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巨著中记载了欧洲共产党执政起直到一九八九年,铁幕下受迫害基督徒的生活
他原本可以为一九八六年去世的母亲主持葬礼。只是没有任何人,就连妈妈都不知道托马斯·哈里克是一位司铎。就连在自己的家里,他都是“地下的”司铎。在捷克斯洛伐克,秘密祝圣的神职人员都不能对自己的父母透露一点儿风声。因为一旦传出去,那风险就太大了:这就是在一个共产党国家必须严格遵守的“规矩”,因为走漏风声的可能性太大了。一旦被发现,就会根据《抵制国家控制教会和宗教社团罪》被监禁两年。
这就是一九四八年出生的捷克布拉格总主教区司铎托马斯·哈里克神父的亲身经历。他不但是布拉格大学的哲学教授,一九八九年后成为牛津大学和哈佛大学的客座教授。今天,他的见证收集在了记述中欧和东欧共产党时期可歌可泣基督徒见证的《信仰见证》之中。扬·米克鲁特编辑出版的这部长达1,248页的巨著,收集整理了许多基督徒的英勇见证。编者强调,但这不是一部生平事迹的总汇,而是那些意在摧毁宗教性国家中“各种形式和方式的迫害”。
五十多位作者的笔下揭示了一个从未公开过的世界,在这里,许多主教、司铎、男女修会会士,还有平信徒们“在前苏联时代积极致力于捍卫信仰和教会的结构体制”。他们中的许多人因为宗教信仰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被逮捕、监禁、严刑拷打、关进劳改营、被迫忍受非人的境地。
托马斯·哈里克就是他们中的一员,他在一九七八年晋铎。但不是在自己的祖国,而是在德国图林根州首府埃尔福特。“那是一九七八年十月二十一日星期六,下午五点后,胡戈∙阿福德
贝克主教在他主教座堂内寓所的私人小堂里祝圣了我”。
主教将他安置在“汽车后座上,把自己的大衣盖在我身上”。尽管“民主德国相对自由一些,但是我们不敢保证主教官邸门口没有秘密警察的录像监控”。哈里克意识到自己“很可能是首位东欧教宗(波兰的圣若望∙保禄二世)时代东德祝圣的第一名司铎”。事实上,就在五天前,沃耶蒂瓦当选为罗马教宗。
很快,就有人找上门来审问他了,特别是他与“文化界、哲学和天主教文学出版界(非官方出版商范围之外的文学作品)持不同政见者之间的关系”。警察“严厉威胁我,然后又讨好我,说只要我签了合作的协议,就让我在大学里教书、到海外旅行”。同时,采用传统的一个唱红脸一个长白脸的方式软硬兼施,“就在这一关键时刻,许多人选择了合作的道路”。
但他却是个硬骨头,总是坚定不移地向所有威胁和好处说“不”。以至于那些警察对他说“已经着手伪造有损我道德名誉的文件”。
但哈里克神父得以保全了自己,这是他在书中讲述的。可其他人,许多人就没这么幸运了。例如一九五二年被判处死刑的保加利亚尼科波尔教区主教埃乌詹尼奥∙波斯尔科夫蒙席。一九四四年至一九五五年期间,243名克罗地亚司铎被杀害、169人被捕、89人失踪。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三年,波兰数千名主教和司铎被捕、41人被处决、260人失踪。斯洛文尼亚、东德、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和斯洛伐克也上演了同样的残暴行径。但是请注意,在这些国家尽管遭遇了令人难以想象的迫害,“绝大部分基督徒始终忠实于教会,甚至不惜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这些男女老少们的英勇不屈是感人肺腑的信仰见证”——正如克里斯托凡∙肖博恩枢机在前言中写道的。
不屈不挠的匈牙利首席主教遭遇监禁和严刑拷打
被捕前,他的母亲曾要求他到罗马去。因为,她想让儿子到安全的地方去。但是他没有听母亲的话,感到自己的位置是和人民在一起。这就是匈牙利首席主教约瑟夫∙敏真谛枢机(1892-1975)。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匈牙利共产党当局将他监禁了起来。来年,制造假审判,为他扣上阴谋叛国的莫须有罪名判处他终身监禁,并对他施以严刑拷打。
亚当∙ 绍莫尔尧伊写到,“足见他背负起十字架的决心”。他在狱中和软禁状态下度过了八年,直到一九五六年匈牙利人民暴动之际,敏真谛枢机得以逃到了美国驻布达佩斯大使馆内,并在那里一直呆到一九七三年,也就是保禄六世教宗不再让他领导教区的那一年。敏真谛枢机也是教廷东方政策的反对者,拒绝与共产党签署任何协议:而替代谈判的就是抵抗。
电子窃听器和诽谤也不会让一位波兰主教弯腰
他建造教堂、创建堂区,被视为是反政府的行为,因为他没有政府当局的许可。这就是尹纳西∙托卡尔楚克蒙席(1918-2012),和斯特凡∙维辛斯基枢机、卡洛∙沃耶蒂瓦(也就是后来的若望∙保禄二世教宗)一样,他也是波兰天主教会的主角之一。马莱凯∙因格罗特写到,这位普热梅希尔教区主教,被“波兰共产党当局视为最反政府的主教。除因为他坚决捍卫教友权利外,他还因此成为波兰主教中承受了最残酷迫害的主教之一。
共产党不择手段地要制止他:骚扰、损害他声誉的材料、污蔑他与盖世太保合作过的假材料、挑衅、指控、审讯、控告、威胁、甚至谋杀。在他的主教官邸里安装谍报设施,“种种手段每天都在继续。然而,主教誓不低头、宁死不屈”。
因为藏在内衣里的纸条而获救的阿尔巴尼亚人
扎娜一家是虔诚的基督徒。叔叔于一九四六年被逮捕,罪名是进行反阿尔巴尼亚党宣传。他在狱中度过了十年的岁月,膝盖被棍棒打碎。
扎娜告诉朱利奥∙卡尔涅罗,父亲是地拉那理工学院的教授,他在美国读书的朋友中“有一位政府部长”。这位部长邀请她的父亲和一些同事一起去谈话。但是,妈妈怀孕了,那一天,爸爸得陪妈妈分娩。和部长谈话后,爸爸的同事们都被逮捕了,被送到了她叔叔被关的监狱里。“大家充满嫉妒地谈起我父亲,因为他躲过了被捕”的厄运。
闻讯后,“我叔叔把一个纸条塞进了脏内衣的松紧带里,上面写着:‘告诉劳伦(我的父亲)小心’。我妈妈去取脏衣服时,叔叔将这条脏内裤暗示给她”。这样,扎娜的父亲才躲过了一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