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日进（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曾在天主教圈中，以及其后三十到五十年间风行一时。他被誉为对梵二（1962-1965）影响很深远的一位。身为科学家，他在其古生物专业处于领先地位。
法国耶稣会士德日进的思想，其影响力已不复存在，但正卷土重来，而且是在一个不太可能的地方——中国。
德日进与中国的关系，比他的众多读者所知道的更加深厚和具决定性。德日进扎根中国廿三年之久（1923-1946），并在中国写下了两本他最具影响力的书，包括在其后以《神的氛围》为题目所收集的几篇文章，以及最重要的《人的现象》。
当他去华北河北省作考古挖掘时，这位科学家已经四十二岁了。他来中国并非完全是自己的选择：因一篇对原罪置疑的文章，使他在“正统”圈子里受到怀疑；他被长上安排在中国内陆集中精力从事科学研究，而不是从事棘手的神学科目。
在适应中国文化和其他事情上，德日进不是一个新时期的利玛窦，也不是与传统传教方法容易调和的人。他时常觉得自己是被流放。尽管如此，他在中国做了最多令人振奋的发现，尤其是在一九三零年将“北京人”辨别为“工作的人”（Homo Faber），并在中国各地进行了大量的地质学调查。
正如其富有表现力的《在世界祭台上的弥撒》文本所证明，主要是中国这片土地充满着生命发展的早期证据，启迪了德日进，成为其思想全面发展的基础。
不过，这样的探索源于他到达中国后便作出的一个选择：他离开了其同事桑志华（Emile Licent）创立的私人自然历史博物馆，反而选择加入政府创建的地质调查局。
他被视为中国古生物学的三位始祖之一。当离开中国时，德日进尤其提及他对这个国家的“极大感激”；他在这里交了很多朋友，进行了很多次考察任务，并能够以新方式来反思人类和宇宙的命运。
在一九五五年去世后，德日进的思想在天主教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直到七十年代又莫名其妙的减弱了。同时期的中国，当然，从未提及过德日进。
今日，情况似乎完全相反了。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古生物学会首先恢复他的名字和科学贡献。
那么，他的宇宙论和神学思想怎么样呢？北京语言大学的王海燕教授在巴黎完成了有关德日进的博士论文。她出版了《德日进集》，是首位以中文普及其概念的人。
同样，他的《人的现象》和很多其它有重大影响的作品已经被翻译，甚至两度翻译。六十年代，一些华人耶稣会士前辈在台湾出版了早期的翻译，而其中一些翻译现在在中国可找到。而这过程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于二零一四年十月，出版德日进的一本名为《自然中人的位置》的小书而得以继续。
此最新译作的译者汪晖是一家法资公司的高层，在巴黎大学获工学博士和哲学博士双学位。汪晖被德日进的观念深深吸引了很多年，而且也是去年十月十九日在北京主办的“德日进与人类未来”哲学思想研讨会的主要组织者。
这是首次在汉语界和中国大陆举行关于德日进整体思想的活动，而不仅仅是他的科学作品。由此，吸引了不少人才参加：
来自中国古生物学会的黄慰文教授发表《德日进与中国地质学》，回忆德日进对中国地质学的贡献。复旦大学李天纲教授发表《德日进与中国》，称德日进是“全球人”，帮助我们将多层面的关系置于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中，挑战我们走进和思考的普通时空线。
蒙古族作家杨道尔吉有力地回顾德日进在遥远的鄂尔多斯地区的旅程，并引用了中文翻译的《在世界祭台上的弥撒》。杨道尔吉突出物理关系仍是人类与物质和地球的连结，显示德日进是一位宇宙诗人和思想家，使我们更深入我们的起源和命运。
刘锋是中国超级实验室的创立者，专门训练学生在工作中协调合作，谈论“心智界”和“俄梅戛点”的理论，与现代互联网之间所得到的启迪。
在中国教书的耶稣会士梅谦立（Thierry Meynard）教授发表《从现代中国文化看德日进思想的意义》，他提醒听众德日进展望人类未来是超越民族国家和种族障碍，而且这观念符合同时期出现的联合国理念。
此次研讨会有一百人参加，主要是大学教授和博士生，由德日进之友中国协会发起并做结论。大家一致决定对德日进思想的探索与传播继续努力耕耘，并预定于二零一五年在萨拉乌苏举办下届研讨会，纪念思想家德日进逝世六十周年。
在大会上，魏明德（Benoit Vermander）教授执导的四十五分钟纪录片《德日进与中国》首次公演。
这是由复旦大学“利徐学社”和台北利氏学社监制，由耶稣会士魏明德和张俐紫（Cerise Phiv）在法国德日进的诞生地奥弗涅、巴黎、上海、北京、南京和内蒙古拍摄的。纪录片也包括德日进侄子亨利．杜帕萨热（Henri du Passage）的见证，回忆他叔叔经常遭受天主教圈子摒弃的痛苦经历，尤其他在一九四七年的罗马之行后，其痛苦更甚。
除了回顾德日进的中国探险之旅，电影也纪录了二零一三年八月，在鄂尔多斯沙漠举办的德日进思想跨文化研讨会。在德日进撰写《在世界祭台上的弥撒》的这个地方，有来自上海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和“上海文化”杂志的年轻知识份子，阅读和讨论《在世界祭台上的弥撒》及《人的现象》的摘录。他们被“彻底的乐观”所感动，这些作品令读者产生帮助她超越失败和有限的寿命，以使其工作和生活嵌入到宇宙和精神演化的进程中来。
德日进或许还没有在中国知识份子圈中获得一席位，但是这位耶稣会思想家明确进入了一个新的公共领域，而研究他的硕士论文，已经或正在中国的几所大学里，在撰写之中。
以下是对这些发展的一些阐释：
(a) 德日进提供了资源去思考超越文化和民族国家决定论的人类处境；
(b) 他的一生阐释了一个司铎暨科学家在中国的临在，如何挑战传统的传教模式；
(c) 全球化给德日进设想的进化及在日益复杂的管理的方式提出了新的关联；
(d) 最后，当把德日进的人生经历，放置在未来人类这背景下，这经历与他选择“彻底的乐观”产生了共鸣。
这位耶稣会科学家的一些基本直觉并非不可能从中国的经验和诠释中，迅速在西方恢复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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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魏明德（Benoit Vermander），作者乃上海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利徐学社学术主任。
【完】来源：《人籁》杂志，天亚社编译。
As China changes, Teilhard de Chardin reappears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