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为回应张春申神父《神学本地化的回顾与前瞻》而写，作者以易经中“既济”与“未济”两卦谈中国神学的“有”与“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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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济”与“未济”是《易经》的第63和第64“卦”，也就是最后的两卦。“济”是渡河的意思，“既济”就是已经过了河，“未济”则是仍未过河。由此引申出去，“既济”与“未济”可理解为“已经完成而又尚未完成”，用福音的讲法，正就是“经已临现又尚未完满”的意义。《易经》不把“既济”作为最后一卦，却在其后加上一个“未济”作为结束，实际上是把历史与自然、与人生看为一个周而复始、徐徐上腾的螺旋，既不是一条一去不返的直线，又不是一个首尾相接的封闭环路。这正是中国文化生生不已、自强不息、不甘固步自封精神的哲学基础。用“既济”和“未济”作为本文的主线，旨在说明在此要阐述的，是中华天主教会在那些方面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在那些方面仍待努力。
天主教神学历来均建筑在四根柱石上，即启示、传统、教会训导和实践或经验上；梵二后，文化因素曾一度成为热门的话题，神学本地化亦被讨论得如火如荼，简直有把文化加入成为建筑神学的第五条柱石的趋势。然而，尽管讨论热烈，但教会当局对文化及经验这两点上，始终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欲拒还迎的姿态。犹记得一位参加过上届亚洲主教会议的台湾朋友向我覆述某名梵谛冈的官员的话：“神学本地化？！那算是什么?最重要的，是教义的纯正性（purity of doctrine）！”这番话，正好显示了各地教会在做神学本地化工作时的底线和极限。然而，什么是教义的纯正性?或纯正性的指标是什么？这又是一个神学的问题!
要建设神学或启动神学的思维，若不基于上主的启示，不以圣经作为任何一个神学观点的“注脚”则无神学可言；不参考传统的智慧和否认教会训导的合理和合法性，就不算是天主教神学；但一个不把文化和历史纳入作为反省思维的神学，则是一种残缺不全的神学，非有机（non-organic）的神学，更无所谓本地化神学。交代了上述两点后，现在我们可进一步看看中国神学的“有”与“无”。
首先，谈中国神学，绝不意味着它要摆脱或排斥长达二千年的门徒教会所累积丰富的属灵财富。只是，不作盲目排斥的同时，也不宜盲目照搬。当上主的启示、基督的福音进入特定的文化时，必然要“穿上”这一文化的“肉身”；而当这一特定文化熏陶下的人理解、诠释启示与福音时，又必然带有这一文化所特有的哲学、伦理、宗教等观念，并以之作为不同于其他民族神学家的着眼点与视角。所以，教会的基本信仰和信条是一回事，教会神学则是另一回事。前者在历史沧桑中甚少变动，后者则因时因地而异。基于这观点，雄据普世教会并以之作为主流神学达数世纪之久的西方神学仍只是神学辽阔天地里其中的一枝。一如上面所指出，尽管西方神学有其精彩及独到处，但作为东方神学的工作者，仅仅能够覆述前人或他人的东西是不够的，重要的是善于吸取消化对建树中国神学有益和有帮助的东西；其次，中国基督教知识份子总不应固步自封，停滞不前，无所作为。
中国神学所“有”的，是中国文化本身已经提供了的“硬件”和“软件”。前者是我国古文化的渊源。今天，这些渊源若隐若现地仍被保存在中国文化的“原典”，即《诗》、《书》、《易》、《礼》、《春秋》和先秦诸子百家的述着里面，并被积淀在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之中。后者则是延绵了数千年发生在华夏子孙身上的历史和这民族在每次面对生命的挑战时所曾作过回应的实践。当我们认真地面对上主是历史的主宰这个事实时，我们没法不把神透过历史向世人显露祂自己这回事拼入我们神学的反省范围内。而中国基督徒所经历过的历史和他们所作过的回应，可以说是举世无双的。唐宋、元朝、明末、清初、清末至二十世纪50年代的三起三落，特别是文革期间的入死出生，更是世界教会史上所罕见的。此外，中国传统文化在过去整整一个世纪中曾受过三次严峻的挑战。一在“五四”运动：期间，旧伦理被抛却了，但旧伦理的精神也被抛弃。忠孝节义等德行，被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打倒了，连忠孝节义背后的毅力、决心、奋斗、眼泪和热血都给淘汰了……。二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传统文化遭遇到灾难性的破坏。其严重性不只是无数珍贵的历史文物古籍被毁，更严重的是，中国文化中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念，不分青红皂白，统统被彻底批斗、彻底否定、彻底抛弃。其后果，几乎做成了中国文化史上的断层，并使当时许多年青人失去了接受传统文化教养与陶冶的机会，成为轻浮、浅薄、无根的一代。三是在79年中国执行改革开放过程中，三十年的闭关后忽然国门大开，使许多人的利欲突然膨胀，并视传统文化为中国贫穷落后的原因，从而追求一种没有精神在其内的纯物质富裕。上述的三度的文化冲击以及由唐宋至清末以至70年代中国教会种种的遭遇，都是极丰富的神学思考素材，再加工后能提炼成为具中国特色的神学理论，作为中国教会在中国迈向现代化过程中自身的可为与不可为的指引，并以此作为一份礼物献给普世教会。这是中国神学的“有”及“既济”。
可惜，中国教会在这方面没交准了功课。中国神学仍停滞在原始的资料上，迟迟未有人投身上路。国人自我的反省不及传教士们来得积极。“五四”运动中，中国基督徒眼睁睁看着包括马克思、无神论……等西方思潮涌入中国，唯独基督思想未能在当时的知识份子中占一席位……；“文革”结束至今已二十多年，国内外，仍未有人发表过与此有关的、有深度的神学反省……；改革开放为中国社会带来的不少负面影响，人所共知；对于这些负面的现象，教会却噤若寒蝉。基督信仰曾三度进入中国，但最终仍未能落地生根，没有人对此作详尽的研究，上神学课时亦未有作认真的讨论并以此为鉴；大陆教会这四十多年来走过的路，无数信徒所受过的苦，未有成为活生生的神学教材。我们若连这些摆在眼前的经验和实践都不去珍重，并以之作为反省及讨论的教材，我们又如何去建设本地神学？！这是至今中国神学中的“无”，也是中国神学工作者的“未济”。
做成中国神学至今仍未成气候是有其原因的。依笔者的浅见，先天和后天均各具因素。首先，是先天的不足。鸦片战争（1840）之后，天主教与基督教凭藉不平等条约的保护向中国人传教，这是基督宗教第三次进入中国。从这时期开始、直至上世纪五十年代，由于某些原因，国籍神职人员一般均受训不足，中西文化都是普通水平。又由于长久以来，甚至时至今天，仍有不少人认为，教区司铎?当然也就是国籍司铎?无须接受较深入的神学训练，因为他们的专职是牧民。于是，这一批又一批的福音前线工作者，空有丰富的牧民经验，却缺少了反思、综合、推展的能力，错失了为建树本地神学一班大好的人才。南京金陵神学院教授汪维藩前辈观察得好：想在中国从事神学研究，或想搞出一点具有中国特色的自己的东西，若无“具本国风格的学养与德操”，则无中国神学之建树可言。
另一个先天因素是百年来中国政治的动荡。翻开中国近代史，到处都是血和泪。由鸦片战争开始，随后的八国联军，不平等条约，黄花岗起义，辛亥革命，军阀割据，北伐，日本侵华，八年抗战，国共之争，国共分治，三反五反，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令整个民族长时间处于动乱与不安之中。中国教会也同样分担着这个历史命运。虽说，集中营里曾产生发人深省的哲理，劳改营中可孕育出伟大的文学作品，但人总得离开了这些生活环境后，有足够的安全和空间，才能把那些经验整合成为思想作品。中国教会老一辈的信徒和神职人员，大部份都在颠沛流离中度过了大半生，就算其中有些人学贯中西，但环境的不稳定，也直接影响了做学问的功夫。英、美、德、法的神学工作者比较幸运，他们虽然也经历过二次世界大战的蹂躏，但战后短时间内已享有一个较安定的治学环境，这点正是大多数中国学者所缺的。
除了上面两个先天因素外，后天也有两个因素令中国神学本地化的工作停滞不前，或进展缓慢。拙见以为第一个原因是，四十多年来，地上地下教会之间的争议，直接间接削弱了国内外多少信徒的精力，增添了中国天主教徒之间不少的怨悔和猜忌。可能有人认为愈是在一些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争持，他的信仰就愈坚定，立场便愈清晰。但依笔者多年来的观察，信仰再稳定，立场再清楚，也不会自动有神学产生出来。坚定的信仰、明确的立场，是做神学的原始素材，但不是神学。神学，是一门需要不断反思探究，议题研讨，合作学习，不太快下断然，不攻讦，在真理前谦虚自处的功夫。四十年来，中国教会所欠缺的，正是培植这种功夫的胸襟和气候。
第二个原因是我国教会的事工性太重，灵气不足。以笔者熟识的香港教会为例，教区很强调牧民的重要性，但我们对这群“待牧”的人民的生活，他们实际的需要和每天面对的挑战，体会实在不多，于是许多时我们所提供的生活指引或支援，往往会有货不对办的情况。我们也谈灵修，但却不把灵修与人其他的幅度如身体、感情、思维、精神……等作整体看待，于是乎，尽管我们在堂区教区内不停地筹办各式各样的灵修活动，但始终划不到深处；一个快乐祥和的灵修人并不常见。这些年来，教会也十分重视礼仪的培训，可惜较缺乏的，是礼仪的灵魂，即庆典的内容。因为欠缺庆祝的内容，因为灵修活动并未有进到人的深处，因为我们的牧民服务与平民老百姓的实际需要不配套，故此，虽然教区上下人人都忙碌不已，但真正能提供的灵性滋养却不多。每主日出席弥撒教友的百份率，对社会问题关注的冷淡，信仰知识的贫乏……以至共负参与教会责任的浅薄，都教我们相信我们仍停留在一个以事工为主导而非以现代人内心的走向和渴求为优先考虑的福传模式中。而这正是做神学的大忌。
那么，我们下一步应怎么辨？笔者的看法是：创造一个适合神学发展的环境。为创造这样的环境，我们必需要在下列四个元素上下工夫：一是“远象”（vision）。当教会关注的不只是当前，而是未来；不只是一己教会的得失，而是全体人类的成败；不把精力只放在内部思想检查，而让多元神恩成为建设教会的活泼元素……时，教会就是一个有远象的教会，神学就必然会蓬勃起来。梵二就有这种远象。二是“胸襟”（attitude）。不以真理或真理的唯一代言人自居，是做神学工作的人的基本态度。太快去分辨是非，太急于下断论，太热衷于提供答案，容易窒息神学研究的空间。三是“学养”（knowledge）。就如前面有提到的，若想在中国从事神学研究，若无“具本国风格的学养和德操”，则无中国神学之建树可言。对中国文化“硬件”和“软件”的认识，对普世教会神学动态的了解，都是中国人能否建立出有自己特色的神学的一项必备条件。顺带一提，能有这种学养的不一定都要是中国人，如唐代生在中国的景净原是叙利亚人，但已熟读当时的经书，短短一篇《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不足二千字，却涉及《易经》、《诗经》、《春秋》及其他经书、史书、子书多处……。利玛窦是意大利人，为寻求基督信仰与明末中国文化的融合点，不仅换上儒服，更是贯通儒学，力行儒道。我们这些后辈，真的要多加把劲才是！最后第四个元素是“投资”（investment）。没有人力物力的投资，很难会有神学本地化的出现。平信徒、教区神父、修会会士都应有均等的机会和资源为神学本地化作出贡献。七十年代初已故徐诚斌主教派教友到比利时攻读神学，就是一个十分出色的先例。掌权的和掌财的人如果不认识到这种需要，吝惜于眼前的财力物力和人力，再过一个世纪，中国神学很可能仍在原地踏步。
最后，想把上述的反省归纳成下面数点：
（一） 中国文化里已蕴藏着为建设中国神学丰富的原始素材。这些素材，一方面被保存在我们的文化经典里；另一方面，却刻划在民族和教会的历史当中。这是中国神学的“有”和“既济”。
（二） 然而，至今中国教会仍未有把这些素材转化、加工、提炼成为建筑中国神学的材料；我们的文化和历史仍未能堂堂正正进入神学的殿堂；这是中国神学的“无”与“未济”。
（三） “未济”是有其原因的。我国神职人员普遍在中西文化学养上培训的不足，是一个颇为关键性原因。其次是中国政治近百年来动荡不安，缺少了一个做学问的基本环境。此外，四十年来，中国教会地上地下的争辩，耗费了我们多少的精力，堵塞了多少的创意！最后，中国教会长期以来都只是着重事工性的发展，而严重缺乏文化传教，文字传教；不着重信仰知识的培育，不鼓励多元思想的交流……凡此种种，都使中国神学这棵幼苖，迟迟未能茁壮的原因。
（四） 中国神学的未来，也不一定是灰暗的；不过，也不能是一厢情愿。我们总得要多下点工夫。远象、胸襟、学养和投资，为创造一个合适神学发展的环境，是必备的条件。
（五） 《易经》中的“既济”与“未济”原本就是中国人对生命生生不息的写照。生命本身就是一个不断由有到无，又由无到有的逾越过程。《心经》中有一则很美丽的故事：“枯木将死，但他死得很安宁……。这是树的死，这也是碳的生，只是法相不同。我荫凉了人们的身，当我是树的时候。我温暖人们的心，当我是碳的时候。白云问：烧成灰烬之后又如何?我将还原再化为尘土，滋养树木。”中国教会的前辈，已经完成了他们在历史中的“既济”，中国神学的“未济”，就要看我们这群后辈愿意为此投身的意欲如何。然而，意欲之上，更迫切的，还是那份耶稣基督的胸襟和教会内手足的情谊，只有这样的胸襟和情谊，才真能使“神恩虽有不同，但都是为建设同一的教会”成为事实。诚心为此祝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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