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天主教世纪”大事年谱

大名岛津贵久会见耶稣会士方济各•沙勿略（[西]Francisco Javier [葡]Francisco Xavier，1506-1552），允许其传教。沙勿略遂在其登陆地鹿儿岛开展了日本国内最早的天主教传教活动。但未满一年便遭禁止。

沙勿略的游说之旅暂告一段落，回到山口，谒见了大名大内义隆，递交了驻果阿印度总督和主教的致信，奉上大量礼品，成功获得其传教许可。不久抵达丰后府内，得到当地大名大友义镇（即大友宗麟）的支持，遂使府内成为另一传教中心。

大村纯忠成为首位皈依天主教的大名，圣名为Bartolomeu。

耶稣会传教士路易斯•弗洛伊斯（Luís Fróis，1532-1597）抵达日本。

葡萄牙船进入口之津，口之津开港。
 

弗洛伊斯游说织田信长，并奉上各种珍品，换得了传教的许可。他日后完成了时间跨度在1549-93年之间的著作——《日本史》（Historia de Japam）。虽然该书旨在记载耶稣会的历次行动，但也提供了关于当时日本的很多情报。
 

大友宗麟接受洗礼，获圣名Francisco。

范礼安谒见织田信长，蒙其厚遇。

在范礼安的力劝下，九州天主教三大名大友、有马、大村于2月20日派出四名天主教徒少年——正使伊东满所（Mancio伊东マンショ）、千千石•弥迦勒（Miguelちぢわミゲル），副使中浦•裘立安（Julião中浦ジュリアン）、原•马丁诺（Martinho原マルチノ）——前往罗马觐见教宗。这是日本史上首次向欧洲派遣的使节，史称“天正遣欧使节团”。

五月四日，耶稣会日本区副管区长科埃略（Gaspar Coelho）从九州出发访问大坂城的丰臣秀吉，弗洛伊斯以翻译身份陪同。双方主要交换了有关九州征伐的意见。
 

范礼安于聚乐第谒见丰臣秀吉，呈交印度总督书函。

因为九州三侯（大友、有马、大村）组织的“天正遣欧使节团”舶来了西洋活版印刷机，耶稣会借此开始大量印刷、刊行书籍。印书处所主要分布在九州各地。在91年之后的二十年间，耶稣会陆续发行了宗教、语言、文化类的多种书籍。

菲律宾总督使节、西班牙多明我会（Ordo Dominicanorum）成员科博（Juan Cobo，1546？—92）于肥前名护屋城谒见丰臣秀吉，以试探秀吉针对菲律宾采取的真正外交策略。

丰臣秀吉于名护屋城接见菲律宾总督使节佩德罗•巴蒂斯塔（Pedro Bautista，1545—97）。此人同时也是西班牙方济各会传教士，驻日期间大力扩张方济各会势力，与耶稣会对抗，后死于圣菲利普事件。

日本人和外国传教士合作编著的《拉葡日词典》（〈罗葡日辞典〉）刊行。

丰臣秀吉以违反禁令为由，在长崎的西坂丘将因圣菲利普号事件而被捕的26人处以磔刑，即所谓“庆长大殉教事件”。

4月19日夜，英国人和荷兰人搭乘的海船慈爱号（Liefde，リーフデ）抵达日本。他们自称信仰新教（プロテスタント），是奉行宗教与经济分离之政策的人民。而按照他们的说法，西班牙和葡萄牙作为天主教国家，则是穷兵黩武、以殖民扩张为国策的危险国家。英国人威廉•亚当斯（William Adams）被当作船员代表押送大阪，得到内大臣德川家康的会见。日后此人受家康重用，提拔为武士，改名为三浦按针。
 

重归日本的方济各会传教士获得德川家康对其在该国重建教会的许可，并在浅草开设救助麻风病人的设施。

耶稣会传教士，葡萄牙人罗德里格斯（Rodrigues，1561—1633）发表《日本大文典》（〈Arte da ligoa de Japam〉）。这是一部对日语读写作详尽介绍的葡萄牙文著作。

“丝割符仲间”制度出台，使长崎、京都、界的豪商集团能够议定葡萄牙商船所输入生丝的价格并统一购入自行分配利益，然后转销给国内市场。这种垄断行为对葡萄牙商人造成重大打击。

天主教大名有马晴信的朱印船在当时尚为葡萄牙领地的澳门停泊时，船员当街闹事，与葡萄牙商人争执，又将之后赶来的葡方判事官打伤，迫使葡方出兵镇压，结果50余名日本人被杀。

为向德川家康澄清澳门日本人被杀事件之因果，当时负责镇压包括有马朱印船员在内的日本暴徒的指挥官安德雷•佩萨（André Pessoaアンドレ•ペッソア）亲自乘海船“圣母号” （[葡]Nossa Senhora da Graçaノツサ•セ ニョーラ•ダ•グラサ [西]Madre de Deusマードレ•デ•デウス）前来长崎。

由于佩萨与长崎奉行交涉时态度强硬导致谈判破裂，无视德川家康下达的传唤令，强行出港，于是有马晴信率军追击，最终在一月六日将之困住。佩萨见突围无望，自爆沉船。“圣母号事件”导致日葡贸易中断。

德川家康遣人护送罗德里格•维维罗（Rodrigo Vivero Y Velesco）返回新西班牙（墨西哥）。

德川家康近臣本多正纯之与力冈本大八（圣名：Paulo）以“幕府有意褒奖晴信烧讨‘圣母号’之功，下赐其有马旧领”的不实之言诱使有马晴信对其行贿。然则大八受贿后一年多音讯全无，晴信便直接向本多正纯求取关于其“应得恩赏”的裁决，致使大八欺诈实情暴露而被下狱。结果走投无路的大八揭发出晴信暗杀长崎奉行的计划，晴信遂亦被判罪。三月，冈本大八在阿部河原受火刑；晴信远流甲州，不久被赐死。德川家康对该事件深感震惊，又由于此二人皆天主教徒，遂决心下令禁教。此即所谓“冈本大八事件”。

德川家康首先对骏府的家臣团进行调查、加强管束，对不愿舍弃天主教信仰者施以改易的处分。然后在九月间，幕府以关东幕领为对象下达了旨在禁止天主教的“禁令五个条”。

京都所司代板仓胜重对改宗者要求使用“寺请证文”，使改宗者得到寺院的监督和证明。

仙台藩主伊达政宗，派遣支仓常长率领史称“庆长遣欧使节团”的远洋外交团体，以西班牙人，方济各会传教士路易斯•索替罗（Luis Sotelo）为船长，维斯凯诺为司令官，携同包括仙台藩士、幕府臣僚、外国水手、各地商人在内的180名同行者，乘坐由西班牙方监制的大帆船“施洗者圣约翰号”（[西]San Juan Bautista 原名‘伊达丸’），以阿尔普尔科为第一目的地，前往新西班牙（墨西哥）。使节团计划在抵达欧洲后请求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三世（Philip III）开通仙台藩与西班牙领地的贸易关系。

大坂冬之阵。德川家康发兵大阪，欲一举肃清以丰臣氏为首的反幕势力；但由于因关原一战的败绩而遭改易的大量武士前来投奔亲天主教的大阪一方，击退了家康的进攻。天主教势力与大阪丰臣氏的合流，加之天主教名人高山右近对大藩加贺前田氏既存的巨大影响，使幕府更加深了对天主教的忌惮憎恨。

将军德川秀忠示意金地院崇伝起草《伴天连追放文》，即所谓“庆长禁教令”。散布于日本各地的耶稣会士、方济各会士、奥思定会士、多明我会士，乃至高山右近等有势力的日本天主教徒，皆被送往长崎。滞留京都但拒绝背教的71名天主教徒被远流奥州。数月后，以高山右近一族为首，总数合计400余人的遭流放天主教徒分乘数艘船只驶往马尼拉和澳门。
 

52名天主教徒（26男、26女）——其中11个还是孩子——在京都被捕，于六条河原被处以火刑，史称“京都大殉教”。

“平山常陈事件”发生。从马尼拉出发，满载鹿皮驶向长崎的平山常陈（圣名：Joachim Diaz）船长的朱印船，因为有着中国帆船的式样，被英荷联合舰队捕获，押往平户。原本只是一场误会的非法扣押日本船只事件，却因为在检查舱室时搜出了藏身船货中的两名传教士——奥古斯丁会士佩德罗•德•兹尼加（Pedro de Zuniga）和多明我会士路易斯•弗洛雷斯（Luis Flores）而性质大变——由于之后背教者的供述，两人身份暴露，形势急转直下。

审判于十一月末展开。多明我会士柯略多（Diego Collado）获得长崎的西班牙商人和日本天主教徒的协助，计划要救出被捕的传教士，但最终行动失败，计划败露，反而激怒了将军德川秀忠。

幕府判处平山常陈和两名传教士火刑，12名船员被全部斩首。此事件标志着幕府大规模镇压天主教势力的开始。

9月10日，“元和大殉教”发生。包括日本早期天主教徒代表人物赛巴斯蒂安•木村、耶稣会士意大利人卡洛斯•史宾诺拉（Carlos Spinola）、多明我会士西班牙人方济•莫拉略（Francisco de Morales）等多国籍、有影响的人士在内的21神职人员，及4名留宿教士者于长崎西坂的山丘上被处以火刑；其他信徒均被斩首于火刑柱前。

江户大殉教。包括原主水胤信（圣名：Joannes）、耶稣会士安吉里斯（Girolamo De Angelis）、方济各会士盖尔维兹（Francis Galvez）在内的52人被押往“札ノ辻”的刑场；其中一人背教，其余被烧死，殉教者总计51人。

平户大殉教38人被杀，东北大殉教109人被杀。

松仓重政为对付原有马领内笃信的天主教徒，首创了“云仙地狱”的拷问方式——将天主教徒倒悬在滚沸的热泉正上方，受高温硫磺毒气的熏蒸，并在其气绝之前将之拖上来，缓和呼吸后吊回原位继续折磨。内堀作右卫门（圣名：Paulo）等16人成为首批牺牲者。他们在受尽折磨后被投进了“云仙地狱”温泉。

水野河内守守信捕获小西、有马、高山氏的天主教徒家臣，并将他们远流海外。

一月十二日，甘糟右卫门等53名信徒于米泽殉教。米泽教会被摧毁。

水野守信首先于长崎一地实践以“踏绘”形式识别天主教徒的做法。所谓“踏绘”，即以圣像置于官吏面前，强迫受检人群践踏，来审查对象信仰。开始所用圣像乃来自查抄天主教徒家产所得，“踏绘”成为制度后便由官方出面制作带有圣画像的黄铜版供审查之用。

第一次下达锁国令。主要内容是：禁止“奉书船”——即持有幕府发给长崎奉行的“李书”，特许出国航行的日本船——以外的船只出海；准许海外侨居不满5年的日本人回国；统制外贸；外船来日，即刻进行监视，限期交易；严令拘捕伊比利亚传教士，等等。

第三次下达锁国令。主要内容是：禁止包括特许船在内一切日船离境；侨外日人归国者一律处死；严禁天主教。

幕府为贯彻天主教徒的改宗而在全国范围实施“寺请制度（即以‘檀那（意即施主）寺-檀家’为基本结构，由佛教寺院对与其挂钩的人口进行信仰担保的制度）”，明确寺社奉行的职责，此即为“宗门改（宗门改め）”（即强迫所发现的天主教徒改宗，旨在肃清日本境内一切天主教势力的制度，包含有‘寺请制度’、‘五人组制度’等责任监督体系）的开端。

第四次下达锁国令。 在前两次禁令的基础上增加了对西、葡两国国民在长崎所生子女及收留、匿救这些混血儿童的人一律处死的罚则，并增补有关搜捕外籍教士的规定。

由于岛原领主倒行逆施、实施严苛的宗教迫害，加之岛原、天草地区天灾不断，迫使农民、信徒在天主教大旗下揭竿而起；时年15岁的天草四郎时贞（本名：益田时贞，圣名：Jeronimo[近来也有资料考证到了‘Francisco’]）领导了这场江户时代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岛原、天草一揆。起义军迅速占领岛原半岛南部的原城，与幕府讨伐军抗衡，数次击退围攻；其间，幕府重臣板仓重昌战死。

岛原起义被扑灭。参与起义者全数被杀。岛原藩主松仓胜家被斩首，天草领主寺泽高坚遭减封。

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下达史称“宽永禁令”的锁国令。主要内容是：只准许中国、荷兰之商船至长崎一地贸易；命各藩检查航行船只，提高密告外船走私入境者的奖金；禁绝国外教会对日本教友的一切联系与影响。

幕府在直辖地设立“宗门改役”，是为负责“宗门改”的专门机构。

耶稣会管区长马尔克斯（Francesco Marquez）一行登陆后被捕，迪亚格（Diego de Morales）殉道。

耶稣会士小西マンショ（Mancio）殉道。他的死标志着日本天主教史上一个“无神父时代”的开始；日本的“天主教世纪”走向终结。

http://www.page.sannet.ne.jp/gutoku2/kirisutokyou1.html キリスト教伝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