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在一些论述刚恒毅枢机的作品中那样，在许多论述雷鸣远神父的文章中也是一样：通过对《雷鸣远神父传》和《雷鸣远神父书信集》的引述与解读，存在着某种夸张、甚至错解的本地化论调。事实上，“本地化”的意义并不是适应一切的风俗文化，换句话说，本地化并不是不求考证地照单全收、把福音精神与本地的传统文化、风俗习惯强行地结合在一起。笔者以为，这种局面既已出现，主要是由于在界定本地化的意义上，不同的论述者采取的角度、自拟的规则是不尽相同的，以致造成了假本地化与真本地化混淆的乱局，更出现了以本地化之名扭曲福音精神和教会训导的说教。
本文旨在通过重新阐述雷鸣远神父的某种作为，指出一种当前流行的似是而非的本地化论调。诚然，目前针对雷神父的各类论述文章已然十分丰富，评价上也趋向一致；若是有所突破，也是非常困难的。但为了严肃对待“本地化”的议题：纠正错误的言论，传输福音的神圣价值，尝试从“辫子”上作出议论，还是必要的。
一、有关雷神父辫子的记述及由此引发的本地化论述
有关雷鸣远续留辫子的事件，很多以他为本地化案例的议论文章中都曾涉及过，并把“辫子”作为其本地化行动的一种表现形式或彻底本地化的一个象征，也是大有人乐见的。如果作为“圣人传记”式的演绎，尚属可行，若是在本地化的议题中举证出来，就需要严肃对待了。我们在此，只是截取主要段落和主要评论作为依据，其他人的类似引述和评论，则置之不理。
1. 根据《雷鸣远神父传》记载：
他初来中国，即依照中国的一切习俗，要尽其可能的中国化。是的，要全力的中国化，只要是中国的，无论什么，除去了罪恶，便都是好的，可以仿效的。他来中国的时候，大家都留着发辫，他既然锐意中国化，自然也要戴起发辫来。可是，中国人的头发是黑的，他的头发是褐色的，没有办法相称，他便想到了他的小妹妹蜜嘉的秀发与他头发颜色相似，于是他就写信给他的妹妹，要她为传教的缘故，将她的秀发捐赠给他。他的小妹妹便毅然将发辫剪了下来，大约在七八月间，就寄到了他的传教地方，这样雷神父就完全中国化了。等到民国初年，男子又开始薙（剃）发，雷神父立刻将自己的发辫剪下，邮寄给他的妹妹：“好了，我现在将我的发辫捐赠给您！”
2. 雷鸣远神父不仅自己钟情于当时的辫子，也乐意将这种入乡随俗的变通方式，推荐给其他传教士采纳：
在了解并使用中国礼节及追随中国风俗和学习中国语言上，雷神父常常教导并鼓励他的西方朋友们，遇有机会，便极力协助他们达到完善的地步……贾国安神父写道：“因为这样可以使他们认识中国礼规，并使他们能在日后矢忠的遵守，而得到人们的爱戴和同情，这样自然容易发生传教的作用……在雷神父到达天津以前，包神父已经不戴假辫子了，我（贾国安）根本没有戴过它。雷神父是有真正的发辫的，因为他的榜样，以及他给我述说戴发辫的种种好处，我也想戴它了。”
3. 在雷神父的续留辫子事件上，曹立珊神父评论到：
雷神父不仅不和他们同流合污，而且反其道而行。他依照基督和圣保禄宗徒的精神（迦4:4-5；格前9:19-23）“为一切人而成为一切人”，把自己变成了“中国人”。他穿中国服装，吃饭用筷子；当时（清末）国人男子还在留发辫，他愿意立刻变为中国人，曾写信给胞妹，要她剪下金发寄来，让自己用来结成一条发辫，佩带头上。
4. 在雷神父的续留辫子事件上，赵雅博神父评论到：
一条发辫的事情虽然小，但是其中国化的意义，则是很大的。雷神父秉性豪爽，不肯做半吊子的事，他要事事中国化，他要处处表现爱中国，只要是中国的东西，便是好的，尽管是陋俗卑风，只要不是罪恶，他便认为可以实行。
二、“辫子”作为教会本地化的象征？
1. 满清帝制和“辫子”
雷鸣远神父所钟情的男子蓄辫礼，尽管已经在中国流行三百多年，若是查考史书，它并不是汉族民众的生活传统，也不是儒家文化的形态。相反地，辫子却是一种在中国社会中汉族人受屈辱被压迫的标记。根据章炳麟（1869-1936）的考证，中国人束发戴冠已有四千年的历史，只有在满族人入关后，才剃去了汉人头颅的四周，将中间的头发挽起来垂到后颈，甚至接近臀部的位置。他声称，辫子是一种典型的夷狄习俗，与汉族民众的生活没有任何牵涉。
“留辫”是一个屈辱压迫的标记，这在所有正直的汉族人，尤其儒家弟子的心中，是十分清楚的。从这一点上可以清楚，为什么从一九一一年的“武昌起义”后，全国掀起了男女装束的大变革，有的革命军干脆恢复了宋朝兵勇的装束。钱玄同（1887-1939）则在浙江军政府任职时，特意改换了自己考证出来的“深衣”和“玄冠”。这一切都透露出对满清统治集团的痛恨和对满族各种习俗的抵制，甚至玄同在《新青年》上还发表文章，声称推翻满清的目的，就是要让国人摆脱奴隶的身分，重新做一回人。
至于那些包括孙文（1866-1925）在内的革命党人，喊出的“排满兴汉”、“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就是对满清帝制的否认，并且是玩儿命地要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当然，满清皇族以及从帝制政府获得利益的汉族遗老们则视孙中山、章炳麟、邹慰丹、吴稚辉等人为“乱党”了，并将他们鄙夷为天下大乱的祸根和斩草除根的对象。从当时社会的种种变革现象可知，在这些汉族民众的意识里，真正的中国文化是不能够与满族人的生活习惯混杂一起的，发型的改变事体虽小，却是一种公开的反抗，对雷鸣远时代而言，“中国化”的意义很大。
2. 被迫接受的不就是正当的
满族入关后，当强迫汉人剃发留辫时，即执行了一套所谓的“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暴力措施；对于那些拒不剃发留辫、忠于中国文化的汉人，让满族人看来，是不折不扣的头脑顽固、犟劲十足的人。自然地，这些人在轰轰烈烈的剃发运动中，脑袋是被摘去了。有些晚明皇室后裔和忠于汉族皇帝的儒家弟子，干脆自行解决，削成了和尚一般的光头隐居起来，仍旧不肯对异族的压迫表示屈从。我们从《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略》等清初史书中发现，正如那些研究这段历史的学者们所言，满族之于汉族是不折不扣的“征服者”和帝国主义，满族人的辫子之于汉族民众，就是理所当然的文化侵略。在思及这段历史的变迁时，儒家传人牟宗三（1909-1995）的直接评价是：满族的统治实为民族生命与文化生命的一大摧残劫难。可惜的是，雷鸣远只是爱读《四书五经》，对风俗习惯的历史演变没有一点的认识。作为一名外国传教士，我们自然不必强求，但“辫子”在革命派那里，尤其是在雷鸣远和刚恒毅都尊敬的孙中山那里，是着实不能接受的。
男人的辫子不具有中国文化上的价值和福音或教会本地化上的意义。坚持男子的续留发辫，还不如向天下所有的女子推行“裹脚礼”、向所有的男人推行“叩头礼”更具中国文化史的渊源，更符合当时女子们幽居闺阁、谨守三从四德的精神，更符合君臣之义、尊卑之别。“叩头礼”，《周礼》、《左传》、《大明会典》等都有记录和意义上的说明；而向女性推行的“裹脚礼”，无论是在儒家文化支撑的汉族皇室内、达官显贵的玩乐中，还是儒家学者的家庭生活中，多给予了默认以致肯定，例如南宋儒子朱熹就曾在福建各地推行过。不过在雷鸣远的时代，尤其当那些革命党人如火如荼地“反满”之际，满族遗留下来的任何东西，都是要遭到清除的。作为晚清思想家的章太炎，对满清异族的统治早有痛恨之心，不过真正显露其“排满”言论的时间，则稍晚一些，大概是一九零零年，最早的抵制情绪则暴露在一八九八年，因为在这一年，他呼吁以孔子的后裔做“共主”，用以排斥满族皇帝的不法统治。作为语言学家和新文化运动倡导者的钱玄同，在《语丝》上披露自己十八岁那年（1904年）的四月廿五日下午四点钟，主动叫了一名“剃发匠”到家中，剪掉了头上的那根辫子，借以发泄内心“义不帝清”的大志。我们完全能够这样领会：举凡那代对国族有所担当的人，无不视满族及其帝制为华夏族群的死敌。
有论者指出，雷鸣远神父因时而动，后来自己也剪掉了辫子；我们应该承认，他的这种选择是明智的。在他所处的那段“乱世”，两股政治势力正在压制与反压制中激烈冲突；无论怎样，天主教会适应中国的文化，就不能适应满族的发辫，论说者断不要以此作为“本地化”的实例，举证出来供后人传说与赞赏。在这里，也许有人会提出疑问，发辫是当时社会上普遍流行的“发式”，不留发辫难道留一个光头？这便涉及到“本地化原则”的问题了，而非什么是中国文化的问题。这是两个不同的议题，是需要分别对待的。如果非要把这个“本地化原则”套用在雷神父已经蓄起来的“发辫”上，也只能够理解成：与汉民族同甘共苦的象征、热爱中国人民的友善行为，即便雷神父本人不懂得辫子是屈辱的标记也无妨。我们依旧能够从他的留辫行动上，阐释出他对周遭人群的随和与关爱。若是有人要把他的“辫子”描写成彻底地福音或教会本地化的表达，则是胡乱嫁接的本地化议论。反过来，从另一面考虑，如果那样的话，雷神父后来抗议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行动，不就矛盾了嘛。显然，被强迫接受的不就是正当的。
三、结语：雷鸣远的爱德
福音或教会本地化原则的论述，在各类著作中已经很多，有的也非常合理，我们自然不必赘述。当前需要进一步关注、澄清的是：人们当然能够把天主子降孕为人的奥迹，耶稣不废除法律而是成全法律的教训，甚至孩童耶稣也接受犹太教“割损礼”的事迹，作为福音或教会本地化的论说依据，以维护雷神父续留发辫的合理性，正如已经有人在论述中做过的那样。若是如此，更大的问题就来了，保禄宗徒要求宗徒们废止“割损礼”不就成了在耶路撒冷反对本地化吗？还是如同伯多禄宗徒那样见机行事：与犹太人吃饭时不吃不洁之物，与外邦人共餐时就吃不洁之物一样，更加本地化（保禄的名言：为一切人而成为一切人）呢？或者说，雷神父留了辫子便本地化了，其他传教士不留辫子就没有本地化呢？以雷神父的辫子说明他在提前实践教会本地化的训导，在理论上根本不具有进一步推敲的深度。
我们应该主张的是：雷鸣远神父时时处处表达基督爱的精神。这才是正确的诠释之道。正如耶稣基督“虽具有天主的形体，并没有以自己与天主同等，为应当把持不舍的，却使自己空虚，取了奴仆的形体，与人相似，形状也一见如人”（斐2:6-7）。天主子的降生就是不嫌弃我们的卑微、不厌恶罪人的污秽。我们却不要在意他留的是平头还是长发，穿的是长袍还是唐装，这一切都不在说明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救赎人类，只是随个人的自由，想像去算了。雷神父的辫子显然是基督爱我们、愿与亚当子孙同在一起的表达，而不是要力行“本地化”的意图所在，更不要说他正在实践本地化的教会训导。
如此理解，雷鸣远便是基督博爱的使者。这个被基督感召、被圣神催迫的传教士，具备自己一贯的高看中国人和中国神职的精神，正如他在书信中，经常表现出的那样：“关于这些好弟兄们的德行，这里我本可做冗长的报告……您（汤作霖神父）会跟我说老王卖瓜：‘我的孩子都乖巧’。他们优点太多，真说不完，而只能说，他们在度一般初学生的生活，确有突出的英豪行为，有独具高水平的热诚……”；他又在另一处说：“我绝不喜欢谈论我的孩子们，我更不愿在‘外人’（外国人）前公开提出他们的污点和缺点，因为是他们跟我友善，是他们信任我，我才能够认出他们的短处……”；雷神父当然清楚自己的爱德，实在是烧得过了火候，“在任何假定中，我要爱中国和中国人；很可能这种先决的倾向会影响我的判断，并对他们，提高了他们的部分客观价值。但这并不重要……”对这样一位怀着赤诚或“愚诚”之心的雷鸣远司铎，当然没有必要把“本地化”的标签粘在他的脑门儿上，从而建立一套走了样变了质的福音或教会本地化的理论的啦。
（注解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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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闵兴业，意大利宗座传信大学神学硕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