也逐渐取消。到了一八八七年，政府反对教会的法令措施完全绝迹，只不过耶稣会士还不能在日耳曼帝国内出现，而教友仍然需要举行公证结婚而已。到此，天主教友已不再有反对政府的理由了。 除了意大利和日耳曼之外，在奥地利和瑞士也发生类似日耳曼境内的"文化斗争"的仇教运动，教会学校完全俗化，国民不许举行宗教婚礼，修会会院遭关闭。这些敌视天主教的行动于一八七九年便在奥地利平息了下来。瑞士日内瓦的宗座署理主教梅尔米约（MERMILLOD）关心社会问题，竟被赶出本国，流亡法国。十年流亡期间，他在法国很活跃，终于在一八八叁年回瑞士担任弗里堡、洛桑和日内瓦的主教。 在比利时与荷兰，天主教与政府间的冲突大都与学校教育问题有关。不过只要对教会友善的政党与人士执政，教会便能获得令它满意的有关公教学校的立法。 在西班牙与葡萄牙，教会和政府的关系时好时坏，起伏不定，大都要看执政者的态度如何。例如一九Ｏ九年一位名叫弗朗西斯科．费雷尔的无政府主义者在巴塞隆纳被判死刑，竟导致圣堂和修会会院的遭破坏，以及一些神父的被杀害。随后几年，修会遭攻击的事件也屡见不鲜。 在葡萄牙，一九Ｏ八年国王遇害，新成立的共和国政府强烈反对教会，攻击修会，宣布政教分离。 在英国，十九世纪下半叶的天主教发展蓬勃，教友人数大增，名人辈出，由英国国教归依天主教，并被良十叁世教宗擢升为枢机主教的纽曼（JOHN HENRY NEWMAN, 1800-1900），便是最好的例子。与他同时代，也是由英国国教归依天主教的西敏寺总主教曼宁（HENRY EDWARD MANNING, 1808--1892）枢机，也是那个时代的教会杰出人物，他非常关心工业所带来的问题，曾多次在英国的社会纠纷冲突中担任调解人。 至于爱尔兰，这个岛屿在当时非常贫穷落后，向外移民很多，那里的教会很同情同胞的处境，极力关怀他们，在人民争取脱离英国统治而独立这件事情上，虽然罗马教宗保持缄默，但爱尔兰的天主教会是支持同胞争取政治独立的。 一八七Ｏ年之后到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欧洲天主教的一般处境大致如此，唯有法国的情况比较复杂，我们下回将专门谈论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