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真理中实践爱德》通谕

致：

各主教、司铎、执事、修会会士、

平信徒及各怀有善意的男女众人

《在真理中实践爱德》通谕

CARITAS IN VERITATE

论在爱德及真理中促进全人发展

台湾、香港、澳门主教联合出版

© Copyright 2009 - Libreria Editrice Vaticana

导言

1. “在真理中实践爱德”（Caritas in Veritate）是促进每个人及人类真正发展的主要动力。耶稣基督在世的生命，尤其祂的死亡与复活，为这“真理中的爱德”作了见证。爱德（caritas）是一股非常的力量，它使人们勇敢而慷慨地献身为正义与和平服务。这力量的根源是天主，祂是永恒的爱和绝对的真理。人要达到幸福，必须依从天主为他所定的计划，彻底完成它。在这计划里人找到人生的真理，忠于这真理，他才变得自由（参阅若8:22）。维护真理，谦虚地、坚决地告之予人，在生活中为之作证，这些都是实践爱德的方式，且是要求很高及不能替代的方式。“爱德以真理为乐”（格前13:6）。每个人在心中都感受到一股力量，催促他真实地去爱，人不会完全丧失爱及真理的推动，因为是天主召叫了他，把这动力放在他的心中。我们在追求爱及真理时感到乏力，耶稣基督来净化及解放我们，并把天主的爱，及祂为我们计划的真生命，全部启示给我们。在基督身上，真理中的爱有了可见的面貌，我们的使命也就是按祂的计划真实地爱我们的兄弟。其实，祂就是真理（参阅若14:6）。

2. 爱德是实践教会社会训导的康庄大道；这训导所指出的责任和任务都以爱德为依归，正如耶稣所说：爱德是全部法律的总纲（参阅玛22:36-40）。爱德规范我们和天主的关系，以及我们和近人的关系；在朋友之间、家庭之中、小团体中（可谓小范围内）的关系上，要以爱德为准则；在社会、经济、政治（可谓大范围内）的关系上，也是一样。教会受教于福音，以爱德为一切，因为正如圣若望说过（参阅若一4:8, 16），本人也在第一篇通谕《天主是爱》（Deus caritas est）中提过：一切来自天主的爱，这爱使一切成形，一切都以这爱为终向。爱是天主赐予人的最大恩惠，也是祂的许诺和我们的希望。

本人深知爱德能迷失方向，也能丧失它本有的意义，过去曾如此发生，现在亦然；也就是说：我们有可能误解爱，把它排除于伦理生活之外，总之，使它不能发挥应有的功效。在社会、法律、文化、政治、经济各领域上特别有这样的可能，人们会轻易声称不该用爱来解释和指引伦理责任。所以，我们一定要将爱德与真理相提并论，不但如圣保禄所说“在爱德中持守真理”（弗4:15），也该转过来补充说：“要在真理中实践爱德”。我们固然要按爱德的规律（economia）去寻求、获得及表达真理，但反过来说，也该在真理的光照下去了解、肯定并实践爱德。这样，我们不但用真理的光照助长爱德，也能给真理一个稳固的地位，使人们体会到在社会具体的生活中，真理能带来真诚及信念。今天，在这把真理相对化、对真理漠不关心、甚或抗拒真理的社会及文化的情况下，能做到这点并不轻易。

3. 因着爱德与真理的密切关系，人们才能认出爱德是人性的真实表现，也是人际关系 ── 包括公共关系 ── 的重要因素。只有在真理中爱德才发出光芒，并能真正生活出来。真理光照爱德，给予它意义与价值。那是理性与信仰的光，使人认识爱的本性和超性的真谛：明白爱是牺牲、是接纳、是共融。没有真理为基础，爱会沦为情感主义，变为一个可任意填满的空壳。没有真理的文化，注定会陷入这危机。这样，爱就会任由一时的感受及个人的意见所支配，成了一个被人滥用及扭曲的词语，甚至可用来表达爱的反面。真理使爱摆脱纯感性冲动的束缚，不致妄顾人际关系及社会上的责任；真理也使爱不致变成一种盲目的信仰，缺乏人性和普世的视野。既然我们信仰圣经里的天主，祂既是“爱”（Agápe）也是“道”（Lógos），是爱也是真理，是爱也是言，在真理中实践爱德也就表达出这信仰；所以，爱德有它的个人幅度，也有它的公共幅度。

4. 充满真理的爱德能使人明白它丰富的价值，能被接纳、被分享。其实，真理是言（lógos），从而产生对话（diálogos）、沟通及共融。真理既使人摆脱主观意见及个人感受，也使他们能超越文化及历史的局限，使大家一起评估事物的价值及真义。真理使人的理性开放，并在爱的语言（lógos）中团结：这就是基督徒对爱的宣讲及见证。在目下的社会及文化背景里，人们普遍地趋向把真理相对化；在真理中生活出爱德能够使人了解：接纳基督徒的价值观，不但有助建设一个良好的社会，及促进一个真正的全人发展，而且是必需的。如果基督徒有爱而没有真理，别人或会欣赏他的善意，它或许也有助于社会生活，但它不会起基本的作用。这样，世人不会真正觉得需要天主。没有真理，爱德的范围便缩成一个与人脱节的小圈子，不能与别人分享知识，分担工作，一起策划全人类的发展，并参与其建设的过程。

5. 爱在于受授。它是恩赐（cháris）。它的根源是天父，祂在圣神内生子、爱子。这爱从子降到我们身上，这是造化的爱，我们因而存在；这是救赎的爱，我们因而再受造。这爱是基督所启示及实现的（参阅若13:1），它“藉着圣神已倾注在我们心中”（罗5:5）。人既然是天主爱的对象，也成为爱的主体，便应成为恩宠的工具，为传扬天主的爱，编织爱的网络。

教会的社会训导响应了这受授的爱，就是“在社会事务上实践真理中的爱德”：即在社会中宣扬基督爱的真理。这训导是爱的服务，但常在真理中。历史不断变迁，真理在其中常保持并发挥那股爱的解放力量。这真理是信仰的真理，也是理性的真理，两者属于不同的认知范围，但相辅相成。人类的发展，社会的福利，以及适当地解决那给人类带来痛苦的严重社会及经济问题，都需要这真理，更需要人们爱这真理，并为它作证。没有真理，对真理失望或不爱真理，就不会有良知及社会责任感，社会行动也只会盲从私利及权力的逻辑，这样的社会定然解体，尤其是当社会趋向全球化，并面对当前的困境。

6. 教会的社会训导全系于“在真理中的爱德”这个原则，从这原则可引申出一些伦理行动的实践方针。在这里我特别想提出两个方针，因为在一个趋向全球化的社会里要促进人的发展，尤其需要这两个方针，即公义和公益。

先讲公义。有社会就该有公义（ubi societas, ibi ius）：每个社会需制订它的一套公义制度。爱德固然超越公义，因为爱是奉献，把“自己的”给予别人；但爱德不能不尊重公义，公义在于把“别人应有的”给予他，这是人因他的本性及他的作为而来的权利。除非我把按公义该给他的先给了他，我就不能说把我自己的奉献给他人。凡真正爱人的，一定先会对他们公道。公义不但不能与爱德无关，两者也不能各行其道，公义不能与爱德分割，[1] 公义是爱德的一个固有的因素。公义是实践爱德的第一步，或如保禄六世所说，是“最低限度”的爱德。[2] 圣若望宗徒劝我们要“用行动和事实”实践爱（若一3:18），也就是说爱德该包括公义。从一方面来说，爱德要求公义：就是要认同并尊重个人的及民族的所有合法权利。爱德致力建设一个有法治、有公义的“人的社会”。从另一方面来说，爱德超越公义，并以奉献及宽恕的道理补充公义的不足。[3]“人的社会”不是单靠权利和义务的关系而成立，更重要及优先的条件是无条件的施予、恻隐及共融。就算是在人际的关系上，爱德常显示天主的爱，使那为世上公义而作出的努力，也有超性德行及救恩的价值。

7. 公益非常值得重视。爱别人就是期望他的福利，且实际促成它。除个别人的福利外，也有关乎人们共同生活的公益，也就是社会上的个人、家庭及中间性团体“大家”共有的福利。[4] 这福利的对象无非是所有社会的成员，这些人只有在社会中才能更实在、更有效地达到他们的福利。追求公益并为之而努力，是公义和爱德的要求。为公益而努力，一方面要我们关心那些组成社会的各架构，不论是在法律层面、民间层面、政治层面及文化层面；另一方面也要我们好好善用那些架构。我们越努力促进真正的公益，也越真实地爱我们的近人。每位基督徒按各自的使命及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应实践这方面的爱德责任。这方式可称为架构性的爱德，甚至可称为政治性的爱德，在性质和功效上并不逊于那不在社会架构内、而直接向近人所实践的爱德。如果有爱德推动为公益所作的努力，则比那纯基于世俗和政治考虑而付出的努力更有价值。正如一切为公义所付出的努力，这由爱德推动的努力，为天主的爱作证，而天主的爱在现世行动时已准备永恒。人们在世的行动，若由爱德启发并支持，能帮助建设天主的普世神国，这正是人类大家庭的历史所趋向的。我们既然生活在一个趋向全球化的社会，公益及为公益所付出的努力，当然该以全人类为对象，包括各民族，各国家，[5] 这样人类社会才能达成合一及和平，且在某程度上已呈现天主神国的雏形，毫无区隔。

8. 可敬的前任教宗保禄六世在1967年颁布了《民族发展》通谕（Populorum progressio），以真理的光辉及基督爱心的温柔光彩发挥了民族发展这个重要课题。他郑重声明：宣讲基督是人类发展的首要因素，[6] 他也吩咐我们要怀着热诚的爱心及真理的智慧，走上人类发展的大道。[7] 天主赐我们知道是祂首先爱了我们，这真理促使我们也将生命当作奉献，这样我们才能希望 “发展整个人，发展每个人”，[8] 使人类的生活能“从不太符合人性尊严，改善到符合人性尊严”；[9] 当然在这过程中必须克服各种困难。

保禄六世的通谕颁布至今已四十余年，本人愿向这位前辈表示尊敬赞扬，秉承他对人类全面发展的训导，按他的指示，把这课题发挥得更合乎今天的处境。天主忠仆若望保禄二世在纪念《民族发展》通谕颁布二十周年时，发表了《关怀社会事务》通谕（Sollicitudo rei socialis），也是为了同样目的。其实，在这之前，只有《新事》通谕（Rerum novarum）曾受到这么隆重的纪念。在《关怀社会事务》通谕颁布后二十年的今天，我深信《民族发展》通谕堪称为“《新事》通谕的现代版”，在人类趋向合一的道路上给予指引。

9. 面对这越来越彻底全球化的世界，在真理中实践爱德（caritas in veritate）为教会是一大挑战。现代社会的危机是：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虽然有了互相依存的关系，但人的良知和思想在伦理价值的层面上，并没有因此而互动；其实只有这样的互动，才能促成一个真正符合人性的进步。只有受理性及信仰光照的爱，才能使我们达致一些真正进步的目标，符合人性并提升人性。人类真正进步的条件是财富资源的共享，但这目标不是仅凭科技的进步及权宜的协议可以达成，而必需有爱的力量：爱能以善胜恶（参阅罗12:21），并能促进良知及自主层面的互动。

教会并没有技术性的秘诀能贡献给社会，[10] 也“绝没有意图干预各国的政治”。[11] 教会的使命是提供真理，不论在什么时代，什么环境，指向一个符合人性，符合人性尊严，符合人的使命的社会。没有真理的光照，社会便会陷于经验主义、怀疑主义，没有能力超越现实，不屑以价值观批判现实，给它一个方向，甚至也会丧失事物的本义。忠于人就该忠于真理，真理才能保证人的自由（参阅若8:23），及人类的全面进步。因此，教会不断寻求真理，宣布真理，不论在哪里遇到真理就乐于认同。教会不能放弃这真理的使命。教会的社会训导就是这宣讲的重点：服务真理，使人获得自由。不论什么学科有所贡献，教会的社会训导都以开放的态度接纳；[12] 这些惯常是零散的贡献，教会把它们集合起来，并使这真理在不断变化的社会生活里发生作用。

第一章《民族发展》通谕的讯息

10. 今天，在《民族发展》通谕颁布后四十多年，我们再读它能鼓励我们忠于它的讯息：爱和真理。我们从教宗保禄六世的训导，及教会社会训导的整个传统中去了解它。当然也要评估今天讨论民族发展的问题，和四十多年前的角度会有所不同。正确的观点是教会从宗徒传下来的信仰传统 [13] 那是恒古常新的宝库，若忽略了它去看《民族发展》通谕，这通谕就失去了根基，而民族发展的问题也只会是一些社会学的数据。

11. 《民族发展》通谕是随着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而来的。通谕的开端也提到它与该会议的密切关系。[14] 二十年后，若望保禄二世在《关怀社会事务》通谕里也指出，《民族发展》通谕可以说是大公会议的延伸，尤其指出它和《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Gaudium et Spes）的关系。[15]   本人也愿提醒大家，梵二对保禄六世这通谕及以后教宗们的社会训导，起了多么大的作用。梵二深化了信仰不变的内容，就是：教会既侍奉天主，也服务世界：以爱、以真理服务世界。保禄六世就是从这大原则引申出以下两端重要真理。第一，整个教会，出于她的本质，在她的一切行动中，无论是宣道、举行礼仪或从事慈善工作时，都是为了人全面的进步。教会有一个社会性的角色，不只是扶助弱小或教育青年，也尽力促进人的进步，及一个大同博爱的世界；当然这一切需要有一个自由的社会制度。教会的自由屡次被禁止、被阻难，在社会上只能从事慈善工作。第二，人的真正进步，该涉及整个人的所有幅度。[16] 没有了永生的视野，人现世的进步便会窒息。如果人的视野限于现世，人的进步很可能只限于财物的增长，那么人便没有勇气付出自己为追求更高的价值，不敢投身一些伟大无私的博爱行动。人的进步不能只靠自己的力量，也不能只靠别人的施予。历来人们多次以为设立一些制度，就足以保证人类的进步。可惜人们对这些制度寄以过分的信赖，以为这些制度会自动达致目的。其实制度本身并不足够，因为人的全面进步主要是一份使命，所以需要大家自主并团结地去肩负责任。人要明白，这样的进步不可全靠自己，还需要天主；否认天主，人就要承认进步是不可能的，或把它只寄望于人，而人自以为可以自我拯救，结果人造成一个违反人性的发展。只有人遇到天主，才不会“在他人身上只见到他人而已”，[17] 却会认出天主的肖像，才会发现他真正是谁，这样，爱才会成熟，直至“忘己爱人”。[18]

12. 提出《民族发展》通谕和梵二的关系，不是说这通谕代表教宗保禄六世的社会训导，跟以前教宗的训导出现断层，因为梵二大公会议无非是深化了以前的训导，在教会的生命中两者是连贯的。[19] 所以，用一些不适当的概念来分析教会的社会训导，根本不能帮助了解。我们不同意有些人把教会社会训导分成所谓梵二前和梵二后，仿佛是完全不同的两类训导，因为事实上这训导贯彻始终，同时又历久常新。[20] 我们固然可以指出每份通谕，每位教宗训导的特点，但不能疏忽整套教会训导的一贯。[21] 贯彻始终不等于一成不变，却是灵活地忠于所领受的神光。教会的社会训导在恒久不变的光照下，应付层出不穷的新问题。[22] 这样同时保证了这训导宝库的恒久性及历史性，[23] 它有许多特点，但常在教会活生生的传统中。[24] 这社会训导建基在宗徒身上，然后传授到教父，再由伟大的圣师继承而深化。这训导的来源归根是那新人基督 ── 即那新亚当，祂成了赋予生命的神（格前15:45），祂是爱的开端，并永无终结（格前13:8）。圣人们及所有为救主基督而献身于正义和平的人，为这社会训导作出了见证。教宗们借这训导执行了先知的任务，以宗徒的权威领导了基督的教会，辨认福传的新要求。为此，《民族发展》通谕，正因为是属于教会的丰富传统，所以今天还能给我们讲话。

13. 《民族发展》通谕和全教会的社会训导传统有重要的关系，和保禄六世的整体训导，尤其是他的社会训导，也特别有连贯。保禄六世的社会训导肯定非常重要，他重申人类极需要福音的启导，为能建设一个自由及公义的社会：按人类的期望及历史的趋向促进充满爱的文化。保禄六世清晰透察社会问题已全球化，[25] 他也看出人类趋向合一的愿望正符合基督徒的理想：要把各民族组成一个友爱团结的大家庭。他认为：按人性理想及基督信仰所促进的发展，是基督徒社会训导的核心，并提出基督徒的爱德作为人类进步的主要动力。保禄六世渴望将基督对人类的爱，明显地展现在现代人的眼前。他绝没有向当代的懦弱文化让步，坚决地处理了一些伦理的重要课题。

14. 保禄六世在1971年颁布了《八十年来》通谕（Octogesimo adveniens），讨论政治这课题，也指出某些乌托邦及意识形态是多么危险，因为这些思想对政治的伦理及人性质素有负面影响。这些课题和人类进步都息息相关。可惜，负面的思想日新月异。保禄六世已叫人慎防崇拜科技的谬论，[26] 这类谬论今日尤其在社会扎根，他知道把整个进步只托付于科技是多么的危险，因为这样的进步会失去方向。科技本身是利害相参的。今天有人乐于把整个进步托付给科技，但也有人主张一些新兴的理论：他们全面否定发展的价值，以为那是彻底反人性的，且只会使人类退步。这样，他们不但谴责某些人扭曲及不义地主导发展，甚至也否认科学新发明的价值，其实如果妥善运用这些新发明，确能给大家带来进步的机会。以为世界不会有进步，是对天主及对人的不信任。所以，否认人有能力防范发展的失误，甚或不承认人生来趋向“提升自己”，这些都是错误的。因意识形态把科技进步绝对化，或幻想人类的理想是回到原始自然的境界，两者虽各持相反方向，但都把科技进步和它的伦理价值及我们的责任分割了。

15. 保禄六世有另外两份文件：《人类生命》通谕（Humanae vitae: 1968年7月25日）及《在新世界中传福音》宗座劝谕（Evangelii nuntiandi: 1975年12月8日）。这两份文件虽然与社会训导没有密切的关连，但是对概述出教会对全人发展的意义，至为重要。因此在阅读《民族发展》通谕时，也宜一起阅读这两份文件。

《人类生命》通谕强调：两性的关系同时拥有结合与生育的意义，把彼此相异及互补，且互相接纳的男女二人，也就是一对向生命开放的夫妻，作为社会的基础。[27] 这里论述的并不是一种纯粹个人的伦理：《人类生命》通谕指出生命伦理与社会伦理间的密切关系，开创了一项训导主题的先河，这主题在各文件中逐渐成形∶最近的一份文件是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的《生命的福音》通谕（Evangelium vitae）。[28] 教会强烈指出这生命伦理与社会伦理间的关系，因为她意识到：“社会若一方面主张人的尊严、正义与和平等价值，但另一方面却彻底地反其道而行，准许或容忍各种贬低或侵犯人类生命的手段，特别是针对弱小的或处于社会边缘的生命，这样的社会缺少坚固的基础”。[29]

《在新世界中传福音》宗座劝谕与人类发展有很深的关系，正如保禄六世说：“传播福音如果不注意福音与具体的个人及社会生活彼此之间不断的呼应，便不能称为完备的”，[30] “事实上，在传播福音与人类进步（发展及解放）之间有密切的联系”。[31] 正基于这个意识，保禄六世清楚地说明了宣扬基督与在社会中提升人性两者间的关系。透过促进正义、和平与人的发展，为基督的爱作证，都属于福传的一部分，因为耶稣基督爱人，在于关心整个的人。基于这些重要的道理，教会的社会训导有它的传教幅度，[32] 且是福传的主要内容。[33] 教会的社会训导也正是信仰的宣扬及见证，是信仰培育的工具及必需的氛围。

16. 保禄六世在《民族发展》通谕中首先想对我们说的是：进步就其起源和本质来说，是人的一个使命。“天主的计划是要每个人发展，因为生命就是一个使命。”[34] 正是这个事实给教会资格参与讨论人类发展的问题。假如发展只涉及人生活中技术的一面，而不关乎人在历史中与自己弟兄并肩前行的意义，又不是指这旅程的目标而言，教会就没有发言的权利了。保禄六世，如良十三世在《新事》通谕中一样，[35] 意识到：把福音之光投射在当代的社会问题上，是在尽自己的职责。[36]

说人类发展是个使命，一方面表示承认它是个来自上天的召叫，另一方面也承认它的最终目的不能由自己决定。难怪“召叫”这词也出现在通谕的另一处：“真正的人文主义，必须向至高者开放，承认人生的真正的意义来自一个召叫。”[37] 这个对人类发展的看法，是《民族发展》通谕的核心，也主导着保禄六世了解自由、真理及爱德在人类发展中的意义。这也是该通谕直到今天依然保持其时效的主要原因。

17. 使命既源自一个呼召，就要求有一个自由及负责的响应。人的全面发展需要个人及民族有自由能负责：除非人负起责任，任何制度都不能保证这个发展。那些“自命为救星，并作出无数承诺，而其实只制造了幻想”[38] 的人们，否定发展的意义超越此世，且把他们的计划建立于这信念上。他们深信自己已把全部发展掌握在手中。这种不实的信心会转变成脆弱，因为它带来人的奴役：人已变成发展的工具。反之，谁谦虚地接受召叫，这谦虚会转变成一种真正的自主，因为它使一个人自由。保禄六世不怀疑发展会有一定的阻碍和局限，但也肯定“不论有什么外来的势力影响他，每个人还是自己成败的主宰”。[39] 这自由关乎我们正讨论的发展，同时也关系到发展落后的情形，因为这后者并不是偶然的结果，又或历史演变中的必然，而是关乎人的自由。因此，“在饥饿中的民族，今日向富裕的民族发出强烈的诉求”。[40] 这也是一个呼召，自由人呼吁自由人共同负起责任。保禄六世很清楚地知道财经制度和架构的重要，但他也同样清楚地知道它们本质上是人自由运用的工具。只有自由的发展，才能是全然人性的；唯有在人能自主负责的体制中，才能有适当的发展。

18. 全人的发展是个使命，除了要求有自由外，也需要尊重它的真实性。发展的使命“鼓励人多知、多做、多有，为的是要提升自己”。[41] 问题就在这里：何谓“提升自己”？保禄六世回答这问题时指出“真正发展”的基本含意：它应当“是全面的，就是该提升每一个人及整个人的”。[42] 社会上对人的看法，有着各家各说的现象，今日尤甚于保禄六世当时；基督徒观点的特色是肯定和证实人的绝对价值，和他成长的意义。基督徒促进发展的使命，有助于所有人及整个人的进步。保禄六世写道：“我们重视的是人、每个人、每组人，及至整个人类。”[43] 按基督徒信仰从事发展，并不依靠特权或依靠权位，也不靠基督徒的功劳（虽然不论过往、现在，基督徒即使不免有其局限，但不能抹杀他们的功劳），[44] 而是只依靠基督，因为全人发展的使命皆来自基督。福音是发展的基本要素，因为在福音里基督“揭示圣父及其圣爱的奥迹时，亦替人类展示了人之所以为人”。 [45] 教会以基督为导师，分辨及诠释时代的征兆，并向世界贡献“自己所拥有的：即她对人及人性的全面理解”。 [46] 正因天主对人作出了最高的“肯定”，[47] 人也就不能不向天主的召叫开放，来完成自身的发展。真的发展在于它的完整性：发展若不是针对整个人及所有的人，就不是真的发展。这是《民族发展》通谕的中心讯息，今天、未来常常都有效。人的全面发展在本性层面上，是对造物者天主的召叫作的一个回应，[48] 它要求进一步的升华，达成一个“超越现世的人文理想，它使人性达到圆满，这才是人发展的最高目的”。[49] 基督徒被召从事的这种发展，关系到本性面，也关系到超性面；正因如此，“遗忘了天主，我们就渐渐再不能认识本性的秩序、终向及真善”。[50]

19. 最后，既然人类发展是一项使命，爱德就成了它的中心。保禄六世在《民族发展》通谕中指出人类发展落后的原因，主要不是物质层面的。他要我们在人的其它方面寻找。首先在意志层面：人经常忽略关怀别人的责任。其次在思想层面：人不常用它来善导意志。因此在追求发展的路途上，需要有“深刻思考能力的人，投身于追寻一个新的人文主义，使现代的人能寻回自我”。[51] 但是不只这样，人类发展落后还有一个比缺乏思考更重要的原因：“人与人之间，及民族与民族之间，缺乏手足之情”。[52] 人自己有能力达成天下一家吗？不断全球化的社会使人变得更接近，但是却没有使我们成为兄弟。单凭理智，足以使人觉知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使人共处，相互尊重，但却不足以建立兄弟之情。兄弟之情的源头是天主：超越此世的天主给了我们这使命。是祂先爱了我们，藉着圣子教导我们兄弟之爱为何物。保禄六世在介绍人发展的各层次时，在提过信德之后，放在顶尖处的是：“在基督爱内的合一：是基督邀请我们大家以儿女的身份参与众人之父、永生天主的生命”。[53]

20. 这些由《民族发展》通谕所开展的远景，为致力于人类发展的使命，提供了空间和方向，实有基本的重要性。《民族发展》通谕一再地强调改革的迫切性，[54] 并要求面对着人类发展中严重不公义的问题时，要勇敢且刻不容缓地采取行动。这迫切性也来自真理中的爱德。“基督的爱催迫着我们”（格后5:14）。这迫切性不只显示在事物上，不只因为事情和问题紧迫而来，也因为事关重要，这里所涉及的是：能否真正实现兄弟之情。实现这目标是如此重要，我们得坦然面对，彻底了解，并具体地、满腔诚意地动员起来，使目前经济、社会的运作，向着完全合乎人性的结果发展。

第二章 今日的人类发展

21. 保禄六世对发展的看法条理分明。对他来说，“发展”的目标首先是要使民族解脱饥饿、贫困，解脱疾病和文盲。从经济方面看，是要他们能主动及平等地参与国际经济的运作；从社会方面看，是要他们逐渐发展成有足够教育和互相关怀的社会；从政治方面看，是要他们巩固民主政制，足以保证自由与和平。这么多年来，我们忧心地观察到：进步与危机相互交替。我们会问：保禄六世的期望，在最近这数十年来所形成的发展模式中，是否得到实现？我们承认当时教会有理由担忧，人只依靠科技的功能，怎么懂得选择一些真能达到的目标，又怎么懂得妥当运用所拥有的工具。利润只是工具，只有借它达到目的时，它才是有用的。目的才能解释该怎样生产利润及怎样使用利润。若把利润作为唯一目标，若生产的方式不善，又不以公益为最后目的，那么人很容易会破坏财富，并制造贫穷。保禄六世期盼发展能真的增加所有人的收入，并能实在持久。发展固然一直以来是个正面的因素，使亿万的人脱离贫困，近来更让很多国家有机会有效地踏足国际政治的舞台。但是大家也得承认，这个经济的发展过往及现时依然迟滞不前：依然背负着被扭曲及严重问题的包袱，在目前的危机中尤其变得明显。这危机把关乎人类命运的抉择摆在大家眼前，不容拖延，而人是不能与自己的本性切割的。现有科技的力量，全球性的关系，被一个操作不当，且惯常被炒作的金融活动，所破坏的实体经济，令人震憾的移民潮（多半是人所促成且缺乏妥善跟进），加上大地资源的滥用等等：这一切迫令我们今日反省并找出必需的措施去解决问题。这些问题在保禄六世的时代，是未有所闻的，但更重要的是：它们对人类今日及未来的福祉，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这危机及其解决办法的各方面，以及将来可能有的新发展，彼此变得更为关连，需要我们作新的努力，以获得全面的了解，及一个以人为本的综合看法。目前经济情形的复杂和严重性，固然使我们担心，但是我们必需务实地、怀着信心和希望负起责任，这责任来自今日社会的实况，就是需要有一个深刻的文化改革，需要重新发现那些基本价值，以建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这危机迫使我们重新规划路向，订定新的守则和新的工作方式，善用正面的经验及扬弃负面的。这样危机就成为分辨和作新计划的机会。透过这种有信心而非无奈的态度，才能应付现时代的困难。

22. 今天发展的全貌是多中心的。造成发展及落后的人和其它原因很多，功过参半，人人有责。这一点应使我们不要受意识形态所束缚，因为意识形态会虚伪地把现实简化，我们应客观地探索这问题的人性幅度。若望保禄二世指出，富有及贫穷国家之间的分界线，已经不像《民族发展》通谕时那么清晰。[55] 以绝对数字来说，世界的财富增加了，但是分配也更不均匀了。在富有的国家，有新的社会阶层变穷了，也产生了新类型的贫穷。在一些较贫穷的地区，有些群体因一种所谓超发展，而享受到极奢侈的消费生活，与那挥之不去且损人尊严的贫困，构成一种令人不能忍受的对比。“极端不公平的现象”仍延续着。[56] 可惜财经和政治家的贪污与枉法行为，不但出现在新兴或旧有的富有国家，在贫穷的国家也是一样。不尊重工人人权的，计有跨国的大企业，也有从事本土生产的团体。国际援助往往抽离了原来目的，皆因援助者及受援助者两方一连串的经手人的不负责任所致。在非物质及文化方面发展及落后的原因，依然可以追溯到同样的连锁责任。富有的国家也借着硬性执行知识产权，在知识及尤其在医疗方面，作过度的保护。同时，在一些贫穷国家，依然留存着一些文化模式及社会行为的规范，使发展的进度减慢。

23. 全球许多地区，即使以不划一且带着问题的方式，已发展到加入强国的行列，注定在将来扮演重要的角色。不过要注意的是：只在经济和科技上进步是不够的。首先，发展应该是真实和全面的。摆脱经济落后本身是件好事，但却不能解决促进这个复杂的人类问题：无论对主导着这些进步的国家，及对经济已开发的国家，或对那些依然贫穷的国家而言，后者可能除了能忍受以往的剥削外，更要忍受因扭曲和不平衡成长而产生的负面后果。

在东欧共产国家经济及政治体系崩溃，以及所谓的“东西对阵”结束后，就得整体重新思考发展这个题目。若望保禄二世就曾提出这要求，他在1987年已指出这种“对立阵线”，是促成发展落后的主要原因之一，[57] 因为政治把经济及文化的资源抽调走，而意识形态又在压抑自由。1989的事件过后，1991年他更要求这些“对立阵线”了结之后，能相应地重新对发展作整体计划，不只在上述的国家，也在西方以及在全球发展中的地方。[58] 这工作过去只局部完成，仍然是该完成的任务；或许这任务正能透过为克服目前经济问题所作的必需措施而得以完成。

24. 当时，在保禄六世面前的世界，虽然社会化的进程已到了一个颇为先进的地步，让他可以称社会问题已全球化，但是与今日相比起来，那时的世界仍然没有整合得那么紧凑。经济活动和政治的运作大部分都在同一的空间进行，故此能彼此互相依赖。生产的活动大都在国内进行，国外的经济投资还相当有限。这致使许多国家的政治仍然能决定经济的优次，并大概仍能用所拥有的工具来控制它的运作。为了这个缘故，《民族发展》通谕给国家政府赋以重要的、即使不是绝对的责任。[59]

到了我们这时代，国家已到了一新的处境：它的独立性已受到一个新的经济、商业及国际金融环境的限制，而且资本以及物质与非物质的生产因素，也不断地更容易转移别处。这个新的环境改变了各国家的政治权力。

今天我们也从目前正在发生的经济危机学习：国家的公权力直接参与了改正失误和失效的工作。重新估计它们的角色和权力似乎比较实际：我们应明智地重新考虑和评估公权力，使它们即使在新的操作方式下，仍能应付今日世界的挑战。公权力的角色若变得较均衡，可以预见那些新的参与国家及国际政治活动的方式，即透过公民社会组织的运作的方式得以加强。若依这个方向进行，可预期人民对国家政治的关注及参与，必然有增已。

25. 从社会的角度来看，保禄六世时，很多国家已经有保障和福利的制度，在各种势力已深深改变的情形下，为达成它们真正社会公义的目标，会变得很吃力，且将来会更厉害。市场已全球化，它首先驱使富有的国家去寻找更多廉价生产的地方，以减低许多商品的价格，增加购买力，同时加快发展的速度，这发展是集中在国内市场上，扩大消费。结果这种市场刺激了国家之间新的竞争方式，通过各种方法吸引外来企业设立生产中心，包括有利的关税以及撤销劳动市场的规管。这些发展引致社会保障制度的缩减，以换取在全球市场上更大的竞争力。可是，这却危害到工人的权益、人的基本权利，以及福利国家在传统形式下所付出的关顾。社会保障制度会失去完成任务的能力：这会在贫穷的国家中发生，也会在新兴的国家，及在早已开发的国家中发生。预算案削减社会福利开支 ── 这屡屡是国际金融机构所促成的 ── 会令人民在面临新的和旧的危机时变得无能为力，这种无助更因为工人组织缺乏对工人有效的保障而增加。因社会和经济多方面的改变，使工会在执行代表工人利益的责任上倍感困难；当中也因为政府因经济效益，常常限制工会自由或工会谈判的能力。因此，传统的团结互助网络，便遭遇到越来越大的困难，要加以克服。教会的社会训导，自《新事》通谕开始，[60] 呼吁工人成立组织，来保障自身的利益，这在今日比过往更值得为大众推崇，尤其在这国际及地方层面急需建立各种新的合作时，应作出及时及持久的回应。

人力的流动性，加上规管的普遍撤销，是个影响深远的现象，不乏它积极的方面，因为能刺激新的财富产生，以及不同文化的交流。然而，当人力的流动及管制的撤销令工作条件的不稳定性变成常态时，就产生各式心理的不平衡，以及组织生活稳定发展的困难，包括稳定的婚姻生活在内。这样的结果，除了是社会的浪费外，也造成了一种贬低人的环境。相对于过去的工业社会，今日失业者会体验更严重的经济无助，而目前的危机只会使情形更坏。长期失业，或长期依靠公援或私人救济，对人的自由、创意及他与家人及社会的关系，造成严重的打击，带来心理和精神上莫大的痛苦。我愿意提醒大家，尤其是当权者，若他们愿意给世界社经制度带来一个更新的局面，就得谨记：人、全人才是首先要捍卫及珍惜的价值：“人是整个社经生活的创造者、中心与宗旨”。[61]

26. 在文化方面，相对于保禄六世时代，差别更为显著。当时的文化多是颇固定的，而且较能抵挡文化被同化的冲击。今日文化间互动的机会明显地增加，给文化间的对话带来了新的机遇。这对话若要生效，开始时必须深入认识对话者是谁。然而不应该忽略的是，文化交流的不断商品化，会形成一个双重的危险。首先，要注意的就是一种往往未经过批判就接纳的文化折衷主义：不同的文化不假思索地相提并论，好像根本上没有分别，且可彼此相互替代。这样人便易于向相对主义让步，不利于那真正的文化对话。文化相对主义在社会层面会令各文化族群互相接近或活在一起，但仍彼此隔离，没有真正的对话，因此也就没有真正的交融。其次，也有一种相反的危险，这危险就是文化的去特性化，以及举止及生活方式的划一化。这样不同国家文化，和各民族传统的深刻意义，就丧失殆尽了：本来正是在文化及传统中，人才会认真考虑人生的基本问题。[62] 文化折衷主义及文化去特性化，二者都同样把文化与人性分割。如此，文化就不能在那超越它们的人性中找到衡量的尺度，[63] 结果只会把人矮化为文化的成品。当这情形发生时，人类便再冒上被奴役和被操控的危险。

27. 在许多贫穷的国家中，生命继续极度地不安全，且有恶化的危险，而它的原因就是缺乏食粮：饥饿仍然造成很多像“拉匝禄”的牺牲者，他们未能像保禄六世所期盼的，与大富翁同桌共食。[64] 给饥饿的人食物（参阅玛25:35、37、42）是整个教会的一条道德命令，符合其创立者耶稣基督要人团结和通财的教训。更何况在这全球化的时代，消除世上的饥饿，已成了维护全球的和平稳定所要追求的目标。饥饿主要并非来自物质的缺乏，更重要的理由是社会力量的不足，而其中最主要的是属于制度性的。这是说，社会上缺乏一套经济制度，一方面保证人能得到正常及营养充足的食物和食水，另一方面在基本需要缺乏时，以及在真正的食物危机发生时，能应付急需；这些情形或出于自然因素，或由于国家及国际间的不负责任而产生。粮食供应不稳定这问题，应从长远计：要消除那些引起问题结构性的原因，并促进贫穷国家的农业发展，如投资农村基层建设、灌溉系统、运输、市场的组织、农工的培训及推广应用适当的农业科技，善用生产地区比较容易得到的人力资源、材料及社经资源，这样才能保证长期的持久性。实行这些计划时要让当地团体参与选择及决定农田规划。在这方面或许可以考虑，尝试正确地同时应用一些传统及创新的农业技术。当然首先要充分证验这些技术是适当的，尊重环境并关照弱势社群。在此同时，不该疏忽研究在发展中的国家推进土地改革的问题。获得食物及食水的权利，对保证其它权利，尤其生存的权利，具有关键的重要性。所以必须促使一个互相关怀的意识成熟起来：得到食物及食水是所有人的权利，不应有任何分别和歧视。[65] 也很值得指出：互相关怀去发展贫穷国家，也能有助于解决目前的全球危机，这正是政界及负责国际组织的人士近日所观察到的。抱着团结互助的心态，借着投资计划，支持经济贫穷的国家，使他们自己能设法满足国民对消费品和发展的需要，这不只能促成真正的经济增长，也能帮助巩固富有国家的生产能力，因为他们也受到目前危机的威胁。

28. 今日发展最明显的一个课题是尊重生命，这一点无论如何不能与民族发展相关的问题分开。这是最近受到更大关注的一点，促使我们在讨论贫穷 [66] 及发展落后时，也要包括有关接纳生命的问题，尤其在那些以各种方式阻止接纳生命的地方。

不只是贫穷在许多地区引发很高的婴儿死亡率，在世界各地仍然有政府执行着控制人口的措施，他们屡屡推广避孕，甚至强迫堕胎。在经济较发达的国家，压抑生命的法律非常普遍，并已左右了生活习惯和做法，这样助长了散播一种反生命的心态，并把它当作文化上的进步，而传到其它国家。

然而一些非政府组织也在积极推广堕胎，有时在贫穷的国家推行绝育，甚至是在不知情的妇女身上进行。也有足够的证据使我们怀疑，有时连为发展援助本身，也被牵连到某些医疗政策上，事实上，当中包括了强制的节育。同样也令人非常担忧的，是那些认同安乐死的法律，也有国家以及国际性的压力团体，在力求法律认可安乐死。

向生命开放是真正发展的所在。一个社会若开始否定及消灭生命，结果只会失去一切动机和所需要的力量去为人的真正福利服务。个人及社会若丧失了欢迎新生命的意识，那么，在社会生活的其它方面也难以彼此兼容。[67] 欢迎生命会加强伦理的力量，使人能互相帮助。养成了对生命开放的态度，富有国家便能更了解贫穷国家的需要，避免消耗大量的经济和知识资源去满足自己人民的自私欲望，却能表现崇高的行为，促进一个合乎伦理原则，并关怀别人利益的生产制度，尊重每个人民，及每一个人对生命的基本权利。

29. 今日世界还有一个与发展紧密关连的事实：那就是否定宗教自由的权利。我指的不只是今日世上仍有为了宗教的理由而起的争斗和冲突（虽然有时宗教动机只为掩饰别的企图，如对权利及金钱的渴求等）。事实上，正如我的前任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及本人多次公开指出和谴责过的：今日人们仍以神的名义继续杀戮。[68] 暴力会遏阻真正的发展，并阻止人民朝着社会经济及精神更大的福利发展。这尤其发生在有基要派背景的恐怖主义中：[69] 它制造痛苦、毁灭和死亡，切断国与国之间的对话，并挪用巨大的资源，使国家无法从事和平与民生的工作。此外，除了宗教狂热主义在某些情形下阻止人行使宗教自由权外，许多国家有计划地推广宗教冷漠和实践无神主义，令人民失去了精神和人性的力量，妨碍了他们对发展的需要。天主是人真正发展的保证，因为天主按自己的肖像创造了人，同时奠定了人的超越性的尊严，也助长他那与生俱来对“自我提升”的渴求。人不是迷失在无意义的宇宙中的一颗原子，[70] 他是天主的受造物：天主给了他一个不死不灭的灵魂，且永远地爱他。假如人只是偶然或必然的结果，或他必须把他的愿望局限于生活环境狭隘的范围内，又假如一切都只是历史与文化，或人是没有一个要超越自我而到达超性生命的使命的话，这样人类或可有所增长或演进，但不能有真正的发展。

当国家推动、教导或甚至强迫某种形式的实践无神论时，便会把自己人民的伦理和精神力量拿走，令他们无法致力于全人的发展，因而阻止他们以一股新的动力，更努力更慷慨地响应天主的爱。[71] 有时那些经济先进及发展中的国家，在和贫穷国家进行文化、商业及政治的交流中，灌输给他们这种对人及对他命运的狭隘的看法。“超级发展”[72] 夹带着“道德衰落”，[73] 就会伤害真正的发展。

30. 依这个方向看，人的整体发展显得更复杂：它的多种元素彼此关连，要求人要致力于整合知识的各个层面，以促进各民族真正的发展。多次人们认为发展或相关的社会经济措施，只需要共同合作就成功。然而，这共同合作是应该有方向的，因为“每个社会行动都包括一套理念”。 [74] 考虑到问题的复杂性，很明显，各种学科应透过有秩序的科际联系共同合作。爱德不排斥学识，反而需要它、提倡它，并给予它内在的生命。知识总不只是明悟的工作。知识当然有可能沦为纯粹的计算和实验，但若要变成可以指导人按其本源和终向生活的智慧，那么就要先用爱德之“盐”来“调味”。没有知识的行动是盲目的，而知识没有爱则是无生命的。事实上，“人若心中有真正的爱德，就会很有办法找出贫穷的原因，找到办法去解决它，果断地去征服它”。[75] 对着我们面前的种种现象，真理中的爱德首先要求知道和了解，意识并尊重每一个知识范畴的专业。爱德并不是一件附属品，加在完成各学问研究之后，反而从开始就要与它们对话。爱德的要求与理性的要求并不彼此抵触。人的知识是不足够的，科学的结论光靠本身也不能导人于全面的发展。我们常该更进一步：这是真理中的爱德所要求的。[76] 更进一步并不表示忽视理性的结论，也并非否定它的成果。并非先有智慧，然后才有爱；有的是富有智慧的爱，以及充满爱的智慧。

31. 这表示伦理的估量及科学的研究应当一起成长，而爱德应该是两者的灵魂，在跨学科的整体中和谐地把两者统一起来。教会的社会训导具有“一个跨学科的重要特性”，[77] 它可以发挥出非常有效的功能。它容许信仰、神学、形上学及科学在为人服务时各按其位而合作。教会的社会训导尤其在这里表现出它智慧的一面。保禄六世曾清楚看到发展落后原因之一，是缺乏智慧、反省，及足以作出方向性的综合思考，[78] 这需要“对经济、社会、文化、精神方面，有一个明确的看法”。[79] 知识太过分立，[80] 人文科学与形上学切割，[81] 科学与神学对话的困难，不只对知识发展是个伤害，对民族的发展亦然，因为当这情况发生时，人便无法看清楚人类幸福整体的多方面。为正确衡量发展的各种因素，以及解决社经问题，“我们必要扩大理性的概念和它的运用”。[82]

32. 今日民族发展的实况，呈现出许多新问题，多次都需要有新的答案。找寻答案时要同时尊重每件事实本身的规律，及对人整体的观念，在爱德所净化的目光下，我们才能认清人的各方面。那时会意外地发现一些殊途同归的观点和具体可行的解决办法，且无须放弃任何人生基本的成分。

人的尊严及公义的需求，今日尤其要求我们在作出经济决策时，不应过分及不道德地扩大财富的差距，[83] 同时要继续优先为所有人争取持久的工作机会。从“经济思维”的角度看来，这也是合理的。在同一国家不同的社群间，以及各国家的各民族间，不公平的情形不断增加，相对的贫穷又暴增，这样不但会侵害社会的凝聚，陷民主于危险，同时对经济也会有负面的冲击，因为“社会资源”会逐渐被腐蚀，所谓社会资源即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条件，即信任、信实和守法。

经济学告诉我们：一个结构性的不安稳处境，会造成不利于生产的态度，并糟蹋人力资源，因为工人面对自动的机制会倾向被动的适应，而非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在这点上，经济学与伦理学也殊途同归。人要付出的代价，往往也是经济要付出的代价，经济的失灵也常带来人的损失。

我们尤应谨记：若为了科技而去除各文化的特质，在短期内虽会有利可图，但长久下去会妨碍相互的充实和彼此的合作。经济或社会的短期考虑，是有别于它们的长期考虑，二者的区别是重要的。如果国家为争取国际竞争力，而降低维护工人权益的水平，或放弃重新分配利润的机制，这样会妨碍建立一个长期的发展。所以，我们必须用心估量目前经济倾向的短期发展 ── 有时甚至是极短期的发展 ── 对人所造成的影响。这就需要重新对经济的意义及其目的，作一个深入的反省，[84] 这也包括对发展的模式，作一个深远的检讨，以纠正它的失灵及扭曲。事实上，地球环境的健康状况，及尤其人类文化及道德的危机，都要求我们这样做，这危机的迹象早已显现在世界各地。

33. 《民族发展》通谕颁布四十多年后，“发展”这个基本主题依然是个未解决的问题。尤其在目前的经济金融危机中，它更显得严峻且迫切。虽然地球上某些从前为贫穷所困的地区，在经济上及在参与世界生产方面，有了显著的改进，其它地区却依然生活在赤贫的情况之下，与保禄六世时的情形相若，甚至有些情形更可说是一个退步。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引起这状况的原因，早已在《民族发展》通谕中道出，比如：经济高度发展的国家实施高关税，阻止来自贫穷国家的产品进入富有国家的市场。另些原因在通谕中只被暗示，后来才较明显地呈显出来了。这正是对当时进行得如火如荼的去殖民过程作评价的情况。保禄六世那时期望它是一个自主的进程，在自由及在和平中完成。过了四十多年，我们得承认这条路是如何重重困难，一方面由于一些新型态的殖民主义的兴起，以及旧的和新的强权国家的操控，另方面也由于独立起来的国家内部严重的不负责任。

最主要的新因素是：一个全球性的彼此依存已经来临，这已被通称为全球化。对这事保禄六世已预知一隅，然而它发展的规模及冲击的程度，却是出人意表的。这过程源自经济高度发展的国家，却自然地牵动了各地的经济。它尤其推动了不少地区脱离贫穷，这本来是一个大好的机遇。不过，没有了在真理中的爱作引导，这全球性的推进有可能造成前所未有的损害，并在人类家庭中造成新的分裂。因此真理及爱把一个空前及富挑战性的责任置放在我们面前，这固然是个非常大及复杂的责任。也就是说，我们要扩阔我们的理性，使它能认识及引导这些新的发展，促使它向“爱的文明”迈进，这文明的种子天主早已散播在每个民族、每个文化中。

第三章 友爱、经济发展及公民社会

34. 在真理中的爱德使人感到受宠若惊的经验，令人赞叹不已。生命中有各式各样无条件的馈赠，却因人只注重生产和利益，而屡屡不被觉察。人是为接受恩宠而被造，这正表达出他的存在来自上天。现代人有时错误地自以为是自身、自己的生命及社会唯一的主宰。这自大的心态来自自私的自我封闭，其根源 ── 用信仰的词汇说 ── 就是原罪。教会以她的智慧，常要人在分析社会现象及建设社会时，常把原罪放在眼前。“忽略人具有已受损害且倾向于恶的本性，是在教育、政治、社会行动及习俗等方面，造成严重错误的原因。”[85] 经济早已被列为显露罪恶严重恶果的各种领域之一。这方面我们今日也有一个明显的证据。深信不需受上天帮助，而能靠自己的力量来消除历史中的邪恶，令人把幸福与得救放在现世的物质享受和社会行动上。这信念更使人认为经济应该独立，不该受伦理的“左右”，也迫使人滥用经济工具，甚至用以作出破坏。长此下去，这些信念建立了经济、社会和政治体系：它们打压个人及社团的自由，正因为如此，未能保证它们以往所承诺的公义。就像我在《在希望中得救》通谕（Spe salvi）中所说的，这样基督徒的希望会从历史中消失，[86] 人在自由和公义中追求发展，而这希望正是为这发展而服务社会的一项丰富资源。希望激励理性，并赋予它力量以引导意志。[87] 它已在信德内，其实是由信德所引发。在真理中的爱德由此得到滋养，同时也彰显它。它既是天主绝对无条件赐的恩宠，且并非理所当然的，它闯进我们生命中，超越一切公义的规则。恩赐本身既超越所谓应得的，它的规范就是超越规范。我们的灵魂因它的来临而存在，它是天主临在的记号，也表示天主对我们的期望。真理与爱德同样是恩赐，比我们本身还大，就如圣奥思定所说的一样。[88] 就连我们的存在、我们的自我意识，根本也是个“恩赐”。事实上，在每个认知的过程中，真理并非我们所产生，而常常是找到的，或更好说是接受的。它就像爱一样“不是产生于思想或者意志，而是加诸人身上的”。[89]

在真理中的爱，既然是所有人接受而来的恩赐，是一股建设团体的力量，以一种没有隔阂，没有界限的方式把人团结起来。人的团体可以由我们自己建立起来，但是以一己之力，一定不能变成一个充满兄弟友爱之情，及冲破一切藩篱的团体，亦即一个大公的团体：人类的团结一致，一个超越一切分裂的兄弟共融，是身为爱的天主以祂的圣言所召集而诞生的。面对人类团结这决定性的问题时，我们必须表明：一方面，恩赐的逻辑并不排除公义，也不会从外及后来与公义相对立。另一方面，社会及政经的发展若要真正符合人性，就得以不求偿的原则来表达出弟兄友爱之情。

35. 如果有普遍的互信，市场便是个让人与人能相遇的经济制度，在这制度中，商人用合约来规范他们的关系，并彼此交换价值相等的货品及服务，以满足自己的需要及欲望。市场受制于所谓的交换公义原则，正是这原则规范着两个平等主体之间的交付与收受的关系。但是教会的社会训导一直强调：分配公义与社会公义对市场经济也是重要的，不只因为市场经济处于一个更广阔的社会及政治环境中，但也因为它在一些复杂的关系中运作。事实上，市场若只建立在交换货品间公平价值的原则上，便不足以产生那种顺利运作时所需要的社会凝聚力。没有内在的团结互助和互相信任，市场就不能发挥它经济上本有的功能。今天缺少的正是这个信任，没有互信是极严重的缺失。

保禄六世很合时地在《民族发展》通谕中强调一项事实：如果大家普遍践行公义，那么经济体系也能得到好处，因为从贫穷国家发展中首先得益的，正是那些富有的国家。[90] 只用救济来解除运作不灵是不足够的。穷人不应被当作是“包袱”，[91] 而是资源，即使从严格的经济角度来看。无论如何，若有人认为市场经济的结构本身，要求应有一定比例的贫穷和发展落后，才能完善运作，这种看法是极错误的。促进脱贫对市场有益无害，但为能实在做到这点，不能只靠市场本身，因为它不能由自己产生超越自己能力的效果。市场必须从其它能产生这力量的主体上，汲取道德能量。

36. 经济活动不能单靠推行市场逻辑，去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经济活动应以追求公益为目标，这尤其是政治团体也该负起的责任。应谨记，造成社会严重失衡的原因，是因为人们把经济行为与政治行为分割开来，以为前者只是为了生产财富，而后者则要借着重新分配财富来达致公义。

教会一直认为：经济行为不应被视为反社会行为。市场本来不是，也不该变成强者欺凌弱者的地方。社会不必对市场存有戒心，好像市场的发展必然会毁灭真正的人际关系。市场固然可能被导向负面，但这并非由于它的本质，而是因某种意识形态这样误导了它。不应忘记：市场不会纯独自存在。市场从所处的文化得到其特色及方向。事实上，经济和金融只是工具，如果使用者有自私的意向，它就会被妄用了。这样本来好的工具，可以变成有害的工具。是人把理性弄昏了才产生这些效果，而不是工具本身。因此，该受归咎的不是工具，而是人、他的道德良知、他的个人及社会责任。

教会的社会训导认为，在经济活动的范围内，应能活出真正的人际关系，就如友谊及参与社会、团结互助及彼此关怀等，而不只在经济活动范围以外或其后。经济范畴不是没有伦理意义的，以其本质而论，也非违反人性及社会的。它是人活动的一部分，就因为是属人的，就得按伦理原则来建构和组织起来。

我们面对着一个重大挑战，这是目前全球化现象中的民族发展问题所引起的，因经济和金融危机而变得更为严峻，这挑战就是要以言以行去证明：我们非但不可忽略或削弱那些传统的社会伦理原则，诸如光明磊落、诚信和责任心等，而且即使在生意关系上，不求偿的原则及付出的逻辑所表达的友爱，也可以且应该在正常的经济活动中占有一席位。这是人此刻的需求，但也是经济原理本身的需求。这同时也是爱和真理的需求。

37. 教会的社会训导一直认为：公义与经济活动的每一阶段都有关系，因为公义常与人及人的需要有关。集资、投资、生产、消费，以及经济周期的所有其它阶段，都必然具有道德意义。如此每个经济上的决策都有一个道德性的后果。社会学及当代经济的趋向也证实这点。从前我们或可以设想：先让经济生产出财富，然后再把分配财富的责任交给政治。今日这一切比较困难了，因为经济活动不再局限于某个地域，然而政府的权力主要依然是地区性的。为此，一开始就应该遵守公义的守则，即在经济活动开始之时，而不是在它已完成后或者与之互不关连地进行。再者，市场应给空间与那些自由选择不纯为利益，而按照其它原则进行经济活动者，虽则他们并不因此而放弃制造经济价值。许多发自宗教界或非宗教界的经济行为，可以证明这一点是实在可能的。

在这全球化的时代，经济反映着竞争文化模式，它们彼此之间差异很大。由此衍生出来的经济企业取态，多数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尊重交换公义。经济生活固然需要合约，以规范等值的贸易关系。但经济生活同时也需要有公义的法律，以及由政治带领的重新分配财富方式，并且还需要些充满付出精神的事业。全球化的经济似乎倾向前者，即合约式的交换，但是也直接或间接地显出需要其它两种：即政治逻辑以及不求偿而付出的逻辑。

38. 前任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已指出这个问题，他在《百年》通谕中提出需要一个有三个主体的系统：市场、国家和公民社会。[92] 他指出公民社会更能发挥出经济的不求偿及兄弟友爱的一面，但并无意否定它也可存在于其它两个领域中。今天我们可以说：经济生活是一个多方面的事实；但各方面，以不同程度和方式，都应该表现出彼此间弟兄友爱之情。在这全球化的时代，经济活动不能排斥不求偿的付出，因为是它在参与经济活动的各人心中，撒播和滋养着团结互助、共负公义责任，及谋求公益的精神。总言而之，它是经济民主的一种具体和深刻的表现。团结互助首先是大家感觉到对众人有责，[93] 故此不应只由国家负责。从前可以认为必需先追求得公义，然后才辅以不求偿的付出；今日应该说：若没有了无条件付出，则也无法达到公义。所以，市场应该让那些追求各合法目的的企业，按平等机会的条件自由运作。除了那些营利的私人企业及各种公共事业外，那些追求互助和社会利益的生产组织，也应能扎根并有所表现。透过他们在市场内的相互比较，能产生一种混合性的经营行为，并产生一种对经济文明化的敏锐关注。这样，在真理中实践爱德，可透过建立和组织这类经济活动，它们虽不排除利润却愿意跨越等值交易的逻辑及纯粹营利的目的。

39. 保绿六世在《民族发展》通谕中，要求形成一种市场经济模式，最少在意向上能够容纳所有的民族，而不只是那些已充分准备好的。他要求努力推动一个对大家都更人性化的世界，在这世界里大家“都能授与，亦能收受，一国的进步不致成为别国发展的阻碍”。[94] 保禄六世以这段话，把《新事》通谕所作的要求和期望，推广到普世的层面去，这通谕针对工业革命的影响，在历史上首次肯定一个行在时代尖端的概念：即社会若要稳定，国家必需介入来均分财富。今日这个看法，除了因市场及社会的开放而陷入危机外，也可以见到它还不能充分满足一个完全人性化的经济需求。教会的社会训导，依据她对人及对社会的看法所一直主张的，今日更是全球化的现象所要求的。

如果市场与国家为了在各自的领域内维持专利而相谋合，长久下去便会损害到民间的团结互助、社会参与及凝聚、不求偿的服务。这些价值超越了“为获得而付出”的交易逻辑，也超越了国家法律加诸国民“为尽责而付出”的公共行为逻辑。若要克服发展落后的问题，不但要采取行动去改善那建基在互换上的交易，也不只是公共援助机制的转移，而特别是全球性逐步向着不求偿及促进共融的经济活动开放。那排他性的市场与国家合作会侵蚀社会，相反那些团结互助式的经济，却能建立社会，而公民社会正是这经济方式的最佳场合，但不应只局限于此。不求偿的市场并不存在，也不能以国家法律来促成不求偿的心态。然而不论是市场或是政府，都需要有懂得互相付出的人。

40. 目前国际经济的运作呈现一些严重的扭曲和失效，人们感到企业的概念也需要重大的改革。旧的企业运作方式已不适用，一些有指望的方式已渐露端倪。一个较大的危机是企业只顾及投资者的利益，那么，它对社会的作用就会减少了。因为现代企业规模越来越大，需要更庞大的资本，也就越来越不能靠一个企业家长期对企业的持续及成果负责，也不能只局限于一个地区。既然企业的运作已不再限制于一个地区，企业家要向之负责的对象也从一些与企业有利益关系者 ── 如工人、供材料者、消费者、自然环境、在企业邻近生活的团体 ── 渐渐转移到持股者，而持股者并不限于一个地区，他们的流动性很大。实在，国际资金市场今日极自由地运作。但也越来越多人意识到企业应该负起更大的社会责任。虽然今日人们对企业的社会责任所持的见解未必都符合教会的社会训导，但越来越多人同意：企业的运作不能只关注企业主人的利益，也该关注所有其它对企业有贡献的人的利益，包括工人、顾客、供应生产材料者、有关的邻社等。这几年来，越来越多跨地区的经理人只遵从持股者的指示，而这些无名的投资者厘定自己要得的回报。但今日也有不少经理人有较广远的眼光，越来越觉察到企业与其所在地区有密切的连系。保禄六世已敦促那些只为了个人利益把资金移至外国的资本家，要认真评估他们的行动对自己的国家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损害。[95] 若望保禄二世曾提醒大家：投资不只是一个经济行动，它常有一个伦理的意义。[96] 我想强调：这一切今日还是一样，就算投资市场开放得多，也有一些技术至上的想法，以为投资只是一种技术行为，不涉及人性或伦理的问题。我们并不否认，有时投资于国外而不投资在国内也可以是件好事，但常该作出公义的考虑：这些资金是怎样集结的，不投资在它集结的地方是否对某些人造成损害。[97] 应该避免投资变成投机，只求短期利润而不关注企业的持久，及它对实体经济的实时贡献；当然投资也该关注适度及恰当地促进那些需要帮助的国家达成经济发展。我们当然不否认投资在别处也能培训当地的人，因而造福当地人民。工作和技术知识是大众的需求。但不该只为了享有优势，甚或为了剥削其它人民而投资别处，而非为当地社会带来实质的利益、为他们建设稳固的生产系统和社会制度，及帮助他们达成持久的发展。

41. 讲到企业这个题目，我们要指出它的运作可有许多不同的方式。很久以来，我们惯于只强调市场和政府这两个角色，也就是一方面有资本主义式的私人企业，另一方面有国家政府的领导。其实，企业的运作牵涉很多方面。有些因素是“超乎经济”的。企业的运作固然有其专业的一面，但也有更基本的人性的一面，[98] 正如任何工作，皆是人的行为。[99] 如果能让所有工人都能作出自己的贡献，使他“意识到正做着自己有份的工作”，那就好了。[100] 教宗保禄六世说：“每个工人都是一位创作人。”[101] 正为了符合劳动者的要求和尊严，也为了满足社会的需要，除“私营”及“公营”企业外，还有许多别的模式的企业。每种企业模式均有其固有要求及营运方式。为使不久的将来经济运作的模式能有助国家及国际的公益，极宜记得企业的这个广泛意义。在这广泛意义内，各模式还能彼此交替，互相改造，可由“不营利”转为“营利”，反之亦然；或由公营转为民营，或从先进国家转到发展中国家。

“政治权力”也可有不同概念。我们若要建构一个革新的、向社会负责的、以人为本的经济及生产制度，就必须谨记政治权力的多元化。我们若要在国际层面上推进企业运作的多元化，我们就该推进一种在不同层次运作的政治权力。今日的跨国集成经济并不取消个别国家的角色，却要求不同国家的政府之间加强合作。智慧与慎重要求我们不要急于宣布个别国家已不重要。相反，为解决今日的经济危机，国家的角色看来有增无减，重新发挥它的许多功能。在有些国家，政制的建设或重建为他们的发展还是颇关键的。任何基于团结互助的国际援助计划，若要帮助一些仍没有健全宪制、法律、行政等系统的国家解决经济的问题，就应该先帮助他们建设这些系统。除了经济援助也该援助他们巩固法治的国家，即具备公共秩序的制度、有效的执法组织、尊重人权、民主架构。所有国家不一定该有同样模式：为巩固脆弱的宪制，可以在发展政府的同时，发展其它政治个体，不论是属于文化性质的、社会性的、地区性或宗教性的。其实能在地区、国家或国际层面适当制衡政治权力，正是一条康庄大道，能引导经济全球化有一个正确的方向。这样做也能避免经济的全球化彻底破坏民主的基础。

42. 有时谈到“全球化”时，人们会当它是命运注定要发生的事，仿佛是由一些无名的力量，及由一些非人意志所推动的架构所使然。[102] 我们必须记得：全球化固然是一个社会经济问题，但它并不限于这一幅度。表面上易见的是社会经济的幅度，但事实上，全球化使人类彼此的关系日益密切；个人和民族才是主角，全球化该给他们带来福利及发展，[103] 当然个人和团体都该负起责任。全球化使人超越本土，这不只是物质性的事，它源于文化，也影响文化。如果我们以为全球化是必然而然的事，那么，我们用什么标准衡量它，指导它？其实它是人的事，在它的背后有一些文化因素支配着，我们必须分辨这些因素。全球化所以能成真，它的基本伦理准则，乃来自人类是个合一的大家庭，及人类朝着善的发展。所以我们该不断努力，使这全球合一进程朝着尊重人、强调团体、承认超越现世的方向迈进。

无可否认全球化固然有其架构的幅度，但这不是唯一的，它“本来没有好坏之分，是人使它成为好或坏”。[104] 我们不该被动地受它支配，我们该采取主动，理性地以爱德及真理为指引。盲目地坚持成见而抗拒全球化是错误的，这样做会错过这带有正面价值的进程，错失使我们能参与民族发展的机会。如果我们适当了解并处理它，全球化会带给我们一个空前的机会，重新分配全球的财富；如果处理不当，它会增加贫穷及不平等，也会使全世界陷入危机。我们必须改正它的不当及有时极其不当的运作，这些运作致使民族之间，及各民族中出现更多分歧。我们必须使财富的重新分配不变成贫穷的重新分配，甚或使世界更贫穷，这正是今日不适当的运作使我们面对的危机。曾经有一个很长的时期，人们以为贫穷的民族只应维持某程度的发展，而甘心接受已发展的民族的人道援助。教宗保禄六世在《民族发展》通谕中推翻了这想法。今天能用来援助那些民族脱贫的资源可较从前为多，但结果主要还是那些已发展的民族享用了这些资源，因为他们更能利用资金及劳动的自由流动。人们不该因着一些自私的计划、保护主义及私人利益，而阻止财富在世上扩散。事实上，让一些发展中的国家也参与，能更好地处理目前的危机。全球化要经过一段过渡时期，充满困难险阻，要克服这一切就一定要掌握那以人为本及道德的精神，这精神从人心的深处，把全球化推向整个社会更团结及更符合人的本性。可惜这精神屡次被个人和功利的道德观和文化取态所推翻、所窒息。全球化是多幅度、多价值的现象，我们该接纳这些不同的幅度和价值，也不忽略神学的观点，而把它们结合起来。这样我们才能实现人类的全球化，并给它一个方向：人的连系、共融及分享。

第四章 民族发展、权利与义务、环境

43. “全人类的一体性是一个事实，对我们而言，这既是一项惠益，也是一项责任。”[105] 今天许多人倾向一个强横心态：认为除对自己外，他们不欠任何人什么。他们以为自己只有权利，对自己及别人的全面发展，往往难以养成一个责任感。为此，我们必须引起人们重新反省：权利包含义务，否则便会变成任意妄求。[106] 今日有一个很矛盾的现象：人们一方面强求某些无根据及奢侈的权利，并企图获得国家的认可和推行；但另一方面，在很多人身上的基本权利，却遭到否认和侵犯。[107] 我们常见一个牵连关系：富裕的社会要求过分无度的权利，甚或纵容他们的丑行和陋习，同时在世界某些落后地区，甚或大都会的贫民区，人们却缺乏粮食和水，以及基本的教育和医疗。这牵连关系在于个人的权利摆脱了义务的框架，其实义务才使权利有完整意义；摆脱了这框架，对权利的要求会永无休止和毫无准则地暴增。对权利的疯狂追求，令人忘却了义务。义务规范着权利，使之合乎人性和道德的真理，权利受此规范才不会变成妄求。因此，义务巩固权利，使之受到捍卫及促进，这原是一项为公益而应负起的责任。但如果人们的权利，纯取决于人民的公决，这些权利会随时改变，大众对尊重和推行这些权利的意识也因而松懈。这样一来，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也易于忽略这些权利的客观性和“不容侵犯”。这种情况若然发生，便会危害到民族的真正发展。[108] 类似的行为也损害到国际组织的威信，尤其从那些极有待发展的国家的角度看来如是。这些国家，极需国际社会负起责任去援助它们，使它们能“主宰自己的命运”，[109] 即负起自己应有的责任。共负责任远比只求一己的权利更能动员大家。

44. 在讨论人类发展中权利和义务的概念时，我们也该兼顾有关人口增长的问题。这涉及真正发展中极重要的一点，因为它是关乎生命与家庭不可放弃的价值。[110] 把人口增长视为落后的主因是不对的，即使从经济的角度看也是一样：一方面我们只要看看在经济发展的国家内婴儿夭折率大幅下降，而人的平均寿命大幅延长。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出生率低得令人忧虑的社会中，危机业已浮现。我们当然应该推行负责的生育，毕竟这对人的整体发展有其实在贡献。教会关心人类的真正发展，敦促世人要在一切行动上尊重真正的人性价值，包括性行为方面：不应把性纯当作一种享受和玩乐的事，同样也不应以为性教育只在于传授技巧，只为保障当事人免受疾病感染，或避免生育的“危险”。因为这样做只会削弱和忽略“性”的深层意义，这意义是个人和团体应以负责的态度去确认和接受的。责任感禁止人视“性”为一个单纯享乐之源，或把“性”规限于一个强制生育计划的政策内。这两种做法表露出唯物的思想和政策，如此人最终只会遭到各种暴力。在这问题上，我们应该制衡国家及其限制生育的政策，坚持家庭在这方面的首要抉择权，[111] 并给父母一个合宜的教育。

以道德的负责态度去接纳新生命，能令社会及经济变得更加充裕。许多大国之所以能摆脱贫穷，也有赖其人口众多及人民的才能。相反，一些昔日兴盛的国家，由于出生率的下降，正踏进一个前景不明朗的阶段，有些更开始衰落，这正是富裕社会所面对的棘手问题。出生率降低，有时甚至低于所谓的“更替水平”，冲击社会福利制度，费用增加，储备减少，投资所需的资金也相应紧缩，有资格的技工锐减，国家所需的智囊亦随之萎缩。其次，由于家庭细小，有时甚至是极小，社会关系容易变得薄弱，无法保证培育出团结互助的精神。这些就是社会对前景缺乏信心的征状，也显示伦理意识的低沉。因此，为了社会、以至经济的需要，必须向新的一代展示家庭和婚姻如何美好，以及它如何能满足人心深处和人性尊严的要求。在这方面，国家应推出一些政策，促进家庭的重要性及完整。家庭建基于男女两性婚姻而作为社会生活的细胞，[112] 国家同时也应该关注家庭的经济和税制问题，尊重家庭成员彼此的关系。

45. 满足人最深处的伦理要求，在经济层面上也有其重要和有裨益的影响。其实经济需有道德意识才能畅顺运作；但并不是任何道德观，而是一个以人为本的道德观。今日在经济、金融和企业上，经常论及道德问题。商业道德的研究中心和培训课程应运而生；在已发展的地区，职业道德的评估制度逐渐普及，这是对企业的社会责任相关的思想衍生而来的结果。银行也推出所谓“良心”户口和投资基金。“良心金融”开始出现，尤其是透过小额信贷，或更普遍的微型金融。这些进程备受称许，且值得广泛的支持，其积极功效也感染到较落后的地区。可是，我们仍须拟出一个有效的鉴定准则，因为也有滥用“良心”一词的情况；笼统地用它，可以泛指很不同的内容，以致在这名义的掩饰下，有人作出有违公义和人类真正福祉的决定和抉择。

事实上，这基本系于人所依据的伦理观，在这议题上，教会的社会训导能作出独特的贡献，这训导是基于人是“按照天主的肖像”而受造的（创1:27），由此引伸而来的，就是那不容侵犯的人格尊严，以及自然伦理律的超越价值。一个脱离了这两个基础的经济道德，必然会失去本身的意义，并会成为被人利用的工具；更准确地说，它极可能屈服于现行的经济金融制度下，而非矫正这些制度的运作不善。这种经济道德甚至可能把投资于不道德计划的行动也合理化。我们也不应以歧视性的意识形态，去看“良心”一词，好像凡没有正式冠以此名的行为，便是不符合道德似的。不过我们还该设法 —— 这点也极其重要 —— 不只令部分财经或金融界本着“良心”做事，而是要令整个财经和金融界，都要本着良心做事，且不只因所冠以外来的标签，而是由于满全了其本质上的固有要求。在这议题上，教会的社会训导十分明确，一再肯定各形式的经济活动，都是人类活动的一部分。[113]

46. 考虑到企业与道德的关系，以及生产系统正经历的演变等议题时，似乎至今一直所通用的营利公司与非营利机构间的分别，已不能反映出整个事实，也不能对未来提出任何行之有效的方向。近数十年来，在这两种业务之间，出现了一个广阔的中介空间。这包括一些承诺为落后国家提供社会援助的传统业务，一些由个别企业所成立的慈善机构，或一些以社会福利为目标的公司集团，以及形形色色的所谓“社会企业”和“教会团体经济”。这只是一种“第三界别”，而是一个全新、广泛而复杂的事实，涉及私人及公众范畴，而且不排除营利，但视之为实现人道及社会目的之工具。不论这些公司分红利与否，不论它们采取哪种法定结构形式，重要的是它们乐意把利润视为工具，其目的是达致一个更人道的市场和社会。但愿这些新形式的企业，在各国能找到一个合宜的法律结构及税制。它们虽然无损传统企业的重要性及其经济社会效益，却能使这体系的各经济主体，逐步迈向一个更明确和更全面的负责态度。不但如此。企业的多形式化已能造就一个更文明且更具竞争性的市场。

47. 那些被排挤于全球经济领域之外的国家，也应设法巩固各种形式的企业，尤其那些能视利润为达致一个更人道的市场和社会之工具者。在这些国家中，极应周详策划和执行那些基于上下互补原则的计划，以祈巩固权利，同时也准备负起相关的责任。在发展进行中，必须保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即以人作为发展的首要负责者。首先要关注的，是要改善该地居民的实际生活环境，好让他们能负起那些目前因贫困而无法负起的责任。“关怀”绝非一个抽象的态度。发展方案若要符合个别实况，就该具有灵活性；受惠者应直接参与计划，并主导推行方案。又应采用循序渐进和辅翼同行的原则 —— 包括监察计划成效 —— 因为没有放诸四海皆准的办法，却要视乎具体的运作。“民族对于自身的发展，是负有天赋之责的。但民族若彼此孤立，那就不能完成其责了。”[114] 今日全球逐步整合的进程不断强化，教宗保禄六世这番话更言之有理。融入的过程并非自动而然的。解决办法应小心按人们的生活和个别人等而厘定，慎重评估个别的实况。在大型方案之外，还应有较小规模的方案，尤应动员社会上下各阶层，包括团体和个人。

国际合作需要人们本着团结互助精神透过临在、监察、培训和彼此尊重，来参与这个经济和人性发展的进程。在这观点上，国际组织应自我检讨，看其行政和管理架构是否实在行之有效，因为这些架构往往费用昂贵。有时那些接受援助的人，竟要为提供援助者服役，穷人竟要维持一些开支庞大的组织，而这些组织大量消耗了原该用在发展上的资源。从这角度看，我们希望所有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应致力于透明化，向捐赠者和公众舆论交代清楚：善款中有多少是用于合作计划上，又这些计划的实在内容是什么，最后还有机构本身的详尽开支。

48. 今日发展的议题和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而来的责任，息息相关。大自然是天主赐予大家的，我们享用它时，要对穷人、未来的世代和全人类负责。若我们把自然界 —— 当中首先包括了人 —— 视作纯偶然或全由进化而决定的结果，那么我们良心上的责任感便会减弱。信徒在大自然中明认天主创造行动的美妙成果，人可以负责地享用，以满足他们在物质上及非物质上的合理需要，同时尊重受造界本有的平衡。失去了这看法，人们便会视大自然是一个不得触犯的禁忌，又或相反地会加以滥用。这两种态度，与基督徒视大自然为天主创造的成果，大相径庭。

大自然表达天主爱与真理的计划。它先我们而有，是天主赐予我们的生活环境。它向我们讲论造物主（参看罗1:20）及祂对人类的爱。万物被预定在时间终结时要“总归”于基督（参看弗1:9-10；哥1:19-20）。所以，自然界也是一个“呼召”。[115] 大自然是为我们享用的，但不应当作“一堆无意义的废物”，[116] 而是造物主的一份礼物，祂为万物制定了一个内在的秩序，让人从中领略到应有的行动准则，好能“耕种和看守”大地（创2:15）。但我们也应强调，视大自然较人更为重要，亦有违真正的发展。这种立场能引致新外教主义或新泛神论：纯由自然主义所理解的大自然，人是无法从中获得救恩的。另外，我们也应摒弃相反的立场，即那企图要以科技完全控制大自然者，因为自然环境并非只由我们任意处理的物质，而是造物主的奇妙化工，自身带有一个“法则”，指出其终向及其如何明智使用，而非任意滥用的准则。今日的民族发展备受损害，都是这些错误思想所导致。把大自然纯当作一些偶然事物的汇集，只会变成戕害自然环境的因由，甚至助长轻蔑人本性的行为。因为人的本性不仅是由物质，也是由精神组成，因而是富有意义的，且具有崇高的终向，这本性也规范文化。人透过文化给予自然环境一个诠释，并加以塑造；人负责地使用其自由而赋予这文化一个方向，使它符合伦理的规定。因此，促进人整体发展的计划，是不可以忽略其后代的，却应显示历代人之间的团结互助和公义，这又关系到不同的范畴：生态、法律、经济、政治和文化。[117]

49. 与今日环境保育有关的问题当中，能源问题亦该受到关注。一些国家、权力集团和企业，囤积非再生能源，此举对穷国的发展造成严重的障碍。这些穷国既缺乏经济手段，去撷取现有的非再生能源，也无斥资作新能源研究的能力。把天然资源囤积起来，而且它们多次是取自穷国的，这成了剥削的源由，并引起国与国之间，以及国内的冲突。这些冲突往往发生于那些穷国的土地上，带来严重伤亡、破坏和进一步衰退。国际社会责无旁贷，要找出一些机制去规范非再生能源的开采，更要让穷国参与，好能一起策划未来。

在这方面，一个重新建立起来的团结互助，实有迫切的伦理需要，尤其在发展中的国家与那些高度工业化的国家之间。[118] 科技发达的社会可以且必须降低他们对能源的内需，这可透过改变生产方式，也可透过提高人民对环保的意识。还有，今天我们可以改善能源效益，同时促进对新能源的研发。然而我们仍须重新分配世界能源，让缺乏这些能源的国家能加以取用。这些国家的未来命运，不能操纵于先到先得者或强国手上。

我们所面对的是重大的问题，要正视这些问题，各方必须负责地明认它们对下一代的影响，尤其是对穷国的许多年青人，他们“要求自己能有份去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世界”。[119]

50. 这责任是全面的，因为这不仅涉及能源问题，而是整个受造界，我们不能令下一代承受一个欠缺能源的世界。人类固然可以负责地治理大地、保管它、利用它，并以新的方式和先进的科技来培植它（这原是合情合理的事），好使大地能合宜地容纳和供养世上的居民。地球上有足够的地方容纳每一个人：在那里，整个人类大家庭，借着大自然 ── 天主赐予其子女的礼物 ── 以及自己的工作和创新，应能找到有尊严地生活所需的资源。但我们应意识到这个重大责任：要把大地好好地交予下一代，让他们也能有尊严地在它内生活，并继续发展它。这要求我们“负责地考虑后，大家一起决定应采取的途径，以祈巩固人类与环境间的友善关系，这关系应反映出造物主的爱情，我们都是由祂而来，并朝着祂迈进”。[120] 我们仅希望国际社会和个别政府，能以有效的方法，遏止人们在运用环境资源时，作出对它有损害的行动。有关当局也必须设尽办法，务使取用公共环境资源所付出的经济及社会成本，能让人清楚透悉，并全由用者自付，而不是由别人或下一代负担：为了保护环境、资源和气候，所有国际领袖要采取共同行动，乐意表达出诚意，在工作里尊重法律及推动与全球最落后地区的团结互助。[121] 经济的最大本分之一，就是有效地善用资源，而非滥用，要谨记“效率”的概念并非与价值毫无关系的。

51. 人类对待环境的态度，影响着他对待自己的态度，反过来说，也是一样。这一事实叫今日社会认真检讨其生活方式，因为在世界多处地方，人们倾慕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对这生活方式所带来的祸害漠不关心。[122] 我们必须洗心革面，采取一种新生活方式，“以追求真、善、美，以及为共同的成长而与他人共融，作为决定消费选择、储蓄和投资的准绳”。[123] 每次违反团结互助和公民情谊，便会对环境造成伤害，就如同环境的恶化，到头来扰乱社会里的关系一样。尤其在我们这时代，大自然与社会文化的运作如此浑然一体，已成了几乎不可分的事实。土壤沙漠化和部分耕地生产力下降，都是因为当地居民贫乏和落后所带来的后果。这些居民的经济和文化发展一旦受到激励，大自然便获得保护。更何况许多自然资源受到战争的破坏！各民族内及民族之间的和平，能大大提高对大自然的保育。垄断资源，尤其食水，可以引发有关民族间的严重冲突。一个和平取用资源的协议，既能保障自然环境，同时还能保障有关社会的福祉。

教会对造物有一个责任，且要向公众重申这责任。教会这样做，不仅是要捍卫土壤、清水和空气，因为这些都是造物界给予众人的礼物。她尤其要保护人类免自趋灭亡。我们需有一个正确理解的所谓“人性生态”。大自然的衰落，事实上与那形成人类社会的文化，是息息相关的：人性生态 [124] 若在社会内获到尊重，环境生态也因而获益。正如人性美德是互相关连的，以致一个美德的缺失能连累别的美德，同样生态体系有赖一个计划，既要维护健康的社会生活，同时又要顾及与大自然间的关系。

运用经济来刺激或遏止某些行动来达致自然保育，是不足够的，即使透过一个适切的教育也是一样。这些固然是重要的方法，但关键的问题在于社会的整体伦理操守。人若不尊重生命和自然死亡的权利，若操纵人类受孕、妊娠和出生，若牺牲人类胚胎来作研究，那么公众良心便会失去人性生态的观念，这样环境生态的观念也会一并荡然无存。我们要求下一代要尊重自然环境，然而我们的教育制度和法律，却无助他们尊重自己，那是很矛盾的事。大自然的课本是一致且不可分割的：它不但包括自然环境，还包括了生命、性、婚姻、家庭、社会关系：换言之，就是人性完整的发展。我们对环境应有的责任，与我们对人自身及人与人之间的责任，息息相关。我们不能只坚持其一，而践踏那另一个责任。这正是今日我们的思想和行动中一个极大的矛盾：它贬损人格、扰乱自然环境及破坏社会。

52. 真理和它所揭示的爱，不是我们能制造出来的：只能接受得来。它们最终的来源并非人类，而是身为真理和爱的天主。这原则对社会及发展极其重要，因为这二者皆不能由人制造出来；个人和民族的发展使命，并非来自纯人类的抉择，而是铭刻于一个计划中，这计划先我们而有，并构成我们各人应乐意接受的本分。这先于我们并构成我们的、永存的爱与真理，告诉我们什么是美善，以及什么才是我们的真正幸福。它给我们指出达至真正发展的路。

第五章 人类大家庭的合作

53. 一个人所经历的最贫穷情况，莫过于被孤立。我们若细察其它形式的贫穷，包括物质上的贫穷，可知它们都是因被孤立、得不到爱或难于爱人所致。贫穷往往是由于人拒绝了天主的爱，由于人一开始就可悲地自我关闭，或妄自尊大，又或自觉微不足道且转瞬即逝，只是宇宙中一个偶然的“逆旅”。人若孤独自处，脱离现实，不再想到并相信有一个根源时，便会自我离间。[125] 全人类若只信赖人为的计划、意识形态和虚假理想时，便会自我离间。[126] 今日人类较诸从前似乎更为互动：这种彼此接近应转化成一种真正的共融。民族发展尤其基于人类四海一家的意识，大家合力成就一个真正的共融，一个由个人所组成的共融，而非纯粹生活在一起。[127]

保禄六世指出：“世界的问题是缺乏思想。”[128] 这话讲出一个事实，但尤其道出一个期望：我们应有一种新的思维，好能更明白四海一家的意义；全球民族间的互动，叫我们要开创新思维，好让这个整合行动的特征是团结互助，[129] 而非边缘化。类似的思想需要我们对人际关系方面，有一个更认真的评价。这任务并非社会科学所能独力为之，因为需要有形上学和神学等学科的贡献，好能清楚明了人性的崇高尊严。

受造之人因其灵性之故，要透过人际关系，才能实现自己。人越真实地活出这个关系，其自我也更趋成熟。人不能在孤身独处中提升自己，却要置身与人和与天主的关系中。这些关系因此变得十分重要。就民族而言，也是一样。为此一个人际关系的形上学理解，对人的发展大有裨益。在这一点上，理性在基督启示中得到启发和方向，明白个人不应淹没于人类团体中，失去自主，就如在各种形式的极权政体下所发生的；相反地，个人会受到更大的尊重，因为个人与团体的关系，是一个体对另一个体的关系。[130] 正如家庭团体不会埋没其成员，又如教会极重视那借洗礼加入这个生活身体内的每一位“新受造物”（迦6:15； 格后5:17），同样人类大家庭团体亦不会抹煞个人、民族及文化，反而使他们彼此更坦诚相见，更能求同存异。

54. “发展”这一个议题，也就是讨论所有个人及民族怎样彼此建立关系并被包含在人类大家庭团体内：这团体是基于互助精神的，而这精神的基本价值就是正义与和平。这观点从天主三位在唯一天主性体内的关系，得到重要的启发。圣三是绝对的合一，因为天主三位是一个纯关系。三位间彼此完全相通，互相紧密联系，因为祂们是绝对合一和绝对唯一的。天主更愿意把我们纳入这共融的事实内：“为叫他们合而为一，就如我们原为一体一样”（若17:22）。教会便是这个合一的标记和工具。[131] 一直以来，人与人的关系也从天主这个典范获益良多。尤其在圣三奥迹这启示的光照下，我们更能明白到：真正的开放并不等于倾向离心的分散，而是深度的互相渗透。这也来自爱与真理的普遍人性经验。就如圣事所祝福的夫妇间的爱情，令他们在灵性上结为“一体”（创2:24； 玛19:5；弗5:31），并使他俩成为一个实在的人际关系上的结合。同样，真理也使人精神合一，思想一致，一心一德。

55. 基督信仰有关人类合一的启示，以一个对人性的形上学解释为前提，当中“关系性”是其基本元素。也有别的文化和宗教主张友爱及和平，它们对人类全面发展极其重要。可是也不乏一些文化和宗教态度，不完全认同爱与真理的原则，以致妨碍甚至阻止人的真正发展。今日世上某些有宗教背景的文化，并不教人致力共融生活，反而叫人离群独处，追寻个人幸福，只沉迷于心理欲望上的满足。此外，今日世上也衍生出许多不同的宗教派别，由小团体甚至个人组成，还有一些混合宗教，形成一股离散和缺乏承担的风气。全球化可能有的一个负面效果是助长这类混合宗教，[132] 滋长某些所谓宗教，把人们彼此隔离而不是使之相遇，更使他们与事实脱节。同时，有些古老文化及宗教僵化了，它们维持互不相通的社会（种姓），继续信仰一些魔术、不理会人的尊严，屈服于神秘力量之下。在这情形下，爱与真理不易立足，对真正的发展有害无益。

为此，虽然一方面，人类发展固然需要不同民族的宗教及文化，另一方面，它也需要适当的辨别。宗教自由不等于不顾宗教的区别，也不是把所有宗教同等化。[133] 辨别文化及宗教的贡献尤其为执政者是必须的，为能在尊重公益的前提下建设社会团体。这辨别工夫的基础是爱德及真理。既然这里关涉的是人及民族的发展，这辨别工夫该考虑到：某文化或宗教能否解放众人，并把全人类融合在一个真正普世的人类团体中。全人和全人类也就成了衡量文化及宗教价值的标准。基督宗教崇拜的“神，有人的面貌”，[134] 当然拥有这标准。

56. 基督宗教及其它宗教若要对人类发展作出贡献，神一定要在公共领域占一席位，即在文化、社会、经济尤其在政治方面。教会的社会训导可以说生来就是为维护基督宗教的这个合法角色。[135] 如果否认人有公开宣认宗教的权利，或否认他可以用信仰真理陶冶社会生活，那么，为真正的人类发展便会带来负面的效果。把宗教排挤于社会生活之外，其实和宗教基要主义一样，会阻碍人们凝聚共谋人类的进步。这样，公共生活也就缺乏动机，政治也会显得压迫及凶暴。人权不受到尊重，是因为它们超现世的基础被拒绝，或因人的自由遭到否定。在俗世主义或基要主义里，理性与宗教信仰之间不可能有实际的对话或有效的合作。理性常需要由信仰得到净化，为从事政治者亦然，他们不应以为理性全能。反过来说，宗教也常需要由理性净化，才能显出它符合人性的面貌。若破坏这双方的对话，人类的发展便要付出严重的代价。

57. 信仰及理性之间的对话，固然有助实践社会爱德，同时也鼓励信徒及非信徒之间作出兄弟般的合作，大家一致为正义及人类和平而努力。在梵二《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里，与会神长这样说过：“信徒与非信徒大概会同意，世上一切该以人为它的中心及颠峰”。[136] 信徒知道世界不是偶然产生，也不是必然存在，而是出于天主的计划。所以信徒有责任与所有不论有宗教或没有宗教的善意男女，共同团结起来，努力促使这世界实在符合天主的计划，在造物主的眷顾下，形成一个家庭。爱德的特别表示，及信徒与非信徒之间合作的首要准则，就是上下互补原则，[137] 它保证人不能放弃的自主。上下互补原则首要是透过中介组织的自主给人的帮助。这帮助是给予那自己不够能力的人或团体，其目的常是解放人，帮助他们发挥自主及参与，负起自己的责任。互补原则重视人的尊严，明认每个人都常能为别人作出贡献。互补原则明认相互性是人的内在本质，所以能有效地防范各种无助于人成长的福利主义。互补原则一方面顾及多色多样的计划，而各人也有许多差异，另一方面，它也顾全各方的协调。这原则特别适合用来引导全球化，使它向着一个真正的人性发展迈进。为避免形成一个危险的、独裁的超级权力，全球化的操作该依据互补原则，区分不同层次、不同平面，但彼此合作。全球化当然需要权力，因为它提出一个达到全球公益的问题，但这权力该按互补原则及多主化组成，[138] 为的是不损害人的自主，也为能有效地运作。

58. 上下互补原则（principle of subsidiarity）和团结互助原则（principle of solidarity）息息相关，因为若只有互补而没有互助，就会造成社会上各自为政，若只有互助而忽略了互补，就会沦为福利主义，羞辱了有需要的人。这普遍的原则，在应付国际援助发展的一些议题上，也要非常重视。国际援助，不论捐助者的意向如何，有时会使一个民族长期依赖，甚至也会在被援助的国家内，促成地方权力专制及发生剥削的现象。物质援助如要达到援助的目的，不能有其它无关的目标。给予援助时，不但该有当地政府的参与，也该让当地经济工作者及公民社会成员参与，包括当地教会在内，他们都是文化的主体。援助计划该越来越有大家的参与，而且是由草根阶层开始。千真万确的是：被援助发展的国家所该优先善用的，及最重要的资源就是人力资源：人才是真正该增值的资源，这才能保证贫穷的国家有真正的自主。也要谨记：在经济的领域上，发展中的国家最需要的帮助，是促使他们的产品渐渐融入国际市场，使他们能全面参与国际的经济生活。在过去，援助往往只能为这些国家开辟边缘性的市场。这多次是由于这些产品并没有实在的需求，所以要帮助这些国家改善他们的产品，使之更配合需求。再者，人们往往害怕那些从贫穷国家输入的产品 ── 惯常是农产品 ── 会引起竞争。需知对这些国家来说，能推销这些产品与否，屡次关乎保证他们长期或短期的生死存亡。一个国际公义及平衡的农产品市场，可以给大众带来利益，包括供求双方。为此，不但需要按商业原则引导这些生产，也要制订国际商业规矩来支持它，并巩固投资发展，使这些经济系统更有生产力。

59. 促进发展的合作不应只限于经济方面，这合作也该成为一个文化及人与人交流的好机会。如果先进国家中从事援助发展的人不关心（有时会发生）自己及别人那些富有人性价值的文化特质，便不可能和穷国人民展开有深度的对话。另一方面，如果贫穷国家的人民漠不关心地、毫无辨别地接受任何外来文化，也就无法负起他们自己真正发展的责任。[139] 科技先进的社会不应以为科技先进就代表文化优越，但该反省在历史上哪些美德使他们兴盛起来，唯恐有时却把那些美德遗忘了。发展中的社会该坚守他们传统中的真正人性内涵，避免把全球化的科技文明毫不思量地加诸其上。在所有文化里，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共同伦理观，当然这是因为它们都来自天主所创造的同一人类本性，人类的伦理智慧称之为自然律。[140] 这普遍有效的自然伦理律，为文化、宗教、政治的对话而言，是个坚固的基础，这样文化虽多元而仍会一起寻求真、善及天主。接纳这铭刻在人心中的自然律，是社会里有建设性合作的前提。在各文化中不免也有瑕疵，需要净化。基督徒的信仰融入各文化，但也超越各文化，这样它能帮助各文化借普遍的分享和互助，共谋团体及全球的进步。

60. 在寻求解决目前经济危机时，对贫穷国家的发展所作的援助，该视作为大家产生财富的有效工具。试问除了支持那些还在经济发展初阶，或未甚发展的民族，还有什么援助计划可以期望得到这么可观的价值增长（在世界经济层面亦然）？从这角度看来，经济较先进的国家可尽量利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更高百分数，来支持民族发展，这样也能实践他们对国际团体早已许诺了的。其中一个办法可以是：检讨国内救济及社会互助的政策，遵照上下互补原则，建立一些更多方面参与的社会援助制度，让私人及公民社会也能积极参与。这样甚至可能一方面改善社会援助，同时又节省资源，避免浪费及滥用，而把所节省下来的用作国际互助。一个更容人参与、更有系统、减少官僚，但更有组织的社会福利，会使很多本在休眠状态的潜力发挥作用，也能裨益民族之间的团结互助。

为支持民族发展，也可以有效地应用一个所谓税项互补制度，让人民决定把他们该缴交国家的部分税款用于某些善举。如能避免不适当的偏颇，这办法可以鼓励社会基层的互助组织，对民族发展的互助方面显然也有益。

61. 为在国际层面更广泛地促进团结互助，应该继续使教育更普及，就算在经济危机中也不该停止。其实为国际合作的成功，教育是必要条件。“教育”的含义不只包括上学或职业训练，这两者当然为民族发展是重要的，但教育也包括全人的培育。关于这点我们要注意一个问题：为进行教育必须知道人是谁，他的本性是怎样的。如果对人性有一个相对主义的看法，那么教育就有严重问题了，尤其对伦理教育而言，因为一套大家接受的教育理念也就不再可能了。向这类相对主义让步，那么人人就会变得更穷，这也会削弱对有急需的民族作援助的功效：穷国不只需要经济及科技，也需要教育来帮助他们获得全人发展。

为帮我们明白这议题，我们可取个例子：国际旅游 [141] 这可以是经济发展及文化增长的重要因素，但也可沦成剥削人及道德堕落的机会。目前情况提供特好机遇，使人类发展的经济层面，即金钱的流动及在各地产生的颇有规模的企业，能和发展的文化层面，尤其是教育层面彼此配合。情况多次是这样，但国际旅游也多次为游客及旅游地点的人民造成反教育的情况。当地人民屡屡要面对不道德的，甚或邪恶的行为，如那些所谓“色情旅游”，许多人甚至青少年，因而成了牺牲品。使人痛心的是：这类事情竟得到当地政府的纵容，游客来源地的政府也默许，甚至涉及许多旅游从业员的同谋。就算有时未沦落至这地步，国际旅游多次也只求消费和享乐，作为一种逍遥游，而且安排得像旅客本国模式一样，这样并无助人与人之间及文化之间的交流。所以应该考虑别的旅游方式，使真能促进互相的认识，不损害休息和正当的娱乐：应推动这类的旅游，并透过国际合作及发展的企业的紧密关系，大力推行。

62. 在“人的全面发展”这课题中，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人口流动问题。这现象十分惊人，所牵涉的人规模庞大，所引起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及宗教问题十分复杂，对国家及国际团体提出重大的挑战。可以说，我们面对的是一项空前的社会大事，必须有坚强及有远景的国际政策，才能适当处理。这政策应由移民出离和移入的国家之间的密切合作开始，该有适当的国际法例来协调两面的不同制度，好能保障移民个人和家庭的诉求和权利，同时也关注移民所到达的地方的人。没有国家能独力解决这些“移民”问题。大家有目共睹，这些移民现象带来多少痛苦、不方便及期望。大家知道这问题很复杂，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外来劳工虽有适应的困难，但对收留他们的国家作出可观的贡献，以他们的工作促进当地经济，对他们的祖国也带来不少外汇。显然这些劳工不该被视为货品或纯粹劳动力量。不该把他们如同其它生产的元素一样处理。每位移民者是人，正因为他们是人所以有基本及不能放弃的权利，这些权利应在任何人前及在任何环境下获得尊重。[142]

63. 在考虑发展这问题时，不能不突显贫困和失业之间的直接关联。穷人往往是人类的工作尊严被侵犯所致的结果。这是因为他们的工作机会受到限制（失业或就业不足），又或因为“他们由工作而来的权利，尤其是合理工资的权利，和工人及其家庭生活安定的权利受到忽视”。[143] 因此，2000年5月1日，我可敬的前任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工人禧年的庆典上，为组成“一个支持工作尊严的全球联盟”而发出呼吁，[144] 以支持国际劳工组织的政策。这样，他给这目标作了一个强而有力的精神肯定，这目标正是世界各国所有家庭的期望。“尊严”一词套用在工作上指的是什么？这是说：这工作在任何社会上都应能显出男女众人的基本尊严：一份自由选择的工作，一份把工人 ── 不论男女 ── 与他们小区发展有效地联系起来的工作；一份使工人受尊重和不受任何歧视的工作；一份能满足家庭的需要，让子女上学，而无须迫使儿童从事劳动的工作；一份允许工人自由结社，使他们能表达自己意见的工作；一份让人有足够的空间在个人、家庭和灵性上找回自己的根的工作；一份保证工人在退休时，能维持生活尊严的工作。

64. 教会一直鼓励和支持工会组织，在反省工作这议题时，教会提出工会有迫切需要，向工作环境上出现的新视野开放，这是合宜不过的。跨越了不同行业的工会的局限，工会组织应该关注一些我们社会上的新问题：例如那一连串被社会科学研究者描述为工人与消费者之间冲突的矛盾问题。我们不一定要从一个以工人为中心，转移到消费者为中心的论点，但是这似乎也正是工会探索新经验的范围。全球化的工作环境，要求那些往往只限于捍卫自己会员的国家工会，应把注意力也转向其它非会员，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工人，因为他们的结社权利往往受到侵犯。工会在保护这些工人时（有时也可以透过向自己的国家作适当的行动），更清楚意识到：是哪些道德和文化因素，使他们在不同的社会和工作环境下为民族发展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教会的传统的教导，是要把工会和政治的角色及功能区分起来。这一传统依然有效。这区别使工会确定公民社会是最适合进行保护及促进劳工界的地方，特别是协助那些被剥削及没有工会代表的工人，他们悲惨的状况是社会屡屡轻易忽视的。

65. 金融经过被滥用而破坏了实体经济之后，在一个改善了的结构和运作方式之下，必须重新成为一个致力生产财富和发展民族的工具。整个经济和金融，而不仅仅是某些部分，因为是项工具，必须依循道德，对人类的发展和各国人民的发展创造出适当的环境。推出以人道主义为主的金融计划，无疑是有用的，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不能取代的。然而，这绝不应让人忘记一个事实，就是整个金融体系应该以支持真正的发展为目的。最重要的是，做好事的意愿，不应与生产财富的效能相抗衡。金融家必须重新认同他们活动实在的道德基础，以避免滥用细腻的手段，出卖储户的利益。正直的意向，透明度，并寻求正面的结果是相互兼容，并不应被拆散分离的。如果爱是明智的，它懂得找到有先见及合理的工作方式，就如很多信用合作上的经验，很切实地证实过的。

无论是一种金融界的调节，为能保障弱势及防止投机丑闻，或者是尝试那些促进发展的新金融形式，都属于应进一步探讨和鼓励的积极经验，当然也该同时提醒投资者要负责任。微型融资经验，其根源于人文主义者的思考与活动 ── 我特别想到初期当铺的诞生 ── 应该受到加强和注意，这尤其目前财政问题对社会脆弱的阶层可以变得很严重，因此是必需加以保护，以避免高利贷以及绝望的风险。最弱小的应当受到教育，学习保护自己防止高利贷，穷人亦要学到从小额信贷真正地获得利益，使剥削在这两个领域里不能猖獗。由于在富裕国家也会遇到新形式的贫穷，微型融资可以给予实际的援助，以发起新的活动，并开辟新的领域，造福社会弱势族群，纵然社会可能正经历经济衰退。

66. 全球性的关联，导致出一个新的政治权力，即消费者和他们的组织。这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现象，因为它包含着值得鼓励的积极因素，以及要避免的极端。应知道：购买常是一个伦理行为，而不仅是经济行为。因此，在企业的社会责任外，也有具体的消费者社会责任。消费者应不断受到教育：在他们每日扮演消费者的角色时，既可以遵守道德原则；也不需牺牲采购行为的经济逻辑。[145] 连在采购行业方面，正当大家体会到购买力可能减弱，及人民生活必须更加节省的时刻，有必要探索其它途径：例如，合作采购的形式，如消费合作社自十九世纪已在运作，部分是通过天主教徒的推动。此外，还可以促进新的方法，去销售来自世界贫困地区的产品，以保证生产者合理的回馈。当然，条件是：市场必须透明，且生产者不只获得更大的利润，也该得到更多的教育、专业技能和技术，最后，这些为发展而作的贸易尝试不该与个别意识形态的看法挂钩。希望消费者扮演一个更重要的角色，只要他们本身并没有被那些不具代表性的组织所操纵，这样的角色能促进经济民主。

67. 面对全球相互依存关系不能抗拒地增长，同时眼前有着一个也是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大家都强烈地感觉到需要改革联合国组织，以及国际经济金融体系，好使国际家庭概念能重拾它的实质。我们还迫切地觉得需要找出创意的方式来实施负责保护贫穷国家的原则，[146] 并让这些国家真正参与共同的决策。看起来，正需要这一切改革，为达成一项政治、法律和经济的秩序，来增加和引导国际合作，以促进所有民族团结一起的发展。为管理全球经济；为振兴受危机打击的经济，以免它继续恶化，并导致更严重的失衡；为及时实现全面的裁军，保障粮食与和平；为保证环保和移民管理：迫切需要有一个真正的世界性的政治权威，我的前任真福若望二十三世已给它划出了一个轮廓。这样的权力机构需要由法律规范，遵守一贯的上下互补和团结互助原则，以求建立公益，[147] 并致力促成以真理中的爱德所主导的全人发展。此外，这样的机构应得到普世的承认，并能实际生效，以确保每个人的安全，谨守正义，并尊重人权。[148] 很显然，这机构应有足够的权力，以确保各方遵守它作出的决定，以及在各国际场合共同采取的措施。实际上，若没有了这些，国际法尽管在各个领域有着长足的进步，仍可能会取决于各强国之间彼此的平衡。各国人民的整体发展和国际合作，要求建立一个更高层次的国际组织，按上下互补原则引导全球化的进程，[149] 也要求终于成立一个社会秩序，既符合道德秩序，也兼顾道德和社会领域之间的互联性，及政治、经济和民间的合作，这本来就是联合国宪章的构思。

第六章 民族发展及科技

68. 民族的发展和个人的发展息息相关。出于人的本性，每个人生来有一股动力，使他趋向自我发展。这发展不是由一些自然机制所使然，因为每个人知道，他能作出自主而负责的抉择。这发展也不是任由每人的喜恶所支配，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生命是上天的恩赐，不是自我产生的。人的自主有其固有特点：人的本性及其局限。没有人可以任意塑造自己的良知，我们都在一个领受了的基础上建设“自我”。我们不但不能随便处置别人，对自己也不可以。如果有人以为可以全由自己支配自己的发展，这发展便会成为退步。同样，如果人类以为科技能行“奇迹”，且人可借以重造自己，那么这样的发展会成为畸型的。在经济的层面，如果人以为靠金融的“奇迹”，可以维持根本不实际的增长，从而不断刺激消费，这样的发展 ── 我们已见到 ── 是欺骗人的，且只会带来伤害。面对这疯狂的以神自居心态，我们的反应该是：热爱自主而不任意妄为，因为只有认同那已指示给我们的“善”，我们的自主才真正符合人性。因此，人应让反省且认同天主已放在他心内的自然伦理律的基本法则。

69. 今日人类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紧密相连；这尤其可见于生物学范围内的惊人发展。我们首先要强调：科技是人的成就，是自主、自由的人的成就。科技的发展证明精神主宰物质。“人借着科技‘渐渐摆脱物质的牵制，他的精神能更自在地从事更高级的活动：崇拜和瞻仰他的造物主’。” [150] 科技使我们能控制物质，减低危险，节省人力，改善生活条件。我们知道人生来应该工作，科技的发展也就是响应这天职。人在发挥他的天赋时，认识自己，并成全自我。不过，科技只是人性行为的一个客观元素，[151] 它的根源、它的意义，却来自主体：就是那发展科技的人。所以可以说科技不只是科技。应该从人的角度了解科技，科技使人认识自己，人渴望进步，人不断致力克服物质环境的局限。其实科技的发展也正是服从了天主给人的吩咐，“叫他耕种、看守乐园”（参阅创2:15）。天主创世时显示了祂的爱，正确地发展科技也就是反映这爱，在人和大自然之间建立友善的盟约。

70. 如果人只问“怎么样”发展科技，而忘了问“为什么”发展科技，那么，他会以为科技可以完全独立。科技可有正负的价值，它本是人自主的工具，表达人的创造力，但人也会误以为自己的自主是绝对的，忽视事物本身所有的限度。全球化的进程可能使科技替代了意识形态，[152] 科技一旦成了如意识形态般的势力，人类就会被关闭在一个先验的人生观里，不能摆脱它而进入“是”及“真”的领域。这样，我们的认知，我们的价值观，我们对人生的抉择，都会在一个崇拜科技的文化氛围中，这文化成了制度，除了我们擅自制造的意义外，已不能找到其它意义。这种价值观，这种科技至上的理念，使人们以为能做到的就是“真”。但如果“真”的唯一标准是“做到”和“效益”，那么真正的人的发展根本被否定了。其实真正的发展主要不在于“做”。人类发展的关键在于人有思维，能批判科技，能明白：人的行动要有一个真正人性的意义，就必须全面符合人的本性。人就算在操作一颗人造卫星或发出一个电子讯息时，他的行动常是一个人的行为，一个自主的、负责的、人的行为。科技对人有强大的吸引力，因为它能帮我们摆脱某些物质的局限，扩展我们控制物质的能力。但如果我们要维持真正的自主，那么我们面对科技的吸引，也要负起伦理的责任而作出抉择。看来当务之急是培训人们在利用科技时持有伦理的责任感。科技吸引人是理所当然，但一定要带人们回到自主的真正意义，自主不是陶醉于完全独立，为所欲为，真正的自主却会尊重“是”，首先尊重我们自身的存有。

71. 人们对科技的看法会脱离人的角度，这可见于人们怎样把民族发展和世界和平都“科技化”一事上。屡次有人把民族发展纯粹看作一个金融工程的课题，只要开放市场，取消关税，增值的投资，制度的改革就可以达到 ── 总而言之，全是技术问题。上面所提的一些措施当然重要，但我们可以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些技术性的措施至今并不太有效。理由在更深处。民族的进步始终不能全靠一些几乎自动的，与人没有关系的力量来保证：不论是市场的功效，或是国际的政治，都不能保证。人类的进步一定需要有正直的人去推动，他们在经济层面或政治层面常坚决地以大众的福利为他们的使命。专业的资格和伦理的坚持，都是不可或缺的。把科技绝对化也就是把目的和方法颠倒了，那么营商者就以最高利润为行动的唯一标准，从事政治的以巩固权利为唯一目的，科学家只关注能有新的发明。这样屡次在经济、金融或政治复杂的关系下，人们面对的还是缺乏谅解，困境和不公；看来科技知识进步不少，但只是拥有科技者得益，对这些科技的运作几乎常常一无所知的人，他们的处境还是没有改善，也没有真正能摆脱贫穷的机会。

72. 有人以为世界和平也可以全靠科技达成，只要政府之间达成协议或推进保证经济援助的计划。当然，要建设和平需要不断织结外交关系，促进经济科技的交易，文化的交流，签订共同合作的方案，也要一起负责阻止战争的威胁，铲除不断会产生的恐怖活动的诱惑。可是，要使这些努力达成持久的效果，必须扎根于人生意义的价值基础上。就是说必须聆听有关人民的声音，细察他们的生活实况，为能真正了解他们的期望。可以说，已经有许多无名英雄彻底投身促进民族之间的接触，他们以爱心及彼此了解为促进发展的起点，我们应该顺就他们的努力。在这些无名英雄中也有基督信徒，他们参与这大工程，使民族发展及世界和平真能符合人性的要求。

73. 科技的进步也使传播媒体越来越深入人类的生活中。谁能想象一个没有传媒的人类大家庭？不论是好是坏，传媒已深入世界，坚持说传媒是中立的，也因此说它不必受人性的伦理所管制，看来相当荒谬。支持这种看法的人强调传媒只是技术，其实他们这样无异于制造机会，让人利用传媒来争取经济利益，控制市场，且企图强硬推销一些文化尺度，去推进意识形态及政治权力。既然在改变我们对事物及对人自己的了解上，传媒的角色举足轻重，我们该谨慎衡量它怎么影响全球化及民族团结发展的伦理文化幅度。正如正确的全球化和民族发展所要求，传媒的意义及目的，也该以“人的所以为人”的道理为基础。要使传媒变为人性进步的工具，它不但要借技术的进步促进沟通及信息，更重要的是它在运作及目标上，对人及公益的看法反映出普遍的价值。传播媒体并不因为增加思想的沟通和交流而一定维护人的自由，也不一定使“发展”全球化，或帮大家争取到民主。要达到这些目标，传媒必须致力促进个人及民族的尊严，承认以爱德为动力，并献身为真理、为真善、为本性及超性的友爱服务。事实上，人的自主与这些高尚的价值有密切关连。传媒如果成为促进大众参与追求公义的工具，那么就能有效地助长人类大家庭的共融及社会的精神特质。

74. 生物伦理可以说是科技霸权及人的伦理责任之间激烈交锋的文化战场，这战斗彻底左右人的全面发展的可能性。这课题既微妙又关键，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那基本的问题是多么严峻：就是有关人类是否自我产生的，还是由天主而来的。在生物学上的科学发现，及干预生命的技术已如此先进，看来人们不能不在两种思维中作出抉择：或是一个对超越现世幅度开放的理性，或一个局限于现世幅度的理性。这是个势不两立的抉择。但自我关闭的科技思维显然是不理性的，因为它绝对排除任何意义及价值。不接受超越现世幅度，就不免要面对以下的难题：我们应如何去了解从无中产生存有，或从偶然产生悟性？[153] 面对这些天大的问题，理性和信仰彼此帮助。只有两者一起才能拯救人。没有信仰而陶醉于科技运作的理性，一定会胡涂到幻想人是全能的。信仰不理睬理性，也会和人们的具体生活脱节。[154]

75. 保禄六世已曾觉察并指出，社会问题是全球性的问题。[155] 循这思路，今日我们必须承认：社会问题彻底干预到人之所以为人，因为问题已不只在于我们对生命的概念，而在于人借生物工程已越来越能够干预生命。试管受孕，胚胎研究，复制人及人畜混种等技术的可能性，这一切已开始，并在进行中，今日的文化已肆无忌惮，以为一切奥秘都已揭开，人已控制生命的根源。科技的霸权已表露无遗。在这种文化中，人的良知面对科技的新能力，变得束手无策。我们不能不担忧这为人的未来会造成怎样的灾祸，“死亡的文化”又会拥有多么厉害的新武器。堕胎已成普遍的大灾祸，将来 ── 不太远的将来 ── 恐怕人类也会大规模地计划“优生”。另一方面，安乐死也渐成风气，在某些情形下以为不值得继续活下去就可完结生命，这明显是滥用了科技去操纵生命。这一切之所以可能发生，是因为一些否认人的尊严的文化在作祟。这些做法最终只会助长一个只从物质和机械主义的角度对人类生命的看法。这种看法对人的发展会带来多么负面的影响！如果人对于什么符合人性、什么不符合人性，已漠不关心，那么他不关心别人的发展落后情况，便不足为奇了。令人惊讶不已的是，今日人们多么随便地选择：什么是应值得尊重的。不少人为了一些不太重要的事而大惊小怪，面对天大的不公义却能泰然容忍。世界上的穷人还在敲富有者的门，但富有的社会恐怕已听不到敲门的声音，因为他们的良心已失了人性。天主把人启示给人，只要人愿意，理性及信仰一起会指示给他真善；造物主的智慧借着自然律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出人的崇高身份，也让我们看到，不听从伦理真理的人是多么可怜。

76. 现代崇拜科技者的另一明显特点，是他们会把内心生活的问题及运作，纯粹从心理学观点解释，甚至看作只是神经系统的问题。人的内心生活被视为无物，渐渐再也意识不到灵魂的存在实质，然而这正是圣人们深深体验到的内心价值。民族发展的问题，和我们对人灵魂的了解，有密切关连，因为人们往往把自我看成心理，把灵魂的健康看成情绪的舒畅。这样把灵性生活过分简化，其实是因为全不了解它，继而否认个人及民族的发展，也与灵性生活问题的解决息息相关。发展除了物质方面的进步外，也该包括灵性生活的增长，人是“身灵合一”的主体，[156] 天主的爱造化了他，预备他得享永生。人要在灵性生活上成长，灵魂要认识自己，并认识天主种在他心中的真理，要自己反思并和天主对话，这样人才会进步。远离了天主人必不安、不健康。人在社会里感到孤独，在心理上感到失落，尤其在富裕的社会里常见的精神崩溃，其原因也是属于灵性生活层面的。富裕的社会在物质上先进，却窒息灵魂，并不会导人于真正的进步。有人成了毒瘾的奴隶，有人陷入绝望状态，其原因不只属社会学或生理学的范围，更彻底是灵性生活的问题。虽然社会供给许多生理和心理的医疗方便，但灵魂还是感到无助、痛苦。人们达不到灵性及伦理的善，就不能有全面的进步及普遍的公益，因为灵魂和肉身合一才是完整的人。

77. 科技霸权使人除了物质能解释的东西外，再觉察不到什么别的。但我们每人都会体验到，我们生活中有许多非物质而属灵性的因素。认知不是纯物质的行动，认知的对象常藏着一些超越经验的内涵。就算最简单的认知也可以说是奇迹，因为我们为认知用的物质工具不能完全解释它。每次遇到真理我们会感到意外，每次受到爱也是惊喜。在这些奇迹面前，我们常该保存惊讶的态度。在每个认知及爱心的行动中，人的灵魂感觉到有一些东西像是一个恩赐，引我们“提升自己”。人的进步，民族的发展也该发生在这高层次中，要有这灵性生活的内涵，才是真正的进步。我们该有一对新的眼，一颗新的心，对在人身上发生的事要有“超越”物质的视野，要明白：在发展中该有一些科技不能给予的因素。这样我们才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给它方向的、推动它的，就是真理中的爱德。

结 论

78. 没有天主人不知道往哪里去，甚至不知道自己是谁。面对民族发展的艰巨难题，我们几乎会气馁，想投降，还好主耶稣基督来帮助我们。祂一方面提醒我们：“离了我，你们什么也不能作”（若15:5），另一方面祂也鼓励我们：“我同你们天天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玛28:20）。面对该做的许多工作，我们及所有因主名而团结一起为正义努力的人，因为信主的临在而得到支持。保禄六世在《民族发展》通谕中提醒我们：人靠自己不能促成自己的进步，因为他不能是真正人文主义的基础。只有我们个人或团体意识到，我们是天主大家庭内的儿女，我们才能有创新的思想和突破的力量，为全面的人文主义服务。最能促进民族发展的力量是有基督精神的人文主义，[157] 因为它唤醒爱德，接纳真理，两者都是天主不断给我们的恩赐。人对天主开放也就会对兄弟们开放，生命就成了团结互助和高兴的使命。相反，因意识形态而拒绝天主，或对宗教漠不关心，把造物主遗忘了，人也容易遗忘人的价值，这才是今天人类发展路上最大的阻碍。排挤天主的人文主义是不符合人性的人文主义。只有向神开放的人文主义能带领我们 ── 不论在架构、组织、文化、伦理等范围内 ── 促进并建设一些人文社会的生活方式，防止我们盲从一时的潮流。知道天主永恒地爱着我们，能支持我们继续献身于公义。民族发展这一任务，虽是艰辛的，也常使我们兴奋，有时成功有时失败，终不言尽地把人间生活的关系推往正确的方向。天主的爱叫我们克服局限，超越暂世，给我们勇气努力追求众人的福利，就算成功不是随手可得，尽管我们和执政者及经济工作者，觉得我们所成就的跟所期望的常有一段距离。[158] 天主给我们力量为公益奋斗、吃苦，因为祂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最大的希望。

79. 民族的发展需要有常举手向天主祈祷的基督徒，深知真正发展的根源，即那充满真理的爱德 ── 在真理中的爱德 ── 不是我们自己的产物，而是上天的恩赐。所以在最艰难、最不明朗的时刻，我们固然要有意识地作出反应，但更要回归到祂的爱。促进民族发展一定要关注灵性生活，明白并体验过对天主的信赖，在基督内的兄弟友爱，信赖天主的照顾和仁慈，明白并体验过爱及宽恕、牺牲自己、接纳别人、公义及和平。有了这一切才能把“铁石的心”变成“血肉的心”（则36:26），人在世的生活也会进入“神的氛围”，更值得人去生活。这一切属于人，因为人是存在的主体，但这一切也属于神，因为一切有价值的、拯救人的，都由天主那里来，也以天主为终向：“或是生命，或是死亡，或是现在，或是将来，一切都是你们的；你们却是基督的；而基督是天主的”（格前3:22-23）。基督徒的期望是整个人类大家庭能呼求天主为“我们的父！”愿众人都能跟随祂的唯一圣子，学习祈求天父，用基督教我们的说话，求祂让我们懂得光荣祂，照祂的旨意生活，然后得到每日的食粮，懂得谅解，并慷慨对待欠我们债的人，让我们不要受到超过我们力量的考验，并脱离一切灾祸（参阅玛6:9-13）。

我们正结束保禄年，我愿用保禄宗徒致罗马人书中的话祝愿你们：“爱情不可是虚伪的。你们当厌恶恶事，附和善事。论兄弟之爱，要彼此相亲相爱；论尊敬，要彼此争先”（罗12:9-10）。保禄六世宣布童贞玛利亚为教会之母，基督信徒又一向称圣母为义德之镜、和平之后（圣母德叙祷文），愿她保佑我们，并借她的转求为我们获得我们所需的力量、希望及喜乐，为继续慷慨投身促成“整个人及所有人的发展”。[159]

发自罗马圣伯多禄宗座，2009年6月29日，圣伯多禄圣保禄瞻礼日，本人就职第五年。

 教宗本笃十六世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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