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世界预防自杀日”的主题是“多元文化社会之自杀预防”。
然而,“多元文化社会”的定义并不是清晰的；多元社会的预防自杀究竟有哪些不同之处，从来就没人说清楚过。夸大自杀成因中的文化因素，夸大“文化冲突”、“文化适应”、“文化背景”对自杀的影响作用，这种意见是有害的。搬到中国，压根“不合国情”。
“中国是高自杀率国家之一。据2000年国家疾控中心与北京回龙观医院的调查结果显示，我国自杀率为22.23/10万，每年约有25万人死于自杀，200万人自杀未遂，自杀已经成为我国人群第五大死因，是15岁到34岁的青壮年人群的首位死因”。一些学者在阐述自杀主要成因时，抓住了“压力”这个字眼，指出社会底层人群也是自杀的高危人群，这是实事求是的表述。
在我的阅历中，留下印象的自杀者有数十位之多，其“自杀理由”都比较明显，死因如政治运动、绝对贫困（病困交加）、老无所依、激愤绝望，总之都是人害人、人恨人、人拒人所导致。由是，我基于经验往往强调自杀成因中的社会因素。有时，这种强调有一定风险，责难者喜欢强调的是个人道德与精神因素，似乎这样就可以减轻“社会病”的病情。
其实，没有任何专业研究者否认精神病成因中的社会因素。当代中国人的自杀具有“形而下”特点，为信仰、信念、道德信条、警世或谢罪的自杀非常罕见。为处境艰难、为遭受屈辱和歧视、被外部现实所逼而自杀为通常情况。
钱权即人生价值标志物，即成功与幸福的有力证明，而对有权有钱却自行了断的现象，人们一般难以理解。人们对劳工“连跳”、对穷人全家自杀的案例毫不怀疑，而对官员自杀、特别是对官员自虐式自杀，则多采取不相信的态度，有钱、有权又没绝症，就没有自杀的理由，这根深蒂固的想法，就是一种“文化”了，这文化，属一种“客观折射”。
自杀的“形而下”特点，也是较快降低自杀率的乐观理由。既然降低生活压力、改良人际环境就是最好的预防自杀的措施，人们可以将希望更多地寄托于社会改造方面，说明政策发挥的空间很大。
由于财富和权力、权利的获得方式、分配结果而提高了自杀率，和主导社会的“钱权主义”就脱不开干系了，而“钱权主义”是服务于“钱权机制”和“钱权秩序”的。
大家对“下岗自杀”事例都不陌生，此类案例足以说明政府和权力的预防手段与“疗法”是多么重要。山西省副省长、作家张平说到：“我没想到工人这么苦，原来的三线工厂x厂，工人大批下岗没人管，工程师在外面拣菜叶。集体自杀40多人，他们要用自己的死引起上面的重视，以期能拯救更多的兄弟姐妹、亲人家属。”
在中国，行政权力在减少自杀，尤其是减少危害极大的“扩大性自杀”方面大有可为，其作用远胜过咨询、急救、医疗、宣传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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