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主何为？》与黑人神学 |
| 时间：2007-12-22 来源：文化研究 作者：周辉 点击： |
提要：《上主何为？——黑人神学中的受难与罪恶》一书的作者平是美国哈佛大学的哲学博士，麦卡莱斯特学院宗教研究系副教授，主要从事非裔美洲人宗教、黑人宗教思想与黑人神学史等领域的教学与研究，被誉为“黑人宗教研究与黑人神学领域的领袖人物”。《上主何为？》是其博士学位论文的修订版。在本书中，作者追溯了从奴隶制时代至二十世纪美国黑人宗教思想家反思人类受难的历史，提出非裔美国人在有神论背景下发展出来的、以救赎之受难观念为中心的神义论进路不可能适当地解释黑人解放的议题，因此他提出黑人人文主义，特别是强势人文主义的范畴，作为解决罪恶问题的初步构想。他提出“本质诠释学”的方法论，试图在有神论和神义论传统之外的布鲁斯音乐和说唱乐等黑人文化表达方式中拓展新的文化和宗教资源，以此鼓励人们进行一场植根于黑人传统的多维度对话，并对黑人宗教做出最终理解。
Title: Why, Lord? and Black Religion
Abstract: Dr. Anthony B. Pinn, the author of Why, Lord?：Suffering and Evil in Black Theology,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Religious Studies at Macalester College, Saint Paul, Minnesota. His teaching and research involve African American religion, history of Black religious thought and Black theology. He is regarded as “a leader in both black religious studies and theology.” Why, Lord？is based on his doctorate dissertation in Harvard University. In this book, Pinn surveyed the history of African-American responses to the problem of evil, or theodicy, from the slavery to the twentieth century. He argues that the theodical approach, developed by spirituals and church leaders and centered on the notion of redemptive or fruitful suffering, cannot solve the pressing issues of black liberation. Therefore, he outlines the Black humanism as a resolution to the problem of evil and especially investigates the strong humanism. By using “nitty-gritty hermeneutics” as a methodological tool, he tries to develop new cultural and religious resources presented within Black cultural expressiveness such as the blues and rap. The book encourages people to engage in a multidimensional dialogue rooted in Black tradition and achieve a final understanding of Black religion.
在美国历史上，非裔美国人 长期处于社会的边缘，体验着压迫的处境和生存的苦难。
他们在反抗奴隶制度、种族歧视与贫穷等限制性因素的进程中发展起来的黑人宗教、黑人神学及其对受难与罪恶问题的思考，一直在努力促成美国社会的变革，成为美国社会改革的一支积极力量。
作为黑人神学研究的一部力作，《上主何为？——黑人神学中的受难与罪恶》通过探讨黑人神学著作、布道辞、民间传说、黑人灵歌、布鲁斯音乐和说唱乐，考察了美国黑人社会所持守的信仰，向黑人基督徒社区中一些最受珍视的信念发起挑战，对美国黑人的受难史及黑人人文主义传统做出了有力的阐释，旨在促进黑人神学家、黑人教会乃至几百万黑人教会成员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在美国历史与社会现实中应当承担的责任，从而在当代社会变革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一
本书的作者平自幼生长在黑人教会传统，特别是非洲人卫理公会主教派教会（African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中，他的母亲（Rev. Anne H. Pinn）本人就是纽约布法罗锡安山非洲人卫理公会主教派教会（Mt. Zion AME Church in Buffalo, New York）的牧师，并担任了非洲人卫理公会牧师联合会（African Methodist Minister’s Alliance）的主席，这对他的成长无疑具有重要的影响。在浓厚的宗教生活氛围里，平一直热心于教会的事业，大学一年级之后就被非洲人卫理公会主教派教会授予执事职务，对美国黑人的生存苦难有着最切身的体验（原文页9-10）。
平于一九八六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文学学士学位。此后，他一直在哈佛大学攻读学位，一九八九年获得神学硕士学位，一九九一年获得文科硕士学位，一九九四年获得博士学位。自一九九四年起，平成为麦卡莱斯特学院（Macalester College, St. Paul, Minnesota）宗教研究系副教授，讲授非裔美洲人宗教、黑人宗教思想与黑人神学史等课程，同时他还担任了该学院非裔美国人研究项目的协调人。
平是一位创作力十分旺盛的年轻学者。自一九九五年以来，除本书外，他还出版了《非裔美国人宗教经验的多样性》（Varieties of African American Religious Experience, Augsburg Fortress Publishers, 1999）、《后民权时代的黑人教会》（The Black Church in the Post-Civil Rights Era, Orbis Books, 2002）与《恐惧与胜利：黑人宗教的性质》（Terror and Triumph: The Nature of Black Religion, Augsburg Fortress Publishers, 2003）等著作，与母亲平牧师合着了《黑人教会史导论》（Fortress Introduction to Black Church History, Augsburg Fortress Publishers, 2001）一书，主编或合编了《道德罪恶与救赎之受难：非裔美国人宗教思想中的神义论历史》（Moral Evil and Redemptive Suffering: A History of Theodicy in African-American Religious Thought,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2002）等数部著作。此外，他还发表了大量的论文。
平的研究兴趣十分广泛，他在一次电子访谈中谈到：“[在哈佛大学读研究生时，]我的兴趣在本质上主要是神学的，涉及神义论及其含义。我对这一领域保持着兴趣，但我的工作更主要是在宗教研究方面，对神学较少强烈的关注。我目前的一些研究在本质上是跨学科的，
涉及神学、宗教学史、宗教史、宗教心理学、宗教社会学、宗教人类学和艺术批评。” 事实上，他的最终研究目的就是要帮助人们“重新思考作为黑人和基督徒意味着什么”，“重新思考正当的道德和伦理规范以及这些规范的神学基础”， 因此他一直积极进行各宗教间的对话，鼓励黑人宗教经验的多样性，倡导黑人神学与黑人宗教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以他现有的学术成果看，他已在黑人神学研究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被誉为“黑人宗教研究与黑人神学领域的领袖人物”， “黑人宗教中最有创见和探索精神的作家之一”。
二
平早在哈佛大学攻读宗教研究博士学位时，就开始考察美国黑人宗教思想中的罪恶问题。《上主何为？》就是他的博士学位论文的修订版。安德森（Victor Anderson）在为《上主何为？》一书所写的书评中，将该书称为“百科全书式”的著作。 这个评价并不夸张。在这部著作中，平试图把对黑人神学中的罪恶问题或神义论的批判作为主线，在特定角度下向读者展现当代黑人神学的全景。为了帮助汉语读者更清晰地理解本书的背景和思想，有必要先澄清黑人宗教、黑人神学与黑人神义论等范畴的含义。
非洲奴隶自一六一九年开始被运抵美洲大陆。不过，直至十八世纪，特别是一七四O年代的大觉醒运动时期，美国黑人的宗教生活才开始真正成型。当时，大多数美国黑人接受的是新教的某些形式，特别是浸信会和卫理宗等教派。然而，这种奴隶基督教实际上是“一种民间宗教，它在独特的社会与文化语境下，将非洲和欧洲的遗产中的要素结合起来，为自己赋予了独特的身份”。 黑人灵歌就是这种基督教的最重要的表达形式。它们经由口述传统流传下来，在逐渐简化和转变过程中思考着黑人最为关注的问题，即受难的普遍性和获救的渴望。而白人传教士常常引用《新约》中使徒保罗关于主人－奴仆关系的论述（哥前7:21）来劝说黑人相信“恭顺的上帝仆人死后可以盼望天国的奖赏”，因而现实世上生命是有意义的。
十九世纪初，大多数美国黑人开始要求建立正式的宗教组织，以摆脱在白人教会的敬拜活动中遭受的不平等待遇。一八一六年，卫理公会布道士艾伦（Richard Allen, 1760-1831）在费城创建了第一个全美范围的黑人教会，即非洲人卫理公会主教派教会。此后，其他各种黑人教派组织纷纷成立。这些美国黑人宗教组织在黑人社会中担当了多重角色：“黑人教会从不把它们的活动限制在灵性健康的领域。相反，黑人教会投身于道德改革、社会政治变革和传教活动。”（原文页39）
此外，还有相当数量的美国黑人信仰伊斯兰教。美国最著名的黑人穆斯林组织就是一九三五年穆罕默德（Elijiah Muhammad）创建的宗教组织伊斯兰国（Nation of Islam）。今天，法拉坎（Louis Farrakhan）领导着伊斯兰国组织。当然，还有一小部分美国黑人伊斯兰教徒游离于伊斯兰国之外进行敬拜活动，也构成了主流伊斯兰传统的一部分。
十九世纪中期之后，黑人行动主义（black activism）与黑人解放思想（Black Liberationist Thought）在与黑人教会的互动中发展起来。此时出现的很多重要人物都重新思考了宗教或上帝信仰对黑人社会的影响，他们同时也积极争取黑人权力，要求机会平等，而非仅仅要求政治上的平等。他们既代表了美国黑人民权运动所取得的成就，也积极参与了黑人神学运动。例如奴隶布道士特纳（Nat Turner, 1800-1831）采用暴力手段表达自己对奴隶制度的憎恨，最终于一八三一年被处以绞刑，他的暴力反抗标志着黑人解放斗争的开端；加维（Marcus Garvey, 1887-1940）第一次论及要通过黑人的眼睛看待上帝，因而被很多人看成是“美国黑人神学的使徒”； 在《耶稣与被剥夺权利者》（Jesus and the Disinherited, 1949）一书中，作者瑟曼（Howard Thurman, 1900-1981）从耶稣的生活中看到了黑人的经验，因为他们都属于贫穷的少数人团体；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 1929-1968）自一九五五年至一九六八年四月在田纳西州孟菲斯遇刺身亡期间，一直是美国民权运动的最著名领袖之一。尽管有学者认为他虽然没有直接参与黑人神学运动， 但是他以及他的死亡唤醒了美国黑人为自由献身的热情和意识；作为一九六O年代最具战斗力的黑人作家，克利奇（Albert Cleage, 1911-2000）的《黑人弥赛亚》（The Black Messiah, 1968）批判了《新约》中的保罗书信：“我们，在白人土地上遭受压迫的黑人基督徒，不需要保罗和白人的个人主义的来世教义” ，他还打出了黑人民族主义（black nationalism）的旗号。所有这些人物都为黑人神学的产生做了理论和实践上的准备。
根据罗兹博士（Dr. Rod Rhodes）的观点，黑人神学作为一个正式的学科，在一九六O年代黑人权力运动期间出现。当时，“很多教派的黑人牧师开始重新评估基督教会与黑人社会的关系，……黑人牧师（特别是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黑人牧师）和黑人神学家第一次开始清楚地认识到，黑人神学需要一个全新的‘出发点’。他们坚持认为，这个出发点必须由社会底层而非顶端的人们来界定。于是，黑人神学家开始以他们做过奴隶的祖辈们的眼光重读圣经，开始言说地球上的被压迫者与上帝之间的团结一致。” 在这场黑人神学运动中，孔恩被公认为最多产、最深刻的作家。他以黑人经验（black experience）作为探索神学真理的基本出发点，发展出一套从“黑人性”的视角阅读《圣经》的完整神学体系。
在黑人神学的发展过程中，几乎所有神学家都必须面对和尝试解决黑人神学中的神义论或罪恶问题。平认为，“神义论的议题是黑人思想的基础”（原文页91）；黑人“神义论”就是关于受难的黑人宗教思想史；“救赎的受难”（redemptive suffering）这个范畴是黑人神义论的主流。他提出，从奴隶制时代起，美国黑人就面对着调和上帝与罪恶经验的经典难题，参与了关于罪恶问题的话题，不过，在新兴的黑人神学中，“……黑人灵歌和教会领袖发展出一条以救赎或富有成果的受难观念为中心的神义论进路。这些术语……把非裔美国人体验的压迫界定为内在的恶，但包含着次要的益处。……上帝操纵了这种道德罪恶，并产生了善的结果。……有一点似乎是明确的：此时此地的受难是为了最终实现神圣目的论的计划。”（原文页16）平认为，美国黑人宗教思想家在历史上都参与了“神义论游戏”，于是，他在书中激烈地批判了黑人神学家对罪恶问题的各种论述，特别批判了“救赎的受难”这个范畴。可以说，《上主何为？》就是在这样的语境下创作的。
三
尽管本书的论证过程显得有些艰难，但是其中的思想结构和基本观点仍然具有较为清晰
的外在线索和内在逻辑。
平在本书一开始就明确提出，黑人神学中的神义论在有神论背景下提出救赎之受难的策略，削弱了人类为解放而应负责任的基础，不能产生对黑人解放的适当解释。于是，他要置身于黑人受难的痛苦境遇当中，探索受难与罪恶的历史与现实，发现受难及奴隶制度的罪恶对黑人生命的历史影响。他以此作为个人论述的出发点，将自己与西方正统神义论的历史论述区别开来。
平提出，救赎的受难是一个认知策略，它以基督教神学家所信仰的上帝的绝对力量和道德完善来调和人类受难与道德邪恶；救赎的受难认为上帝的神圣意图不仅体现在自然界当中，而且也藉人类受难的事实来实现。不过，平认为，要调和人类受难和上帝道德完善之间的关系，必须借助于未经证明的上帝存在的假说，而黑人神学家对神义论的批判从未考虑过上帝并不存在的可能性，也没有涉及到对有神论本身的批判，他们只是满足于在“重新思考恶的本质，重新思考上帝的权力、或者重新思考上帝的善/正义”这三种策略下解决人类受难和神圣力量之间的矛盾。为此，救赎的受难和有神论都成为平将要考察和探索的范畴。
为了寻找神义论提出的救赎之受难策略的证据，平追溯了美国黑人反思人类受难的历史，并在黑人灵歌和黑人宗教思想家的写作中都找到了确凿的证据。在第一章里，平考察了非洲裔美国文化和宗教历史学家沃尔克（Clarence Walker）、洛弗尔（ John Lovell）、林肯（C. Eric Lincoln）、拉伯托（Albert J. Raboteau）以及德特（R. Nathaniel Dett）等人对黑人灵歌的分析与论述，得出的结论是，黑人灵歌“代表了新兴而完整的黑人神学”（原文页26），它最能代表这种神义论的策略：“生活中的苦难被看成是迈向灵性成熟的成长的一部分”（原文页37）。
在第二章里，平又考察了十九世纪黑人领袖艾伦（Richard Allen）、戴维·沃尔克（David Walker）、特鲁斯（Sojourner Truth）、斯图亚特（Maria Stewart）、库珀（Anna J. Cooper）、克拉梅尔（Alexander Crummell）以及特纳主教（Henry McNeal Turner）等人的著作，从中发现了一种共识，即“奴隶制度本质上和自发地就是一种罪恶，但它是神授的罪恶，上帝要从中造就终极的善”（原文页50）。
在第三章，平继续考察二十世纪黑人神学家和民众领袖兰塞姆（Reverdy Ransom）、韦尔斯－巴尼特（Ida B. Wells-Barnett）、汤斯（Emilie Townes）、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华盛顿（Joseph Washington）和孔恩（James H. Cone）等人的思想。他的一个历史性发现就是，没有哪个人能够在摆脱救赎之受难范畴的前提下论述黑人受难的问题。因此，他总结说，“迈向解放的运动应当包括变革的愿望，这个愿望是从对受难——作为毫无疑问、不可救赎之罪恶的受难——的正确理解中产生的，”而黑人神义论的策略事实上阻碍了黑人的解放（原文页89）。
平发现琼斯（William Jones）和威廉斯（Delores Williams）的论述“试图重新思考黑人受难的性质，将它作为黑人神学的资源”（原文页17），这与自己将要提出的黑人人文主义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因此他在接下来的一章中考察了琼斯的经典著作《上帝是种族主义者吗》（Is God a White Racist?, 1973）和威廉斯的《旷野里的姐妹们：妇女主义言说上帝的挑战》（Sisters in the Wilderness: The Challenge of Womanist God-Talk, 1993），以此来描述并分析黑人神学传统中可供选择的一个神义论策略。平发现，琼斯提出的“以人为中心的有神论”和“有限的上帝”都没有成功地回答黑人神学中的神义论问题，因此，他仍然留在救赎之受难的神学陷阱里。而在威廉斯那里，尽管她批判了基督教的救赎理论，但她拒绝以产生于斗争与生存生活中的积极转化思想来重新思考黑人妇女的受难，而是认为上帝的意图就是为了被压迫者的受难，而不是为了被压迫者的解放，“……生存，而非解放，才是上帝对被压迫者的承诺”（原文页108），这样她就设法回避了神义论的难题。因此，在琼斯和威廉斯的论述中，“当上帝依然保持善良的意愿，并容许了救赎之受难的持续可行性时，受难就持续存在着。”（原文页111）。由此，平提出，要解决黑人神学的神义论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避免这种神义论的游戏，不把神义论当作有用的工具，“只有通过摆脱了‘神义论’内在限制的方法论——一种能够表达各种观点的方法论——才能实现这一点。”（原文页114）
平认为，关于黑人解放的神学争论，坚持救赎之受难的教义，没有与黑人的基本经验联系起来，因此黑人自己远离了黑人教会，在布鲁斯和说唱音乐中发展出一种新的文化。平把布鲁斯和说唱音乐看成是表述和纠正黑人受难的潜在资源，这些资源既批判了传统黑人宗教理解黑人受难的方式，又提出了自我认识与自我实现的可能性。他认为，要开发这些潜在的资源，就需要一种他称为“本质诠释学”（“Nitty-Gritty Hermeneutics”）的方法论，这一方法论不同于自由怀疑的诠释学（the hermeneutics of liberative suspicion），因为它在诠释学上不受制于传统神学范畴对黑人经验的解释，而是深入到黑人生活的复杂特征之中，“说出它本来的样子”（原文页116）。而且，他在布鲁斯和说唱音乐文化里发现的可用于黑人解放的宗教资源，并不需要有神论作为它们的背景，解放的力量是来自黑人个体或集体的能量。因此，这些文化形式与宗教资源可以为平的黑人人本主义立场提供文化支持。
通过对上述学者的详尽分析，平最终提出了“强势人文主义”的立场。他认为，黑人神学家对上帝的先入之见，使他们无法全身心地关注黑人的受难与异化，并且阻碍了黑人的解放，因此，批判的黑人神学必须抛弃对上帝存在的信念，必须将有神论从黑人神学诠释学中驱逐出去。事实上，平所坚持的“强势人文主义”立场就是要“否认存在一个为人类受难负责的邪恶上帝”，相信“现世发展的记录中没有人类之外任何个人存在的明显标记”，要在没有上帝的思想下体验生命，体验作为真正的人，“设法通过人类积极地献身于生活及其相应活动，来与压迫抗争。”（原文页141）。
平认为，救赎之受难的神义论策略使人们产生了虚假的期望，期望神圣的“他者”将把人类从彼此伤害的邪恶中解救出来，因此，他最后强调：“……受难是错误的，而且它完全是人类不良行为的结果。受难是邪恶的，而且必须结束；接触它和忍受它不会带来任何好处。……受难没有救赎的品质。”（原文页157）“胜利不是因为受难或通过受难而赢得的，是不顾及受难才赢得的。”（原文页158）。
平试图在有神论和神义论的传统之外的布鲁斯音乐和说唱乐中拓展新的文化和宗教资源，他以“本质诠释学”方法论来处理这些资源，作为自己的强势人文主义立场的证据，从而试图寻找为终极价值与意义重新定位的东西。他在书中说道：“这种基于认识论意义上的拓展，最终必然包括与其他非多数的黑人宗教传统……的对话。只有对此性质展开复杂的讨论，才能对黑人宗教（BLACK RELIGION）提出最终的理解。不论怎样，本书是这条阵线上的初次尝试。”（原文页136）
不过，安德森在他的论述中发现了三个令人不安的问题：“首先，人们会问他所坚持的‘一切受难都是邪恶’的观点在哲学是否合理。……第二个问题在于，平在有神论和激进人本主义之间的分裂是否在哲学和神学上需要或必要。第三个问题是最为实质性的，……如果作为无神论的强势人本主义，平能够与各种非基督教的宗教话语（即伊斯兰教、非洲传统宗教）……之间建立真正的对话吗？”
四
尽管平的立场和观点会引起争议，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上主何为？》一书是平的宗教研究的起点，为他个人的学术思想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构建了宏伟的框架。此后，平便开始在此基础上广泛涉猎黑人宗教实践的各个领域，为其学术框架不断充实崭新的资源、深刻的洞见和具有独创性的尝试。
从平的研究成果和学术观点来看，他不愿仅仅局限在神学领域，或仅仅停留在学术层面，而是希望自己的研究能够在黑人神学与黑人教会生活之间提供具有创造性的张力，希望拓展美国黑人的宗教世界观，使黑人基督徒能够在一个宗教多样化的社会内理解自己，在多样化的社会里培养出以健康的方式起作用的必要情感。
平也意识到，尽管黑人基督教会在历史上曾经作为一支社会变革的力量，因其积极表达社会经济和政治议题而获得声誉，但是，当代很多主流黑人教会的注意力都远离了这些议题，没有适当地表达出对生命与死亡的状态，例如健康与完满、性别与性、环境种族主义等议题的关注，因此，平认为黑人教会一方面正面临着一场他称之为新去激进化（neo-deradicalization）的重大危机，另一方面它仍有着巨大的潜能；如何使黑人教会的潜能得到最大化的发挥，如何使黑人教会克服这场重大危机，这是当代黑人教会和黑人神学家面临的核心问题。 事实上，平的神学研究与宗教实践都在试图为这些问题提供可行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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