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直以来，笔者在思考中世纪中国的“祭祀祖先”的议题。这个议题由于直接导致了清朝中期“礼仪之争”的爆发，并在满清皇朝灭亡后，现代中国（20-21世纪）仍旧有人带着前在的历史阴影，审视天主教会在当代社会中的生存与发展态势。就此而言，它是一个尚未过时的议题；至少对那些尚未走出中世纪思维阴影的人而言，是这样的。这些声称自己是儒学爱好者、并坚定捍卫“神学本地化”的基督徒，从来不顾及儒家学术内部正宗传人的权威主张，比如熊十力、唐君毅、牟宗三等，借着否认“祭祀祖先”的宗教性质，来表达一种对本地文化的伪忠贞心理，不仅自己，也把周围的基督徒引进了封建式的愚昧心态中。
二、一件可喜的事情发生了！二零一四年四月份，笔者在香港著名的二楼书店（乐文书店），无意间读到一本专论明清社会史变迁的书，并有幸翻看到了几页讲述明、清家族史变迁和族群特征的文字，所述内容完全涵盖了“礼仪之争”的整个时期，十分有助于理解“祭祀祖先”的社会意义。
那是一本在台湾出版的新书，可惜的是，由于价钱十分昂贵，在手中颠倒了几次后，我还是无奈地放到了货架上。由于一直惦念着这位学者详细的史学考证及他征引的那组珍贵的史料，一个月后（五月份），我又返回到那间书店。扫兴的是，再也无法找到那本书了。期望有机会，我能寻回它，并记下作者和图书的名字。
三、不能忘记的是，作者是这样记述明清祭祖意义的。古代的封建皇朝（满清以及满清以前）属于农耕社会，此一大的社会背景决定了封建家族，必须以劳动力的多寡和团结与否看待自身的发展前景。为了确保土地的占有权和族群的旺盛，长辈权威的维护和对妇女生育能力的重视，以儒家文化加强本姓家族的生存能力成了一股有效的推动力。采取的方法，便是儒家“孝亲”思想的灌输和强制执行。而祭祖仪式是“孝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把祭祖仪式执行下去的时候，是基于以下三种方式的：
（1）家族的坟茔要给予严格的规定，例如墓葬的方位、次序、墓碑及棺木的材料和尺寸等。（2）和第一项类似的处置方式，家族祠堂（贵族家庙）的建立和维护要放置在高度的关注意识上，城镇内或村落外。（3）第三项，是必不可少的族谱，即列明家族的分支，并在固定的农业节期上，对已故的和健在的长辈，执行相应的礼节。
四、第一项和第二项的地点，尤其第二项是具体执行祭祀仪式的正式场所，所有能够提升庄严性的贡品、言语、动作要按次第在祠堂中摆放和执行。此点不同于当今教会内一部分“教会本地化”爱好者的说辞。礼节执行过程中确有求福免祸的言语出现，即流露着浓厚的宗教性心理。换句话说，那是以儒家思想中崇高的“祖宗配天”的原始宗教意涵，构成对现世子孙的强大威慑力，以加强子孙们对义务和责任的履行，并以此保证自己去世后，在以上三项中可能获得的相应的位置和名分。因此，崇拜和畏惧的心理是并存出现的。
对于以上三项，在满清皇朝及以往的封建朝代中，一直在严格执行着。据学者们考证，广泛的宗族祭祀活动可以追溯到西汉，（当然，据考古发现，商朝已经出现祭祖活动，）宗族祭祀制度则建立于宋朝，而宋朝理学的产生为宗族祭祀制度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撑。需指明的是，满族统治者对汉族封建思想和礼仪制度的继承，则表明了自身对以往儒家文化体系的积极融入，并视其为给社会带来安全的超稳定结构。不过，两千年的儒家封建思想体系在满清覆灭后（1911年），尤其在随后的五四与新文化运动以及建国后的十年文革中，无疑遭到了严重破坏，例如：作为儒家文化中伦理核心的“三纲五常”已经彻底崩溃（请参阅袁伟时和易中天作品）。
这种理论上的分析，还可以如此说明，比如：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农村土地被作为工业化利用时，“祭祀祖先”活动赖以执行的处所——祠堂已经被铲除或强拆，（现代中国已经难于找到了）。家族式的坟茔也正在趋于消失。即使少数家庭保存下来的族谱，除了具有史学的研究价值和家族身份的证明作用外，已经失去了以往的约束效力，像土地与财产的合理分配、族长调节与分配土地的权威性、婚丧嫁娶中长辈的决策权、青年夫妇多生子女的严重义务，等等。
五、对于“祭祀祖先”意义和功能的认识，已经十分清楚。在古典的儒家经书中，例如“十三经”，确实存在着所谓“慎终追远”的理想文字；可是，至少从西汉开始，在两千年的农业社会的平民宗族延续中，起到实际约束和维系功能的，是族群内部权力和义务的执行以及财产的恰当分配。
“祭祀祖先”宗教兼社会活动的贯彻，是在确定土地及财产的所有权，并在分配过程中，确保大家长的话语身份，因为只有长辈有权厘定规则并执行公平的裁定。毫不夸张的说，“慎终追远”仅是儒家文化理想的高度展现，多出现在封建社会的官样文本和知识份子的理论文字中，很难在日常生活中表达出实际的操作意义。至论现代国人对“祭祀祖先”活动和意义的抛弃和遗忘，是与满清覆灭后，现代化国家的建立和工业化的发展密不可分的。在此方面，更广阔的社会史、文化史背景的分析，还可以从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许倬云和复旦大学已故教授朱维铮等学者的作品中得到答案。
“祭祀祖先”作为“礼仪之争”中的一大讨论议题，并不如后期学者臆想的那样，纯是儒家圆融道德的具体化展现，而是包涵着一种世俗利益的合理分配；至于当代天主教会是否要以“儒家的”孝文化作为神学本地化的切入点，显然是与社会发展相违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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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闵兴业，意大利宗座传信大学神学硕士，香港原道交流中心副研究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