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前言 1
第一章 中国人对死亡的态度
第一节 孔子对生与死亡的看法
第二节 孔子的生死观对后代的影响
第二章 孔子对鬼神生死的态度
第一节 孔子论鬼神
第二节 孔子对祭礼的看法
结论
参考书目
前言
人生哲学中无论关于具体生活的生命，生存，生计世的生命，延续到来世，乃至于当前举世所目的生态，或是论及抽象的意义，价值，取向，都无法忽视生命开始的“生”，以及生命结束的“死”二大终极问题。原来，生和死都不是在命以外的东西，而都是生命内部的因素：“生”的行动开始了生命，而“死”则是结束了此生。这种“伊始”和“终了”的问题，原是哲学向来都关怀的课题。基督宗教哲学设法从今就连对基督教义不甚友善的康德，也主张“灵魂不死”，来彰显善恶报应的正义。因而，西方文化大有把“死”并不做为生命的结束，而是另一生命的开始。东方的佛教教义，则不但在人“死”后，强调来生来世的课题，而且更在人“生”之前，问及前生前世的因缘。
中国的哲学，多把重心放在今生今世的修为上，而对生死问题，不多作探究：孔子的“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似乎代表了儒家的想取向：其事鬼神，祭祖先的宗教情操.
第一章 死亡的意义
“从生到死，自是一时间段落，因为人终究是活在时间里，而且是在有限的时间终身经始与终，首与尾互相呼应的一段历程，此一时间性亦即暂时性，而时间之久与暂其实并无判然二分以切割，规划吾人生命的生墨1。死亡到底是什么？死亡是一个限制，加在人类的一个限制，一个不能还原的限制，它始有自己不是绝对的感觉，有该自己屈服的意识。死亡是强行建立起彼界或来生的问题。死亡是人类必有的现象，死亡又是人类永生的大门，永生有两个，一善一恶，我们对这个关键最重要的死亡要加以如何态度出之？死亡是必然的，无论如何是要来临的，为此我们不该逃避它，因为逃避也没有用，不逃避又要如何呢？生命的伟大，是因为它要流入永恒，死亡则是流入永恒必经之路，我们能不加以准备吗？”
“死亡是人生必经的过程，没有人有过死人的经验，然而也没有死亡的，人只能看到他人的死亡，没有看到自己的终尽。人对死亡可以说与生一样，是最习件的是，但是也是最为人所忽视的事。死亡无实无有，但是也是有人想想自己的死亡，生活着的人，往往是仿佛自己永不会死似的，人们虽然也谈死亡，但是总不大认为自己就要死亡了，也不大认真的为自己的死亡作事。这是说，人们很少为自己的死亡，早作打算，早作准备，只是为自己的现生活忙忙碌碌。”2
第一节 中国人对于死亡的态度
“人的物质具体形象，行止坐卧，施为举措，世人活着的表征；一旦死了，身体随之僵化，诸般言语动作，全盘停止，慢慢销亡，归之乌有；生前种种作为，所造成的影响，也渐渐淡化消散，终趋寂灭。在大千世界，茫茫人寰，消失了踪影，一了百了，一笔勾销。所以再达观的人，面对死亡，也不能故示洒脱。因而古人说：“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
死亡和人具有如此的关系，而我们是古老的民族，有我们独特的悠久文化，有由此演化而成的风俗礼仪，那么我们中国人对丧亡抱持着如何的观点？这是个有深度的问题，兹于此讨论。
儒家墨三思想，全角成在先秦时代，是中国文化的根源，也对我们的民族生活习惯礼俗，有着深远的影响；在两汉之交，又有印度佛法传入中土。佛法是导影人类精神，开脱众生烦恼的宗教。由一部中国历史看，治少乱多，百姓苦历劫难逃，及生老病死，众生多苦，佛法虽来自异域，由于我国无故有宗教，而众生皈依，成了一世风尚。因此佛法于死的看法，也颇影响了中国人的观念。3
第二节 孔子对于死亡的态度
“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执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雍也〉〕
“命矣夫！”孔子说出了中国人面对死亡的态度，“死生有命！”死是命中注定的。庄子对妻子的死亡，若悲哭不安，“自以为不通乎命 。”
中国人对“命”的态度，《中庸》说出“故君子居易以俟 命，小人行险以徼幸。”（第十四章）君子人以平常心而顺命，小人则想以不正当的行为逃过命运。中国人对着死亡有两种态度，一种是乐观，一种是悲观。
程颐注《易经》的离卦九三“九三：日昃之离，鼓缶而歌。则大耋之嗟，凶”
“九三，居下体之终，是前明将尽，后明当继之始。人之始终，时之革易也。故为日昃之离，日下昃之明也，昃则将没矣。以理言之，盛必有衰，始必有终，常道也。达者，顺李为乐，缶常用之器也。鼓缶而歌，乐其常也。不能如昃，则以大耋为嗟忧，乃为凶也。大耋倾没也，人之终尽。达者，则知其常理，乐天而已，遇常皆乐，如鼓缶而歌。不达者，则恐怛有将尽之悲，乃大耋之嗟，为其凶也，此处死生之道也。”
历代君子贤者，多有面对死亡而乐观的人，他们对于死亡的命运，常能乐天安命，顺命而活。孔子自作证 ：
“子曰：天生德于予，其如予何？”〔〈述而〉〕
桓魋为宋司马，想谋害孔子，孔子自信有天赋的使命，修德传道，不能达反天意。
“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
匡人恨作恶的阳虎，想杀掉，孔子来到匡地，匡人以孔子像貌相似阳虎，就把他围住，门生都害怕，孔子却安慰他们，认为自己有传文王之道的天赋使命，匡人不能害怕他。4
孔子与孟子在面临生死问题时，有其一贯的立场，不致觉得迷惑，由此可以断定儒家的生死观应该具有清楚的内容，与其哲学理论可以相洽。以下试申论之。
第一，儒家认为死亡是自然生命的结束。人既出生，就无法避免老，病，死。死亡是极其自然的现象，因此在〈颜渊篇〉中即有“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之言，也有“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话。死亡既非人力所能左右，是自然的结果，所以儒家认为人对死亡毋须过分悲叹。不过，儒家认为人活在世上，除了“自然生命”之外，还有“价值生命”需完成，人必须藉自然生命已实现其价值生命，因此人应该珍惜生命所以，当颜渊死时，孔子在〈雍也篇〉中以“不幸”二字来形容，并为他痛哭。这不仅出自深刻的师生情谊，也出自对“道统”恐怕失传的忧虑，颜渊的自然生命太短促，无法实现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生命，在孔子看来是极为可惜的一件事。孔子就曾在〈宪问篇〉中说他的朋 友原壤“幼而不孙弟，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如果一个人只有自然生命，活得很老，却无法完成我人格与价值生命，则不如不活：自然生命绝非人生的目的所在。
第二，儒家认为死亡是自然生命的完成。儒家一方面相信死亡与命运有关，另一方面相信死亡与使命有关。所谓使命，即是人对于自己之所以成为一个人的自觉：人要知道自己为何而生，为何而死，知道为何而生为何而死，就可以选择某一理想，以成全其价值生命。当人一旦对死亡采取主动态度，就不再被动的受死亡威胁，生命向度可已豁然开朗。〈荀子大略篇〉记载子贡曾觉疲倦，想远离事君，事亲，养妻，耕种等责任，孔子否定他的看法。孔子认为人只要有一口气在，就不能逃避责任，子贡因而叹道：“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休焉。”对君子来说，人一生拼命奋斗，到死，终于可以安息了。曾子死前曾对他的弟子说，你们看看我的手，看看我的脚，是否都安好？这医生，我战战竞竞，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到这时候才总算可以“免”了！这句话充分表露了儒家信徒这医生为实践其使命所付上的种种心力，直到死亡，才算卸下“任重而道远”的负担。
第三，孔子虽说过“未知生，焉知死。”曾向孔子问及死亡的弟子是子路，子路是个鲁好勇不善思考的人：孔子为了因材施教，便答以“未知生，焉知死”，不愿跟他多谈死亡。
同时，回答这句话也有另一个含意。孔子认为死乃生的否定；一个人唯知道肯定，才能知道否定；知道开始，才能知道结束； 所以若不能弄清楚生是怎么一回事，也就不可能知道死是怎么一回事。若再采及更深一层意义，孔子所想表达的是：一个人若不知道自己为何而生，就不可能知道自己为何而死，也唯有知道生命意义与目的，才会知道死亡其实只是一各界限状况，这界限状况使生命的意义与目的得已实现。
第四，儒家不仅谈死的意义，更极其重视死亡，因为儒家强调祭祀。中国到了春秋时代，已对祭祀产生许多不正确的看法，对鬼神也有许多错误的了解。儒家出现以后，并非反对鬼神与祭祀，而是要引导民众对鬼神，祭祀有正确的态度。5
第二章 孔子对鬼神生死的态度
第一节 孔子论鬼神
孔子是儒家哲学史的第一人，他本人虽述而不作，但他一生专事讲学，实为历史的创举。他生于周代后期的春秋之世，当时的政治制度，社会组织及经济制度经历着前古未有的时代大变居。因此他抱着兴时济世的理想，率先提出对时代反思的种种哲理性的学说。正是基于人文思想的趋向，孔子对于超乎此世生的神鬼生死的问题，采取为一贯的“存而不论”的实用态度，既不肯定，也未否定。列如，李路问及事鬼神，死事时，孔子的答复是“未能事人，焉能是鬼？未知生，焉知死？”〈先进〉可见他注重处“生”事“人”，关心人间的事，而不愿谈论与人事无关的问题，孔子这种态度是因为他强调“义命分力”，一方面注重人的理性，另一方面反对过度迷信鬼神，以致他的原始宗教信仰观念受到压抑。孔子对于事鬼神和死之道，不但没有避而不谈，反而给我们传授了极高深的答案。他一向教人“举一隔”而以三隔反”，以及“能近取譬”，所以当他把“事人”，“事鬼”，以及“生”，“死”等课题相提并论时，实已解答了事鬼之道和死之道。事 实上，中国古代以为人死成神，鬼神的领域基本上与人一样，他们的行为亦以人世间的习惯及价值标准来衡量。程在注中说的：“知生之道，则知死之道。尽事人之道，则尽事鬼之道。生死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正好道出孔子重人事，而不谈鬼神的原因。而钱穆说的：“人鬼依理………死生一体”亦是同一个道理。的确，一个人若知道处生之道而善生，终必得以善死。对于神鬼，亦只要由事人推论开去，就会知道应该本着孝道事鬼，使“生则尽养，死则尽享”。总括而言，孔子是相信有一意志天以及神鬼存在的，而且神鬼虽然不可见，却能来格享祭，与人交接。然而，孔子更着重现世生活的积极性，反对过迷信，因此他对于鬼神生死的问题抱持“存而不论”的态度。他着重祭礼，尤其强调奉祀鬼神的人道意义，以及亲自临祭，以积极的态度呈奉心理感情的重要。他虽然没有正面讨论过事鬼神之道及死之道，可是他却以巧妙的答复暗示了事亡如事存，善生善死的道理。6
第二节 孔子对祭礼的论点
即使有关神人关系的祭祀之事，孔子亦只强调其中的文化意义。事实上，他从道德自觉中论鬼神（按学者意见，《论语》中所提及的鬼神，大概是指“人鬼”或“祖宗神”，即已过世的祖先），认为对鬼神应本乎人道，表出后辈的孝敬。为此，他说“非其鬼而祭之，谄也”〈为政〉，以抨击并扫除时人承袭自过去的淫祀，认为祭不当祭的鬼神的作法，是企图谄媚，含有非人道的功利目的。他野着重对鬼神的祭礼，强调“吾不与祭，如不祭”〈八佾〉，认为必须亲自临祭，不能由 摄祭者代替，否则纵有牲牢酒醴，以及极其诚敬的摄祭者，但自己终是失却了祭祀的真正意义。可是他所强调的，不是仪文或形式，或理智的认识和论证，而是致祭者临祭时必须有的积极的心理感情呈奉。据他弟子的观察得知，他本人平常临祭时是诚敬专一，“祭如在”〈同上〉意在与神鬼交接。据李泽厚的看法，由于孔子强调祭祀可以培养虔敬之心，加强人的道德修养，从而改造个人，所以他重视对鬼神的祭礼，企图使人在通过祭礼去实践自己的理分的同时，亦通过仪文和形式去塑造自己的人性感情。
然而，从上述孔子对于祭礼的看法和他本人临祭时的态度，我们可以断言孔子是相信有鬼神存在的。虽然他“祭如在”的“如”字既没有肯定神鬼存在的意味，也没有作出否认，可是他指出“非其鬼而祭之，谄也”时，就是在分辨当祭与不当祭的鬼；而且他推崇禹“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泰伯〉，并自言“丘之祷久矣”〈述而〉等，都表示他相信有鬼神存在。据钱穆的看法，“祭礼本对鬼神而设，古人必先认鬼神之存在，乃始有祭礼”；况且，孔子向来讲求实际“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又强调“礼”要合“义”，认为一切制度仪文，人的整个生活秩序，都应以“正当性”或“理”为基础；可见孔子心中若没有神鬼的存在，便不会参预纯属“虚文规陋”的祭礼，更不会在心理感情上作“伪”的呈奉。所以恐子不单客观上认为有神，而且主观上也相信有神鬼存在，而神鬼还会在祭礼中来格享祭。因此康有为在注疏中指出“孔子之道，无不有死生鬼神”，并特意纠正前人以孔子为无神论者所作的论断是正确的，他说：“后人以佛严即避去，必大割恐地而后止，千古大愚，无有如此……”。
不单如此，孔子纵有承周文化的方向，却没有扬弃以前各民族的原始习俗及观念，这从他对于原始信仰的态度即可见一斑，例如他说“天厌之！”〈雍也〉“天丧予！”〈先进〉“知我者其天乎！”〈党问〉“五十之天命”〈为政〉及“畏天命”〈李氏〉，都显示恐子仍相信有一意志之上帝，主宰之天。7
第三节 孔子的生死观对后代的影响
孔子由继承其前人的生死观而发展出新的意义对后代的影响是怎样的呢？为孔子所继承与发展的传统学术思想，后来成为一家之学，而称之为儒家。孔子为儒家创造始人。于儒家之外另有其它诸家，如道家、法、家、阴阳家、名家等。但自汉武帝用董之议罢黜诸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成为后来中国学术文化的主流。此文化主流的创始者孔子的思想对后代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于下面将尝试相应于前面所说及的而作一扼要的评述。
有关自然意的死观，孔子继承周初至春秋十人肯定人的自然生命；于肯定中而讲求维护此生命，使人善尽其生与善尽其死，而不轻视人的自然生命，对后代中国人的产生了肯定性的影响。受此影响的后代中国人皆珍惜其自然生命，而以能“寿终正寝”为人生的一大期待。至于以那一种政治或经济制度，以怎样的生活方式去维护与表现此生命自不限于孔子的说法。
有关道德义的生死观，孔子之后的大多数中国人都重视道德生命。后世的君主并采纳儒者之言，将政治与道德伦理相结合，以忠，孝，节，义作为人的主要道德典范。相应而出现了忠臣、孝子、烈女、义士等道德性的人物。现代曾有批评此等道德性的人物。其批评的标准或以自然的生死观或以不同道德的生死观为准则。人可以“不自由毋宁死”，人为什么不可以为成仁取义而死。孔子以仁与礼相结合而行的道德准则说，多么为后代的儒者所注意，因而有后来礼的“僵化”及珐泛仁泛良知说的偏弊。
有关孔子所继承与发展的艺义的生死观，亦多为后代的中国人所肯定。后代中国人有着重于孔子所继承的艺术与政治社会，艺术与道德生活相配合的说法；亦有着重于其旧艺术而谈艺术的说法。由后者而在个人艺术生活及民间社会的艺术表现上不断有新的发展。在音乐的乐器上有新的发明或吸收外来的乐器；在乐曲舞蹈上有新的谱排与表演；在文学上有新的诗、辞、歌、赋、词的创作与唱咏，而逐步走向专家之学上而为孔子时期及其前所未有。于此外要特别一提的是孔子的艺术生命与自然浑成一片的表现，不但影响了后代的儒者，如宋儒的寻找孔颜乐处，周濂溪的窗前草不除，程明道的“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穿；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闲学少年”所表示的，道家的庄子的艺术与自然浑而唯一说亦受孔子的影响。
在有关人死后成为鬼而存在于一鬼神世界与人间世有幽明之隔，但仍可与旗子孙有感通，歆享其祭祀上说，孔子之不因周代封建宗法制的改变而改变，只是如何祭祀有所不通而已。此一宗教性的理念一直为后代中国人由天子而至于庶人所信守。民国建立后没有天子祭祀其祖先的事了，但民间社会仍持守此一信念。在中国乡间每一乡村，每一宗族都建有其宗族的祀堂，如李氏宗祠，陈氏宗祠，张氏宗祠等，宗族的人每年尤其族长率领于其宗祠内举行春秋二祭，以祭祀其祖先；于宗祠祭祀其祖先之外，禁外于清明或重视阳节日亦至郊外拜祭其祖先的坟墓。但此一由古代经孔子而至现代为中国人所信守的宗教信念，在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斯，思格斯的办证唯物论统治了中国大陆之后，受到了禁制与摧残。8
结语：
孔子在祭礼强调亦只强调其中的文化意义，认为对鬼神应本乎人道，表出后辈的孝敬。孔子认为死乃生的否定；一个人唯知道肯定，才能知道否定；知道开始，才知道结束，所以若不能弄清楚生是怎样一回事的话，就不可能知道死是怎样一回事。孔子更着重视现世生活的积极性，反对过迷信，因此他对鬼神生死的问题抱持“存而不论”的态度。参考书目
1. 罗光，《哲学年刊》第十期，台北:中国哲学会，民国八十三年。
2. 傅佩荣，《哲学年刊》第十期，台北:中国哲学会，民国八十三年。
3. 李杜，《哲学年刊》第十期，台北:中国哲学会，民国八十三年。
4. 叶海烟，《末世与希望》哲学年刊13，台北：五南图书出版社，1999年七月十日。
5. 赵雅博，《中国哲学的过去与未来》哲学与文化月刊63，台北: 哲学与文化月刊社，民国六十八年八月一日。
6. 刘光义，《先秦思想积说》，台北: 辅仁大学出版社，民国七十六年七月初版。
7. 《鲍思高家庭讯》〔164期〕，香港: 雅达设计印刷公司，2001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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