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可讳言，“传扬福音”与“教会本地化”是今天整个教会内最时髦的口号。但从何处着手？却见仁见智，莫衷一是。依笔者管见，语言本地化该是不可容缓的第一步。
试看佛教自公元六四年传入中国，约五百五十年后即已完全渗入整个中国文化。上至艺术诗词，千及生活俚语，无一不染点佛家思想或禅的气味。这是因为佛教传入中国之初，西域僧人了解到：若要中国人信佛，教义必须用中文来传播，于是动手译了很多佛经；到了唐朝，中国人想研究这种宗教，也到印度去留学，回国后亦从事大量的翻译，使佛学在中国生根植基，最后得以开花结果。反观基督信仰自公元六三五年传入中国，至今已历一千三百四十多年，不但未见广传，而且在国人心目中仍保留“洋教”这不雅的外号。虽然其间曾产生了一些伟大的传教士，像天主教的利玛窦，基督教的马祖逊等，他们都注意到用本地语言传扬福音或从事著作翻译的重要，并切实为中国教会做了很多令人钦仰的奠基工作。可惜今日的香港教会对中国语文十分忽视，顺应潮流，大有以学习和运用母语为耻的趋势，这种倾倒本末的现象。又怎能不便人对教会产生“洋教”的感受？抚今追昔，实在令人感慨！
据近代哲学家的分析，言语有几种不同的分类：(一)商业性或政治性的言语，属于“技术”层次，常包含夸大之言，不值得令人完全接受；(二)科学性的言语，属于“知识”层次，虽是真确可信的，但只及于脑袋的接受，未必影响到人类情感的交流；(三)友谊性的言语，属于“情感”层次，可以深入我们的肺腑，增进交谈者之间的感情和连系。而圣言就属于这第三类友谊性的言语，先是透过先知的说话，后更透过降生的基督(即具体的圣言) 表达天主对我们最真挚的爱情的赠与，也要求我们不断地响应和接受，以期达到最深的共融。由此可知，基督徒信仰的深度仍是在于“情”，而不是在于“知”，更不是在于“技”。而另一方面，根据专家的研究和我们亲身的体验，第二语言始终不能取代母语，与英、美、加、澳受过同等教育的人相比，词汇不够丰富，表达方法不够众多，思想起来也不够深刻周详，运用于我们的信仰，最多只能达到“知”的扩张，极难达到“情”的融会和升华。这就是母语与第二语言对基督徒信仰产生的不同效果。
笔者在教区修院执教神学已达八载，眼见大部份国籍同学要捱受用第二语言读神哲学之苦，事倍功半。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教区当局未够速快地从事大量翻译和栽培本地人才；二、是国籍同学本身尚未意识到运用母语去思考和写作的重要，以致即使可以用中文写作时，他们也宁愿为了避免翻译，改用一件不利之器(英语)去写作学术论文。这不但是中国人的悲哀，也是基督徒信仰的隐忧。
某些赞成偏重英语的人可能指出，英语是今天国际通用语文，而且在香港学会英语才有更好出路。这只是表面的看法而已；殊不知，偏重英语不但会阻碍我们的思考活力和学习速度，而且更无形中协助香港殖民主义，制造人与人之间的分裂和不平等，使英语系人仕在经济收入及政冶地位上居首位，说英语的华人居次，而不懂英语的华人居末。今天，我们教会很注意和提倡社会正义，教区也设立了正义和平委员会，从事积极研究和铲除社会的不正义事件。假如我们一方面积极推动社会正义；而另一方面却透过偏重英文的推行，间接协助殖民地政府制造分裂和不义，教会又怎能是社会的良心？这又岂非是自打咀巴？
笔者无意在这里反对任何人学习外文；反之，更鼓励他们多多学习外文。只不过欲提醒大家能权衡轻重，先把母语学好，才学习外文。不然的话，这不但会使我们在语文方面两头不到岸，而且有碍我们基督徒信仰的发展和成长，更会导致成为传福音的反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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