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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化及全球化的影响下看本地化的必需性

时间:2010-02-11  来源:神学年刊第二十一期 2000年105-116页  作者:陈继容 点击:

摘要
本文为回应张春申神父《神学本地化的回顾与前瞻》而写。原文篇幅很长,故全文将于下期《神学年刊》刊登,现只录取全文中之“现代化及全球化的影响下看本地化的必需性”。

**********

 

由于“本地化”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是现代化,这一点相信很多人都同意。除了现代化外,因为实际情况的影响,今日在世界各地,尤其是在东方及一些所谓第三世界的地区,没有人可以摆脱正横扫整个世界的全球化的影响。而事实让我们看到,今日人们面对现代化及全球化的现象时,似乎难得听见有所谓“本地化”引起的冲突。于是我们觉得有必要在对中国礼仪本地化之发展的一般性看法之外,再就现代化及全球化对现代人的影响,看今日在中国地区实施礼仪本地化的必需性,让大家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反省“本地化”问题,这在梵二发动的礼仪改革三十多年后的今年来说,不但晓有意义,而且是一种需要。反省内容主要为以下两点:一.现代中产阶层价值观对社会的影响,二.在全球化的影响下看中西文化的差异。

1. 现代中产阶层价值观对社会的影响
根据不少学者的意见,所谓现代人的文化,实际上是现代中产阶层的文化,这种文化对今日社会的影响,绝对不容忽视。至于这文化的内容,可以从今日的中产阶层的价值观得窥全豹。美藉礼仪学家,本笃会士贾蕴能神父多年前在一次讨论本地化问的国际会议中,曾就中产阶层,特别是美国中产阶层基督徒的价值观,及这价值观与礼仪本地化的关系,作了深入的分析,他的分析非常具启发性,值得我们参考。

贾神父先提醒大家,绝不能忽略中产阶层给今日社会带来的影响,尤其是给教会做成的影响,接着分析这种价值观。从实质上说,中产阶层基督徒之宗教生活,或宗教热诚的动力来自“文明宗教”,即英语所称的 civil religion,而非来自福音。可以说,这些中产阶层基督徒把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再本地化”到他们中产阶层的价值观内。这些价值观的特性包括:要有足够的舒适和方便,只参与自己认可的团体,消费主义,只注重现实等。

神父接着解释,这些价值观使人变成失忆和近视,自然地人对往昔的事故然不复记得,于是可以理解传统对他们是如何缺乏吸引力;至于未来,更那是遥不可及,结果人都把注意力集中在眼前的生活上,最后是无可避免地,现代人对福音那股震撼人心,向人的彻底要求,完全失却了品尝的能力,可以想像他们心中也再没有神圣感(sense of sacred),这点从他们所安排的礼仪最能见到。比方说,进堂礼已失了原有的“礼”─Rite─的特性,变成一个在特别工作人员带领下,为中产阶层认可的团体,提供让他们可以聚集一起和发表意见的行动:

"A third reminder is that the modern middle-class has its own Volkfrömmigkeit. I do not find it self-evident that this is intrinsically Christian, but it certainly serves as a powerful motive of inculuration even among Christians who belong to this class. This middle-class piety draws its power more from civil religion (which is itself the detritus of inculturated Western Christianity) than from the gospel; indeed, it re-inculturates the gospels to new middle-class values, i.e., values such as comfort in affluence, participation in approved groups, consumerism, and a general optimism which seems to have lost its grip on reality. It amounts to a very sedated way of life which has only a short memory, a tendency towards the dialectically abstract, and no taste for the astonishingly radical demands of the gospel. Such an inculturation of the liturgy has been called by some an embourgeoisement of the Church, and I find very little if any counter-culturalism in it.

Some signs of this in the churches of my own country are the tendency to 'ministerialize' the middle-class laity; to turn the entry rite into an act of gathering and hospitality conducted by such new ministers so as to produce the approved sort of community which celebrates middle-class values of joining, meeting, and 'speaking out'; to use these two endeavours as means to 'create community' (beyond that which the Church already is by virtue of its common baptism into Christ); to move away from the art of ceremony and symbol towards verbalization as the assembly's main medium of communication within itself. Iconography is disappearing in our new church buildings, giving way to potted plants and shopping-mall-like spaces. These tendencies obscure a sense of sacramentality and of the divine presence as something distinct from and transcending the community at worship. When one adds to this the understandable if often aggressive and ill-considered attempts unilaterally to alter liturgical language and the ways it names God according to conciliar and biblical precedents, which are deeply embedded in the traditions of both east and west, the liturgy becomes perceived by many as less an obedient standing in the alarming presence of the living God in Christ than a tiresome dialectical effort at raising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middle-class groups concerning ideologically approved ends and means". 1

除此之外,现代人的“主日文化”,是另一个可以明显地让我们看到中产阶层对教会生活的影响的例子。相信没有人会否认,在我们所生活的社会,主日正不断被俗化,失了其原来的宗教精神及意义。从字源学说,主日─Dies Domini,意思原是“主的日子”,是教会纪念她的主耶稣基督复活,2与信友一起举行晚餐─感恩祭的日子。即是说,是个属于基督徒的日子。可是,对今日的人来说,主日却是假期,不需要工作。于是主日代表休息、可以与家人朋友相聚,或各自寻欢作乐,或从事一些在其他六日无法抽出时间做的事情,比方莳花种植,运动旅游等。易言之,主日已完全被俗化,从“主的日子”变成“人的日子”;从纪念主复活的庆日,变成休假日、娱乐日;从纪念天主创造天地的“一周的第一天”,变成一星期的最后一天,六日劳苦工作之后的“周末”。因此,人会按自己的情况,照自己的意思喜好,自由地“过”这“周末”,解放一下自己,补偿过去六日的辛苦工作。所以很多信友,特别是青少年,都视主日早上到圣堂参加感恩祭为苦差。好端端的一个假日,不用上班又不用上学,为什么不能赖在床上睡到日落西山,或相约三五友好出外散心娱乐,却偏偏一定要先到圣堂参加感恩祭。他们都忘记了,或可能不知道,当初不是因为有感恩祭,今日根本就不会有“主日”。3

这样的价值观和文化,是否值得我们的基督信仰认同并接受?若答案是否的话,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考虑一种“另类本地化”工作,就是将现代人的文化,“本地化”到我们的基督信仰文化内、“本地化”到的基督的福音中?事实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之所以要降生为人,不正是要把我们提升为神,作祂父亲的子女吗?

2. 在全球化的影响下看中西文化的差异
相信没有人会反对,在第三个千年开始之际,全球化应该是独一和最具威力的一股横扫全世界的力量。今日的全球化已非止于商贸,尚包括财政及其他服务的全球化。全球化其中的一个特性是新事物的出现,包括新的市场、新的规则、新的演员、新的工具、新的生活习惯及模式等。此外,由于资讯的影响,主导性文化渐趋全球化,于是少数族裔的文化更趋边缘化。这点大家有目共睹,美国文化今日真是无孔不入地影响着地球的每个角落。可以说,中西文化的差异在全球化的影响下已日趋薄弱,透过媒体及资讯科技,世界正在进行着一种文化“同化”行动,不论那一方面,东西方的差距已越来越少,请看我们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中,有那方面可以不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以下是一些明显的例子,先说语言,今日英语几乎已成为世界的共通语言,就算香港回归中国后,仍然在大力推行两文三语运动;4还有饮食,现今不论年青年老,大家吃汉堡饱炸薯条可乐等美式快餐几乎多过吃米饭;甚至衣着,一如去年某期的《读者文摘》所说,街上触目所及,男女老幼几乎一种打扮:牛仔裤或运动裤,配一件汗衫或运动衫,前后印着可笑的卡通人物、动物,或其他通俗文化偶像的肖像,又或似通不通句子,一双五彩缤纷,缀着锯齿边的皮条或布条的运动鞋,再加一个背囊。这种打扮,完全是西方潮流,一点都不东方,但从来没有听过什么人因此批评过。

说真的,甚至在五四运动当中国饱受西方列强欺压之际,在国内仍然流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而在更早之前,陆征祥神父的师傅,许景澄老先生,曾经要陆神父有机会到欧洲时,要把欧洲最老的宗教学好、研究好,之后把这宗教带回中国,以强富国家。让我们看看许老先生当年怎样跟陆神父说:

“许师说:欧洲的力量,并不在于他的枪炮。也不在于他的科学,乃在于他的宗教。你日后当外交官,你必有机会就地研究基督的宗教。基督的宗教,分有多数宗派,你选其中最古的一宗,能直接上溯到教会的根源,你便进这宗。研究教义,力行教律,考察教会组织法,观察教会各种事业。日后你退休时,或许还能进一步,你选择一个最古的修会,若可能,你就进会,成一会士研究会士精神生活的秘诀,等你明白了这种精神生活的秘诀,把握了基督宗教的精髓,你便把所心得者,输进中国,传之国人”。5

许老先生是政治家,着眼的是社会成效,想当年他观察欧洲各国,看到他们的文化,无一不深受基督信仰的影响,而至令他有以上的思想。欧洲的强大,是否真如老先生所想的,与基督信仰有直接关系,不在本文讨论之列。6发人深省的是,自开放以来,中国大陆一直视基督信仰为推行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工具,故这方面的研究,最近几年在国内发展得很快,研究重点放在基督信仰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一事上。而基督信仰,如大家所知,是个彻头彻尾的西方产品。西方对东方的影响果真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如咒语魔幻,法力无边,大家都似乎丧失了抵抗力,生活中事事都讲求西化,连政治上都视基督信仰为实践中国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工具。在这种情况下,礼仪本地化的必需性到底有多大,似乎值得我们反省反省。

结论
作为这篇文字的结论,我们特别选了两位当代作家的两段文字。第一位是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行健,另一位是国内名作家余秋雨。两位均不是基督徒,大家可以从所引载的文字中,看到他们对文化的看法。两位都是高级知识份子,高行健更是获得世界肯定的作家。因此,他们公开对文化所表达的态度,不但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对我们来说,尤其有启发作用。

高行健于2000年十二月七日在瑞典发表诺贝尔演讲,谈到民族文化时,他说:

“现今一个作家刻意强调某一种民族文化总也有点可疑。就我的出生、使用的语言而言,中国的文化传统自然在我身上,而文化又总同语言有密切相关,从而形成感知、思维和表述的某种较为稳定的特殊方式。但作家的创造性恰恰在这种语言说过了的地方方才开始,在这种语言尚未充分表述之处加以欣说。作为语言艺术的创造者没有必要给自己贴上个现成的一眼可辨认的作家民族标签。

文学作品之超越国界,通过翻译又超越语种,进而超越地域和历史形成某种特定的社会习俗和人际关系,深深透出的人性乃是人类普遍相通的。再说,一个当今的作家,谁都受过本民族之外的多重文化的影响,强调民族文化特色如果不是出于旅游业广告的考虑,不免令人生疑。”7

的确,为我们这一代在世界村成长、生活的人,故然我们都个别来自某一种文化,可是我们却也不断受着各种外来文化的影响及熏陶,最明显的例子,香港的辛辛学子,可以说从小便接受英语教育。所以这一代的中国人,特别是香港这一群,不觉中已成一个中西混种文化族类,而这种情况会日益严重,没有任何人能抵抗或阻止。

所以,文化并非如有些人所想的,如此重若泰山,除了文化之外,人还有更重要的东西:他的生命,所以余秋雨这样比较生命和文化:

“最有意义的旅游,不是寻找文化,而是冶炼生命。我们要明白,人类所作所为,比之于茫茫自然界,是小而又小的;人类几千年文明史,比之于地球形成,生命出现,是短而又短的;人类对于自身生存的理解能力,是弱而又弱的。因此,我们理应更谦虚、更收敛一点。在群峰插天,洪涛卷地的景象前,我们如果不知惊惧、不知沉默,只是一味叽叽喳喳地谈文化,实在要不得”。8

正因为人类对于自身生存的理解能力,是弱而又弱。尤其是对于天主圣父藉着祂的爱子耶稣基督,恩赐给人的超性生命,人更是一无所知。所以,神学和礼仪的目的,正是为帮助我们在这段人间旅程中,冶炼这超性生命,而非一味表扬抬举那些我们人自己制造出来,随我们的爱恶不断改变,今世将要消灭的文化。

 

注释
1.KAVANAGH, "Liturgical inculturation: Looking to the Future", op. cit., 102-103.

2.“主日”即星期日,拉丁文Dies Domini,意思就是主的日子。而主日(或星期日)放假,亦是当年罗马帝国的传统,是君士旦丁大帝于第四世纪所定,其动机正是因为主日是主的日子,庆祝主的复活,所以应视之为庆日。

3.参看陈继容,“第三诫‘守瞻礼主日’”,《神思》n46,香港 思维出版社 2000 12-30。

4.两文是中文和英文,三语是粤语、英语及普通话。

5.罗光,《陆征祥传》,70-71。

6.欧美的强大,是否因为受基督宗教信仰的影响,是个相当有趣的课题,值得深入研究。但无论如何,许景澄老先生百多年前已有这种识见,则实在叫人心折。

7.参看《明报月刊》,2001年1月 68-69。

8.余秋雨,“掩卷沉思”,《读者文摘》(第七十二卷第一期),2000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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