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在中国之前途—何世明作“五,六十年代本色神学”一文读后感(1980年)
谢扶雅 一,中国本色基督徒 基督教在中国之前途,与其谓将决定于本色教会或本色神学的造成,无宁将视中国本色基督徒之能否产出.早在二十年代,中华基督教协进会在沪成立,盛唱“中华归主”,至致力自理,自传的时候,笔者曾在“文社月刊”(第三期 )中发表了一文,大致谓,中国本色教会的大前提是需要养成一批“基督徒君子”.我之所以采用了“君子”的名称,不过意味着我们中国的宗主兄妹和教牧师,应勉为养成中国型式的基督徒,而不可像西方的洋教徒模样.这,我自然毫无任何蔑视外国基督徒的用意,却只强调我们中国基督徒应多具本国风的学养与德操,不要被国人讥评为洋化或媚洋崇洋.我又屡为文,说在现阶段的中国基督徒必须爱护祖国,而视若干西宣教士之热爱中国者反有愧色!当然,除此之外,中国基督徒应该养成的品德还很多,但亦无需枚举. 我国在中世纪输入印度的佛教,瞬即产生了万千善男信女,出家削发为僧尼,同时也译出乃至自己写作了许多经典.南北朝时期的中国,几乎呈现了“全盘佛化”的概观.但也惹起了一些“反教运动.”其最著者为:中国固有的社会结构乃是家族宗法伦常,乃忽有男或女大群遁入空门,拒绝婚嫁,乖违传统伦常道德.但出世主义是世界哲学思想史上一个很湛深的学派.中华民族素来泱泱大度,无所不容,对于世上各种持之有故,言之有埋的学说与宗派,原无峻拒仇视之心.所以佛教之有惹起中国人反感处,只在某些讨厌的和尚与玷污佛门的那班出家人.而对于有修养有学问的法师“大德”,则朝野一般咸表敬仰.因而中国历代都有“高僧传”之撰作,而一续再续.唐宋以还,一般高级知识分子,或远道求经,或居家号“居士”,或与禅师为挚友而密切过从,受其启发.所以造出中国本色佛教者,乃是先后辈出的中国本色高僧.是他们写作了多种中国本色佛经,建立了中国自己的佛学,而对中国学术文化作了钜大矞皇的贡献. 十年前,我又常为文呼吁台港基督教界,会同发起组织“景教资料搜集委员会”,准备整理纂修一部景藏,以与佛藏道藏媲美.中国是个史学天才的民族,而中国的修史,其重心在“人物”,却非似西方人作史之专重事功.可惜基督教入华一千三百年,像佛教那样陆续编作高僧传者渺不可睹.民初我乡先贤谢洪赉,在上海青年协会书报部编印了一本薄薄的,含有十位牧师传记的书!题名“名牧遗徽”,以后即成绝响.年前香港的基督徒送书会,受鼓励编行了一册“港澳粤名牧生平”.此外,中国基督徒名人传之见出版者,真个寥寥若晨星而已!以视佛藏中累累的高僧传,实可谓膛乎后尘!是则基督教在过去中国之暗也无色,其故盖可深长思矣! 近数年来,台港两地圣教中人竞作中国本色神学之议论与磋切,笔者亦不自量而有所追陪.最近从香港景风第六十期(一九七九年十月刊行)得读何世明牧师大作“五十及六十年代一些本色神学工作.”何牧师对于笔者过去所作刍议之剖析论评,容于此文下节,另提答覆.何牧自己所提议的“神学之国学化”与“国学之神学化”两点,诚具创见卓识.他心意中所谓“国学之神学化”,盖比拟于宋明新儒家所受佛学的深厚影响,而暗示基督教可能大有造于中国传统文化之革新.对这,我绝不否认,我也屡次主张中国固有文化到了今日,必须吸收西方的纯客观科学方法与热爱牺牲的宗教精神,特别是耶稣基督的人而神的崇高典范,可给中国民族打一强心针,而使儒家的“天人合一论”白热化起来.然而,正如当年中国新儒家,好比南宋的朱子(熹),因得大慧宗杲禅师的深挚友谊而促成其为理学的一代宗师.朱子自称他的学识之博大精微是由1.静坐与2.读书而致.这个静坐的修养工夫,无疑地全拜佛教的“坐禅”之赐.明代名臣徐光启,其人格德行,人皆如自耶稣会士利玛窦与相交友而涵濡以成. 西方近代有一名句 "Religion cannot be taught but caught" 真的,我们与其传教,无宁传耶稣其人,更无宁以身作则的示范. 我们汉译西文的 "Religion" 为“宗教”,实有深远意义.中国人对“教”字必先联想及“教育”与“教化”;而此两者的活动,显然皆用示范的以身作则.中国人讲“教育”,不似西方之专以传授知识为事,却必以“教人”为根本.而教人便须拿自己做模样.中国古语说得好:“以言教者讼,以身教者从”.这便表明“教”的效率与收功,端在自身的表率.教化一词即点出“潜移默化”的功能.宗教的“教”更何能例外.所以我们不欲传基督教则已,如诚欲传基督教,与其授人以有关基督教的知识,与其教导圣经及神学,无宁身为表率而作出一个真正基督徒的模范.而中国尤其在“教门”上最重“师法”.儒教的师法是老师与门第子共同身体力行孔圣的人格.佛教的师法是老和尚带领一班小和尚共同身体力行佛陀的人格,同样,基督教的圣职人员应表率或协同一班信徒共相身体力行耶稣的人格. 本世纪初叶,美国纽约一间有名的河边大教堂,其创建入富司迪博士兼牧师(Harry E. Fosdick)写过一本世界名著“完人之范”(The Manhood of the Master).这与那部中世纪名著“遵主圣范”(Imitatio Christi)用意相同,皆在勉人养成基督化人格.二十年代中国教会喊出“自传”的口号;不错,我们要自传,其真意乃是:中国基督徒要用自己作模范,去“潜移默化”别人.而感化自己的同胞.当然最好用本国本色本香的方式与方法——否则,最好是用本人的本心去“以心传心”.我敢说:如真欲基督教在中国有前途,首先必须培育能与中国人士心灵相通的一批中国本色基督徒. 二,为中国人适用的圣经 香港何世明牧师在其上述的一篇大作(即景风六十期)中,批评我所提议重新编订为中国人适用的圣经为“此事非同小可”,惟恐中国教会将与普世教会脱离而分道扬镳.一向反对基督教有神论而禁止圣经通用的zhonggong大陆政权,现在其治下的大学图书馆里有了圣经陈列.据说,为了英文某些读物中常有引用圣经文句,欲查知其出处,故列圣经在一般参考书架上.zhonggong把圣经看作与一般辞典及百科全书同其性质,自然有其立场.我在幼小八股时代,国中一般奉字纸如神明,信为文昌帝君神灵之所寄.我们基督信徒当然不像zhonggong一样,仅仅视圣经与一般参考书等量齐观,但也不致竟认圣经全部为一字一句为神圣而不容亵渎,一章一卷不容割裂改编.
按今世新旧约圣经通用本,原于西方初代教会的议会中,由来自各教区的众教父所甄选而编定,一时曾有取舍争执,本非如中国神话中所“艳称”或迷执的“天书”.近代西方重版的新旧约圣经,亦有把“次经”编入其中而成为三个部分.所以我曾拟议:将中华基督教圣经订为四个部分 —(1)新约全书;(2)旧约撷萃,(3)儒经备要;(4)道佛举隅.耶稣当年宣告:“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它们一点一画也不应废掉……”.耶稣出生于犹太,当然诵习以色列的传统经典,正如孔子生于鲁,必习诗书礼乐,而祭祷天及百神一样.假使耶稣在中国出生,他必将宣布:六经和孔墨诸先知书都不可废弃了.真的,对一个中国人来说,与其令读以色列历史如列王记,历代志等等,隔膜难通,何不来学习本国的“圣贤书”,总较适合胃口得多呢?依据我自己的经验,默默领引我皈依基督的前导,一是我年轻寡母每于儿危病时的虔呼佛号,另一即是童年所熟背的四书五经,而当我二十四岁领洗的前刻,不过读过了新约四福音书数章,与知随唱十来首赞美歌而已.我当时之所以要求领受洗礼仪式的原因,倒不是为了水一淋头可以洗罪——我自问本无“犯罪”(就法律上言),只是渴慕耶稣基督那种大爱与牺牲奉献的精神,而企求接驳他的葡萄树枝是了. 我不相信,由于我们中国教会改编了新旧约圣经一事,而将同普世教会决绝.我亦不大相信普世教会会因这事而宣告我们中国教会的破门!圣保罗曾提出“一主一信一洗”的公共准则.我尤其认为地上教会结合的核心,只在主耶稣基督人之子而亦神之子的型范,特别是他躬践钉十字架献身神旨的崇勇行为.他以后的众使徒所见证的,是众使徒对他的反映,又以后的原始教会,大公教会,东正教会,以至复原教会许多宗派,更是奉耶稣之名而行动的各种团契与组织.中土神州宗主兄弟姊妹自然也可以就他们所处的环境,他们所承受的优良传统,而斟酌制定教义制度及崇拜仪式.所有地上教会都将合一而不必统一.基督是头,地上一切教会都是肢体.头不是新旧约圣经,而只是耶稣基督.太阳的光尚且普照义人和歹人.全爱的上帝父神,不会抛弃炎黄胄裔的.中华民族及其优良传统,将对世界精神文明作出一番贡献,而会同各地区的同道,一齐推进天国的临格,与归荣天上的父之圣名. 至于圣经的重译改译问题,近代西方,先例累累,我们更不必畏缩踌躇.晚近台港两地许多神学院研究风气颇盛.不少平信徒对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关系问题,深感兴趣,发表论文与出版书物,颇有可观.尤其是一位旅美学人李湜源博士,有感于美国圣经公会近年主动译经工作,未曾如过去大陆时期之慎重其事,由各教会协同组织特别委员会来担任是项艰钜事业.李氏对于中文圣经之与中国语文多所脱节,深抱不安,数度为文刊登于港台报刊,具体举例指摘,呼吁修改.可是当事者往往狃于惰性,情愿将错就错,或故为曲辩,不敢向真理低头.这一点将影响基督教在中国之前途甚大! 中文圣经改译之急要性,单就现下天主教会通用本与复原教会一般用本(并不计各地区方言本)中人名地名音译之纷歧百出这一点,已早令教外人士为之目眩神迷!对于中文圣经中所有人地及专辞译名之必应及早统一,表示今后修改中文圣经之极宜大举联合办理,而不容美国圣经公会一手包天,其理至明,其事亦至急.中华民族伟大优秀之一特征,在于文字统一行之二千二百年之久.奈何西差会来华传教,割据地盘,而将圣经及赞歌,纷纷以地区方言译出,犹夸称为中国民众普及教育的一大功劳,更扬言为中国语文拉丁拼音化前途之先声开拓!这样,西宣教士来华传道,与其谓其传福音,传基督,无宁谓其宣扬西方习性的宗派主义,立异扬镳思想,是则他们于无形中破坏了中国文字统一与分裂中国民情,可谓罪不可追! 三,中国本色神学问题 照圣多默(多马阿奎那)在其神学总论中对神学所下之定义:“神学者,神事之科学也.”可是中华民族性不大与科学相近,至少不似西方人对此道的擅长.因为科学是属“知”,而中国素来着重“行”.中国在人际关系关系的伦理学与修省工夫,很早就很发达.我先民敬拜上帝天地神只,亦优为之,但不多想或无意作科学或哲学的深刻研究,如西方历代之穷探上帝如何存在的问题.在这一点上,中国人无宁同古代以色列民族对耶和华观念相近似.以色列人直觉地代上帝自我宣称:“我是自有本有的”(I am that I am).中国历史自尧舜(元前甘四世纪)以来,一直承认超自然界与自然界之关系,犹之人际关系的延伸.尚书汤诰篇载:“惟天方物父母,惟人方物之灵”.所以祖先鬼神上帝,相当于“五伦”中“父子有亲,君臣有义”之扩充.“幽明”相互间不废交往之情谊.这样,中国的宗教是全然融化于伦理之中,因而产生所谓“天人合一论”的学说,而并无分出独立的神学与宗教学.
自五四(一九一九)新文化运动为始,国中盛唱了欢迎西方的科学与民主,西方近代学术大量输入中土,因之中国基督教界译出西方历代神学并新起的宗教科学(如宗教史学,宗教心理学,宗教社会学等).迨至外教界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发生反基督教运动的风潮,遂激起中国教会的觉醒:“我们不要依赖西方差会及西宣教士,我们要自治,自传,乃至自己来写作中国本位化的神学”.所以台北辅仁大学神学院张春申院长,于纪念该院创立五十年时,出版了“中国教会的本位化神学”(一九七九年);其中便说:“中华民族的文化虽很悠久,但是神学尚非常年轻”(亦见神学论集四十二期).真的,基督教会自有圣保罗神学以来,已有一十八百年的历史.而基督教传入中国虽历一千三百年,中国本色神学的雄鸡第一声,恐须推周联华牧师所著的“神学纲要”为最(一九七九年,台北道声出版社).以前及此外虽有不少关乎神学问题的讨论,但都是片段的,某一方面的,或寄附于耶稣基督传记及其它课题之书中的,并不能称为整全的系统神学.故燕京大学宗教学院赵紫宸院长于一九四七年所撰的“基督教进解”一书,乃是基督教哲学,而未可以称作神学.他两年后出版的“神学四讲”,亦不能作完整的系统神学论. 鉴于我国佛藏浩瀚作品中“论”的部分,我以为将来中国本色神学,恐如中国本色佛学那样,与其用西洋哲学方法去探究和造成,无宁从密契(Mysticism)的通路悟入,再用否定形式(如东方教父丢尼修在其“神的名称”书中所常用的)表达出来.例如大乘起信论阐明真如的本质,不用任何逻辑方法,却以一连串否定冠词去解明——“非有相,非无相,非有无俱相,非一相,非多相,非一多两相”.难怪当年佛教由外洋来,依傍了我国原有的道家思想为媒介.因为道家对于超自然的真体,也常用否定方式予以表明.老子称“道常无名”(道德经第廿三章);他又说:“道可道,非常(上)道,名可名,非常名”(同第一章).超绝的至道与上名,是不可道而不可名的.宋代道学家也曾受了道教与佛教的影响与暗示,把易经中的“太极”与书经中的“皇极”冠以否定词而称之曰“无极”.真的,我们中国的文法,往往否定或消极的字眼,反比之正面的,肯定的,积极的字眼来得强有力.孔子曾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去说明仁恕之德.对基督教上帝的一些属性,如Omnipotence, Omnipressence, Omniconscience,聪明的汉译家也用了否定方式(或说“否定之否定,双重否定”)去表达:“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无所不知”. 近年来,台湾的天主教会则致力于借用中国传统中的“孝道”来建立中国本位化的神学.诚然,中国自近古开始,特别把孝道突出化,而称“百行孝为先”,“圣王以孝治天下”.政府又取曾子所作的孝经列入于十三经之中.孝经曾把伦理性的孝加以宗教化,而称:“大孝尊天”.所以中国现代天主教会拿孝道来作中国本位化神学的基础.随而鼓励一般教友恢复旧习惯,盛行祭祖制度.而复原教会方面则恐其有崇拜偶像的嫌疑,暂作旁观.中国传统的祭祀,其意义原非与基督教的上帝礼拜同科.不过世代相传,流弊百出,“慎终追远”之原义,与“尽心”纪念的功能全告丧失,而陷于虚伪的形式主义,寖假又恶化为“吃人”的礼教,以致新文化运动时,招致“非孝”的赤浪.十余年前,香港圣公会牧师何世明曾着“从基督教观点论孝道”,提议将中国固有的孝强化为效孝于天父.此则与今日台湾天主教会所努力者合辙. 数年前,笔者连续写过两篇文章,本着自己的生平经验,陈述“我的感恩神学”(转载于香港道声出版社刊行的“生之回味”一书).西方自中古经院神学一连串产生对上帝存在之本体论的证明,宇宙论的证明,目的论的证明.近世大哲康德曾对它们一一驳击至体无完肤,而自己想出了“道德论证”(moralargument).我则更进一步而提“感恩论证”(gratitude argument).我是神州土壤的产儿,从亲身印证那自幼至壮所读过的中国历代经籍,也根据一生甘苦的实际经验,深觉感恩报本是中华民族最优良而合情理的人生观与宇宙观.“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礼记,礼运篇);“天以生之,地以养之”(同上),“天地之大德曰生”(易系辞上传).中国人一向认“忘本”与“忘恩负义”为人生最大罪恶;而这恰好等于基督教的“背叛上帝”.中国又是“人文主义”(注意:此与西方的“人本主义”不同)的民族,认“人”与“天”相通.我们常称“人性”亦是“天性”,“人伦”亦是“天伦”,因而有“天人合一论”的主张.“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中庸篇).中国人把人跟上帝的关系拉得很近,很亲切;每一个人都怀有“天命”感.所以我们讲神学,不必去“寻”问上帝在那个地方,正如耶稣所说的天国就在你自己的心中. 耶稣之成全与改进了犹太教者,即在乎此.犹太人看上帝高高在上,赫赫不可向迩,耶稣却自白:“我在父中,父在我中”“我与父原为一”(俱见约翰福音).这样,耶稣才是最伟大而最显明的“天人合一论”者.所以中国本位的系统神学,不必效西方那种序次,先圣父,次圣子,次圣灵,却可以首先捧住耶稣基督,而后推至由他所启示出来的父上帝.并且我们也无需定要跟从那位拉丁教父特土良去穿凿三位一体的教义.中国民族素所尊崇的一贯位序,是习称“天地君亲师”.尊师重道是中国特有的美德与流风.孔子本是中国士子的至圣先师,今后教育全国普及,则孔子即为全中国人的大宗师.基督教输入中国,国人认识耶稣,应知崇奉他为比孔子更伟大的大宗师.当年耶稣所致力的推广天国运动,本在招收门徒,使其追随模效他本人的榜样.一贯尊师重道的中国人,为什么不于孔子而外更追随这位伟大的宗师呢 ?洪秀全不了解中国的正统文化,对孔孟更怀嫌恶的成见,却去模仿水浒帮会,而拜耶稣为“天兄”,这便使基督教跟中国优良传统剥离的最大不幸!一些不能深切了解中华民族心理及文化的西宣教士与“准”西宣教士,也常常犯了洪秀全一类的错误,这都是中国本色神学前车之殷鉴. 四,后 论 我们今日正处于一个大过渡的时代.鉴往知来,惩前毖后,是我们的警钟.史学原是中华民族的特长.中国当今的宗主兄姊们皆应多少明白本国近代史,尤其应当清楚习知基督教在近代中国史上所扮演的角色及其成败得失.zhonggong统治大陆后严厉控制了宗教活动,特别是复原教会,便蒙受有形无形的迫害与压迫.这个灾祸亦半由中外信徒的自贻伊戚! 语云:“往者不谏,来者可追”;又说:“失之东隅,收之桑愉”.而况台港两地的中国教会,三十年来,颇见蓬勃发展,海外华侨及旅美学界亦崛起各种大小教会团契.回望故国大陆,显然已惕于“文革”之殃而改采放宽政策.海内外同道骨肉,自可在不久将来,打通一片,而共同迫候“中华基督教”之来临.无疑地,圣教如要在中国有前途,必定非在中国土壤中产出华夏本香本色的基督教不可.事实上,这种中华本位化的基督教已在发作阵痛,我们都应有替她接生的使命感,而作应有的充分准备.可是,在这阵痛初兆的现阶段中,必须顾到有胎死腹中,甚或母婴两俱死亡的大险! 我们海内外同道大家的当前课题是“宗教自由”.大陆上的“三自运动”与海外华人教会,诚然皆向着自立,自养,自传之路而趋,但他们偏都忽略了“自由”之更为急要.现代世界的两大分野,正是自由与极权之争.人类社会的经济,可以容许统制;政治有时亦或有多少统制的必需,然而文化学术则决乎非自由不可.人而无思想自由,即等于丧失人之所以为人.宗教居文化学术中之最高度内在性.宗教的核心,是各个人自求安心立命.宗教而受政权统制,或去干预及统制政治,乃是宗教的最大致命伤!争取宗教自由是现代人的首要急务.中国基督信徒更应视宗教自由为最可宝贵,更应高呼“不自由,无宁死!” 在中华基督教呱呱堕地的前夕,中国教会内部应共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今日的中国圣教界,真应出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与自由讨论,自由批评的大解放局面.你可以写作你的“神学纲要”,我可以,他或她,各可以自己写作各自的“神学纲要”,而且不厌放胆直书,也不惮彼此批判及论战,并且大家都做到“揖让而升,下而饮”的基督徒“君子”.这样,才可以保证“中华本色基督教”的顺利产生,才可以归荣于“我们在天的父”! 一九八O,六,二九于美维州山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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