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武士之地的基督宗教
在日本列岛的传教活动始于1549年，那年耶稣会神父圣方济•沙勿略（Father Francis Xavier）抵日。圣人在1552年的信中对新奉教的日本基督徒表示赞赏。「我看到新奉教的人对我们的成功感到多高兴。他们热心地去加强自己的信德，又敦促他们已经劝化的外教徒接受领洗。」1576年第一座天主教堂祝圣于日本的前首都京都。
有赖耶稣会士福传的努力，基督宗教得以稳定又不受阻碍地传扬福音至1587年。那年日本的教友人数已增长至近二十万。1587年，国家实际上的统治者，豊臣秀吉将军，因被两位基督教妇女拒绝成为他的妾侍，受辱下于是开始清除从公务员和军队中的基督徒。耶稣会被禁止进行进一步的传教活动，当时二百四十所天主教圣堂中三分之一被烧毁。
那时候的凡僧（日本佛教僧人），特别是首都以外地区的，极具影响力，他们的敌意也促使豊臣秀吉决定发动对日本天主教徒的迫害。自十七世纪初开始抵达日本的英国和荷兰商人也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为从当权者寻求利润丰厚的贸易条款，他们参与对日本教会的迫害，帮助寻找基督徒的藏身之地。他们向日本官方建议从外国人中，确定天主教传教士最可靠的办法，就是命令疑犯用脚践踏十字架。由于新教徒拒绝罗马天主教的仪式，包括敬礼基督受难的标记，提议这种办法的人自己不会有困难通过试验。
1597年纪念着一系列旨在消灭日本教会的迫害中的第一次事件。十六世纪日本的基督信仰中心之一是长崎。因此，远早于1945年，因原爆而奠定长崎为世界历史的悲剧之地之先，那城市已经因日本基督徒殉道而写下历史。1597年丰臣秀吉将军在俯瞰长崎的山坡上把二十六位日本天主教徒钉在十字架上。他们包括教友、方济会和耶稣会的传教士，和日本首批本土出生的耶稣会修士之一，三木保罗。随同他仿效基督苦难的还有十二和十三岁的儿童。
下一波的迫害于1614年开始。德川家康将军下令销毁所有在日本幸存的教堂。传教士以及显赫的新奉教日本家庭被判处流放。针对日本天主教徒的迫害整个世纪一直未有减弱。1622年9月，二十五位基督徒，其中包括九名耶稣会士，六名道明会士，四名方济会士，在被迫目睹三十名同行的基督徒被斩首后，被处以火刑。当时在日本的一位英国商人，理查德·葛克施（Richard Cocks），看到「五十五名基督徒（在京都）被处决时受酷刑至死。」殉道者当中包括高喊着：「耶稣，接受我们的灵魂！」在母亲的怀抱中被处火刑的五、六岁儿童。
十八世纪前在日本殉道的日本基督徒估计共有二十万人，教会仅记录其中三千余名。十七世纪中叶，仅余的传教士去世后，令记录这一段时期日本殉道历史更加困难。
信德令人英勇地超越仇恨
针对日本教会的迫害，其最大的特点是彻底和特有的残酷。迫害者精心设计酷刑，为求设法迫使基督徒作出叛教（拒绝基督）的行为。他们使用的方法不只火刑和钉十字架。将受害者放置于有毒蒸汽炉中，每次十二小时或以上已是司空见惯。奥斯定会神父，巴托洛梅·古铁雷斯（Bartolome Gutierrez），是众多受到这种酷刑的其中一位。他受的折磨持续将近一年，从1631年12月至1632年9月。这位传教士坚拒弃绝基督，因此当权者为了延长他的痛苦，着医生为他治疗烧伤后再次施以酷刑。1632年9月3日，巴托洛梅神父的痛苦到了尽头，他在火刑柱上交付了他的灵魂。教宗碧岳九世于1867年列他和十二名日本殉教士为真福品。
圣方济开始日本的传教工作时观察到：「我认为我们将永远找不到另一个与日本同等的民族。」长期对日本教会的迫害证实了以上这说法。目击者评论这些日本信仰的证人面对殉道时所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和热忱。1597年在长崎被钉十字架的其中一人是十三岁的小崎多默（Thomas Kosaki）。去世前，他写告别信给母亲。「按照天主所赐给我的恩宠，」他写道：「我写这信给你，亲爱的妈妈。根据判决，大家都会在长崎与教士一起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一共二十六人。请不用担心父亲和我，我们会在天堂等着你……如果你不能找到神父为你施行临终圣事，请记着要为你的罪痛悔和坚守信德。也请记着来自耶稣基督源源不尽无数的祝福。因为世界上一切都将很快消逝，即使你被迫成为乞丐，也务必不要失去的天堂的荣耀。无论人对你说甚么，用耐心和爱心承担一切到最终。请为我们祈祷。最重要的是，我求求你——你的心总要深深为罪痛悔。愿天主保佑你！」这信的作者与他的二十五位同伴一起，于1862年被教宗碧岳九世封圣。普世教会在2月5日纪念长崎殉道圣人瞻礼日。
日本基督教会殉道史记录其他激动人心的故事。轩克维奇（Sienkiewicz）小说《你往何处去》（Quo Vadis）里契罗（Cilon Chilonides）一生的动人故事家传互晓。往日的叛徒成为基督的殉道者。费拉拉神父（Father Ferrara）是一位十七世纪日本的耶稣会传教士。1634年，因无法忍受残酷折磨，他践踏十字架而叛教。随后几年，他目睹为拯救包括他的灵魂而来到日本的耶稣会传教士一一殉道。
1634年日本当局任命这位叛教徒为法官，去审判五名新近被捕的耶稣会传教士。费拉拉恳求他们放弃信仰，但鲁彬尼神父（Father Rubini）代表所有被告回答说：「告诉你想羞辱的懦夫。我们相信我们将有足够的勇气，以相称基督徒和神父的身份般受死。」
一经当头棒喝，费拉拉便逃走。1652年，天主旨意令80岁的费拉拉在长崎受审。当被责令透露他身份时，他回答说：「我是一个得罪上天下地之君王的人。我因恐惧死亡而背叛他。我是基督徒。我是耶稣会士。」为此，他被放进一个灼热的坑六十小时。这一次，他忍受到底。
等待「罗马派人」
一位曾目睹1597年长崎基督徒殉教的传教士写道：「我们二十六位殉道者的慷慨牺牲结出喜出望外的果实。」「基督徒，无论新奉教或信德成熟的，他们的信德和对永恒救恩的望德都得到证实。他们决心将生命献上基督。目睹殉教过程的外教徒被钉十字架的殉道者的喜悦与面对死亡的勇气打动。」
信德令他们英勇地超越迫害者的野蛮和仇恨，但这并不是日本教会历史上最后的光辉一页。她继续忍耐。十七世纪的残酷迫害导致教会转向地下——一个没有神父的教会，并且除了圣洗外，没有其他圣事。然而圣洗配合口耳相传的教理，事实证明经已足够。祈祷支持下，幸存的日本基督徒等待「罗马派人来」。他的真确性将借天主之母，圣母玛利亚（Mariasama）的圣像得以证实。日本教会被迫转移至地下活动近二百年。
日本锁国期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结束。传教士回日。（这段期间新教徒亦加入传教。）普遍认为宣教工作必须从头开始。难以想像的是，十七世纪中叶日本最后一位神父去世后，基督教会竟可以继续在那里幸存。
1865年，法国天主教传教士，珀蒂让神父（Father Petitjean）在长崎市建造一座小圣堂。多年来除了他自己以外没有别人进入圣堂。一天早上，三名日本妇人在他身旁跪下来。她们问：「你有教宗吗？」听到他说有，她们便问另一条问题：「你向圣母祈祷吗？」他答有，她们于是继续提出下一条问题：「你结婚了吗？」听到他说没有，她们说：「很好，你是像我们一样的基督徒。」终于有人从罗马到来。
原来，在长崎市和周边地区有约二千五百名基督徒幸存到十九世纪中叶。全国基督信徒（天主教）人口约五万名。日本教会在野蛮迫害和没有神父的情况下仍然能够幸存，深深地打动教宗碧岳九世（俄罗斯共产党统治下的基督徒只有七十年没有神父！），以至他宣布3月17日为日本教会的瞻礼日——寻回长崎基督徒瞻礼日。
原文：古泽戈斯·库查切克（Grzegorz Kucharcz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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