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造成大陆教会分裂的原因
天主教在中国大陆的分裂是从爱国会成立就产生，并由于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当局对天主教实行公开反教宗的政策而加剧：分成公开反对教宗的“爱国会”控制的教会（“爱国会”起源于五十年代初期）和忠于教宗的教会。
当时“爱国会”篡改圣经（将玛窦福音十六章16至19节中的伯多禄解释成雅各伯、若望，甚至删除伯多禄三个字），删除经文中、教理中、感恩祭典中、列品祷文中的教宗二字，将祝圣主教礼仪誓词中的服从教宗改为服从政府，不准教友给教宗念经、不准教友唱忠于教宗的歌曲等。为了造成宗教信仰自由的假象，政府当局一方面将众多的教堂交给“爱国会”控制，给爱国会领导发工资、给经济补贴，给官衔（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各种奖励！另外：当局和爱国会联手打击、镇压、限制、监控不愿意参加“爱国会”且忠于教宗的教会：抓捕主教、神父，关押教友骨干、拆除教堂和祈祷所，取缔活动场所等。
在当时的境况中忠于教宗的教会由于不愿屈从“爱国会原则”只能在教友家中举行宗教活动，政府就统称他们为“地下教会”。“地下教会”并非就是反对政府的组织，其实质只是为了忠于信仰，维护天主教信仰的完整，不愿意脱离教宗的领导，不愿明知故犯地作出违背信仰的事，对违反教会信仰原则的“爱国会原则”无法依从的教会团体。除此之外，我们都是遵纪守法的良好公民！
忠于教宗的地下教会在上世纪80年代，有一个蓬勃的发展期，不仅唤醒了很多教友的信仰热诚，而且也结出了累累的果实：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保定教区范学俺主教，单枪匹马的发展到1989年11月21日在陕西三原张二册成立大陆主教团时的70多位非官方与罗马保持共融的主教。虽然受到政府的严厉控制，但神长和教友们还是不顾一切的来表达自己的信仰，仅从几位主教的葬礼以及朝圣活动就可以感受的到：1989年1月易县教区主教周善夫·方济各的殡葬礼仪有10位主教，将近50位神父，300多位修士修女和约5万教友参与；1989年2月天水教区助理主教、当时的保定教区代理主教李新生·斯德望殡葬礼仪中有5位主教、40多位神父、300多位修士修女和4万教友参与； 1993年5月大陆主教团秘书长、易县教区助理主教刘书和·保禄殡葬礼仪有10位主教，100多位神父，500多位修士修女和约8万教友参与；在1994年12月，保定教区主教陈建章·伯多禄的殡葬礼仪有10位主教， 30多位神父，200多位修士修女和约4万教友参与。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国内的教友们自发的会选择在每年的圣母月，去保定东闾朝圣，从最初的几百、几千人发展到上万人。在1995年5月24（圣母进教之佑）东闾朝圣地参与弥撒庆典的神父有120多位、教友达15万多人，当天很多人均看见了天空中的异象。通过朝圣活动极大的巩固了教友们的信仰。虽然受到种种阻挠以及管控并付出了一定的代价，可以说当时忠于教宗的地下教会虽然有政府和“爱国会”的高压，但依然蓬勃发展，不自由的环境并没有成为信仰正常表达的真正阻碍！
由于“地下教会”的坚持，终于在1990年换来了政府当局在政策上的调整，通过在各省召开的“地下天主教会议”而明确了一些问题：
1、政府承认罗马教宗是天主教的惟一领袖，从今以后再不要你们脱离教宗了，再不骂你们的教宗了。
2、爱国会不是教会，是属政府的群众组织。
3、教会就是你们的教宗、主教、神父、修士、修女、会长、教友所组成的团体，这就是你们的教会。
也是由于“地下教会”的存在，特别是罗马认可的忠于教宗、不畏惧任何压制勇于为信仰做见证的主教们的存在，让“官方教会”自选自圣的非法主教们开始反省自身的问题：出于教会纪律及良心，这些自选自圣的“官方教会”非法的主教们逐渐的主动去寻求罗马的认可。
当时外部的大环境也在改变：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诸多海外教会人士大量的进入内地，了解天主教在大陆的发展。在此基础上逐渐产生了众多所谓的“中国教会问题专家”，开始就中国教会的问题给罗马建言献策！
一切的一切似乎都朝着正确的道路发展：在“官方教会”的主教们被追认后，教会的发展本应该是勇敢的往前迈步，推动共融合一，走向遵守教会原则的大公的教会！近20年来罗马虽然也是在坚定不移的推动这个工作，但是从现在的现状来看，要么是在推动共融合一的进程中的执行层面出现了某些问题或偏差；要么是属于地下教会的我们真的不知道该如何做才能正确的表达我们的信仰！
二、“一个令人疲惫的当下”
现在摆在我们眼前的的现状是：真正用一个声音来表达信仰并忠于教宗的主教少之又少，很多主教都具有罗马的认可以及爱国会主席或主任的双重身份成为矛盾的结合体，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而寻求罗马的“认可”似乎也逐渐变成一个可有可无的程序，只要罗马不认可那么就上演非法祝圣，并逐渐演变成政府所讲的：所谓的“传统”；即使有2010年3月的《教廷中国委员会新闻公报》的具体要求，但是罗马近20年来认可的还健在的“官方”的主教们仍然不受约束义无反顾的参加了“八大”，帮助爱国会完成了新老交替！面对这个现状，一直强调沟通对话的韩得力神父在发表了《不要扼杀中国的先知！他们是今日的利玛窦！》的先知论后短短的过了几个月，也只能发牢骚自问——《中国到底需不需要朋友？》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导致了连“合一大师”韩得力神父都无能为力的现状？我们只能通过对曾经发生过的众多事例里挑出几个事例来反省问题：
事例一：四年前有位在法国留学的修生告诉我一件他亲身经历的事让我非常震惊：他曾陪同一位来自大陆地下教会的神父去罗马拜访万民福音部。文书问：来自哪个团体？神父回答：来自地下教会！结果在负责全球福传事务的万民福音部发生了让人震惊的一幕：该文书对神父和修士劈头盖脸的一顿狂批，意思就是地下教会团体事情多之类的，然后转身走人。留下目瞪口呆的神父和修士，更别谈神父不远万里来的目的和辛苦！
事例二：到现在还健在的被罗马认可的主教人选大多均出自爱国会控制的官方教会，而且这些主教们大多数都在违反信仰原则的爱国会里担任各级管理职务（如：最新祝圣的江门教区梁建森，就现任广东省天主教爱国会副主席，江门市天主教爱国会主席 ）。地下教会不参加爱国会被认可的新任主教少之又少！
事例三：就连凤翔教区主教在被认可的过程中也曾遭遇政府提出的苛刻条件：要让爱国会前来宣读任命状。老主教在请示代办后得到可以为之的答复，若不是凤翔教区全体神父齐心反对，不但老主教将晚节不保，而且凤翔教区内部也将由此而产生不必要的动荡！
这几件事情和2006年后到现在发生的4次非法祝圣以及“八大”的召开等事件就可以反映出在1990年政府当局承认罗马教宗是天主教的惟一领袖后天主教在大陆的生态！魏景义主教对近20年的评价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的宗教政策确实在严重倒退。”在官方教会看来，这可不是倒退不倒退的问题，罗马对他们来说似乎无所谓：罗马的政策给了他们很多，还身在爱国会就被认可为“合法”的主教，不仅是爱国会的胜利，更是当局的胜利！但他们却不知足：不认可就上演自选自圣！而罗马给地下教会的除了毫不吝啬的赞赏声之外，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东西！地下教会的感受就是：罗马似乎是在替爱国会办事，似乎是在绞杀忠于教宗的教会！即使你是在国内人数占大多数的团体，但是你们推荐的主教人选就是束之高阁；你反映的再多的问题也不及时处理，看你如何发展！何去何从似乎是让我们自己看着办！
平心而论，这些所谓的中国问题专家进入大陆后大多接触的是官方教会，支持的也是官方教会：他们走访的大多是城市里的教堂，看到的是经过教难后渴望圣事的教友热心祈祷的场面，听到的是爱国会人士赞扬政府宗教政策的歌声，援助的也是这些团体！地下教会既没有教堂让他们看，做弥撒行圣事也是在私底下在教友家里进行，根本无法端出可以让他们看的东西，唯一能做的就是拜托他们捎书带信跟圣座请示问题。
但是爱国会依然存在的现状，依然控制教会的现状，依然持守着“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和民主办教”的原则阻挡着教会的正常发展的现状，并没有引起这些“中国问题专家”的注意！更是无视还有许多主教们在为维护信仰原则多年如一日的为信仰作证的现状（到现在为止：保定教区苏志民主教在监狱中已经16年，易县教区师恩祥助理主教已经失踪16年，国内多位神父还在监狱中）。这些人和罗马的官员们在和爱国会人士的交往的过程中错误的认为爱国会已经不是问题，尽然在爱国会存在的体制内强行推动合一！来自罗马以及代办给主教们的执行合一的指导文件早已超越了先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愿他们合而唯一》通喻的指导原则，让国内大多数教友不知道是要“合”到哪里才是正确的？是要让国内已经走向畸形的教会回归大公教会还是张开双臂来拥抱爱国会？不切合实际的指导，不仅造成了多个教区的动荡，影响了教会的正常发展；而且接到罗马的指示，说加入爱国会的主教们还享有“完全共融”的身份时，有些主教只能选择听命：认为爱国会已经不是问题！在没有爱国会的地方成立爱国会，甚至还自己主动写材料数次要求加入爱国会！罗马处理中国问题官员们的渎职，将地下教会不惜一切拼命为之维护的教会纪律和教会原则彻底颠覆，反而壮大了爱国会的存在！这些没有底线一味的妥协策略的执行，为一觉睡醒后才意识到中国的宗教政策确实在严重倒退的现状，埋下了地雷！当教会纪律荡然无存的时候，任何事情都将成为意料之中的事情，若再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也见怪不怪！
本来地下教会视罗马为父亲、为家长，把各种问题、大大小小的问题，通过各种渠道都向罗马反应、汇报、请示！但罗马部分主管中国事务的官员们并不认为这是子女对父亲的尊重、依赖，反而认为是多事、没有前途！也不着手处理这些问题，让问题越积越多！形成了可怕的官僚作风而不是手足之情：只要成果，却不愿脚踏实地的做事！前面提到的神父招致万民福音部文书训斥的事例，多少反映了上述问题的严重性！当这些主管中国事务的官员们对地下教会报有普遍的偏见心理后，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就可想而知了！
真的是地下教会问题复杂吗？其实官方教会虽然有政府和罗马主管中国事务的部分官员们的支持，但是问题不论严重性、复杂性、危害性、数量（例如圣职人员还俗、姘居、贪污腐败、打架、赌博、各种享受……）都远远超过了地下教会！他们把教会问题推向政府：参加自选自圣是“被迫”；而违背《教廷中国委员会新闻公报》的指导参加“八大”，也能找个让所有人看似无法拒绝的理由：为了教区正常发展的需要，所以违心的参与了！个人问题更是互相包庇、互相利用、表面上平安无事，他们当然不会向罗马反应、汇报、请示！若要汇报，就专挑好事说！只要留意属于万民福音部的信仰通讯社网站，就会发现问题的严重：里面大多是歌功颂德的文字！这些都给罗马主管中国事务的人员造成错误的映像，用一句教友的话：人家懂的包装！
在这些“中国问题专家”的建言献策下，不仅对“七大”时的多数赞成票没有表示警惕，而且对2006年的三次非法祝圣也没有进行深刻反省；即使是2007年教宗《牧函》出台后明确指出“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和民主办教的原则和教会道理是无法调和的”，但在政策执行层面却依然没有改变，仅从2007年后到现在任命的主教人选的血统均来自爱国会就可以看出这些官员们处理问题的出发点！我们真的怀疑这样的名单呈报给教宗的时候是否说明他们具有爱国会身份？在八大前各省爱国会换届，这些近几年新任的主教们担任各地爱国会主席或主任的试探性举动更是无人问津！即使是安树新要公开就职及后来加入爱国会引起极大的震动时也只是用一封信来安抚（和后来写给魏景义和韩井涛主教的信内容完全相同），当事态发展更严重后就用一个公报来撇清关系！面对保定神职和教友们一再的询问，文书甚至说：不需要回答！用这样的方式来对待一个个仰望罗马的灵魂，能帮助国内教会正常发展吗？
其实从另一个层面也早就暴露了问题的严重性：从2007年教宗的《牧函》，到2008年的教宗批准的《纲要》，再到2009年的《国务卿致中国大陆主教函》、2010年的《教廷中国委员会发表新闻公报》以及《圣座万民福音传播部部长迪亚斯枢机主教致中国大陆主教司铎信》，还有近几年陈日君枢机苦口婆心的文字！每年圣座对中国都有指示却都没有见到执行和效果的时候就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无外乎两个方面：一是在罗马的执行层面，一是在国内主教身上！
现在发展到八大时不但让爱国会完成了新老交替，而且还让一位认可的主教担任爱国会主席来打教宗的脸时，才发现是“黄粱一梦”就不足为怪了！
三、地下教会即将面临的问题
发展到现在，不参加爱国会的主教们反而成了另类！连梵蒂冈电台对不参加爱国会的主教们的称谓也变的和政府当局一致：称为是“地下主教”！（请看梵蒂冈电台报道：中国贵州省石阡监牧区合法的地下教会主教胡大国今年2月17日安息主怀，享年近90。）这种不负责任的称谓等于是罗马自我否认自己的权威，更是说明妥协的如何彻底及无原则！若依然按照现在的执行方式，可以预见：不远的将来大陆所有教区的主教人选将不会顾及地下教会人数众多的现状而选择出身爱国会的人士，任命不参加爱国会的神父为主教将是痴心妄想！也就是：不远的将来，地下教会必需去和爱国会共融合一！否则将陷入“非法”的境况中：不与主教共融就是触犯《天主教法典》！到时候这些既参加爱国会又被认可的主教们完全可以堂而皇之的行驶来自罗马并属于他的“治权”：不共融就停这些同一个教区内的不愿意参加爱国会的神父们的权，比如听告解赦罪的权力和堂区管理权！这样地下教会在扛过了来自各方面的血雨腥风后却最终将葬送在罗马的手里，多么的具有讽刺意味！
罗马，请您大声告诉忠于您的教会子民们：我们该如何做才能正确的表达我们的信仰？你们推动的合一是让我们加入爱国会吗？若是这个结论，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