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肩负促进和平重任的国家领袖：
致力于达成和平协定，并筹备能增强国际法的会议及条约的法界人士：
全世界各地诲人不倦，在彼此了解与交谈的道路上，培养青年人良知的诸位老师：
以及想努力消除恐布主义所持的 结根源而奋斗的男女人士：
我的话是对你们所讲的。各位，请听伯多禄继承人谦卑的恳求，他向各位大声疾呼：
在二○○四年刚开始的今天，和平仍是可实现的。如果和平是可能达到的，那么和平也是一项责任！ 一个具体的创举 一、一九七九年元旦，发表了我第一篇世界和平日文告，主题是“达到和平、教导和平。”
这篇文告的发表，是为追随我们所怀念的可敬教宗保禄六世的足迹，于每年元旦为世界和平祈祷。我回想起已故教宗保禄六世在一九六八年元旦时所发表的谈话：“日历纪录了人生的路途，在每年日历的一开始，我们渴望这个和平的纪念能当作对和平的一种希望和承诺，和平带着它正义与仁慈的平衡力量，支配着未来事情的发展。” [i][1]
为了忠于我可敬的前任在其任内所表达的愿望，我也延续此一宝贵传统，奉献每年的第一天，为世界和平祈祷，并加以反省。
迄今为止，天主所赐给我的廿五年宗座任期中，我从未停止在教会和世人前疾呼，邀请信友和所有善心人士承担起缔造和平的重任，并施以助力，以带来这基本的善，确使世界的未来更加美好，成为一个和平共存、相互尊重的世界。
今年我再次感到应该邀请世界各地所有的男女人士，来庆祝新的世界和平日。今天的人类比过去更需要再次发现和谐的路径，因为人类已被自私、憎恨所打倒，也被追求权势和渴望报复之心所征服。
和平的知识 二、教宗保禄六世所发表的十一篇和平日文告，循序渐进地 陈了为达到和平理想，必须遵循的途径。这位伟大的教宗，缓慢而稳当地公布了真正的“和平学”的各个篇章。回想教宗保禄六世为世界和平日所留给我们的文告主题 [ii][2]，对我们会有帮助。他的每一篇文告仍然很适合今天的情势。确实，面对着直到第叁个千年开始时，仍然在世界各地──特别是中东一带──造成流血杀人的战争的悲剧，我们会看到这些文告时常带有先知性的训诫语气。 一册和平的入门书 叁、在我这方面，我在任的廿五年来，也努力循着我可敬的前任所规画的途径前行。在每个新年伊始，我都请求善心人士在理性和信仰的光照下，反省“和平共存”的各个面貌。 于是我们有了一套有关和平的综合教材，也可以说是此一重要主题的入门书，此入门书很容易让那些赞同的人了解，同时，对于任何关心人类未来的人而言，这又是相当严苛的入门书。 [iii][3] 和平的叁 镜许多不同的色彩，已在入门书中充分地说明。现在该做的，就是确使和平共存的理想，及其特有的需求，能存在于个人以及各民族的意识之中。我们基督徒认为教育自己和他人，致力于缔造和平，正是我们信仰的中心。事实上，对基督徒来说，宣扬和平就是宣讲基督，因他是“我们的和平”(弗二14)；是宣讲他的福音，因那是“和平的福音”(弗六15)；也是在呼吁所有的人都能做“缔造和平的人”(参玛五9)，而成为有福的人。 教导和平 四、去教导和平，我在一九七九年元旦发表的世界和平日文告中，做了以下的请求：为达到和平，请教导和平。今天，这样的恳求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因为在面对继续折磨人类的悲剧时，我们大家都不禁屈服于宿命论，仿佛和平是一个不可企及的理想。 另一方面，教会一向、如今也继续教导一个非常简单的原则：和平是可能达到的。确实，教会不断地一再表示，和平是一项责任，必须建立在真福若望廿叁世在《和平于世》通谕中所指出的四大支柱上，即真理、正义、仁爱与自由。所有热爱和平者的责任，就是把这些理想教给新的一代，为全人类预备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教导法规 五、在教导和平的任务中，有一个特别迫切的需要，就是引导个人和民族尊重国际秩序，尊重合法代表他们的权威当局，所承担的任务。和平与国际法彼此密切相关连：法律促进和平。
自文明初现曙光之时，发展中的人类团体就设法建立协议和协定，以避免任意使用武力，并对任何可能引起的争议有一和平解决之道。因此除了个别民族的法律制度外，也逐渐发展出另一套规 ，后来称之为“国际法”(ius gentium)。随着时间的过去，这套法律逐渐扩充，并按不同民族的历史经验，而更为精确。
随着现代国家的诞生，这个过程也大大地加速进行。自十六世纪以来，法律学者、哲学家和神学家都参与了制定国际法的各个标目，并以自然律的基本假设为基础。因为这个过程，而有了较之于国内法更重要、更优先的普遍原则(universal principle)的制定，而且势力越来越大，其所考虑的乃是人类大家庭的合一及共同的天职。
在其中居于重心地位的，当然就是“条约必须遵守”(pacta sunt servanda)原则：在自由意志下签定的合约必须尊重。这是每一个有责任感的签约双方必须绝对遵守的重要前提，毫无例外。违反这原则，必会导致不合法的情况，因而产生摩擦和争议，且必会产生长期性的负面影响。追溯这基本规则是很适当的，尤其是在人们想要诉诸武力(law of force)，而非诉诸法律的力量(force of law)时。
上述时刻中，我们要提起的一个时刻，自然就是人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经历的大事：一个前所未见的暴力、毁灭和死亡的深渊。
遵守法律 六、那次战争所带来的种种恐怖手段，以及骇人听闻的侵犯人性尊严的事件，大大革新了国际法律。维护和促进和平，成为这个现代化规 与制度的重心。至于监督全球性的和平与安全，并鼓励各国致力于保存和保障人类基本的善，则是由各国政府托付给一为此目的而成立的组织｜联合国，并赋予安全理事会可自由行事的权力。这个制度中最主要的就是禁止使用武力。但是为未雨绸缪，根据《联合国宪章》著名的第七章的规定，只有两个例外。第一个例外，肯定合法防卫的自然权利，可以以特定的方式、并在联合国之内行使此权利，因此也是在“必要性”和“相称性”的传统限制之下行使。
另一个例外则说明了“集体安全制度”，赋予安理会维持和平的能力及责任，并给予相当大的决定权和自由裁量权。
根据联合国宪章，此一制度是为了使“后世不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 [iv][4]。然而在接下来的数十年中，国际社会分裂为对立的集团，一边是发生了冷战，另一边则爆发了暴力冲突，加上恐怖主义的崛起，使得世界现状与二次大战之后所产生的理念和期望，距离越来越大。
一个新的国际秩序 七、然而，我们必须承认，虽然联合国有它的不足，理想也迟迟未能实现，这主要是由于会员国未能遵守规定之故，但是联合国对推动尊重人类尊严、各民族的自由，以及要求国家的发展等，仍有重大的贡献，因而在文化和制度上，为缔造和平预备了一方沃土。
也有许多个别人士参与非政府组织和人权运动，他们的合一及和平的实际作为，尤其使各国政府明白，联合国的理想已广为扩散，政府的活动也因此而大受鼓励。
这正是一个重大的改革诱因，使联合国能有效地发挥功能，以追求它所宣示、且仍旧有效的目标：“人类今天在其真正的发展上，面临新的而且更艰难的局面，它需要一个更严密的国际秩序” [v][5]。各国家必须把这个目标视为明确的道德和政治责任，需要谨慎、果断地去实行。在此我愿再次重复我于一九九五年对联合国的勉励：“联合国必须不断地把自身从冷冰冰的行政机构，提升为一个道德中心，使世界上各民族在其中都有居家自在的感觉，让人人都意识到这是由各民族组成的家庭。” [vi][6]
恐怖主义的致命祸害 八、今天，国际法受到很大的压力，要求能解决由于现代世界面貌的改变而引起的冲突。这些冲突所牵涉到的机构，本身往往并不是国家，而是因国家解体或独立运动，所产生的独立存在体，有的则是与老练的犯罪组织挂勾的团体。几世纪以来传下来的规 而建立的法律制度，是主权国家之间建立严谨关系的工具，对于牵涉到在传统观念上无法被视为国家的实体，尤其是恐怖份子团体时，完全束手无策。
近年来，恐怖主义的祸害越来越恶毒，也发生多次凶残的大屠杀，使交谈与谈判之路遇到更大的阻碍，增加了紧张情势，并产生更严重的问题，尤其是在中东一带。
即使如此，如果要赢得反恐怖主义之战，不能只限于镇压和惩罚。诉诸武力时，即使是不得不然，也必须先大胆而彻底地分析恐怖攻击背后的动机。反恐怖主义任务，也必须在政治和教育的层面上行使，一方面消除潜在的不义，因为这些不义往往逼人不顾一切地行使暴力；另一方面则本着“尊重任何情况下的人类生命”的理念，不断地教育人们：人类团结合一，比起随时发生的个人及民族的分裂，是有力得多的现实。
不得不进行反抗恐怖主义之战时，国际法就必须制定合法的工具，规定有效的方法，来防止、监督和压制罪行。不论如何，民主政府很清楚，使用武力反抗恐怖份子，并不能为自己违背了法律规定来自圆其说。只求成功而不考虑基本人权的政治决定，不能为人所接受，因为我们绝不可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
教会的贡献 九、“缔造和平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称为天主的子女”(玛五9)。这句话是一个召唤，召唤人在广大的和平领域中工作，如果这句话不能回应我们内心深处无法压抑的渴望与希望，又怎会在人心中引起如此强烈的回响呢？如果不是因为天主本身就是和平的天主，缔造和平的人又怎能称为天主的子女呢？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教会向世界各地宣扬的救恩福音中，订定国家民族之间和平共存的原则，也包含在非常重要的教义内。
历史教导我们，建立和平不能与“尊重伦理、合法的秩序”分离，正如古谚所说：“维护秩序，秩序就会保护你。”国际法必须确保，强权者的法律不致于占了优势。国际法的基本目的是“以道德律取代军事武力” [vii][7]，对违反者给以适当的制裁、受害者得到足够的补偿。这个法律也应该适用于某些政府领袖，他们违反了不侵犯人类尊严及权利的法律，却以这是国家内政为藉口，逃避法律的制裁。
一九九七年一月十叁日，我对教廷外交使节团的演说中提到，国际法是追求和平的首要工具：“长久以来，国际法都是战争与和平的法律。我相信它越来越被召唤成为一个和平的法律，以正义和团结为栋梁。在这种情况下，道德应该促成法律，制定法律时，道德甚至应担负起先导的角色，以致于能指出正确及美善的道路。” [viii][8]
教会的教导是汲取自许多基督徒思想家的哲学和神学反省，几世纪以来，这些教导，在指引国际法，使其导向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上，有了很重大的贡献。尤其近些年来，历任教宗深信：“为缔造和平的人，正义的果实乃是在和平中种植的”(雅叁18)，因而毫不犹疑地强调国际法做为和平保证的重要性。这是教会运用属于她特有的权限，在福音永恒的光照下，并藉着祈祷的帮助，所全力遵循的道路。
爱的文明 十、在结论中，我感到需要再次重复，在世界上为建立真正的和平，必须在满全的爱中实现正义。当然，法律是导向和平的首要途径，人们也需要受教，知道尊重法律。然而，除非以爱来满全正义，在这条路上我们达不到目的地。有时正义与仁爱看似是两股对立的势力。然而它们却是一个实体的两面，是人类生活中必须相互整合的两个幅度。历史经验已证明的确如此。由历史可知，正义往往无法让自己从积怨、仇恨甚至残忍中释放出来。正义本身是不够的。确实，它甚至会否定自己，如果它能接受那更强大的力量，也就是爱。
为此，我经常提醒基督徒及所有善心人士，为解决个人和民族的问题，宽恕是必须的。没有宽恕就没有和平！当我的思绪特别转向巴勒斯坦和中东持续的危机时，我再说一次：使该地区人民长期饱受痛苦折磨的严重问题不可能获得解决，除非人们做了决定，要超越简单的正义思考模式，也能去接纳宽恕的思考模式。
基督徒知道，天主之所以与人类建立关系，是因为“爱”。他在等待人们“爱”的回应。因此，“爱”也是人类关系中最崇高、最可贵的形式。“爱”必能给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赋予生气，并扩展到国际秩序上。只有在“爱的文明”的统治下，人类才能获得真正永久的和平。
在新的一年的开始，我愿向各位不同语言、宗教及文化的男女人士，再说一次这句古老的格言：“爱能征服一切”(Omnia vincit amor)。是的，世界各地亲爱的弟兄姊妹，“爱”终能得到最后的胜利！愿每一个人都能为加速这胜利的到来贡献己力。因为那是每一个人内心最深切的盼望。
二○○叁年十二月八日 发自梵蒂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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