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

11.  王阳明的心学乃是宋明理学中的佼佼者，其思想可从他的“四句教”中得到印证，试从“四句教”中作分析，以说明王阳明心学思想及其影响。

王阳明的心学强调理器合一。他与陆象山都认为心具万理。王阳明认为心即理也；知行合一；理与“先念之理”合一；求理于吾心，不必向外求，

王阳明提出“四句教”：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从形上而言，无善无恶者，理之静；从伦理道德而言，有善有恶者，气之动；不动于气，即无善无恶，是谓至善。依四句教的内容，介绍王阳明的心学思想如下：

1.无善无恶是心之体  (心外无理)：

王阳明认为心即理也。他与弟子徐爱的对话中指出：“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且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个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个忠的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民上求个信与仁的理？都只在此心。此即理也。”王阳明以为理作为道德法则而言，只是人的意识通过实践所赋与行为与事物的。

在儒家传统中，“理”涉及道德法则，也联系着礼仪法则。心即理的思想能解释前者，而他也要把礼说成是心的产物。他认为礼仪法则：“只是就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讲求。……此心若无人欲，纯是天理，是个诚于孝亲的心，冬时自然思量父母的寒，便自要去求个温的道理。夏时自然思量父母的热，便要去求个清的道理。”由此，王阳明认为只要人能真正保有真实的道德意识和情感，他们就自然能选择对应具体情况的适宜的行为方式，因此，仪节应当是道德本心的作用和表现。在根源上，仪节构成的礼也是来自人心的。

“心即理”并不以仪节的周全作为至善的完成，心(动机)善才是真正的善。他认为：“理也者，心之条理也。是理也，发之于亲则为孝，发之于君则为忠，发之于朋友则为信，千变万化至不可穷竭，而莫非发于吾之一心。”心之条理即是理，指的是人的知觉活动的展开有其自然的条理，这些条理也是人的行为的道德准则。如依人的知觉的自然条理，孝、信…自然会出现。所以，事物之“理”不在心外。王阳明说心外无理，主要强调心外无善。

王阳明在传习录中指出：“无善无恶者理之静……”所以在四句教中，王阳明说：无善无恶心之体。

2.有善有恶是意之动 (心外无物)：

    王阳明依“大学”中“正心”“诚意”“致知”“格物”的排列，对心、意、知、物作了以下的定义，他说：

       “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于事亲即事亲便是一物，意在于事君即事君便是一物，意在于仁民爱物即仁民爱物便是一物，意在于视听言动即视听言动便是一物，所以某说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他认为“心”是一个纯粹自我的范畴，意是一个经验的范畴。

       “意之所在便是物”为物下了一个定义。他所指的“物”即是指“事”。“意”是指意识、意向、意令；“意之所在”指意向对象、意识对象。作为意之所在的物包括：意所指向的实在之物或意识已投入其中的现实活动；或是仅作为意识中的对象。由此可知，他所指的物可以是客观的、外在的、现成的，也可以是实物、意念。王阳明强调“意”一定要有对象，有内容；对象是否实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意向行为的本身。由于意念是决定事物道德性的根源，事物的理必须由善的“意”赋与它，因而善是决定事物的要素，物不过是意的结果。他要把“格物”的物归结为意念，只有把格物的物归结为意念，才能把“格物”解释为“格心”，所以要人在心上做格物的功夫。

       王阳明认为：“……有善有恶者气之动……”故他认为善恶不在物而在心。他在传习录中说：“循理便是善，动气便是恶。”所以他在四句教中说：“有善有恶意之动。”

3.知善知恶是良知(致良知，知行合一)

他认为：“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自然”表示良知不是得自外界，而是主体本有的内在特征。

在传习录中说：“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底准则。尔意念着处，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瞒他一些不得。孟子之‘是非之心，知也’‘是非之心人皆有’即所谓良知也。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变。”王阳明认为良知是人的内在的道德判断与道德评价体系。它具有对意念活动的指导、监督、评价、判断的作用。它不仅表现为“知是知非”或“知善知恶”，还表现为“好善恶恶”。那即是说，良知既是道德理性，又是道德主体。王阳明认为良知作为人的内在准则，是人人固有、各各相同的。 

他在晚年提出“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他又说：“致者，至也，如云‘丧致乎哀’之致。《易》言‘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也。致知之者，非若后儒所谓充广其知之谓也，致吾心之良知焉耳。”

王阳明认为致知的观念有三个要点：“扩充、至极、实行”。他认为应扩充良知而至其极，他强调说：“知如何为温清之节，知如何为奉养之宜，所谓知也，而未可谓之致知，必致其知如何温清之节者之知，而定以之温清，致其知如何奉养之宜者之知，而实以之奉养，然后谓之致知。”他指出“致知”包含着将所知诉诸实践的意义。这表明“行”是致良知的一个内在的要求和规定。

王阳明认为“致良知”一方面是指人应扩充自己的良知到最大限度，另一方面是指把良知所知实在地付诸行为中。从内外两方面加强为善去恶的道德实践。

4.为善去恶是格物 (格物与格心)

既然王阳明认为格物不应向外求理，心即是理。所以他说：“格物如孟子‘大人格君心’之‘格’，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体之正。但意念所在，即要去其不正以全其正，即无时无处不是存天理。存天理即是穷其理，天理即是明德，穷理即是明明德。”王阳明以为“格者，正也”。物之定义为“意之所在”，因此，“格物”就是纠正“意之所在。”他说：“但意念所在，就要去其不正以归于正。”心之本体无所不正，但常人之心已不是心之本体，已成为不正，格物就是纠正人心之不正，以恢复本体的正。所以“格物”就是“格心”。

知行合一：

是王阳明思想的特色。他说：“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他认为知与行就其本来意义而言，是互相联系，互相包含的。所以“晓得当孝弟而不能孝弟的人就不是知而不行，而是未知。”

他认为：“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由此可知，王阳明肯定知中含有行的因素，行中有知的因素，两个范畴的规定是互相包含的。

王阳明认为：“知是行之主意，行是知之功夫。”他说：“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头克倒，须要彻底彻根，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胸中---”由此可知他把意念、.动机看作整个行为过程的开始。

王阳明格物致知以求复心之本体(良知)之说，集象山慈湖以来心学之大成，其对学术上之贡献有：

以良知为心之本体，即无私欲障蔽之天理，即是明德、诚、至善，直指本心，明了莹澈，提挈人之精神，使趋于一最高理想。以致良知之说，指出心理合一，知行并进，使理论与实践，会通为一，在生活上实践，则直捷明诚，并无坐而言而不能行之弊。

       王阳明以“致良知”之学说发扬陆子静之学统，是为“姚江学派”、他的学说一鸣惊人，普遍传播于大江南北，致朱学为之相形失色。后来王阳明的弟子分为“浙中学派”，“江右学派”，“泰州学派分承“有”、“无”两系思想，使“良知论”达于极境。

简记：

王阳明晚年的四句教可谓整合了他一生的学说，真是他的心血结晶。整合大学问在其四句教中，从致知开始，而达到知行合一是一个动态的转化过程：

一、无善无恶是心之体

-         与弟子徐爱的对话：“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

-         在儒家传统中，“理”涉及道德法则，也联系着礼仪法则。

                     å心即理的思想    å心的产物。

-         他认为礼仪法则：“只是就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讲求。… 

诚于孝亲的心→冬→父母的寒→温的道理。夏→父母的热→清的道理。”

只要人能真正保有真实的道德意识和情感→选择对应具体情况的适宜的行为方式

仪节应当是道德本心的作用和表现。在根源上，仪节构成的礼也是来自人心的。

-         “心即理”并不以仪节的周全作为至善的完成，心(动机)善才是真正的善。

他认为：“理也者，心之条理也。是理也，发之于亲则为孝，君→忠，朋友→信，千变万化至不可穷竭，而莫非发于吾之一心。”心之条理即是理，指的是人的知觉活动的展开有其自然的条理，这些条理也是人的行为的道德准则。如依人的知觉的自然条理，孝、信…自然会出现。所以，事物之“理”不在心外。王阳明说心外无理，主要强调心外无善。

- 这个心也是“明德”之心，也是“喜奴哀乐之未发”之心，也就是心的本来面目。

二、有善有恶是意之动 (心外无物)：

-         大学次序：王阳明依“大学”中“正心”“诚意”“致知”“格物”的排列，对心、意、知、物作了以下的定义，他说：

-         意=物：“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于事亲即事亲便是一物， 事君、仁民爱物、、视听言动，所以某说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他认为“心”是一个纯粹自我的范畴，意是一个经验的范畴。

-         意=物=定义：“物”、“事”=意识、意向、意令；“意之所在”指意向对象、意识对象。

   可以是客观的、外在的、现成的，也可以是实物、意念。

-         王阳明强调“意”一定要有对象，有内容；对象是否实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意向行为的本身。由于意念是决定事物道德性的根源，事物的理必须由善的“意”赋与它，因而善是决定事物的要素，物不过是意的结果。他要把“格物”的物归结为意念，只有把格物的物归结为意念，才能把“格物”解释为“格心”，所以要人在心上做格物的功夫。

-         有善有恶是意之动，他认为善恶不在物而在心。

三、知善知恶是良知(致良知)

-         他认为：“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自然”表示良知不是得自外界，而是主体本有的内在特征。

-         在传习录中说：“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底准则。尔意念着处，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瞒他一些不得。孟子之‘是非之心，知也’‘是非之心人皆有’即所谓良知也。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变。”王阳明认为良知是人的内在的道德判断与道德评价体系。它具有对意念活动的指导、监督、评价、判断的作用。它不仅表现为“知是知非”或“知善知恶”，还表现为“好善恶恶”。那即是说，良知既是道德理性，又是道德主体。王阳明认为良知作为人的内在准则，是人人固有、各各相同的。

-         他在晚年提出“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他又说：“致者，至也，如云‘丧致乎哀’之致。《易》言‘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也。致知之者，非若后儒所谓充广其知之谓也，致吾心之良知焉耳。”

-         王阳明认为致知的观念有三个要点：“扩充、至极、实行”。他认为应扩充良知而至其极，他强调说：“知如何为温清之节，知如何为奉养之宜，所谓知也，而未可谓之致知，必致其知如何温清之节者之知，而定以之温清，致其知如何奉养之宜者之知，而实以之奉养，然后谓之致知。”他指出“致知”包含着将所知诉诸实践的意义。这表明“行”是致良知的一个内在的要求和规定。

-         王阳明认为“致良知”一方面是指人应扩充自己的良知到最大限度，另一方面是指把良知所知实在地付诸行为中。从内外两方面加强为善去恶的道德实践。

四、为善去恶是格物 (格物与格心)

既然王阳明认为格物不应向外求理，心即是理。所以他说：“格物如孟子‘大人格君心’之‘格’，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体之正。但意念所在，即要去其不正以全其正，即无时无处不是存天理。存天理即是穷其理，天理即是明德，穷理即是明明德。”王阳明以为“格者，正也”。物之定义为“意之所在”，因此，“格物”就是纠正“意之所在。”他说：“但意念所在，就要去其不正以归于正。”心之本体无所不正，但常人之心已不是心之本体，已成为不正，格物就是纠正人心之不正，以恢复本体的正。所以“格物”就是“格心”。

总结四句教：

知行合一是王阳明思想的特色。他说：“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他认为知与行就其本来意义而言，是互相联系，互相包含的。所以“晓得当孝弟而不能孝弟的人就不是知而不行，而是未知。”

他认为：“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由此可知，王阳明肯定知中含有行的因素，行中有知的因素，两个范畴的规定是互相包含的。

王阳明认为：“知是行之主意，行是知之功夫。”他说：“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头克倒，须要彻底彻根，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胸中---”由此可知他把意念、.动机看作整个行为过程的开始。

王阳明格物致知以求复心之本体(良知)之说，集象山慈湖以来心学之大成，其对学术上之贡献有：

以良知为心之本体，即无私欲障蔽之天理，即是明德、诚、至善，直指本心，明了莹澈，提挈人之精神，使趋于一最高理想。以致良知之说，指出心理合一，知行并进，使理论与实践，会通为一，在生活上实践，则直捷明诚，并无坐而言而不能行之弊。

       王阳明以“致良知”之学说发扬陆子静之学统，是为“姚江学派”、他的学说一鸣惊人，普遍传播于大江南北，致朱学为之相形失色。后来王阳明的弟子分为“浙中学派”，“江右学派”，“泰州学派分承“有”、“无”两系思想，使“良知论”达于极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