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前言 6 新的国际道德秩序
2 向分裂的世界谈论和平 7 和平与真理之间的联系
3 和平的四大支柱 8 永久和平的前提
4 人类尊严及不可剥夺的人权之觉醒 9 和平的文化
5 普世万民的公益 10 《和平于世》的遗泽
--------------------------------------------------------------------------------
前言 1. 将近四十年前，即1963年4月11日圣周四那天，教宗若望廿三世向“所有善心人士”，颁布了历史性的《和平于世》通谕。我这位可敬的前任，在此通谕发表之后两个月就与世长辞。他的通谕总结于全文的第一句，他开宗明义地说：“和平于世，是世世代代，天下万民的深切渴望，只有遵从天主所制定的秩序，才得以稳固建立并恒久维持”1。 向分裂的世界谈论和平 2. 教宗若望廿三世书写《和平于世》时，世界局势正是处于十分混乱的状态。廿世纪之初，人们又非常的期待着“进步”。然而在这短短六十年之间，竟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产生了极具破坏力的极权制度，人类遭受无数的苦难，并且教会也受到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迫害。 在《和平于世》通谕颁布的前两年，即1961年，柏林围墙被竖立了起来，它不只为了把这城市分裂成敌对的两部分，而且要使理解及建设现世社会的两种方式壁垒分明。围墙的两边，在相互猜疑和不信任的气氛中，根据明显对立的规定，过着不同型态的生活。不论是世界观或现实的生活，这道围墙都影响了全人类的心灵与思想，形成了种种似乎永无止境的分裂。 此外，该通谕颁布的六个月之前，也就是梵二大公会议在罗马揭幕之时，世界正因古巴飞弹危机而濒临核子战争的边缘。这世界走向和平、正义和自由之路似乎已经受阻。许多人认为人类注定要长期生活在惶惶不安的“冷战”中，总是担惊受怕，唯恐哪天一旦发生什幺挑衅或意外事件，就会触发人类史上最可怖的战争。使用核子武器，意味着这样的战争将危及全人类真正的未来。 和平的四大支柱 3.但教宗若望廿三世却不能苟同某些人认为的“和平无望”。藉着他的通谕，他使和平及其要求的全部真理，同时在柏林围墙的两边，和所有的阻隔的围墙上敲门。《和平于世》通谕告诉每一个人，他们属于同一个人类大家庭；并使世界各地的人所渴望的安全、正义与希望的生活愿景，见到了一线光明。 教宗若望廿三世以他的睿智，指出达到和平的必要条件，那就是人类心灵的四项需求：真理、正义、仁爱、自由2。真理是缔造和平的基础，如果每个人都能真诚地意识到除享用自己的权利外，尚须善尽对他人的义务。正义能建立和平，如果每个人确实尊重他人的权利，同时也认真地履行自己对他人的义务。仁爱是缔造和平的酵母，如果人们能把他人的需要视为自己的需要，并与他人分享自己的所有，特别是分享那些属于心灵的价值观。最后，自由要滋养和平，且使其欣欣向荣，如果人们能理性地选择达致和平的手段，并对为自己的行为勇于负责。 真福若望廿三世以其信仰与理性的眼光观看当代及展望未来，他指点出某些已在历史中运作的深层动力。事情往往并非如表面所见。尽管有战争及战争的威胁，但在人类历史中尚有其他因素正在运行，教宗认为那些就是心灵改革很有希望的开端。 人类尊严及不可剥夺的人权之觉醒 4. 教宗若望廿三世写道，人类在其旅程中已开始一个新阶段(l.c.267-269)。殖民主义的结束，新兴独立国家的崛起，劳工权利受到更好的保障，妇女开放参与公众的事务，凡此种种，都证明人类的确正进入到历史中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阶段的特色就是“深信人人生而平等”(l.c. 268)。教宗深知在世界上还有许多地方，这项尊严仍然受到践踏。他深信，尽管情势惨澹，世界已愈益体认到某些精神价值的重要性，也更能接受和平四大支柱──真理、正义、仁爱和自由的蕴义(l.c.268-269)。当许多男士与女士在地方、国家和国际上致力促进这些价值时，也更体会到他们与万善之源－－天主间的关系，必须成为个人生活及社会生活的坚实基础和最高准则。教宗深信，这项灵性敏锐感，能对公众生活及政治产生深远的影响。 见到人权意识在各国及国际间日益增长，教宗若望廿三世领悟到这个现象的所具有的潜力，也了解了它有改变历史的独特能力。几年后在中欧和东欧所发生的事证实了他的远见。他在通谕中教导说，通向和平之路，在于维护并促进基本人权，事实上，每个人都享有的这些权利，不是某一社会阶级或国家授予的特权或恩惠，而是人之为人与生俱来的：“任何社会，如果要它组织完善且有益人群，必须以此原则为基础，即每个人都具有人的位格，即是说，天生具有聪明才智和自由意志。也由此，他是权利与义务的主体，二者同时并直接源自人的本性。因此，这些权利和义务也是普世性的，不可侵犯的，因而不能以任何方式加以剥夺”(l.c.259)。 历史不久就证明，这不只是一个抽象的观念，而是有深远影响的理念。由于深信每一个人都有同等尊严，因此社会应按此前提调整其结构，人权运动因而迅速兴起，它为当代历史中最伟大的活动力加上具体的政治色彩。追求自由被认为是致力和平所不可或缺的成分。实际上在世界各个地方都显示过，这些运动促成极权政府的垮台，并代之以另种更民主、人民更能参与的形式。事实上，它们证明，只有尊重那铭刻在人类心版上、放诸四海皆准的道德律，人类才可能达致和平与进步(参阅若望保禄二世，对联合国大会的演讲，1995年10月5日)。 普世万民的公益 5. 预见世界政治发展的下一个阶段，《和平于世》通谕提出一个前瞻性的教导。面对世界日益趋向全球化，彼此相互依存，教宗若望廿三世指出，应把“公益”(l.c.292)这个观念放在全球性的视野中考量。此后，为了正确起见，应当参照“普世公益”的观念。这个观念发展的后果之一是，显然需要设置国际层次的公权力组织，有效地提升普世公益。教宗接着说，这项权力不能以强制的方式来建立，只能藉由各国的同意。它必须是一个“以承认、尊重、维护并促进人权为基本目标”的组织(IV, l.c.294)。 因此，难怪教宗若望廿三世对1945年6月26日成立的联合国寄予厚望。他认为这是一个可靠的组织，能维持并加强世界和平。教宗也特别推崇1948年通过的人权宣言，认为这是“在朝向建立世界性政治－法制机构的道路上迈进了一步”(l.c.295)。实际上，人权宣言确定了道德的基础，在这基础上，能建设一个祥和有序而不混乱的世界，重视交谈而不以力服人的世界。依此观点，他要表达的是，为使联合国组织能更有效地促进及维护国际安全，其先决条件就是维护人权。 我们很清楚地看到，教宗若望廿三世前瞻性的愿景：一个为人权、自由与和平服务的国际公权力，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而且不幸地，国际社会在面对尊重和落实人权的义务时，经常抱持观望的态度。这项义务涉及所有的基本权利，不容有任何专断的选择，导致歧视和不正义行为的合理化。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有一个令人忧心的差距在两极之间日益扩大：一方面，许多科技先进的社会已在推动一连串的新“权利”；而另一方面，有些地方，尤其是低开发状况下的处境，人们连基本人权都还没有，我想到的是，例如食物和饮用水的权利、住屋与安全的权利、自决与独立的权利，都尚未获得保证，距离实现之日也很遥远。要达到和平，必须尽速填补这个差距，并使之消除。 我们还必须注意到别的需要：国际组织自1948年起通过的人权大宪章，宣布人有不可剥夺的权利，但并未能充分坚持相随而来的义务。其实，权利是要受义务的规范，才不致放任滥用。对人类普遍性义务的深刻意识是促进和平的一大助益，因为它能为和平提供一个互相承认，彼此分享的道德基础；另外也提供事物的基础－它不依赖任何个人或团体的意愿。 新的国际道德秩序 6. 过去四十年来，虽然遭遇许多困难与挫折，然而在实现教宗若望廿三世崇高的愿景上，仍有显著的进展。如今世界各个国家，都感到有尊重人权的责任，这显示出道德信念和精神层面的健全是多幺强大的利器。1989年，由于道德良知的动员，产生了推翻欧洲共产主义的非暴力革命，就是明证。虽然受到扭曲的“自由”的观念--把自由误认为放纵--，仍然危胁着民主和自由社会，但是，自从《和平于世》发表后的这四十年来，世界上大部份人民都比过去更自由，国与国之间的交谈与合作结构也更形强固，而在教宗若望廿三世那个时代笼罩着的全球性核子战争的威胁，也已经有效地受到约束，这些都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在这个主题上，我愿谦虚而勇敢地提请各位注意，教会一千五百年来有关对和平的教导，亦即圣奥斯定所说的“秩序的和谐”(见《天主之城》19，13)，四十年前，经《和平于世》通谕进一步发展之后，显示出它对今日的世界、对各国领袖以及个人，具有特殊的意义。大家都察觉到，现代世界严重失序。必须面对的问题是：要以什幺样的秩序来取代失序，才能使所有人生活于自由、正义与安全中？即使世界处于失序中，全世界正在许多方面进行“重组”新秩序－－不论是经济、文化，甚至政治－－，于是又产生另一个同样急迫的问题：究竟应按那些原则来建立新的世界秩序？ 这些影响深远的疑问，表示国际事务的秩序问题－－在正确的了解下，也就是世界和平的问题，不能偏离与之相关的道德原则。换言之，从良知的观点看，和平的问题不能与人类尊严及人权问题分开。这就是《和平于世》通谕所教导的恒久不变的真理。在此通谕发表四十周年，我们诚愿回顾并加以省思。 现在不正是大家应合作，建立起一个属于全人类大家庭的新组织，以确保民族间的和平与和谐，并促成他们全面发展的时刻吗？但是请不要有任何误会：这不是指要建立一个全球性的超级强国。它其实是指，我们急需加速已有的进步，为的是能回应这个近似普世性的渴望，即以民主的方式共同参与政治权力的行使，不仅在一国之内，也在国际之间；同时也为促进公众事务的每一层次都成为透明与可信赖的。教宗若望廿三世相信每人都心怀善意，因此他呼吁全世界对于公众事务和政府权力的运作有一个更崇高的愿景。他甚至大胆地向世人要求，鼓励他们超越目前的失序状态，而去思考如何获致那能与人性尊严相称的国际新秩序。 和平与真理之间的联系 7. 针对有些人认为政治是一个脱离道德的领域，只谈利益，教宗若望廿三世在《和平于世》通谕中，则为人类的实况勾画了一个更真实的图像，并指出能走向更好的未来的道路。正因为人类是具有道德选择能力的受造者，因此人的任何行为都不能逸出于道德的规范。政治是一种人的行为，因此也要受到道德的检验。国际政治也是如此。教宗写道：“约束个人生活行为的自然道德律，也应同样用于约束国际政治团体之间的关系”(《和平于世》III,l.c.279)。那些认为国际公共事务的运作，多多少少可自外于道德判断的人士，只须想想在刚结束的廿世纪中人权运动对国家及国际政治的冲击。这些发展是此通谕的教导所预期的，也实实在在地驳斥了所谓国际政治位于一个不受道德律管辖的“自由区域”的说法。 在今天，中东和圣地的情势非常引人瞩目，或许没有一个地方像此地一样，需要正确地运用政治权力。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充满仇恨、充满互相排斥，充满永无止境的暴力与报复，已使人们至今对有关的实际问题所做的重大交谈等努力，都化为乌有。动荡的局势已经因为国际组织成员之间的利益冲突，而更加恶化。除非在位的负责人能勇敢进行真正的改革，善用权力，确保人民的福祉，否则很难想像如何在和平之道上有任何进展。在圣地，每天有层出不穷的自相残杀，使那些能决定中东地区未来的各个势力发生战争冲突，这现象更清楚地证明，我们迫切需要信念坚定的男女人士，能坚定不移地以尊重人性尊严和人权为原则，来落实各项政策。这样的政策，比起继续不断的冲突，必能大大造福每一个人。我们依据这个真理开始，此一真理当然比宣传技俩更能使人得到心灵的释放，特别是如果所做的宣传只是为了隐瞒不可告人的意向时。 永久和平的前提 8. 在“致力于和平”与“尊重真理”之间，有一个切不断的联系。诚实地提供资讯、法律制度的公正、民主程序的透明化，都能使一国的国民有安全感，乐意以和平的手段解决争端，并愿意有真诚且具建设性的交谈，这一切都构成持久和平的真正前提。区域性和国际性的政治高峰会议，只有在各方都能尊重会后的共同承诺时，才能对和平有所贡献。否则这些会议就有可能沦为没有意义且毫无益处，以致人民越来越不相信交谈，反而更相信只有武力才能解决问题。像这样，先是对和平条约做了承诺，然后又不遵守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必须由国家和政府领袖极其慎重的评估。 有一句古老的谚语说：“条约必须遵守”(pacta sunt servanda)。如果在任何时候都应该遵守承诺，那幺，对穷人的承诺应该更具约束力。尤其是任何他们感到攸关生死的许诺，一旦未予以信守，他们的挫折感特别深。在这方面，不遵守对发展中国家援助的承诺，是一项严重的道德问题，而且更进一步突显这世界贫富不均的不义现象。因贫穷而造成的痛苦，会因信任感的丧失而急遽加深。以至于产生绝望。国际关系中有互信存在，是一种有基本价值的社会资产。 和平的文化 9. 归根结柢，我们应该承认和平不仅是结构的问题，却更是“人”的问题。和平的某些结构与机制－－法律、政治、经济－－当然都很需要，幸而也往往存在。但那些无非都是整个历史中，永怀希望、毫不气馁的男女人士，以无数“和平的努力”所累积的智慧和经验得来的。“和平的努力”发自内心以促进和平为第一要务者的生命。那是缔造和平的人出自真心与理性的表达(参玛五9)。当人们能全心珍惜生命中的共同体，而了解在自己团体中和世界上所发生事件的意义及后果时，就会发出“和平的努力”。“和平的努力”能产生和平的传统及和平的文化。 在促进“和平的努力”及巩固有利和平的条件中，宗教的角色非常重要。如果宗教能把力量集中在属于宗教的特质上：如专心仰望天主，增进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情谊，传播“同舟共济”的文化，那幺宗教就能格外有效地执行此一角色。2002年1月24日，我在亚西西推动的和平祈祷日，邀请各个宗教的代表来参加，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这活动表达了大家的渴望，即藉着传播和平的灵修与文化，来增长和平。 《和平于世》的遗泽 10. 真福教宗若望廿三世是一位不畏惧未来的人。他的乐观来自他对天主及对人的坚定信赖，而这二者又来自他成长时期深厚的信仰环境。由于他信赖天主的眷顾，因此，即使冲突的情况似乎要永久持续，他仍然毫不犹疑地要求当时的领袖，对世界有着新的愿景。这就是他留给我们的遗泽。在2003年的世界和平日，让我们大家下定决心，与他有同样的展望：信赖仁慈而怜悯的天主－－他要求我们成为弟兄姊妹，同时对我们这时代的男女人士有信心，因为，他们与其他所有时代的人一样，都带有天主的肖像。也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可望在地上建立一个和平的世界。 在人类史上新的一年的开始，我内心深处自然而然地浮现这个深深的愿望：每一个人都能重新献身于《和平于世》在四十年前向所有善心人士提出的崇高使命。通谕中说这是一项十分“重大”的使命，那就是“在真理、正义、仁爱、自由的主导及指引下，建立人类社会的新关系”。教宗若望廿三世说，他指的是“个人之间、人民与其国家之间、国与国之间，以及个人、家庭、社团、各国家及世界性组织之间的关系”。最后他说，“按照天主制定的秩序，带来真正的和平”，是一项“最崇高的使命”。(和平于世Vl.c.301-301) 《和平于世》颁布的第四十周年，是一个回归教宗若望廿三世先知性教导的适当时机。教会的团体知道在这一年中应如何庆祝此周年。我希望我们能创新主动，使这庆祝具有合一及宗教交谈的特色，并能接纳一切有如下渴望的人：即衷心渴望“除去使彼此分离的障碍，加强彼此相爱的链结，学习互相了解，宽恕那些对他们不公正的人。”(l.c.304) 我怀着这样的渴望向万善之源－－全能者天主祈祷。愿那召叫我们脱离压迫、走向自由的天主，那召叫我们为了众人的好处而放弃争端、走向合作的天主，帮助各地的人民，建立一个和平的世界，而且是始终坚定地建立在真福教宗若望廿三世在他历史性的通谕中所指出的四个支柱上，那就是真理、正义、仁爱与自由。 2002年12月8日 发自梵蒂冈 教宗若望保禄二世 (主教团社会发展委员会 恭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