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世基督教、天主教传入中国内地的时间及其社会背景、传播路线、传播方式等各不相同,别具特色。二者以不同的策略及方式在教会的本位化和本土化建设方面都各自做出了努力,取得了成效。在基督教、天主教传入中国内地的同时,也带来了近世先进的教育理念和医疗技术,兴办了一批近代化的学校和西式医院,推动了中国内地近代化进程,影响深远。
河北道是晚清时期的行政区划,隶属河南省(今在河南省北部、河北省南部),包括黄河以北三府及其所属25县。这是近代外国传教会在中国划分的一个相对独立的传教区域。天主教主要由(意大利)宗座米兰外方传教会(Pontificio Istituto Missioni Estere)在这里传播,先在这里建立河南北境代牧区,后改称卫辉教区;基督教主要由加拿大长老会(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Canada)在这里传播。本文即以河北道为例,对基督教、天主教早期传入时的社会背景、传播途径及方式、对社会产生的影响等特点进行比较研究,敬请方家教正。
一、基督教、天主教在河北道的传播背景与手段
1、地理环境
河北道位于河北、山西、山东、河南四省交界地区,是一个封闭的内陆地区,直到20世纪初,在铁路(平汉铁路)和通讯设施发展起来之后,这里的社会生活仍然没有多大改观。在外籍传教士印象中,河南北部是一个比较理想的传教区域,“黄河很不均匀地将河南省分成南北两大块。河南北部呈三角形……被认为是中国的‘伊甸园’。这里土地肥沃,出产大量的棉花、玉米、小麦和土豆……这里的天然资源也有利于开展福传工作。‘伊甸园’的西部就是河南的煤矿。由于离煤矿不远,所以燃料不成问题,这对燃料短缺的国家来说无疑是一大恩赐。除了铁工厂、磨面坊和工厂外,这里也有很好的交通设备。交通向来都是传教区的难题,在中国尤其如此,但在‘伊甸园’里却有两大铁路(平汉铁路和道清铁路——笔者),其乡间道路适合马车行走,而且机动车辆也有可能上路。气候不错。位于中国的中心,新的传教区既没有南方的炎热也没有北方的寒冷,空气清新舒畅。居民都是具有中国北方那种憨厚和直爽特色的人们。如果予以恰当的教育和培养,他们都会成为出色的教友。”河北道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有3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地域辽阔,人口稠密,是小农自然经济形态表现最为突出的地区。同中国其它农业地区相比,河北道的乡村往往“自成核心,商品化程度相对较低,内部关系更紧密,内向性更强”,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政治模式同样也是不完备的,“该地区的乡村所具有的政治结构,一般均于地方社会内部生成,很少受外来的影响”。
正因为如此,近代以来,河北道对外来文化有一种强烈的排斥倾向,《中华归主》称,其“昔年排斥西人之举动最烈”,所以,西方各国的传教士始终不敢贸然进入该地区,以至这里几乎一直是基督教的“真空”地带。天主教虽然进入这里较早,但影响也不是很大。基督教进入这里是19世纪80年代末的事。从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实践来看,封闭、落后的内陆地区有利于基督教的传播,所以,河北道很早就受到传教士的关注,“再没有比这个更有兴趣、更重要的地区了。”
2、初步传入
清朝初年,天主教从山西传人河北道林县(今林州市)田家井村。申铎是河北道第一位有明确记载、且其后世代信奉天主教的教友。从申氏家谱中可以追溯出,申氏是从申铎的父母开始信奉天主教的:申铎的父亲申福祯,“穷理好善,幸逢熙朝之文明,蒙主默导,由京都授洗人教。取名儒略,配玛利亚李,长斌,次铎”。林县田家井申氏祖茔碑记载:“我祖生于山西潞郡,壶邑紫团乡长宁二里安口村人也,于康熙六十年间迁于为河南代牧区首任主教,此时,在河北道传播天主教的是法国遣使会的传教士。1863年,意大利米兰外方传教会上书罗马教廷,请求在中国内地开辟一个新的教区。1869年12月8日,梵蒂冈第一届大公会议决定由米兰外方传教会负责河南的教务。1870年2月8日,意大利人安西满(Simeon Volenteri)神父率领3位神父从香港来到河南,接替了法国遣使会在河南的传教工作。1882年8月,教廷传信部将河南教区划分为南境和北境两个新的宗座代牧区,黄河以南为河南南境代牧区,黄河以北(即河北道)称河南北境代牧区。南境代牧区主教为安西满,北境代牧区由司德望主教负责。此后直到19世纪50年代初,宗座米兰外方传教会一直负责河北道的教务。
3、传播路线
基督教和天主教选择的传播路线有所区别。天主教传入河北道主要有两条路线:一是从山西壶关传人,一是从河南南阳传人。在传播过程中,先后采用了两种不同的传教方式:一是以信徒较为集中的村镇为据点向其他村庄传教,走以农村包围城市之路;二是以城镇为中心向周边的城镇和乡村传播,走以城镇辐射乡村之路。天主教在河北道最早建立的传教根据地是林县(今林州市)田家井村、辉县范家岭村、河北武安高村,后来发展到林县小庄,并在此建立主教府。在20世纪初之前,意大利米兰外方传教会的主要传教据点都集中在农村,传教的重点也在农村。1903年,意大利人梅占魁(Jean Menicatti)神父继任北境教区第二任主教。此时,天主教在河北道的信徒已超过3000人,有了较为坚实的基础。为了教会的长远发展,梅占魁主教上任后,就把河南北境代牧区主教府迁往交通便利、人口众多的卫辉府(今卫辉市),并以卫辉、安阳、滑县、武安等城镇为中心,积极向其他城镇及其周边的农村传教。
加拿大长老会传人河北道的路线只有一条,即由山东临清向河北道传人,最早传人的是卫河的一个重要水陆码头——内黄县楚旺镇,此后以卫河为主线,逐渐向南扩展,先后在安阳、浚县、卫辉建立了3个传教总站。加拿大长老会从传入河北道之初就沿古运河、卫河南下、西进,选择人口众多的城镇,并以此为据点向周边的城镇和农村发展。他们以豫北的门户、卫河岸边的重镇楚旺(属内黄县)为跳板,首先建成以彰德府(今安阳市)为核心的传教总站,而后又扩展到卫辉(今卫辉市)、怀庆(今沁阳县)两府。1901年以后,正式确立彰德、卫辉、怀庆三府为传教总站,并以三个传教总站为中心向周边地区进行传教。
4、传教手段
天主教和基督教的传教手段各自有所侧重。天主教传人河北道有较为悠久的历史,在这里,天主教也有较为深厚的群众基础。所以天主教基本上采取了步步为营、稳步推进的策略,一直保持着较为稳定的发展势头。米兰外方传教会从1882年至1953年先后派到河北道传教的神父有70多名,而在20世纪20年代初之前,由于没有培养出中国神父,所以,米兰外方传教会非常注重利用热心教徒或传教先生进行传教,收到了显著成效。为了促进传教工作,1920年,意大利人裴文彬神父(Bellavite Fr,Isaia)在滑县创立若瑟修女会,并把堂区的福传工作作为修会的主要使命之一,利用修女比较容易受到群众信任的特点,让她们协助教区神父进行传教。此后若瑟会在天主教的传播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并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加拿大长老会从进入河北道之初就采用外籍牧师和中国传道员并重的方式传教。1888年,首批来到河北道的传教士有7名,而1888-1947年间来到河北道的传教士则多达153人,这些人可分为四大类,即,专职传教士,医生、护士,教育、秘书,农业、商业、手工业及其他,虽然他们来到河北道的身份不同,但都肩负着传教的使命。他们也注重采用“奋兴”等方式发展信徒。如1933年,基督教在彰德(今安阳)搞“奋兴”会,所建帐篷可容2000人听讲,许多代表由乡下来赴会,有许多人步行几十里路赶来。教会为千余人准备了简单的饭菜。结果,几乎全体会众都蒙恩,在最后的见证会上,有二、三百人争着作见证。
5、发展规模
20世纪的前半个世纪,基督教、天主教在河北道均得到了较为迅速的发展。
1882年,河南教区一分为二时,河南北境教区有教友978人。1890年发展到1500人,1900年发展到3000人。1946年,有神父42人,修女68人,修士14人,共有教友44769人;1949年,有神父45人,其中国籍14人,外籍31人;有修女59人,其中国籍50人,外籍9人。有堂口150余处,共有教友46000人。
加拿大长老会1888年刚来到河北道时没有一名新教信徒,到1900年,发展信徒82人,1910年发展到2729人,1920年3300人,1938年6000人,1949年发展到10780人。60年间,在河北道传教的加拿大长老会神职人员达到153人,其中,专职传教士81人,医生22人,护士18人,从事教育的16人,作秘书工作的7人,其他9人。
二、本色化建设的积极推进
笔者以为,教内外学者们反复探讨的“本色化”概念应涵盖“本位化”、“本土化”两个概念。所谓的本位化(Inculturation),即指中国信徒如何以本地文化的概念和思想来阐释基督信仰,并形成一种“中国的神学”。中国信徒所面临的基督信仰其实已经过了西方传教士的适应过程,即在接受或拒绝某些中国思想后,再以中文表达出来的神学思想。而中国信徒在与这个经传教士所传递的基督教接触时,又再以自己的思想概念为根据,来阐解基督教的思想。他们也会有所选择,亦即接受这些思想,而拒绝那些思想。最后,他们便将自己的对此宗教的看法与感受表达出来。整个诠释的过程因而在不知不觉的文化交流中进行。至于本土化,大抵是在“亚洲神学”的范畴下受到学者关注的,也可视为亚洲神学家对处境神学的具体关怀与反省。正如郭佩兰所说:“亚洲的处境神学,无论在思想架构、语言词汇、比喻象征等方面,都是与西方神学不同,因而需要建立一个新的神学典范。这个典范不是要将西方的神学,用亚洲人的术语‘表达’出来,而是从根本上反省福音的内涵,在亚洲的处境发掘上帝的信息。”所以,今天我们在讨论基督教的本色化时,其实已不再局限在一个狭义的定义之内,“本色化成为一个广义的概念,表达了神学家对基督信仰植根于本地文化的关怀及理想。在达至这个理想的过程中,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探讨有关的课题,例如在组织上能够做到自治、自养及自传;在文化及处境上,如何处理基督信仰与本地文化及处境的互动关系。”20世纪20年代以后,基督教、天主教都开始重视教会本色化建设问题,并在教会的本色化建设方面作了努力。
从河北道的具体情况而言,基督教的本色教会运动以1927年为界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1927年以前的十数年间,虽然各地教会已经搞起了多种形式的自立会,但从总体而言,教会的领导权还控制在加拿大传教士手中,以加拿大牧师为主,华人牧师只能处于从属地位。1912年,加拿大长老会首次按立了程万钟、马茂林、胡凤华、贺义、苏全亭等13位中国牧师,这些牧师所主持的都是自立的中国教会——马茂林于1913年在安阳马号街创办了“中华基督教会自立会”,苏全亭于1914年在汤阴创办“汤阴县基督教长老会”,胡以庄、胡风华、樊明浚等人在内黄县创办“胡张村中华基督教长老会”。按立中国牧师和自立的中国教会的不断增多,一方面表明加拿大传教士在河北道传教的多年努力终于“开花结果”,另一方面也为后来建设本色化教会准备了华人领袖人物。1922年5月,在上海召开“全国基督教大会”,有70多个在华差会的代表1200人参加,外籍传教士和中国籍神职人员各半数。会议对传教、教育、出版、慈善、妇女等方面的问题都进行了讨论,重点是关于建立“本色教会”的问题,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化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发表了《教会的宣言》。会议上确定的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的性质是:在华基督教势力的一个咨询和协调机构,其任务是“消除壁垒,造成一个更深的团契精神”。河北道的基督教会也派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此后,本色化建设也得以进一步推进。
第二阶段,1927年9月,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在上海正式成立,河北道各基督教会于同年底正式申请加入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被总会命名为“中华基督教会河南大会”,大会会址及大会执行部都设在安阳铸钟街教会院内。从此之后,教会的领导权转移到中国牧师手中,加拿大传教士以“客人”的身份参与教会工作。河南大会设会长一人,副会长一人,书记一人,会计一人,均由大会选举产生,而同时规定“大会副会长在可能时,应由西差会主席充任”。但是,加拿大传教士却拒绝把差会对财政的控制权交给河南大会。海外传教委员会得知这一情况后,写信进行调解,但是由于双方矛盾激化,一封信难以解决问题。于是,中华基督教会总会派遣成静怡、范定九亲临安阳调解。成静怡、范定九到安阳后首先传达了加拿大联合教会主席丹姆斯•恩迪科克在1927年上海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即强调在新形势下加拿大传教士“由主变客”的必然性,通过协商,双方达成如下协议:加拿大传教士返回安阳是以贵宾的身份来从事宗教活动的,但必须申请加入中华基督教会,而后才能分到各区会协助中国牧师工作;加拿大国内拨来的经费也应交到河南大会,双方共同商量分配使用。经过调解,中加教士之间的矛盾得以缓解。
关于河南大会和加拿大差会的关系问题,1946年1月7日至15日召开的中华基督教河南大会第17届年会作出了明确规定。具体分四个方面:
(1)原则:
(A)加拿大合一会为本会之母会,在历史上母会之意经营、人才之劳苦功绩、事业之经济协助,本会甚为满意并感激之。
(B)现在世界和平,我们在将来的新时代中,仍本基督耶稣之教训,相信亲爱平等互助、同工合作发展教会各种工作。
(C)本会与母会在各种协助中应有直接之关系。
(2)产业:
(A)接收之财产——大会全权处理。
(B)借用之财产——大会依教会条例使用。
(C)租赁之财产——大会出租使用。
(D)西差会之财产——西差会全权处理。
(3)人才:
本会因人才缺乏、欢迎母会选派合宜之人协助指导本会各种工作,唯因彼此认识不同,应有下列二种关系。
(A)聘请人才:愿在本会服务者,在本会报到其工作须经本会许可。
(B)赞助:协助本会工作者,在本会报到其工作须经本会许可。
(4)经济:
(A)凡大会所属各种事业之经济的由本会处理。
(B)如有指定用途者须先声明本会得本其原意代理施行。
从以上河南大会确定的中西传教士的关系来看,到1946年,河南大会的本色教会运动确实取得了明显成效,已经构建了一个以华人为主的教会。从1946年河南大会第17届年会的代表及全体委员的构成情况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参加本届年会的代表共32人。正式代表30人,其中,华人代表27人,加拿大教士代表3人;特约会员2人(中籍)。华人代表占代表总数的94%,外籍教士代表仅占6%。但是,不可否认,由于教会经济基础薄弱,加之加拿大差会在河北道传教时间长、影响大,所以加拿大教士在完全撤离中国之前一直在河南大会中扮演重要的、不可或缺的角色。
天主教在推进教会的本位化和本土化建设方面也做了许多积极的尝试。
为了实施“中国化的计划”,教皇庇护十一世决定派遣刚恒毅为教廷驻华专使,于1922年8月9日到达中国。刚恒毅总主教(后擢升为枢机)来到中国后,大力提倡天主教会的本土化,他认为本土化是一个双向的过程,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方面是指“基督徒信仰植根于本土文化并以本土的形式来表达”,“另一方面,这本土化的价值成为天主教信仰的一部分,从而充实这信仰。”“按照若望保禄二世的话,这是‘福音降生在遗传的文化,同时,这些文化被引进教会的生活。’简言之,这是基督徒信仰植根在一个特定的文化并与之整合。”1924年5月15日至6月12日,受教皇委托,刚恒毅总主教在上海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天主教全国会议,各教区主要负责人共43人出席。这次会议的主题“是要求迅速建立一个正常的、自由的、中国化的天主教会”。会议把中国重新划为17个大教区。1927年增加为20个大教区,这20个大教区又划成129个教区(代牧区、监牧区、自立区)。其中,卫辉代牧区是全国129个教区之一,属河南教省(大教区)。
为了响应教廷“中国化的计划”,1923年,林栋臣主教(Mgr,Martin Chiolino)在卫辉主教座堂祝圣了武宪成、刘本性、郭超、孟宪生、李春风、牛金华等首批6位国籍神父,改变了卫辉代牧区没有自己祝圣国籍神父的历史,这也给教区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从此国籍神父在福传牧灵方面越来越显示出其重要性。到1949年,卫辉教区共有司铎45人,其中国籍司铎14人,占司铎总的31.1%。但是直到1952年,卫辉教区的教务工作一直以米兰外方传教会传教士为主,中国神职人员始终处于从属地位。再加上天主教的教阶制传统,卫辉教区在教会本色化建设方面并没有取得太大的进展。
所以,天主教在教会本色化建设方面虽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在涉及本位化这方面,却遇到很强烈的反对。”“因为外籍传教士仍普遍存有保守的思想,以及用西化的方式来培育本地的圣职人员和平信徒。除了这些因素外,其他导致失败的外在因素,主要是持续了数十年的政治动荡,接着是政府的改变,对宗教施加诸多限制。”所以,总体而言,天主教在本位化和本土化建设方面的成效是不尽人意的。
三、基督教、天主教对中国内地近代化进程的影响
1、医疗卫生事业
1920年,意大利人裴文彬神父在滑县创建若瑟会之后,就把从事医疗慈善事业作为修会的一项重要工作。天主教会先是把修女送出去学习医疗技术,学成归来做坐诊医生、护士。1893年,天主教会在安阳市东大街创建安阳圣心医院,聘美、意籍专门女医师(多为修女)为医生,这是外国差会在河北道开办的最早的医院。1937年,安阳圣心医院开始医治眼疾。为了培养眼科医师,1937年教区先派杜文英、关文秀、陈书琴等3位国籍修女到河北邢台学习眼科医术,1941年又派刘开琳、姬中美两名修女再到邢台学习。1942年春,意大利人罗光达(Joseph Lom-bardi)神父主持在安阳成立了“公教眼科医院”,建院时有五、六名医务人员。由于当时公教医院是安阳独家治疗眼病的专科医院,所以,河北道及其周围的眼病患者都到该医院医治,“随着医院规模的扩大,人员增至18人”。此外,卫辉教区主教府迁到卫辉市后,教区在卫辉市也开办了一所公教眼科医院,并陆续在其他各大堂口开办眼科诊所,服务当地教内外群众,扩大教会影响,奉献爱心。
加拿大长老会近代在河北道传播的60年间,其影响首推医疗卫生方面。借医传教是其在河北道最为成功之处。河北道的西医是由加拿大传教士传入的,有两则地方志资料可以说明:“西医是清朝末年由加拿大人传人安阳的,当时在城北关有基督教会办的广生医院”。“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英国基督教牧师劳海德与加拿大传教士罗伟灵(William McClure)在沿淀街旧怀盐场设教堂传教,兼医疾病,后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建成教会医院,时名‘博济’,后为‘惠民’,至此汲县(即卫辉)始有西医医院”。在来到河北道的153名传教士中,有许多人是专职的医护人员,医生22人,占14.38%,护士18人,占11.76%。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当中有些人是当时在国际已颇负盛名,如罗维廉(William McClure)医生(当时信徒称“老罗医生”),在来安阳之前是蒙特利尔总医院的总监、加拿大国内著名的医生,是脑炎和震颤麻痹的诊断、治疗专家。他的儿子罗明远(Robert B.Mclure,当地信徒亲切地称之为小罗医生),当时和著名的白求恩医生齐名,抗战期间曾到过延安,受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的接见,也曾多次帮助过白求恩医生和延安解放区。加拿大长老会对河北道近代医疗卫生的现代化做出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安阳、卫辉和怀庆分别创办了三大医院,即广生医院、惠民医院、恩赐医院。其中,1894年在安阳开办的广生医院是基督教在河南开办的第一家教会医院,“医院占地面积较大,还招收了部分青年教徒参加医院工作,成为安阳城内西医治的开端”。“1915年,安阳广生医院(今安阳市人民医院)开设的手术室在省内首先开展麻醉技术,麻醉师由医师或护师兼任。”惠民医院“1920年,建成病房大楼1座,西式楼房2座,瓦房60余间,有加籍大夫3人、护士4人、华籍大夫2人、护士6人,病床增至100张,分男女病区。内科收治急慢性肾炎、胃肠炎、溃疡、传染病、花柳病等;外科收治卵巢囊肿、阑尾炎、疝气、肠梗阻、膀胱结石、乳腺癌、截肢、胃瘤等;眼科能治白内障、青光眼、翼状赘片;妇科可作剖腹、碎胪等。日门诊量达80人次。”“1935年医院外科摘除40公斤瘤子,时为罕事。”到1937年,医院进一步扩大,“有职工92人。其中医生5人,护士10人,护生24人,其他53人,病床160张”。广生医院、惠民医院和恩赐医院在当时的河北道都是非常现代化的医院,一些最新的医学技术在医院得到应用,如镭放射器开始被用于治疗恶性肿瘤,血、尿化验和康乐化验已经作为诊断疾病的重要依据。三所医院成为近代豫北医疗技术最先进的医院,其影响至今不衰,现在在当地报纸上不时可以看到,安阳市人民医院、新乡医学院附属学院还以“广生医院”、“惠民医院”之名作广告。二是加拿大长老会在河北道的广大农村构建了一个名震中外的农村医疗网络,在解决农民看病难和防治疾病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为了保证农村医疗网络的正常运行,教会在信徒中培养了一大批医疗骨干,他们学成后分别开办了小医院、小诊所,农民患病后,都能在不远的距离内找到受过医疗培训的医生。
2、教育事业
1902年,清政府规定,学校每天都必须举行尊孔“礼拜”,而基督教徒是不能参加的。为了给基督徒子女提供一个适宜的学习环境,更为了进一步传教,基督教、天主教也加入到河北道教育近代化的进程中,并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客观上为当地的近代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
天主教会、基督教会在各自的主要堂口都开办有小学,招收教内外适龄儿童入学,影响较大的学校有,天主教创办的崇真中学、辅豫中学、王村天主教中学、法文学堂等。为了给京汉、陇海铁路培养职工,1911年,天主教会在卫辉南门里天主堂内创办法文学堂1所,“初招学生3班百余人”。“法文学堂以学法文为主,同时讲授圣经。除3名法国教员外,另聘中国人担任国文、算术课。修业3年,毕业后分配到京汉、陇海两路工作。学生入学不收学费,供给伙食和书籍文化用具。因其待遇较好,就业较有保障,外省外县来此就学的很多,学生很快增加到600余人。加拿大长老会创办的斌英中学、三育女校、群英初等小学、育英女校、福音小学、牧野中学、护士学校等。教会学校也随着国内形势不断扩大规模,如,“《辛丑条约》签订后,教会对男学堂进行了扩建,校名为贤英学堂。1912年贤英学堂改名为斌英高、初两级小学校。”此外,加拿大长老会还参与创办了一所教会大学——齐鲁大学,校址在山东济南。
基督教和天主教都把举办教育事业作为福传的重要手段之一,但从实际运作来看,二者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基督教重视教徒整体水平的提高,鼓励教徒从学校毕业后能进入政府机关、公私企事业和各种文化教育团体中去担任“领袖”或占据重要位置,以期对社会产生更大的影响;天主教会一般只给教徒子女以小学教育或给以一定的职业训练,中高等教育较少。对有培养前途的学生,小学毕业后就让他们进小修院,以后再进大修院,再从其中挑选忠诚可靠的尖子派送到罗马等地的神哲学院深造,回国后主要担任神职。
3、文化研究
就河北道的个例而言,基督教传教士在传播福音的同时,注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个别传教士在中国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加拿大的明义士牧师被中国学界称为甲骨研究的“西方学者第一人”,是基督教学者中杰出的代表之一。
明义士(James Mellon Menzis)牧师,1910年来到河北道传教,他是以学者身份走进殷墟的“第一人”。明义士牧师对此有详细的记述:“甲寅(1914年)岁孟春,著者乘老白马游河南省彰德府城北洹水南岸。田已耕,备种棉。农人积破陶碎石于田边,上古陶片之多,引起乘白马者莫大注意。跟随陶片且行且视,至河湾,古陶片绝踪,或年代久远冲刷河中,或为沙土埋没。低沙岸上柳芽初发,赤体儿童臂篮漫游摘嫩叶为茶。见外国人围集予侧,观予审视井旁浍中陶片。一童问予曰:‘你做什么?,予曰:‘看破陶片。’再问:‘看它做甚么?’予曰:‘我喜欢它。’又问:‘你喜欢看骨头不喜欢?,予曰:‘看是甚么骨头!’童曰:‘我能领你看有字的龙骨。’予闻此言,立告以对此很有兴味。我们同行,绕过河湾,至一不毛沙墟,西坡凹处满布白粉碎骨。是即殷虚,商朝京都……”虽然在1914年之前,罗振玉等学者已经推断出甲骨文出土地在“安阳县西五里之小屯”,但是在明义士探访殷墟之前,并没有研究甲骨的学者亲自走进殷墟。从这个层面上讲,明义士是以学者身份考察殷墟的“第一人”。以后,他利用在安阳担任牧师的地理之便与身份之便,陆续收集到甲骨5万片,从而成为最大的甲骨收藏家。
在河北道传教和在齐鲁大学执教期间,明义士完成了《商代文化》、《甲骨研究》(初编)、《马可波罗时代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英文)、《表校新旧版(殷墟书契前编)并记所得之新材料》、《中国商代之卜骨》、《论汇印聂克逊先生所收藏青铜十字押》、《柏根氏旧藏之甲骨文字》、《商代的美术》(英文)、《商代的文化与宗教思想》(英文)、《中国早期的上帝观》(英文)等著述。在甲骨著录、辨伪、缀合、校重、断代等方面都做出了突出贡献。
甲骨学研究是一门异常深奥的学问,且不说一位外国人进行此项研究不易,就是一位地地道道的中国学者来做此项研究也是有许多困难的,因为它既需要深厚的古文字功底,又需要熟悉先秦历史与相关的典籍。明义士牧师以超乎常人的聪明和严谨的治学态度,站到了甲骨学研究的学术最前沿,对此,后世的中国学者评价甚高:“明义士1928年最早进行的甲骨文分期断代整理,是他将中国传统的金石学方法与西方近代考古学的类型学理论相结合的天才实践,因而可以公正地说,他在甲骨文的分期断代研究和整理方面走在了同时代学者的最前头。”“明义士甲骨文分期断代的考古类型学考察,给了分期断代文字演进‘两系说’以深刻的影响。而‘历组卜辞’时间前提的争论,应肇始于明义士。”
天主教在明末清初传人中国之际,利玛窦、汤若望等传教士借助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知识的优势,打开了长久以来锁闭的、“磐石”之国的大门。天主教会也一直把掌握多种知识作为传教士的基本素质,正如梵二会议所总结的那样,“神学的研究固应对启示真理获得高深的知识,但不应与时代脱节,以期能帮助精通各门科学者,充分了解信德真理。这种神学与科学的携手合作,对训练神职人员,裨益良多。这样训练出来的神职人员,将能更适宜地向我们这时代的人们,解释有关天主、人类及世界的真理,使这真理为他们所乐于接受。”但是,从天主教在河北道传播的具体情况而言,由于教区司铎人数有限、修女缺乏高层次培养等原因,教会的主要精力几乎全部投入到福传方面,而在文化研究等方面取得的成绩则略显单薄。
综上所述,宗座米兰外方传教会、加拿大长老会近代在河北道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在这里开创了各自的传教区,他们在为当地留下基督教文化的同时,也把近代先进的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等理念与实践留到了这里,并深深扎根于当地社会,其影响已经决不仅仅局限在福传方面,客观上也刺激和促进了当地社会的进步和人民思想的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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