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钟鉴论基督教中国化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牟钟鉴的学术研究，是以儒学、道教、民间宗教以及宗教学理论著称的，很少在基督宗教方面发表讲话和文字。不过，近些年来，他在开发“宗教生态学”过程中，由于基督教、天主教属于当中的两个成员，必然会相应地提出自己的看法。而以他为代表的“学界”专家对“基督教中国化”的建议，也会反映出当代宗教学界一批老专家的普遍认识，因此实有利于“教界”人士，在推进教会“本色化”、“本土化”工作中作为理论与实践上的双重参考。牟教授基督教中国化议题的言论，主要是在他的宗教文化论和宗教生态论的框架内展开的，这一点有别于卓新平和张志刚两位教授的“中国化”思想（请参考前两篇短文），这也是他的宗教学研究的独特之处。

　　牟钟鉴倡导的“宗教生态学”或“中国的宗教文化生态模式”曾被评为“二零零六年宗教学十大观点”之一，在大陆宗教学界具有一定的理论创新意义；[i]他在零九年发布的《基督教与中国宗教文化生态问题的思考》一文是将基督教议题放在宗教生态重建框架中一并思考的作品；一二年，牟教授作为中央民族大学的宗教学学者，应邀参加了由社科院宗教所与北京大学宗教学系共同举办的“基督教中国化”专家座谈会，并对基督教中国化的难点表达了自己的担忧，这篇文章也有助我们理解他的“中国化”思想。在这篇短文中，我们根据他作品中有关“基督教中国化”的意见和建议分五点作出介绍，以供教界同仁在从事教会“中国化”工作中作为借鉴之用。

一、中国的宗教生态模式

　　“宗教生态论（或曰：宗教文化生态学）”（2012）是牟教授近些年来一直关注的议题，而他的中国宗教文化“多元通和”模式的理论建构，主要是借用了美国人类学家斯图尔德（Julian H. Steward, 1902-1972）的“多线进化论”和文化生态学的理论，把文化生态学应用到中国的宗教研究中，以建立“宗教文化生态学”的；另一方面，他也受到了西方天主教激进主义神学家孔汉思在《中国宗教与基督教》中所言的“世界三大宗教河系”的启发，从而提出“亚伯拉罕系宗教生态模式”代表的“一元化分式”与“印度系宗教生态模式”代表的“一元多神蝉变式”，至于中国的宗教文化生态，在他的分类中，则归纳为“多元通和式”。[ii]

　　为了突出中国宗教文化几千年来始终如一、和谐共处的多元性质，他还在国际宗教层面上，对三种宗教生态进行了比对说明：（一）一元主导型，表现在那些以某一种宗教为主要宗教或国教的国家中，例如犹太教（以色列）、印度教（印度）、伊斯兰教（巴基斯坦）、天主教（波兰）等；（二）多元紧张型，指的是几个宗教信仰在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中同时存在，彼此间却存在着竞争、甚至敌对的关系，较容易引起宗教战争；（三）多元和谐型，指的是多种宗教信仰共存发展，长久以来处在和平交流中，以中国、韩国、日本等国为代表。

　　在牟钟鉴看来，中国自然是一个值得推崇发扬的宗教文化的理想国，这是因为中国宗教文化的“多元通和模式”表现出的四个主要特征所致：一是人文性与宗教性融通，二是民间性与正统性互补，三是民族主体性与多元开放性统一，四是通和性与多样性并存。

　　在更早期的两篇文章《继承和发扬中国宗教文化的优良传统》（2004）与《中国宗教文化的多元通和模式》（2008）中，牟教授是基于中国的基本国情阐述自己观点的，譬如：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多信仰、多宗教的“三多”国家；中国的传统文化具有多元性、和谐性、主体性、连续性、包容性、开放性等“五性”。他认为，中国特有的“三多”和“五性”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和地区都不具备的，而且传统文化的“仁爱通和、博厚悠远、有容乃大、天下一家”等特征，展现在宗教信仰层面，就是“多元通和”的生态模式。这种互爱共存的和谐生态园，绵延数千年之久而不衰，构成了世界上独有的宗教文化形态，是值得我们后人继承和发扬的。

二、宗教生态失衡与基督教扩张

1.宗教生态失衡的原因

　　宗教生态失衡的原因，历史的看来，是一个在近代史上才发生的悲剧。若从时间上分析，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革命者由于不懂得区分“制度革命”与“文化改良”的意义，对旧有的封建制度进行摧毁时，也严重破坏了优良的文化传统，以致数千年形成的“宗教文化生态”难以继续维持；在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中，以反封建名义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信仰，特别对民间宗教造成的冲击，致使改革开放后，当今社会上的信仰空白、道德滑坡、错误的价值观盛行都是在这一时期造成的。在这种背景下，便为西方基督教制造了快速传播的便利条件，底层民众在受到基督教宣教士的蛊惑下，不明就里地纷纷受洗入教了。牟教授从宗教哲学的角度，对百年来特别是主流社会人士和文革时期政府所犯下的“左”的错误，作出了四点概括：

　　一是当代主流社会人士放弃儒家温和的“神道设教”理念，趋向于战斗无神论的反宗教思想，视宗教为社会进步的障碍，行动上致力于与宗教作斗争，从而压抑了温和的宗教，却不能有效阻止原教旨主义的宗教教派流行；二是不重视传统民俗文化，反复不断扫除民间宗教与信仰，结果摧毁了多元通和宗教生态的基础，不仅使民众的信仰需求得不到满足，而且淡化了多神崇拜心理，为以传教为信仰并擅长于基层分散传教的基督一神教扩张性传播，提供了适宜的广大空间；三是主流社会对孔子儒学和老子道学在维护中华民族主体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长期认识不足，反传统的民族虚无主义的流衍深广，“文革”思维仍有影响，弘扬中华文化的力度不够，支撑不起中华文化复兴的大业；四是管理思想和体制不能与时俱新，用老观念老套路应对新情况新问题，于是宗教领域二元结构和灰色地带的问题久久不能解决。[iii]

2.宗教生态失衡与基督教扩张

　　由于历史过程中，四个政治决策方面的失误（即“左”的路线的实施），直接导致了基督教的乘虚而入，以致在民间社会大肆传播开来。基督教在十年文革后，平均每年增长一百万名新信徒的速度正是当前宗教生态失衡的具体反映。[iv]作为一种未有中国化的外来宗教，那是对民间信仰空缺后的填补，但其负面作用是十分值得我们关注的。这种可想而知的发展形势是令人堪忧的，因为基督教信徒人数的急剧增长，能够改变原有的宗教结构版图、削弱中国宗教文化的民族主体性。

　　在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多年中，与其他宗教和民间宗教相比，基督教信教人数急剧增加的原因：一方面，是政府在文革时期对本地宗教严厉打击，出现的信仰危机和信仰真空所致，另一方面，也与基督教传播背后，西方强大的政治与经济力量有关，那是敌对势力对我国采取的宗教文化渗透，他们在各地施舍财物、收买人心，以实现其隐藏的政治目的。不过，在牟教授的前期文章中，他着重强调的是政府决策的失误（也就是前一方面），那是“左”的路线对原有的宗教信仰采取打击，结果给基督教的传播扫清了民间社会的障碍。

三、从宗教生态失衡的重建到基督教中国化的推行

1. “宗教生态失衡”的重建之策

　　在牟钟鉴的宗教学研究中，基督教并不是他关注的课题重心，他多是在自己设立的“多元通和”文化模式与倡导对宗教生态失衡重建的前提上，旁及基督教中国化的。在《宗教生态论》中，他根据“多元通和，固本化外”的原则，从四个方面阐发了“多元通和模式”的重建之策：用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引导宗教生态的重建，进一步弘扬孔子儒学和老子道学，有效地推动天主教、基督教神学中国化的事业，有序地开放中国民间宗教。在中国，社会主义社会虽然在政治制度和法律法规上是统一的，但在信仰文化上，一定要做到多元化的发展模式，决不能搞单一路线。他的重建之策是：“马克思主义、儒学、佛教、道家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以及各种健康的民间信仰，都应有各自的合理的存在空间，不可能互相取代，而要彼此尊重。”[v]

2.“基督教中国化”的推行之道

　　根据牟钟鉴多次提出的基督教“中国化”之道，我们可以总结成三个要点：

　　（1）限制基督教：与某些宗教学者和政府官员的意见一致，在呼吁恢复中国典型的宗教生态模式时，牟教授建议，首先要以消极的方式限制基督教的非常态性扩张。对基督教急速膨胀的发展态势，要加以制止，决不允许他们搞“一教独尊”“一教坐大”的战略图谋，损及中国原有的多元和谐的宗教生态环境，侵犯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和民族性。

　　（2）重建民间宗教：为恢复和发展中国“多元通和”的宗教生态，复兴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是当务之急，尤其是对民间宗教的大力扶持。在民族宗教工作中，要为社会底层的民间宗教创造更宽松的生存土壤；只有民间宗教的健康发展，才是多元通和宗教生态的保障，才能有效抵制基督教的快速传播。

　　（3）修改基督教教义：二零零九年的《基督教与中国宗教文化生态问题的思考》是他直接将基督教与宗教生态理论联合一起思考的标志性文章。这篇论文详细阐述了基督教对于解决当前宗教生态失衡的重要作用，提出了从基督教理论上插手的策略，提醒研究基督教学术的“学界”专家们要发挥好自身优势，为基督教中国化提供理论上的帮助。这项教义修改的工作还表现为两个重点：一是要突破基督教“唯一拯救”的基要主义教义，放弃霸权主义的说教和以基督教改造中国政治与中国文化的野心，二是要突破福音派扩张地盘的传教模式，抛弃救世主代理人的身份，以谦虚精神与其他宗教展开交谈，要用优秀的中国文化解释教义，把神学理论建立在中国文化的基础上。

　　二零一二年的《宗教生态论》，虽然不是针对基督教的系统化论述，但也表明了与零九年文章相同的立场。为有效地推动天主教、基督教神学中国化工作，就需要对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的“耶稣以外无拯救”教义做出符合时代潮流的修改，因为这种排他性和霸权主义的说教，容易成为基督教扩张的理论助手，不适于同其他宗教保持友好关系、更不利于中国和谐社会的建设。所以，要加大理论创新力度，鼓励基督教学术与儒道思想结合，即融合孔子老子的“仁爱中和之道”，开发中国特色的神学思想体系。

　　牟教授在针对基督教的中国化论述中，与张志刚教授一样，也是以冷战时期的斗争思维模式展开的；不同的是，他的“基督教中国化”的说教，是从“宗教生态论”中导出的，而且他的战斗无神论思想可以综述在这句话里：“西方敌对势力谋图中国基督教化，我们的对策便是基督教中国化。这是保持宗教文化的民族主体性与对外开放性相统一的唯一可行之路。”[vi]

四、基督教中国化的落实

　　发表在《当代中国民族宗教问题研究》上的《基督教与中国宗教文化生态问题的思考》与发表在《世界宗教文化》上的《宗教生态论》，两篇长文对于“基督教中国化”课题的探寻因着主题的不同，内容上自然存在着巨大差异，一篇属于全局性的考量，另一篇属于具体化的推行。在《宗教生态论》一文中，基督教属于乘虚而入型的外来宗教，它不是中国宗教生态“失衡”的肇因，却是“失衡”以后的获利型宗教，也就是说，宗教生态失衡给基督教的发展造成了可乘之机。仅凭这一点，尚不足以建立“基督教中国化”的制约策略。

　　在《基督教与中国宗教文化生态问题的思考》一文中，由于直接论述的是宗教生态与基督教的关系，作者对基督宗教的个性做了大篇幅的描述和举证，及其与中国宗教文化“多元通和”特征的不协调表现。接下来的裁判是，牟教授强调，基督教的“排他性、好斗性”与“中华民族的和平崛起”产生了根本抵触。基督教在中国的快速发展，映射出了境外敌对势力的操纵，所以对基督教的有效遏止，是恢复中国“多元通和”宗教模式的必要条件。至于怎样恢复“多元通和”模式的问题，他进一步指出，除了加强我们“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的主观的坚定意识外，还应该对基督教采取以下四种措施：

　　1.为防止基督教“一教坐大”，根本办法是恢复和建设“多元通和的信仰文化生态”。从宏观角度言，要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指导下，形成多宗教和睦并存的和谐空间，从而达到文化生态的平衡。他在这一部分，号召政界和学界的朋友们要向台湾取经，学习台湾和谐共生的成功治理经验。牟教授根据自己一贯倡导的“多元通和”的宗教生态模式，指明了在当前宗教工作中的恢复和重建之道：一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要融合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二是，大力弘扬儒家优秀文化，给予创造性的解释，并普及到民间；三是，引导并扶持佛教和道教的发展；四是，政府要全力支援民间信仰的重建工作，并把它们纳入到新时期和谐文化建设的战略布局中。

　　2.鼓励基督教搞好神学建设，走中国化道路。作为基督教学术的研究者，要充分发挥好自身优势，为基督教的中国化提供理论上的帮助。一是要突破基督教“唯一拯救”的基要主义教义，放弃霸权主义的说教方式，抛弃以基督教改造中国的野心，学习尊重中国文化，并与其他宗教和平相处。二是要突破福音派扩张地盘的传教模式，抛弃救世主代理人的身份，以谦虚的精神与其他宗教展开交谈，并向中国文化学习，用优秀的中国文化解释教义，把神学建设建立在中国文化的基础上。他更建议，要向老一辈的爱国神学家学习，例如吴雷川、赵紫宸、吴耀宗、丁光训、汪维藩等，这些爱国人士在基督教神学和中国传统文化上的造诣很深，创造出了各自的神学体系，年青一代的神学工作者要继承他们的衣钵，将他们的神学思想发扬光大。

　　3.要加强法制建设和法律的监督能力，严厉打击带有扩张性的传教活动。由于扩张性的宗教宣教活动背后，经常有政治和经济势力作为支撑。他们是西方帝国主义以宗教变革中国计划的前沿部分，为了政局的稳定社会的发展，决不允许他们成为西方敌对势力施展霸权主义的工具。在法律的有效管制上，尽管尊重个人的信仰自由权，但也要保证中国多民族宗教的文化生态平衡，制止扩张性的宣教活动。

　　4.发扬中国“和而不同”的优良传统，积极引导基督教与其他宗教开展文明对话。基于中国博大包容的文化传统，牟教授坚决反对“世界基督教化”的基督教保守主义和政治霸权主义对中国基督教的操纵、利用。他强调，一方面，在国内，要鼓励基督教自身发扬爱国爱教的传统，并多与其他宗教展开对话与合作，学习在多元文化中生存，努力获得社会民众的认同；另一方面，在国际上，要推动各宗教之间的对话，其中包括中国宗教界与西方基督教界的交流对话。要与西方基督教界加强来往，向他们介绍中国文化，消除彼此间的隔膜。

五、“基督教中国化”方向及其难题

　　在二零一二年由北京大学宗教文化研究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基督教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的“基督教中国化”专家研讨会上，牟钟鉴针对基督教“中国化”的难题，是从三个方面进行发言的：[vii]

　　1.政治层面：改革开放以后基督教的快速发展是与境外敌对势力的渗透战略相配合的。有一批敌对势力，企图通过基督教改变中国的发展道路、推行西方的文化和政治形态、把中国并入西方的政治格局中。因此，当前基督教在政治层面的难点，就是与国外势力划清界限，摆脱他们的阴谋控制，加强对本国的认同感，并认真处理好爱国与爱教的关系，为中国的对外交往做出贡献。

　　2.文化层面：中国自古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宗教文化表现为“多元通和”的模式。然而基督教由于其“一神”信仰的特质，“一教独大”的狂热宣教心理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基本国情。显然，基督教中国化的难度远远大于佛教的中国化。为了排除文化上的中国化障碍，需要抛弃自己的原教旨主义立场，尊重其他宗教和信仰，不搞真理垄断。一方面要结合实际的国情，爱国守法，另一方面也要与儒家道教接触，学习他们的长处、结合他们的教义，形成自己的中国神学观。

　　3.人才培育层面：中国基督教、天主教的人才储备不足，没有继承老一辈神学家的后续力量；而神学思想的封闭，也尚未出现像孔汉思、保罗尼特那样的自由主义神学家。这就要求我们，除了继承老一代神学家的学术成果以外，更要认同自己作为中国人的身份，有责任和有义务去研究我国古代的文化典籍，并把研究所得融入到神学的创作中，以促进社会的和谐宗教的和睦。

六、简短评述

　　牟钟鉴对基督教中国化的理论阐述，最早出现在二零零九年的文章中，从时间上算起，似乎要早于卓新平和张志刚二位教授在二零一二年“基督教中国化”座谈会上的中国化倡议。他的基督教中国化思想，是在自己构建的“宗教生态论”和“中国宗教文化的多元通和模式”框架内进行说明的，相对于针对其他宗教及民间宗教的论述，无论是在文章的篇幅上，还是文字的数量上，所占比重都不大。牟教授也承认，自己并非基督教学术领域的专家，而是针对当前政界和学界普遍担忧的基督教非常态发展方式，发表自己观点的。

　　然而，总结他在基督教方面的几次论述，尤其对基督教中国化的立场，显然与政界的官员和学界个别人士的思路是一致的，比如：坚决遏制基督教的快速发展势头，基督教应当提高信教群众的信仰素质而非加增信徒人数，基督徒要认同自己的中国人身份、摆脱境外敌对势力的引诱和控制，基督教要与其他宗教开展平等友好的交流、更要发挥自身特长促进社会的和谐与发展，等等。这种对基督教进行督促与指挥的说教形式，带有明显的政治语气，从而折射出了当前非基督教专业的学者、尤其是搞意识形态研究的学者们对基督宗教的普遍看法。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牟钟鉴的防渗透、防操控的危机意识，与杜继文、张志刚等学者的冷战思维模式如出一辙；但是在论述过程中，他们提醒基督教谨防被敌人操控时，却始终没有说明敌对势力是什么，也没有指明是哪个国家、哪个组织，以及它们与国内基督教的领袖们有着怎样的秘密联络。这对“教界”而言，或许是一个值得反思和深入探讨的课题。另一方面，“宗教生态论”及其派生出的“宗教生态失衡论”，并不是牟教授个人创立的；在他之前，云南省宗教局副局长王爱国、社科院宗教所研究员段琦以及甘肃省定西市市委副书记陈进国等人已经做出过宗教的实地考察或理论分析了。不过，这一立论在以上数人的作品中，同样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根据批评者的意见，过于宣传当前的意识形态，在论证过程中又概念不明、逻辑混乱，根本不符合学术规范。[viii]

参考作品：

1.牟钟鉴：《基督教中国化的难点及建议》，载《中国民族报·论坛》第6版，2012年4月17日。

2.牟钟鉴：《基督教与中国宗教文化生态问题的思考》，载张志刚、唐晓峰主编：《基督教中国化研究》第1辑，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3年。

3.牟钟鉴：《宗教生态论》，载《世界宗教文化》，2012年第1期。

4.牟钟鉴：《宗教文化生态的中国模式》，载《中国民族报·理论》第6版，2006年5月16日。

5.牟钟鉴：《中国宗教文化的多元通和模式》，载《中国民族报·专题报导》第6版，2008年10月7日。

6.牟钟鉴：《中国宗教文化的多元通和模式》，载牟钟鉴主编：《民族宗教学导论》第6章，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年。

7.牟钟鉴：《民间宗教：保持多元通和宗教文化生态的基础》，载《中国民族报·论坛》第6版，2009年4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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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吴莫言，一位留学海外的大陆教会神父。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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