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蒂冈电台讯）教宗本笃十六世3月17日从罗马飞往雅温得的途中回答记者关于艾滋病问题的话引起一连串反应。他说“靠分发避孕套是无法战胜”艾滋病的，需要人的道德行为和对艾滋病人的极大关注。
梵蒂冈新闻室主任隆巴尔迪神父在有关说明中指出，教宗强调了天主教会在对抗艾滋病这个可怕灾难的立场及其行动的主要路线。首先，对人运用“性”的责任进行教育并再次肯定婚姻与家庭的重要角色。第二，对艾滋病的有效治疗进行研究和应用，使更多更广泛的病人得到治疗。第三，同对待所有受苦的人一样，对艾滋病人进行人性和灵性方面的协助。隆巴尔迪神父的说明继续表示，这些便是教会专注努力的方向，不把主要靠更广泛地推广避孕套当作抵制艾滋病灾难和保护人生命的最佳、最长远和最有效的途径。
以下是教宗在飞机上回答法国电视台第二台记者有关这个问题的全文：
记者问：圣父，在使非洲受磨难的许多邪恶中，也有并且特别是艾滋病的传染。天主教会对抵抗这个疾病方式的立场往往被视为不实际和没有效用。您此行中会面对这一课题吗？圣父，请您尽可能用法语回答这个问题？
答：您意大利语讲得不错，所以我想还是不必。我认为最有效、最积极从事、最强烈与艾滋病抗争的正是天主教会以其组织机构和各种实际行动。我想到圣埃吉迪奥团体以许多有形和无形的行动来与艾滋病抗争，想到嘉弥禄会的会士们和许多其它情况，想到随时为病人服务的所有修女…。依我看只用金钱不能战胜艾滋病这一问题。金钱是必要的，但是若没有懂得运用金钱的心灵，便无济于事，靠分发避孕套解决不了问题：相反，使问题增加。解决的途径只有两个：首先是性的人性化，即精神和人性的更新，抱以新方式彼此相待。其次，也尤其要对受苦的人有真正的友情、随时服务的精神，即使做出牺牲，放弃个人，为同受苦的人在一起。这些便是协助、也是取得真正和看到进步的因素。因此，我说我们这双重力量，即从内心更新人、给他灵性和人性力量面对自己和他人身体所持的正确态度，以及与受苦的人同甘苦和留在受考验环境中的能力。我觉得这就是正确的答复，教会这样做并提供重大的贡献。我感谢所有这样做的人士。
梵蒂冈（亚洲新闻）—艾滋病是“不能仅凭金钱战胜的灾难、是不能借助分发避孕套来解决的问题。相反，此类做法只能加剧问题”的严重性。教宗的这句话，连日来遭到了世界舆论的口诛笔伐，声嘶力竭地指责教宗对席卷世界各地，特别是非洲的艾滋病灾难无动于衷。 荷兰总理声称，教宗的话“极其危险并非常严重”；教宗让“事情变得复杂了”。法国外长指教宗的话，“是对公共健康以及挽救人类生命责任的威胁”。德国卫生部长指不给“穷人中的穷人”发避孕套是“不负责任的”。 欧洲各国政府官员们一夜之间的（虚伪的）人道主义首先是毫无根据的、更没有科学根据。联合国本身的同艾滋病做斗争机构在二OO三年的研究中就承认，使用避孕套来解决艾滋病问题10%是失败的。其它研究所表明的失败率高达50%。泰国曼谷疾病控制中心副主任表示，艾滋病患者中46.9%的男性使用避孕套、39.1%的女性使用避孕套。 为此，统计资料和科学研究证实了教宗所说的“只能加剧问题”的说法。以南非为例，在联合国、欧盟以及多个非政府组织的支持下，这个国家全面推广了使用避孕套防治艾滋病的运动。但是，艾滋病却以令人震惊的速度在这个国家蔓延。相反，要求人们本着负责、节欲和忠诚的态度对待艾滋病问题的国家中，疫情呈现出缓解的现象。 哈佛大学人口发展研究中心的爱德华·格林教授的研究成果充分表明，到一九九一年，自一九八六年起在乌干达推广的ABC计划（节欲Abstinence、忠诚Be faithful、避孕套 Condom）取得成效，艾滋病感染率从21%降低到了6%。不应忘记的是，一度支持推广避孕套的格林教授后来变成了夫妻间节欲和忠诚的坚定支持者。 包括联合国推广的许多研究都表明，避孕套最普及的国家也是艾滋病感染率最高的国家。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传染病学专家诺曼·海斯特医生曾经亲口承认：“推广避孕套是一场灾难”。 而天主教会对艾滋病传播的影响的“危险性”又在哪里呢？看一看菲律宾便一目了然。在这个85%的人口为天主教徒的国家中，艾滋病患者的比例仅为0.01%。 连日来，《纽约时报》抨击教宗的话“危险”，但也不得不承认恪守节欲和忠诚等传统道德观的菲律宾在防治艾滋病方面所取得的成功。二OO三年，《纽约时报》为此专门撰文。 种种统计资料和研究结果面前，我们不禁要问，联合国、欧盟和“人道主义”组织的各色人等为什么如此不遗余力地大肆渲染避孕套；大肆抨击教宗强调开展教育、节欲和夫妇相互忠诚教育的重要性。 难道他们都是为了赚钱吗？他们都投资避孕套生产厂家或持有相关版块的股份吗？可能还不是。我想，他们推崇避孕套、攻击天主教会和教宗的种种做法不过是新形式的殖民主义。正如在非洲传教几十年的宗座外方传教会传教士指出的，他们首先想到的是不可能对非洲人进行责任感教育。为此，仅强调单纯技术性的“安全性生活”是最简单的办法。 不应忘记的是，铲除夫妻关系之间的责任感和忠诚，只能一味侵犯非洲女性的身体，且不止于此。最激进的女权主义便由此而来，高举着避孕套，演变成为新的奴隶制。 但是，新殖民主义的危险性在于，它将同艾滋病斗争变成了泛性革命，没有任何理想可言，仅剩下了两样东西：性革命的自治和自恋、治疗艾滋病。多年来，联合国和欧盟正在努力推动《艾滋病与人权指导方针》，对各国指出，如果不改变性问题法律，就无法战胜艾滋病。《国际指导方针》要求完全的性自由，改革“禁止成年人两厢情愿的私下性活动（通奸、鸡奸、私通、性交易）”的法律条文，甚至改革针对未成年人的“禁止娈童”法。此类指导方针，才真正助长了那些导致艾滋病泛滥的诱因。他们还要求同性恋婚姻合法化、任何女性都可以任意堕胎；也要求广泛推广避孕措施，使用避套、抗艾治疗。甚至包括那些沦落到色情交易市场的未成年人。事实上，世界上宣扬的用避孕套同艾滋病做斗争是在为此类意识形态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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