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蒂冈早前公布全球神父总人数在过去十年有所增加，消息在世界各地获得广泛关注，也是《天亚社》网站当天点击率最高的新闻。
诚如十九世纪英国首相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所言：“世上有谎言、该死的谎言及统计数据”，我们必须仔细分析这些数字，方能了解教会神职人员的实况。
某个数字上升时，人们必定会问：“这个上升是与什么来比较？”若我们想知道商业利润有否增加或物业有否增值，就要思考两者与什么相比。
到底物业价值上升幅度超过还是逊于投资股票或储蓄的回报？商业利润与最初投放资金创业比较，回报率是否合理？单单说物业价格上升或商业利润增加而没有比较指标，无助于了解这些数字。
过去十年，神父人数增加，但与什么相比呢？据梵蒂冈数字显示，同期教友数目增加了一亿二千八百万。就算过去十年神父人数增加了五万名（根据去年报道），亦祇是教友增长率的一半。
与上升教友人数所需的神父数目相比，神父人数其实下降了。相对而言，十年前的教会比目前好。
这些总数引发的问题需要更多探讨。大批新教友来自何地？他们如何走进铎职生涯？神父的平均年龄或年龄中位数是多少？与十年前比较又如何？
梵蒂冈数据有否包括已没履行牧职但又没还俗的神父？现今有很多人没申请还俗便离开铎职，因为申请需时，而且梵蒂冈十分不愿意批准。因此，有些神父离开，从事其他工作，或许结婚，但被误导地列为神父。
除了亚洲的印度、泰国及韩国，非洲的尼日利亚和刚果等少数例外，其他地方的神父与教友比例正在下降。
全球神职人员的分布非常不平均。一名澳洲籍主教到罗马述职时与教宗若望保禄二世聊天，教宗慨叹，单是意大利有三万五千名神父，但如果其他教友众多的国家祇有这么少的神父，他们又能作多大贡献？
意大利的教友祇占全球教友总数的百分之三，但神父却占全球约百分之九。菲律宾神职人员祇占全球百分之二点二，服务占全球百分之四点五的教友。
众所周知，西方国家面对的问题不仅是神父总数下降，还有老化速度快。在澳洲，神父的平均年龄接近七十，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神父的平均年龄则稍逾卅五岁。
换言之，除非数字与真实相关的背景作比较，否则作用不大。
然而，这些数据带出一些更基本的问题。何谓“神父”？铎职的核心是什么？与神父的真正工作相比较，现时在世界很多地方有哪些神父工作是由默默耕耘的教友负责？晋铎有什么条件？为何祇限于独身男性？
教会有很多牧职，如教育、财务管理、人事管理、为贫病者服务、教授基督信仰的传道员等。这些应否获得认同及委派，为教会对信众及教外人提供服务？
逾廿年前，一名现已近九旬的神父问笔者：“你知道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期间，教宗保禄六世有哪两个议题没提出来讨论吗？”
笔者回答不知道，梵二会议展开时祇有九岁，会议结束时亦不过十二岁。
他说：“避孕及司铎独身。从那时起哪两件事情使教会大感苦恼？是女性身体及神职性质。”
一九七一年的主教会议上，独身制原定是议程事项之一，但最后却由社会公义取代，其后更发表了一份具开创性的文件《世界的公义》。自此这文件一直是教会推动社会行动和反省的思想泉源。
然而，或许现在该是重新讨论神职问题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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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耶稣会利伟豪（Michael Kelly）神父，天亚社执行主任。他自一九八二年起从事电台及电视制作，曾在澳洲及亚洲教会内外的不同出版社担任新闻工作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