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神学，是20世纪60年代诞生于拉丁美洲的，以天主教神职人员和教徒为主体的人民运动及其代表这场运动的神学理论。 解放神学的历史演绎 天主教在拉丁美洲从对“永恒真理”思考的传统神学向“根据上帝的言论对实践所作的批判性思考的”解放神学的转变有一个历史的演绎过程。拉丁美洲，由于伊比利亚殖民文化的历史传承，成为天主教传播最广泛、也是天主教徒最为集中的地区。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拉丁美洲的天主教是一股保守的势力：政治上追随罗马教廷，支持本国独裁，扼杀革命和改革主张；经济上占有大片的土地并享有一系列的特权；思想上禁锢人们的灵魂，扼杀进步思想，软化斗志，是社会等级中的特权阶层。然而，随着形势的变化，拉美天主教的势力和影响日渐式微，神职人员的数量严重不足，天主教徒的宗教观念亦日渐淡漠。墨西哥和智利等国甚至剥夺了其国教的名号，并对其特权和财产进行限制。天主教徒在对这种宗教危机产生的原因上意见不一，导致拉美天主教的分化。一部分人成立了行动组织，实施社会救济和互助活动。另外，在罗马教廷方面，1958年入主梵蒂冈的约翰23世摆脱其保守反动的方针，拟定了改良主义的方案，提出社会正义和新秩序的口号。其继任者保罗六世也谴责私有制和剥削，主张合理分配财富，彻底改变现行的经济秩序。但反对进行暴力革命，而应进行民主协商，调和。60年代以来，拉丁美洲的反帝反殖民形势日渐高涨，人们开始质疑传统神学的可靠性。在此背景之下，1968年8月，在哥伦比亚的麦德林召开了第二届拉美主教会议。这次会议成为保守派和激进派的正面对垒的舞台，结果以激进派的胜出而告终。激进派提出了光大社会正义，进行深刻的社会改革，避免暴力，和平斗争等主张。麦德林会议奠定了解放神学的思想基础，成为解放神学诞生的标志，突出了解放神学的实践特点。同时，这次会议也成为天主教从传统、保守、反动向开明、进步和革新转变的历史性的转折点。 解放神学的代表人物 60年代到70年代，在拉丁美洲民族民主运动的浪潮中，涌现出一些杰出的奉行和实践解放神学的神学家，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哥伦比亚的卡米洛·托雷斯神父，他在其努力的组织统一战线运动失败后，转行武装斗争道路，被称为“游击队神父”；巴西主教弗莱雷，他提出了“觉悟化”运动，主张通过教育来唤醒民众，让民众自己争取自身的解放；巴西主教卡马拉则提出了和平反抗的口号，他认为必须改变拉美的经济结构，但应采用和平斗争的战略，通过压力来促使政府厉行改革；而秘鲁神学家古铁雷斯则是解放神学的集大成者，他在其197年出版的《解放神学：历史、政治与拯救》一书中系统地阐释了解放神学，构建了解放神学的理论体系，该书被誉为解放神学的“大宪章”，而他本人则被称为“解放神学之父”。 对解放神学的评论 与传统神学相比，解放神学更加强调实践，强调思想和行动的互动，强调宗教信仰和社会现实的联系，认为应当从社会现实而非从宗教教义出发来讨论尘世的创造、拯救和解放，即从精神回归现实，从神圣回归世俗。同时，它主张应当从三个层次上寻求解放，即政治上的解放——摆脱政治、经济和社会的不平等地位；历史发展过程的解放——改造自己，改造社会，对自己负责，对社会负责；基督的解放——参照基督之教诲，来改造人类。更为重要的是，解放神学对《圣经》予以重新解读，提出了鲜明的“爱穷人就是爱上帝”的旗帜，认为上帝不仅与人同在，更重要的是与穷人同在，使天主教会成为“穷人的教会”，而“穷人是上帝的儿女”。由于穷人就是解放神学的群众基础，“解放神学的根基和源泉自始自终来自两种精神体验：其一是对上帝的体验，即上帝是穷人的上帝；其二是对穷人的体验，即只有通过穷人，信徒才能与上帝相遇。上帝与穷人是贯穿解放神学全部发展进程和各个方面的两个不可或缺的参照对象”。（保罗·理查德——何谓解放神学）因此，解放神学就从灵魂的救赎转向了尘世的救赎，实现了神学在救赎方式上的革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