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玛7:12）
大二时，我的外籍教师是一位来自英伦的伦敦人，二十四岁，名曰“Catherine Brown”，一米七的模特个子，五官俊美，特赚人眼球，专教我们口语和写作,我们大家都喜欢她。首先是因为八十年代后期，在那个时候来大陆教书的外籍教师不多，总给人一种凤毛麟角的感觉，更何况她有着正宗的伦敦音（当年我们最崇拜这种口音，就像今人崇拜美音一样），令我们倍觉珍惜她所上的每一堂课，她也尽职尽责，虽然表面上随便散漫，也免不了嘻嘻哈哈，但每一堂课的实质，都浸透了经典和知识，我们总是学得很开心和卖力。
足球的发源地在中国，但令足球产生质的飞跃的是在“资本主义”英国完成的，于是她不例外，煞是爱好踢足球，但由于我们外文系男生不多，她就跑到美术系去呼朋拉友，专找那些高大的男生们来踢球，还邀请我们要为她当啦啦队呢，说踢球真好玩。那时先不说足球不普及，仅就我们女生来说，哪能提起什么兴趣呀，才不干呢，于是我们拒绝去，她也终于“死心”了，以后都一个人鹤立鸡群地和一班男小伙儿踢球，且踢得满头大汗，尽兴尽味，淋漓尽致，我们笑话她说“斯文扫地”，她却说：“Come on, join us next time！”(来吧！下次加入我们。)
事实上，文化的差异，或者说，八十年代后期中国女大学生们“孤陋寡闻”式的矜持，大概令她觉得华夏民族乃是个“神秘”的民族吧？
记得第一次她给我们上课时，好有意思。班长喊：“Stand up!”(起立！)，这可把她吓了一大跳，因为当我们班三十人全都 “唰”的一下子笔挺挺地站起来时，肯定令她傻了眼，我们不管，这可是咱们中国人的规矩呢，人家大老远地从异国他乡来给我们上课，哪能不表示尊敬呢？可她说：“以后千万别这样了，吓死我了，这儿又不是军队，我更不是什么军官啦，你们何必这么做？那么多人一起突然做一样的动作，好唬人噢！”一通话，倒把我们说得挺稀里糊涂起来，于是凡是她来上课，我们都端坐着不声响，“无动于衷”也；她进教室的第一件事儿基本上就是先脱外套，然后把她那些件总是偏深色系的如褐绿色、黑绿色、焦黄色等的外套随便地拎着挂在了教室前面的任何一个钩子上，然后开始天南地北地“乱侃”，刚开始，我们不太习惯她的发散性太强的思维，后来习惯了，反而觉得好听！
她的性格天真、外露、爽直，特会笑，因而她的课总显得很自在活泼。印像最深的是她那种毫无顾忌的童稚般的朗声大笑，常被隔壁的班听见，总以为我们班出了什么事。比如，我们班一位来自诸暨的女同学，她本想描述一下自己下课后喜欢在操场上进行体育运动这件事，可她说错了“运动”这个单词，竟把体育运动“sports activities”说成了“sports movement”，而movement这个词是针对诸如“五四运动”类的那些所谓的政治、思想等领域的大活动之语境，这下可好了，话音刚落，Miss Brown就忍不住了，孩子样地开心地嘎嘎嘎地大笑了起来，笑得那么恣肆、天真和旁若无人，足足笑够了五分钟左右，这令规矩惯了的我们都很纳闷：有这么好笑吗？正“不领风情”着，她兀自继续问我那女同学：“Why are you always taking part in the movement in the playground every day?”（你为什么每天课后在操场上举行政治游行活动呢？）随即又哈哈地大笑了起来，我们不觉都被她的快乐情绪感染了，整个课堂里弥漫着一种乐趣和温馨，那“宝贝女同学”也知道，大家递给她的也着实是一种善意的笑声，终搞得她急中生智曰：“Because I have a dream of being a queen.”（因为我想成为女王），打那以后，她在班里获得了一个“Queen”的美名。
Miss Brown的汉语学得极其糟糕。我们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来教她一个“米”字，希望她记住，以便于我们彼此做文化上的“交流活动”，可第二个星期逮到她，问：会写了吗？她兴高采烈地告诉我们：会了。那好，我们叫她写写看，好家伙！她居然拿起粉笔先就是给它个四点，像一朵花样子地散开，然后端端正正地在当中画一个十字架，画好了后，然后歪头，问道：“OK,finished,right?”我们急了，哪有这么写（画）的？岂不是玷污了咱们汉字的神圣笔划、结构和意象么？可她说：“我天天记得这画呢。”她还问我们说，汉字咋那么多难读又难描的“图画”呢，那一个人脑海中该存放多少张图画呀?岂不把人累死了？Good Heavens！她居然把汉字都当成了一幅画儿，真个是把咱们泱泱五千年的文化好端端地给“糟蹋”了呀。
我们当然不死心，再花了半个学期的时间教她“熊猫”两个中文字，还教会了她“xiongmao”的汉语拼音发音，临近考核的那一天，我们问她，会了吗？她痛苦地摇摇头，说：“太难了，这两幅画好难描，真的太难了，它们太复杂了。”看到她实在难堪的样子，我们也心软了下来，看来，什么是“孺子难教也”在此可见一斑，我们真的好同情她，怎么说呢，民族的个性差异所导致的语言遗传因子以及童年等的启蒙教育，确乎重要。
待后来我看到余秋雨先生写的一篇文章，文中提及汉语难学的“苦衷事例”，说一旅居国外多年的华侨子第，发现汉语竟这样难学，终为逃避学汉语而选择了自杀，这桩事轰动了那个社会的各个阶层，引来众人一番深思。也许会有人以为这是余的危言耸听，事实上，我从不怀疑这事的真实性，都因着Miss Brown 所带给我的这一番有趣的经历。
她非常重视圣诞节，这事现在听起来纯属正常，西方人么，谁个不喜欢过圣诞节？但在当时，她的过早浸入圣诞气氛的行为方式“狠狠”地影响了我的那些不信教的天之骄子们，我的那些同学至今仍重视着度过每一个圣诞节，这都与Catherine Brown有关，不管怎么说，我认为她带给了我们一种积极的生活意义。
她可爱又豪爽，她时会和我们聊一些私事，她说自己有个男朋友在英国呆着，可那男朋友当时坚决不让她到中国来，他给她历数中国人的劣性：及时行乐、每天放政治电影、争先恐后、从不排队、个个心怀鬼胎、不讲诚信、开会长达三个多小时、每天要喊口号等等，她天真地问我们这些是否都是真的，我们听了，不置可否，其实大家心里边都明白，这确实是有……我们无言以对，我们显得有点尴尬，我们想：只有以自己的努力，竭力做好为人的“本份”，重新树立起中华民族的道德观，才能挽回老外眼中的“形象功”，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往事如风，这就是我们的凯瑟琳.布朗小姐，她已离开我们赴英二十余载，现在英格兰已为人母的她也许不太清楚地记得我们了，但我们真的很喜欢她，惦记着她，惦记着她所教给我们的正宗的伦敦音以及那些有益有趣有效的写作素材，我们终身难忘。
感谢你，我们的英格兰“玫瑰”。
思葭定稿于2012年5月23日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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