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礼仪之争的文化反思

    礼仪之争起源于传教士内部，起初并不在传教士与中国皇朝之间进行，这是了解礼仪之争的基础。传教士是肩负神圣使命的文化使者，不是“殖民势力”。罗马教廷是宗教性机构，不是殖民国家，没有世俗商业利益。因此礼仪之争论不到“划分殖民势力范围”。宗教信仰和仪规是信仰者个人和教会内部的事，不是一国君主主权范围内的事。康熙皇帝越俎代庖，擅断宗教是非，干涉传教自由，恰恰损害了主权形象。教皇的通谕，只涉及奉教之人，不涉及一般士子和中国行政。礼仪之争开天辟地第一次把中国宗教礼俗与天主教加以比较。如果说它触动了中国的纲常名教，那毋宁说是一件好事。不能以为禁止教徒敬孔祀祖祭天就是反对中国文化。礼仪之争之后的百年禁教，不应归咎于传教士；禁教毁堂、驱逐教士，是清皇朝排外政策的必然结果，是基督教与旧礼教深刻矛盾的必然结果。一个进入风烛残年的老大帝国害怕窗外透过的风和光。以为外国传教士不应对中国礼俗评头品足，“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是一种专制作风。礼仪之争有利于天主教在同中国传统文化的接触中，既融合旧文化，又排除有害迷信，保持信仰纯正，避免“穿西装的玉皇大帝”出现，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礼仪之争以中国封建皇建的表面胜利而告终。从此中国不与外国往来一百年。天主教在中国没有合法地位，其发展也受到很大挫折。但在中国朝廷的胜利中包含着极大的不幸和悲哀，使闭塞落后的中国更形孤立，积弱积贫日甚一日。中国更加远离世界文明发展的主流，与发达的文明国家更缺乏共同语言，处在较低的对话层次上。

    汉语世界部分学者深受政治意识型态浸润习染，以政治话语论断学术问题，以其居高临下的优势，旁若无人（也确实无人）的气势和气魄，提出不少武断结论，不经证明，缺乏事实根据。本文试图就此争鸣一番。

    一、殖民势力争夺论

    有些人以为礼仪之争纯粹起因于多明我会、方济各会与耶稣会各怀宿怨、互相嫉恨，争权夺利，贪得无压的恶劣本性，而他们的背后又分别是西班牙、法国与葡萄牙争夺远东传教权的斗争，因而是一场争夺殖民势力范围的斗争。顾裕禄武断地说：“西班牙多明我会、方济各会，特别是巴黎外方传教会竭力打破以葡萄牙为背景的耶稣会传教士，独占中国传教地盘的局面，建立由他们各霸一方的传教地盘。”他并声称：“这种争夺表明，他们不是单纯地写了传教，而是背后各有其本国企图谋求的利益。” 不知作者是如何看到这些传教士“背后的各国图谋”的目的。“图谋”什么？顾长声也以为：“传教士内部的所谓礼仪之争，实质上反映了他们所代表的各自国家殖民势力在中国的争夺。”

    天主教各国修会彼此有矛盾，这是事实。但这并不是礼仪之争的真正原因。这些修会在他们的欧洲母邦，本来就有不同历史背景和宗教成因，因而存在着信仰分歧，在教理上各有偏重。他们对中国礼仪与名称的不同态度，主要出自个人或各个教派对基督教的不同认识，乘着个人的良心和理性能力作出判断。由于具有不同宗教倾向，各国修会都力图坚持自己的主持，因而在争论中不够冷静，甚至互相嫉恨，也是在所难免的。但争论的双方的确都深信灵魂的永恒幸福是至关重要的。决不能由此说礼仪之争的起因就是派别利益之争，更不能断言这是不同殖民国家争夺势力范围。传教士并不是殖民主义者，这是目前学术界公认的结论。至少，把传教士当作殖民势力的代表，是一个颇有争议，有待证明的前提。一旦这个前提缺乏支撑，则全部的议论便无效。

    耶稣会士初入东土时，就对中国礼议产生分歧。 就是说，在耶稣会内部，一开始就对中国礼仪有不同看法。那时候，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还没有进入中国。1610年龙华民接替利玛窦管理中国教务，使联合熊太拔反对“天”和“上帝”的称呼。罗马一些著名神学家都赞同利玛窦所用的名称。耶稣会视察员与耶稣会总长也不同意龙华民的主张。1627年澳门会议曾作出有利于利玛窦的决议。1628年嘉定会议，对敬孔祭祖问题，决定沿用利玛窦的方案；对于译名，采用龙华民一派的意见。1633年再度集会，又允许采用“天”与“上帝”的名称。

    多明我会士和方济名会会士于1632年前后进入中国，加入礼仪之争。这主要是因为他们认为“耶稣会士们掺合中国传统思想为一妥协行为。”他们认为，汉语的天是指“苍天”，“上帝”又是偶像的称呼，不宜用以指称基督教的造物主。当然，这两个修会也可能“嫉视耶稣会士在中国的成功”。但主要是不满意利玛窦的妥协路线，及其容纳传统旧俗（如祭祀）的做法。 1664年杨光先发起教权，各省传教士被拘押到广州，其中耶稣会19人、多明我会3人、方济各会1人。他们会开会讨论过传教问题，谋求妥协与统一。最后通过决议共42条，其中一条是遵守1656年教皇亚历山大七世的命令。与会的教士——签字同意。这说明虽有分歧，传教士仍然希望统一。只有多明我会的一名传教士闵明我不同意，回到欧洲，攻击耶稣会。耶稣会在欧洲本来名声不好，这一来更招致谴责。然而在中国去不同：“所有的方济各会、奥斯定会大都附和着耶稣会，即使站在反对地位的多明我会中也有替利玛窦当时的境地辩护的。” 而在耶稣会中的法国人，既有赞成利玛窦的，也有反对利玛窦的。如果说传教士代表自己背后的国家的图谋，那么，同一国家同一修会的人为什么会有不同意见？

    在康熙下令传教士只有领取佛教印票才能居留中国的命令后，领取印票的，即有耶稣会士，也有方济各会的主教，江西的奥斯西会主教。拒绝领取印票的，有巴黎外方传教会士，大部分多明我会士和少数方济各会士。

    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内务府满文行文档案，1708年时，共有48名传教士领取印票，其中耶稣会39人（意大利6人，葡萄牙12人，法国18人，其余国家3人）；方济各会9人（意大利4人，西班牙5人）；此外还有5名葡萄牙人未发印票，也不准传教。被驱逐的，法国人3人，西班牙8人，意大利2人 。由此可见很难用传教士所属国别的利益，来解释他们在礼仪问题上的立场。

    耶稣曾介绍孔子哲学到西欧，在宗教方面招致一片反对声。可见那些反对孔子宗教思想的人，却接受了孔子的哲学文化。赖赫淮恩说耶稣会把四书五经翻译出来，叫人学习，却不知道其中的道理恰好与基督教相反。尤其出人意料的是，他们不但介绍了中国哲学，也介绍了中国的实际政情，中国反而成了欧洲人心目中的“理想国”。 法国启蒙思想家虽然反对耶稣会士，却欣赏中国的学问，这表明他们并没有以“本国利益”作为评价中国文化的标尺。他们反对耶稣会士，却一点儿也不仇视中国。

    在礼仪之争中，既有不同修会之间的矛盾，也有同一修会内不同国籍的会士之间的矛盾，还有一国籍而棣属不同修会的传教士的矛盾。这些矛盾，有的不是由礼仪之争引起的，而是原来就存在着，更不是酿成礼仪之争的根本原因。把礼仪之争中不同意见的分歧说成是“无不从属于西方殖民地国家（原文如此，应为殖民主国家一引者），争夺远东利益，和罗马教廷与殖民主义世俗国家争夺东方教权两大主要矛盾”，“为了各自的利益，他们彼此勾心斗角”。 是不合事实的，武断的。

    有些人过分演染传教士之间的矛盾，漠视他们在艰难中相濡以沫的手足之情。1688年从广州逃到欧洲的那位闵明我，即navarrette （那瓦菜托）本来是反对耶稣会的，后来做了圣多明名的总主教，却非常信仰耶稣会士，邀请他们去他的教区工作。

    穆启蒙正确地揭示了争论的实质：“双方对对立的事实是传教的两种方式”。“也就是教会内两种自由争辩的神学观念在对立：拥护者是强调圣宠不消减本性的原则，反对派则是偏重圣奥斯定的理论，强调圣宠的效能”。

    二、禁教罪魁祸首论

    有的学者认为礼仪之争是不智之举，是小题大做。王治心认为这是教会的“内讧”。罗竹风说，康熙和雍正禁止传教士活动，是天主教“咎由自取”（按：此乃方豪语）。 他们认为，由于传教士的鲁莽急躁，更由于他们上诉教廷，请求教皇仲裁，激怒了康熙皇帝，结果才有百年禁教。他们指责礼仪问题上的争论中断了天主教在中国的顺利发展。

    中国之采取闭关政策和限教政策不自康熙始。康熙以后诸帝禁教也并非由于礼仪之争。早在礼仪之争以前，中国就有对传教士和教徒的迫害。沈催和杨光先两次发起教难时，耶稣会士恰恰奉行利玛窦传教方针。也许以沈催、杨光先为首的中国官僚士绅才真正看到基督教与中国儒学根本不同，而耶稣会士却不了解这一点。礼仪之争后的几百年，也有连续不断的迫害。雍正帝连奉教的皇帝宗视苏努一家也不放过，更不许国人信奉天主教。赖德烈正确指出：“设若没有礼仪之争，大多数数难仍将发生。造成传教的灾难日子的原因，大多数几乎同礼仪没有关系。” 他并且指出，礼仪之争以后，基督教传教士都不能在中国工作和居住，不管他们对上帝这一术语和祭祖敬孔仪式的态度如何，因为他们被疑为外国间谍。即使是拥护利玛窦传教方式的耶稣会士也不能在中国畅行其教。

    马克思博士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中指出：“仇视外国人，把他们逐出国境，这在过去仅仅是出于中国地理上，人种上的原因，只是在满州鞑靼人征服人全国以后才形成一种政治制度。”中国自古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严夷夏之防”的论调，传统农业宗法社会的特点是自给自足，闭关锁国。清王朝明定国是，公开发布锁国令，这是他们的既定方针与国策。一切为了维护一个专制政权的利益，只要求臣民保卫这个皇中央，“皇”的利益高于一切。

    诚然，康熙禁教的直接近因是礼仪之争，但礼仪之争纯属学理之争，文化之争。用行政高压手段封杀学术，信仰自由是毫无道理的。在康熙眼里，“西洋人等小人”不配谈“中国之大理”。在不能以理服人的情况下，“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 果断有馀，而手段却也贫乏。

    有人认为，传教士内部“妒忌、攻击、仗势等等不良因素实在是违反基督教对中国来的精神”是“自己毁坏了传教工作。”说传教事业之成败完全取决于传教士的态度与品格，这是对中国国情缺乏真正了解。根本原因在于基督教这种异质宗教文化信仰，连同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社会观念以及博爱主义，反对个人崇拜，反对祀祖敬孔的教义，本身就构成对中国封建神权、族权、政权的障碍。传教士也许要容纳迷信仪式才会被视为“宽厚”、“仁义”。佛教传入中国之初，也被视为异端邪说，因为佛教徒出家就要改姓氏，不得敬拜父母国君。凡此即是“无父无君”、“大逆不道”。基督教用至高无上的上帝权威打压皇帝权威，这自然不能见容于皇权。中国封建统治者及其后的专利主义政权，必然要仇视基督教的根本信仰，必欲除之而后快。如果说他们也宽容过基督教，那并不是他们的真意，而是慑于世界各法制国家既成的律例与国际社会的舆论，且要努力营造自己的救世主形象。康熙说他之所以宽容天主教乃是“朕因轸念远人，俯垂矜恤，以示中华帝王不会内外，使尔等各献其长，出入禁庭，曲赐优容致意。” 他根本不懂得什么信仰自由，传教自由和权利的问题。如果机会适当，他们会不惜一切手段翦灭基督教。雍正帝说：“尔等欲我中国人为教徒……试思，一旦如此，则我等为如何之人？不尽为尔教皇之百姓乎？” 在雍正及其他不谙世界事务的人看来，一旦成为天主教徒，就等于是教皇国的公民而不是中国公民，所谓“多一个基督徒，少一个中国人。”这样，禁止传播天主教就有了足够的理由。

    三、中国传统文化论

    还有一些人认为：主张中国风俗不合天主教教义，就是不尊重中国风俗文化，就是反对把基督教同中国习俗结合起来。江文汉说；另一派“蔑视其他民族的民俗习惯”，“不能适应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习俗。”金鲁贤批判礼仪之争中一派传教士“主张全盘否定中国文化”，他说：“根据罗马禁令，做一个教友必须放弃自己的文化，可是反对孔儒学说，否定祖国文化，怎样去念书识字：子子孙孙作文盲，不敬自己的祖宗长辈，势必为社会，亲友所不齿。” 禁止教徒尊孔祀祖祭天，就是否定孔儒学说，就是反对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压制读书识字，就是敌视中华。这个推论在逻辑上不成立。

    如前所说，中国的陈规陋习同基督教义的矛盾是不言而喻的，冲突在所难免。把敬孔、祭天、祀祖当作传统文化中的精华，视为不可触犯的“天条”，实际上是维护落后。这显然是一种“国粹论”而不是“国情论？”如果这样，则留辫子、缠小脚、守孝三年、讨小老婆、抽鸦片烟、养童养媳、三从四德、三纲五常便都是应当尊重的“传统文化”了。

    某些神学家把基督教的福音在世界各地传扬的历史，说成用各民族的哲学思想和风俗习惯来改造基督教的历史，这一看法忘记了基督教传播之处，有些民族还是没有哲学思维的民族；这一看法也忘记了基督教是世界性宗教，如果各民族都有自己的基督教，那岂不是有无数个基督教吗？基督教传到北欧的时候，那里还是没开化的野蛮民族。16世纪的中南美洲印第安人及菲律宾人也是如此。对中国这样一个古老悠久的文明大国来说，基督教既要同它的某些文化相适应，但也无可否认，基督教也禁止教徒信奉多神，崇拜祖先灵魂等迷信异端。

    有些学者以为，西方传教士“妄自干涉中国传统礼仪”，“无视中国礼俗和社会特点”，“妄图干预处于科学制度下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生活。” 这种说法不确切。无论是教皇的禁令还是嘉乐，八项都只涉及中国天主教徒，而不涉及中国一般读书人和普通民众。假如天主教真的对科学制度下的中国知识分子有所触动的话，那么，谢天谢地，早在三百年前，中国科学制度就受到质疑，岂不甚好！江文汉先生说，教皇颁发通论的结果是使中国读书人不能入教，因为敬孔是进仕得功名的必要条件，不敬孔就不能列身科学，读书人信教被认为“非我族类”。 可见，问题出在中国科举制度上。既作教徒，就要放弃功名利录，就不能作官僚政客式的僧侣。

    某些断言传教士不尊重中国传统习俗的人说对了一部分。基督教本来就不是农业宗法制度下的宗教，它是希伯来游牧部落的宗教与商业化希腊文化的结晶，对中国农业文明以忠孝为本的伦理无疑是具极大颠覆性的。忠君事亲，敬孔祭天，这种观念不知扼杀了多少有个性的思想！龙华民，黎玉范的指控，教皇克莱门特十一世的决定，多罗的禁令，这都是向衰败的中国惰性文化发出的檄文。他们早在五四运动前二百年就首先向中国旧文化，，旧礼教（吃人的礼教），旧风俗，旧习惯发出责难。而在欧洲，哲学家和思想家们恰恰是从耶稣会士的介绍中，看到中国文化与基督教势不两立，而不是如同耶稣会士那样将二者混为一谈。在看到二者差异的人中，有些人转向仰慕中国文化，（如伏尔泰），有些人却攻击中国哲学（如马勒伯朗士）。但这些“立在大门之前论人屋内之事”（康熙语）的人确有真知灼见。中西文化对比研究如果立足于“求异”，即指出二者的差异，进而改造、重塑既有文化，或许对民族更有益。

    恩格斯说：“基督教没有造成隔绝的仪式，甚至没有古代世界的祭祀和巡礼。它这样否定一切民族宗教及其共有的仪式，毫无差别地对待一切民族，它本身就成了第一个可行的世界宗教。”恩格斯认为，在旧的经济、政治、智力和道德总解体时期，基督教和以前的一切宗教发生了尖锐的矛盾。他并且指出，基督教是在教派的相互斗争中，在同多神世界的斗争中，通过自然淘汰成为世界宗教，取得胜利。 早期基督教与异教世界神祗斗争的情形，同康熙时代中国礼仪之争颇有相近之处。与中国礼仪之争同时，印度的特殊礼节（malabar）也遭到禁止，印度的种性制度也受到天主教批评。基督教的一神也曾同日本神道教的八百万神灵（比人还多）进行过斗争。这说明，基督教作为跨越种族、国家、阶级、性别、家庭、肤色的世界性宗教，势必同民族宗教和崇拜发生冲突。民间宗教永远无法走向世界成为万国万民的信仰，基督教的固有信仰决定了它对这种有害迷信要进行斗争。这同它在罗马帝国时期艰难地向四处传播时的情形是一样的。

    汉斯·孔在谈到基督教在中国民间宗教中的两难境地时说：“要么基督教责难民间宗教，那它就只能始终是外来宗教；要么它容纳民间宗教，那它就会失去其本身的特征。” 礼仪之争就是这两种倾向的一次激烈的冲突。从维护基督教信仰的特质出发，向孔子行礼，每年三次向政府官员和学者举行的跪拜、烧香、贡献祭品，以及向祖宗祈福，民间的破除凶灾的魔法，都是应当加以反对的迷信。如果对它过份妥协，就会成为机会主义和调和主义。如果忽视天主教义的纯洁性，强调调和，就会使基督教变质。罗博瑟姆（rowbotham）指出：耶稣会的反对者表示“在这一点上妥协将会导致信仰死亡”，“如果耶稣会士的主张被全盘接受，中国天主教迟早会失去它自身的特点。” 赖德烈指出：“应当肯定，教皇的通谕有助于教会免于失去其特殊的使命和活力。教会如果同中国一些现存习俗和平共处，随之而来的肯定是教会的蜕变。不管少数有教养的人如何，对广大群众来说，他们奉行的礼仪大部分是万物有灵论。马上把一个民族全体从泛神论，引导到纯洁的基督教信仰是不切实际的。但是有意地与那些明显的低层次的和不完美的事物妥协则是危险的。” 这是站在基督教信仰的立场上所可能说出的，最恰当最贴切的意见，也是一种真诚的看法，令人觉得言之有理。

    我们愿意指出一个事实：目前大陆农村丧葬礼仪复杂，迷信色彩浓厚，一般农民感到“死不起人”。在这种情况下，农民们纷纷转向信仰基督教，对简化的丧葬礼仪转为欣赏。用基督教的信仰仪式冲击旧式迷信，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

    四、国家主权内政论

    有些人认为礼仪之争是传教士对中国国家主权和内政的干涉。顾长声颂扬康熙“坚持了一个独立主权国家应有的尊严，反对了任何形式的外来干涉”，又说“康熙雍正禁止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活动，使中国从这一道防线基本上堵住了殖民势力的渗透达一百多年。” 连闭关锁国都加以称颂，禁止传教自由竟然和维护主权扯在一起，令人费解。

    什么是国家主权？什么是内政？国家主权通常同司法权、立法权、行政权（外交权）以及领土完整等联系在一起。卢梭认为主权在民不在君。宗教是信仰者一种个人选择，属于人们的良心。中国是个具有多种宗教构成的国家。人们信仰哪一种宗教，采取何种宗教仪轨，是自己的自由选择，并不违反主权利益。世界三大宗教先后传入中国，凡入教者都接受有关宗教的戒律规条，服从一定约束。佛教传入中国、日本，并不涉及该国主权问题。西方传教士是由民间宗教团体派出的，并不代表任何国家和政府，不是国王的使团。宗教信仰不是由政府规定和强制推行的。因而宗教信仰仪式，礼规并不是一个国家政府的内政。把宗教同政治，教会与国家混同，杜撰“宗教主权”的概念，没有什么益处。罗马教廷的指令，只对教徒有约束力，并不针对中国政治制度。所谓维护国家主权，是无稽之谈。从另一方面讲，由皇帝对宗教事务进行裁断，并不意味着主权的完整。一个主权国家的主权，不会因为所辖范围内宗教信仰的多元化而被削弱。主权国家保护一国公民的正当利益，而非相反。美国、加拿大、法国等国天主教徒都承认罗马教廷的权威，丝毫不意味着他们不是本国的公民。这些国家的主权也并不因此而受到损害。一个佛教徒、伊斯兰教徒、天主教徒，只要奉公守法，不会因为他在宗教仪式上与别人有区别而被认为犯法。做教徒与做公民并不矛盾。满清入关，强迫汉人剃发蓄辫，许我汉人不肯剃 而被杀头。道教出家人（如傅山）反而照常蓄发。那时他们尚且尊重宗教徒的礼仪。更重要的是，礼仪之争是一批宗教学者围绕自己的信仰与中国习俗的关系，在教会内部进行的讨论，并没有要求中国政府这样做那样做，也没有要求非天主教徒这样做那样做。

    有人认为传教士就中国礼仪与译名问题，上诉罗马教廷是干涉中国内政，康熙帝为了维护中国主权才下令禁教。其实，全世界的天主教徒都承认罗马教廷的权威。舍此，便不能称为天主教。中国的传教士在争执不休，无法取得一致意见的情况下，请示教廷，而不求助于中国皇帝，属正常之学。历任教皇都是在听取神学家讨论之后才慎重行事的。起初教皇想采取调和政策，所以才有1645年与1665年两个相反的通谕，而克来门特九世认为这两次通谕均有效，由传教士视情况自行决定。只有后来耶稣会士擅自将礼仪问题提交康熙皇帝，“各省传教神交争执益力，纷纷上书罗马教皇，求察明断决，以息群喙。历任教皇以神交所言不同迟疑不决者久之，至1704年教皇格肋孟第十一（克莱门特十一世）又详细考核，知以上诸礼，难免异端臭味，不合圣教之至圣，遂不复迟疑即出论禁绝。” 站在天主教的立场上来看，教皇此举使“异论顿息，人心翕然，迄今二百年各省传教神父勿论何国何会，悉尊教皇喻旨……共遵一途，共守一道，毫无争执歧异之端，而圣教的至一至圣，亦愈彰明较着焉。” 这是令人欣慰的。康熙帝在教皇特使的公告上信手涂鸦，胡写乱画，进而驱逐外交公使，蛮横指斥教皇使臣“愚不识字”（指不识汉字），污辱人格，出言不逊，实在有伤大雅。他干涉宗教内部争论才是一种越权。萧若瑟说：“定断某事为异端，某事非异端，某事有罪不可行，某事无罪可行，系神权的事，应归教皇主持。国君掌管国政，只能治人外行，不能及人良心，故此次康熙所为，未免越教皇神权。” 痛快斯言！今天，不仅天主教徒如此看，一般明理懂法的人也如此看。政治与宗教、国家与教会应当分离。天主教徒在宗教事务上服从罗马教会，乃天经地义。王治心也说：“教廷当局，宁可牺牲在中国的以往工作，不愿和中国的风俗习惯有丝毫妥协，这种守正不阿，不肯枉尺直寻的精神实在是无可厚非的。”
那么康熙、雍正所维护的究竟是什么呢？他们维护的是封建君道巨节，三纲五常，对外部文化采取深闭固拒政策。康熙教训外国人说：“譬如上表谢恩必称陛下陛下等语，又如过御座，无不趋跪起敬礼是敬君之心，随处皆然。”“圣人以五常百行之大道，君臣父子之大伦，垂教万世，使人亲上事长之大道，以至圣先师之所尊敬也。” 可见，他维护的不是什么民族利益，仅仅是王权的尊严，皇帝的“权威”。他们防犯外国“宗教势力”渗透，纯粹出于一小部份人的私利，并不考虑教友和一般民众的要求。

    1704年，康熙皇帝下谕，外国传教士“凡今年来，明年去的人，不得在内地居住。”只有“再不回去的人”并且遵守利玛窦规矩的人才“许他内地居住”，破坏外国人来去自由的惯例。1706年，皇帝下诏，外国人领取传教印票后，“永远不得回西方”，并威胁说，要“将西洋人等头割回去”，“将中国所有西洋人等都查出来，尽行杀了，将头带于西洋！ 完全是恫吓手段。如此粗暴践踏传教自由，限制信仰权利，只有封建王权才能做出来。这种做法只能贻笑国际社会，显示自己的无知愚昧，焉能谈到维护“国家主权”？

                                    （作者单位：山西大学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