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步特曼在历史批判上的消极态度 现代天主教的神学家，对于福音的研究问题，已逐渐注意廿世纪基督教一位神学与圣经学巨子，即步特曼（Rudolf Bultmann）；对于寻求历史中的耶稣之问题，他的确是一位划时代的人物。在台湾天主教的著作中，曾提过这个人物，譬如神学论集中就不断有他的名字出现；甚至在教内其它的杂志上，例如现代学苑也有过两篇介绍他的文章，一篇是王秀谷神父所写：宗教界风云人物──步特曼（民国56、10），另一篇是E．B．Borowitz着、海尔译：布特曼眼中的存在真谛与基督（民国60、 6）。由于步特曼在福音批判上所获得的声望，我们也要简述一下他对于福音的历史性所做令人吃惊的解说。 步特曼认为四部福音所记载的，无非是初期教会对于耶稣基督的信仰表达，承认他是天主的使者，为我们的救援而受死，为我们的生命而复活。福音里关于耶稣生平中所言所行的记述，同样是在初期教会的信仰中表达?的。因此，我们从福音里所能认识的，只是信仰中的基督。那么福音里所表达的信仰中的基督，与在巴勒斯坦生活过的纳匝肋人耶稣，即步特曼所称谓的“历史中的耶稣”究竟有怎样的关系？对于这一层关系，步特曼提出了他极端消极的讲法，他说：历史中的耶稣和信仰中的基督之间有?不可跨越的鸿沟。就如他在一九二六年所说的：“我实在认为：有关耶稣的生活与品格，我们现在几乎一无所知，因为初期教会的史料，对于两者都不感兴趣，而且那些史料都是支离破碎的……除此之外，有关耶稣的史料，我们什么都没有”。从福音中，我们所能确定的，只是有一个纳匝肋的耶稣，他自信是一位先知，按先知的方式宣讲与行动，最后悲剧性地死了；至于这位耶稣究竟做了些什么，已经不易判断。步特曼根据什么做这样消极的判断呢？可提出两个理由来，其一是他对于福音批判的研究，以及他持有的神学理由。 步特曼和底柏流（Martin Dibelius）是首先把类型批判（Form Criticism）的研究方法应用到福音上去的人。一九二一年，他出版一本重要的著作，即“对观福音之传承的历史”（Die Geschichte der Synoptischen Tradition），就是以类型批判的方法去寻找历史中的耶稣。关于步特曼采取的研究方法和假定的原则，以及天主教神学家对他的批评，在神学论集第三集一篇拙着：类型批判简介中有一概要的介绍。他做批判的过程是先将现形式的四部福音拆开来，归纳于不同的类型中，即语录、简短事件、长段记录和轶事四类型。然后批判这些类型的历史来源和价值。经过他自己的研究，他结论说：大部份的类型都是希腊地区的教会应用希腊文学的创造，因此纳匝肋人耶稣的史迹在福音里已荡然无存了。 步特曼凭以批判福音的第二个理由是他的神学观。在基督教的神学家中，对于启示的概念，有两种很不同的思想，就是所谓的超历史的启示与历史性的启示。后者的代表人物是库尔门（O. Cullmann），前者的代表人物就是步特曼。所谓启示，步特曼和巴特（Karl Barth）一致地说，就是天主的自我流露，藉?言语与行动进到人类历史中间。但是步特曼最基本的一个观点，是天主的启示并未进到人类历史的现象中。如果他这一观点正确的话，那么天主圣子降生为人这一信仰便无从解释了。事实上，今天的批评学者就指称他的神学为“幻象派”（Docetism）。因为古代的幻象派声言天主圣言并非真正取了人性，耶稣只不过是一个幻影罢了；按照步特曼的论调，天主也未经过历史中的耶稣向人类启示自己。如此我们也不必到福音里去寻找历史中的耶稣。 总之，步特曼由于福音批判的研究，认为福音上所有的是初期教会对基督的信仰表达，它不能够提供任何历史中耶稣的事实；另一方面基于他的神学理由，天主的启示未降生于人类的历史现象中，也未在历史的耶稣身上启示自已，因此不必到福音里去寻找历史中的耶稣，即使去寻找，对我们的信仰也毫无帮助。这样他在“信仰中的基督”与“历史上的耶稣”之间设下了不能跨越的鸿沟。这是步特曼给予福音极端消极的一个批判。
（三）今日福音历史批判的四种思潮 所谓今日的四种思潮，更好说是与步特曼不同，而且在历史幅度上比较积极的思想。 第一个我们要介绍的思潮是属于步特曼弟子的马尔堡派。在这派人中我们可举出克斯曼 （E. Kasemann）和美国人鲁滨逊（J. Robinson）。他们在寻求历史中的耶稣问题上，与他们老师不同的结论，被天主教的圣经学家视为一个好的开端。我们所以要特别提出他们来，就是要指出步特曼的思想即使在他的弟子中已不完全被接受。关于四部福音的类型，他们与步特曼一样承认，四部福音并非耶稣的传记或是小史。但是他们有了一个与步特曼根本不同的观点，就是步特曼所认为的在信仰中的基督与历史上的耶稣毫无关连之下，我们无法从福音获知历史中耶稣的事实，他们认为并非不可能。今日在福音的研究中创了一个新名词，即（New Quest of Jesus），意思是对于历史上的耶稣新的寻求，即是指他们的研究工作而言。换言之，今天从福音的研究上仍然能够找到历史上的耶稣。因为福音中的一字一句所反映出来的，无疑是耶稣对于四周人的影响。他所做的一切，所讲的一切，使四周的人经验到，天主的救恩就在他的言行中表露了出来。虽然对于耶稣有了完整的信仰是在复活之后，但是宗徒们在历史中对于耶稣的经验，已是他们基督信仰的开端。因此，纵使福音所表达的是初期教会对基督的信仰，今天仍旧能够以科学化的分析，批判出历史中的耶稣的面目来。 按昭这一派的学者，过去对于福音研究失败的原因是历史主义，因为福音的资料不可能归纳在历史主义所要求的史料的范畴之中。而今天的存在性的或者“位格性”的历史学，要求与过去的人物有?真实的会晤，更能适合于福音价值的批判。就是历史的研究，不只是把过去的人物当做客体的对象加以研究，还要问这个人物给他当时候的人和今天的人带来什么存在性的意义。对于福音的研究亦复如此，我们所要探求的是历史中的耶稣给他四周的人带来什么存在性的撞击，对今天的人有何存在性的关系。 在存在性的历史学前提下，他们应用严格的方法对福音进行研究。首先他们在四部福音里挑选材料，有三种材料他们不用：（一）显示出初期教会宣讲形式的材料；（二）在耶稣的三年生活中含有的复活信仰因素的材料；（三）与犹太文学有相同因素的材料。这三种材料之外，所剩下的已经非常稀少，而这就是他们认为尚可应用的材料。虽然可应用的材料所余无几，但是马尔堡派的弟子们仍分成许多不同的研究，有的专门针对耶稣的某一行动，有的特别研究耶稣的某一言语。他们这样分头研究之后结论说：历史中的耶稣在他的言行之间已经显出有看天国来临的权威，叫四周的人在他前面要做一个抉择。譬如有位弟子特别研究了耶稣所说的“阿们，阿们”。在希伯来文学中，“阿们”是放在天主的话之后，表示对天主的话答复说：是的，我们接纳，我们已做了抉择。但是在耶稣的口中，“阿们”却放在他的话之前：“阿们，阿们！我跟你们讲……”，这表示在他身上有?天主的权威，叫人对他说的话应做一个答复。对于历史上的耶稣之宣讲，人不能保持中立；同样，面对耶稣的行为，人也应做一抉择。当他与罪人交接，和税吏来往时，无可否认地，在他这一行动上，显露了天主对于罪人的宽赦，即天国的喜讯。 马尔堡派的弟子已由步特曼消极、怀疑的态度回转过来，肯定在信仰中的基督与历史上的耶稣之间，内容上有着某种的连系。一般讲来，天主教的学者对马尔堡派新的探求，表示着欢迎的态度。但是有一些比较灵敏的天主教圣经学家，譬如布朗神父（Ramond E. Brown），仍感到这一学说的不足，最基本的一点是，他们所批判出来的历史上耶稣的因素实在太少了；换句话说，在他们的批判下，做为信仰中的基督之基础的，只是在那他们所认为是历史事实的耶稣所做的几件事和几句话上。布朗神父认为这样的结论仍嫌不足。 第二个要介绍的是与步特曼的超历史神学针锋相对的另一思潮，即以库尔门为首的救恩史派。在近代圣经的研究上，库尔门是一位很有名望的学者。大体而论，他的神学思想是天主教的学家所最乐意接受的。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时，他曾被邀列席为观察员。最引人注意的一点是：步特曼说天主的启示未进到人类历史，库尔门?提出，天主的启示藉?言语和行动，已进到人类的历史中间，因此有了所谓的救恩史。基于不同的神学思想，步特曼认为：历史上的耶稣为我们的信仰生活，事实上并不重要，因此没有多做研究的必要；库尔门?认为，耶稣基督的宗教最基本的信仰，便是天主圣子降生成人，而福音本身就是一部救恩史，其中所叙述的是历史中的耶稣。虽然他做了这样的结论，但并不妨碍他在做研究的时候，还是应用了下面第四派所有的一切方法，因为他知道，福音的形成是历史事实加上信仰的批注，所以他也在福音里寻找，肯定有那一些事情应当是耶稣生平中所有的。在“新约基督论” （The Christology of the New Testament）这本著作中，他就是以非常科学化的方法研究新约，指出那一些因素是耶稣自己所肯定的。譬如他说：纳匝肋的耶稣在他生活中已有默西亚的意识，意识到自己的使命是天主忠仆的使命，面对父自称为“子”，向人谈论自己时指称“人子”。虽然“人子”的称号在福音里出现八十余次之多，但是步特曼说耶稣从未使用过这一称号；然而库尔门在他的研究下，?认为应当是出自耶稣自己的口。当然这一讨论尚有许多方法上的问题，不过最重要的一点实在是他基本的神学思想，认为耶稣基督的教会，信仰的基础是：天主以言语和行动进入了人类的历史中，形成了所谓的救恩史。 第三派要提出来的是北欧斯堪的纳维亚路德派的学者。他们认为，对于福音历史价值的研究，至今所忽略的一点是福音传授的特殊性质。在耶稣的时代，犹太辣比的教授方法，最重要的是口传，就是将所要教导的组成一定形式的字句，配以一定格式的手势，教弟子背诵。这一派人认为，耶稣也应用了当时辣比的传授方法，把自已的言语和行为在口传的方式下传授给门徒。在圣神降临之后，宗徒们在耶路撒冷同样栽培了一批背诵者，把传授圣言的职务交付给他们。因此他们呼吁今天的学者，在研究福音时，应该特别注意口传的方法。福音里的材料，其来源可以追溯到耶稣的历史层面；也就是说，从福音的记载，我们可以辨认出耶稣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来。这一学说的确肯定了福音的历史价值，在研究福音的时候，口传的因素实在也是不能够忽略的；不过，如果完全以口传的方法来批判福音，四部福音的形成则成为一个不能解决的问题。 第四派也就是我们最后要介绍的一派，是今日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圣经学者，对于寻找历史中的耶稣一般的态度。这一态度亦称为历史上耶稣新的寻求。他们认为即使十九世纪的历史主义失败，可是今天在有限的范围内，对于历史上的耶稣的研究，可以得到相当的效果；虽然福音是信仰的文件，事实搀和上批注，然而我们仍旧能够从这些文件中发掘历史的面目。因为今天在研究上，学者有?前人所没有的工具。今天有文学批判的方法，有类型批判的启示，有?谷木兰图书馆和巴勒斯坦地方其它考古学的发现，使我们对耶稣时代的生活情况有更清楚的认识，有对耶稣时代的加里肋亚的阿拉美语的认识……靠了这许多工具，今天的学者可以深入福音的最初形成的层次中，去发现许多耶稣当时人对于他的真实记录，因此而有了耶稣的史料。但这所谓发现耶稣的史料，我们可以引用泰勒（V. Taylor）的话来说明，他说：近代研究福音的结论，指出其可靠性；当然我们也不可过分要求，因为到现在研究的程度，实在还不能够把耶稣的生活事实一一提呈出来。事实上，今日天主教的圣经学家，例如本笃会的狄本（J. Dupont）就写了一本颇厚的书，讨论在真福八端里，耶稣究竟讲了那些话。法国的龙杜福（Leon Dufour）也有两本有名的著作，一本是“福音与耶稣的历史”（Les evangiles et l’histoire de Jesus），就是应用近代科学上所提供的工具，在福音里确定可靠的历史层面上耶稣的史料；另外一本是大家所讨论的“耶稣复活与巴斯卦的信息”，探讨在复活这件事上，有多少可靠的历史事实。所以按照这一派的学者，科学性的研究尚能在福音中发掘许多含有历史价值的记录。 今天我们发现，不论上面的那一派，在福音的历史批判上都不再陷于极端的消极态度中，渐渐地给与我们对于基督的信仰一个历史上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