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
今年，全世界天主教教会举行信德年，友人劝我赶快写一封论信德的牧函。我听后几次三番拿起笔来，接着把笔又搁下。我想教宗已发出《信德之门》手谕，信理部也写了关于信德年牧函指引，各地主教都纷纷就信德年写了牧函。教友们应诵读宗座文件才对，我还能写什么？前天清晨醒来，忽然想到，如果简单地把自己的信仰历程写出来和大家分享，也许教友们会感兴趣。于是鼓起勇气，提起笔来，动手写来。
童年、青少年时的信仰——信乃奥迹也
众所周知，我是浦东金家巷人，我出生于一个世代信奉天主教的家庭。我祖父名新衡，圣名保禄。他很虔诚，结婚生子，为第一个儿子取名信德，第二个儿子取名望德，即我的父亲。我祖父没生第三个儿子，他的堂弟生的第一个儿子就叫爱德。家中有信、望、爱三德的后代。我祖父认为人生于世最重要的是保持信、望、爱三德，比保持家业更为重要。
我的母亲是张家楼人，我的姑母嫁到张家楼。张家楼与金家巷相距只有三公里，我经常去张家楼。一次我去见代本堂丁汝仁神父，他向我说：“这儿有个小学生要初领圣体，我考他的要理，问他：‘信德是什么？’他说：‘信德是我大舅舅’；忍住笑我又问他：‘望德是什么？’他回答说：‘望德是我小舅舅’。我向他说：‘考试不及格。’这个小孩名张旦林。”我说：“他回答并不错，信德确是他的大舅舅，望德确是他的小舅舅。”张旦林后改名为张登鄂，中学毕业后入修院，后来圣了神父，前不久去世。
我母亲很热心，当我呀呀学语时，她就一句一句地反复教我天主经和圣母经，等我大了一些就每天早上带我去老天主堂望弥撒，晚上领全家念玫瑰经和晚课。信德根子深深扎在我心中。
后来我进了徐汇公学小学部，这位丁神父是我们的教理老师，他讲的课我都忘了，只记得他讲的一个故事，内容是：大圣奥斯定一天在海滩散步，见到一个小孩挖了一个洞，然后认真地用一个小桶，把海水灌进洞内，圣人问他想做什么，小孩回答说：“想把海水全部灌到洞内”。圣人向他说：“好糊涂呀，海洋如此大，海水如此深，你怎样全部灌入小洞？”丁神父说：“谁想全部了解天主也像这个小孩。”以后我每次对信德道理有疑问时，我就向自己说：“天主是奥妙，谁想弄明白，就像这个小孩。”在新的弥撒经文里，神父在祝圣了面饼和酒后，高声唱：“信德的奥迹”。我很喜欢这句话，信德乃奥迹也。
1932年，我十六岁，高中毕业后进入耶稣圣心修院，读了三年文学；1935年我进入圣母圣心修院读了二年哲学；1937年被派往徐汇中学教法语一年；1938年我进了耶稣会，在初学院受训二年；1940年被派往耶稣圣心修院，教拉丁文一年；1941年被派往河北献县哲学院，再读一年哲学；1942年回上海圣伯尔敏学院，读四年神学。在这漫长的十四年中，尤其读神哲学的七年中，我的求知欲望很盛，我的老师都是专家，极有学问，他们的神学成就也出名，我得益不浅。他们把自己所学的、所研究的学问传授给我们，然而他们学的是士林哲学与神学，教学方法是传统式的，内容比较保守。用今日的话，并没有与时俱进。比如教创造论的美国翟光华（McCarthy）神父反对进化论，教的是天主直接造世界，直接用泥土造了原祖亚当，并以他的肋骨造了厄娃。当时，欧洲的天主教神哲学有很大的进步，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国际交通中断，信息不通，我们接触不到新的思想；再者，当时天主教有禁书目录，一列入禁书我们就不能阅读。由于自幼受到耶稣会的教育，对所有的教理都深信不疑，对教会的训导全部接受，心中一起疑问，就认为这是魔鬼的诱惑，立即驱逐。但是有些老师们仍教导我们说：“信德追求理解，Fides Quaerens Intellectum。”他们鼓励我们自己思考，不可囫囵吞枣、生搬硬套，凡学的东西，必须领会贯通，消化它，变成自己的心得，然后传授于他人。我由于一心希望早日圣神父，早日去农村传教，对神学没有深下功夫，但老师所说的“信求知”一句，却没有忘记。
神学四年结束后，我被派往苏北东台和淮阴当代本堂，我全心投入传教工作。按照当时中国教会的组织方式，上海教区属法国巴黎省耶稣会领导，省会长每六年来视察一次，1947年初，皮特省会长来视察，亲自到苏北淮阴看我，和我长谈，决定派我去欧洲深造。我奉命先去法国卒试院学习一年，其间我去了法国里昂福尔维（Fourviere）神学院呆了四十天，又去了离里昂不远的哲学院呆了几天。我呼吸到新鲜空气，感觉到师生们都有锐气，课上课下热烈讨论，全院生气勃勃，他们说：“天主教神学面临重大的挑战”。他们各抒己见，不断辩论，他们以重振神学为己任。他们认为，二千年来，古老的天主教教会身上积有过去各个时代留下的沉淀物，必须抖掉，教会应回归到生命的源泉，也就是圣经和教会初期教父的著作里，吸取养料力量，同时，法国多明我会Sauchoir神学院的教授们具有同样的精神。其中著名的有龚加尔（Yves Congar）与舒努（Marie-Dominique Chenu），他们的著作受到广大教友们的欢迎。我自己也受到感召，我和法国的德-吕巴克（Henri de Lubac）神父、德国的卡尔·拉内（Karl Rahner）神父成为朋友。我在巴黎拜见了著名的古生物学家和思想家——德日进(Pierre Teihard de Chardin)神父，他曾在中国工作过，帮助鉴定周口店挖掘出来的北京猿人。我和他长谈了两个小时，辞别时，他送我到大门口，拍拍我的肩膀笑着说：“我的小兄弟呀，你落后了四十年。”这股新潮流惊动了保守派，揭发、控告福尔维学派的检举信雪片也似地飞向罗马。
1948年10月，我离开法国到罗马额我略大学报到，作为研究生，读信理神学。1950年考取了学位后，于1950年6月离开罗马去了德国旅游，途中获悉教宗庇护十二世在当年八月十二日发表一篇名为《人类》的通谕，沉重打击新神学，勒令法国多明我会和耶稣会中属于该学派的会士反省，革去教授之职，离开原单位，去僻静处反省，不准再写文章、出版书，不准接触年轻学生等。德-吕巴克、龚加尔等首当其冲。多明我会神父舒努去见巴黎舒阿尔枢机（Cad.Suhard），向他流泪哭诉，枢机安慰他说：“我的小神父，别伤心，不出二十年，大多数人将接受你们的思想。”果真，十二年后，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决定召开梵二公会议，聘请这些被打倒的神父作为会议顾问，以专家身份参加会议，他们作出了重大贡献。若望保禄二世又册封吕巴克和龚加尔为枢机，进一步表示支持神学家们带头思考探索神学重大问题——这是后话。信在求知也。
1951年，我回到上海，在圣母圣心修院教了一段时间神学，没有建树，我鼓励学生们独立思考。我向修士们强调“信德求知”，世界在变，意识形态在变，语言在变，必须用当代人听得懂的语言讲神学。我是一个中国人，学生都是中国人，可是不能用中文上课，必须用拉丁文教神学，感到很别扭。
1955年9月8日晚，我和龚品梅主教等被捕，从此开始长达二十七年的在监狱中或在监狱大门口的被专政的生活。
开始四年半被关押在上海南市第一看守所，与外界绝对隔绝。没有报纸书籍看，我的任务是反省罪行、坦白交代、接受审问。
每天静坐，除了祈祷外，我认为我最大的任务是保持信仰，要经得起考验，同时也检讨我的信仰，梳理我的信仰，这是别人控制不了的。在狱中我经常想到的是奥斯定圣师的一句话，其大意是：天主造人，为了使他们得到天主，凡得不到的，心灵终不得安宁。我端坐在斗室中，脑子却在天空飞翔，上溯到古代商周时期，下至当今世界，中国人民的苦难史和斗争史，我的重点停留在先秦春秋战国时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鼎盛时期。由于我青年时曾背诵过老子五千言的道德经和庄子的内七篇，我喜爱道家胜于儒家。老子一生追求的是“道”，老子想传授于后世的是对道德探讨的成果。他认为万有真源乃“道”，人生目的为了行道。这儿我摘录老子的若干名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我不知其名，字之曰道”，“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这是古文，作家王蒙译成白话文：“大道生发了万有的存在，使之生长发育，使之成长定型，供给世间万物的需要，覆盖着万物”。老子同时承认自己对道认识肤浅，讲来讲去讲不明白，读者仍感到他讲得很模糊。老子自己说：“道之为物，惟恍惟惚。”在上面引用的一句话是：“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加上一句“我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为大”。
庄子晚于老子，他接受老子的思想并发扬之，他说：“道无所不在”，他又说：“夫物，量无穷，时无止……”。作家王蒙在《庄子的快乐》中白话为：“物”从空间来说，量度起来，没有穷尽，是无穷大的；从时序上说，则是变化衔接，永远没有休止，是永恒无穷的。庄子又说：“天地万物，必有造物者也。”庄子杂篇《天下》说：“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慠倪于万物……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于外死生……者为友。”老庄都用“道”这个字，庄子另用“造物”、“造物者”多次，老子说的“道”并没有人格可言；而庄子说“造物者”与他游，与他交往，互相友好，显而易见，乃有人格者。庄子一生追求超越死生而与造物者游，但带着悲哀之心承认做不到。他在《养生主》篇开头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这是古文，现仍请王蒙先生译成今天的白话文：“我们的生命是有限的，而知识与智慧是无穷的，以有限的生命追逐无穷的知识与智慧，这不是荒唐吗？已经知道这是荒唐的，还要不依不饶地去求知求智，不就是更荒唐吗？”为什么古往今来的人都想超越自己，探索追求那无限的、永远的造物者？我的答复仍是奥斯定的话：“天主造人为了使他们得到天主，凡得不到的，心灵终不得安宁。”我们知道孔子有“四不讲”，他不提倡形而上学，不讲神明上帝，他是伦理学家、政治家。汉武帝听了董仲舒的话独尊孔子，使儒家学说，成为官方哲学。读书人、当官的都得学儒学，口不离“子曰”、“子曰”，但士大夫心中总感到儒家缺少一样重要东西——天学。几千年来，士大夫或外儒内道，或外儒内释，即使他们内心想的是老庄或佛学的内容，口头上必须讲孔子。我所钦佩的徐光启是外儒内基，他亦明言自己以基督主义弥补儒学，其所以然者，因为天主造人为了使他们得到天主，凡得不到，心灵得不到安宁，信乃众心所归也。
最后三十年的信仰——信乃主的洪恩也
1982年6月20日，我听从公安部政保局刘钧副局长长达两年的劝说，回到了上海，赶上参加祝贺张家树主教的九十寿辰。这日也是我的六十六岁生日，真是巧合，但谁也不知道，我也不说，我默默地感谢天主：凡是天主安排的都是美好的。
当时，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世人都心有余悸，深怕隔不了几年又来一次文化大革命。神父们更是谨小慎微，把信德深埋在心中，不敢暴露，尽量不说话，少说话，彼此不讲真心话。要振兴他们的信心，使他们敢于公开宣讲信德道理相当困难。文化大革命横扫“四旧”，宗教是重灾区，公开场合都仍高举毛泽东思想、无神论、唯物论的旗帜，视宗教为鸦片。我想在这样的大气候下宣传宗教真难呀！接着，进一步改革开放，国际上的各种资本主义、世俗主义的思想全面放进；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腐化的、颓废的、糟粕的东西一涌而入。社会风气追求权力、追求金钱、追求享受，大多数人拜在权、钱、色的脚下。我心想，现在，在这样的环境下宣传精神世界，宣传上帝，难上加难！我想中国必将是一个无神论的大国、强国，而宗教、精神世界将无立足之地。
可是我估计错误了。看现在，佛教最旺，烧香拜佛的人不计其数，许多地方都在修寺院以吸引群众。解放前夕，基督新教全国共七十万信众，以上海来讲，尽管有三所著名大学：圣约翰、东吴、沪江，以及许多医院、中小学，信徒不到二万。今天他们在上海没有了学校与医院，却拥有四十多万信徒，全国信基督新教的信徒，据官方统计为二千五百万，如果加上家庭聚会的成员人数也许已到了六千万，国外统计的更多，甚至说有一亿之多。当西方世界的基督信徒数量逐渐下降，而中国宗教却特别兴盛，真不可思议！答案是：天主造生人类就是为了得到天主，凡得不到的，心神不宁。
上述是乐观的看法，如果想着十三亿人口，信宗教的仍是少数，而天主教更是少数，少得可怜。上海天主教徒1949年的正确统计数（不包括崇明县）共十万。六十三年过去了，如今加上崇明天主教徒仍徘徊在十万左右。作为当了二十四年上海主教的我，应作深刻反省。有人对我说：“主教，切不可乐观，也许进横塘骨灰堂的比新领洗的多了。”我感到无地自容。劝人信奉宗教的确不是易事，为什么？我的答案在庄子那里，庄子第一篇名为《逍遥游》，在第三节中，庄子写道：“瞽者无以与乎文章之观，聋者无以与乎钟鼓之声。”瞽者就是盲人，即瞎眼。我记得2004年我患心肌梗塞重病，在瑞金医院监护室抢救，躺着不能动，口上有吸氧器的装置，身上各部位插有管子，动弹不了，日夜望着天花板。约半月后，护士把种种设备拆除后，许我下床，我去窗口向外眺望，喜见花草树木及高楼大厦，我随口说了：“真美呀！”心中顿时想到早课经里的一句话：“感谢吾主天主，赐我今日生命，复见所造美丽事物。”我想到庄子的话，如果叫盲人站在窗口，他会欣赏世界的美丽吗？当时，护理我的潘修女给我打开了电视机，又听到了悦耳的歌声。我回忆自己青年时喜欢听的《魂断蓝桥》和《渔光曲》主题歌等，心中又想，如果放给聋子听，他会有反应吗？庄子说得对，“ 瞽者无以与乎文章之观，聋者无以与乎钟鼓之声” 。要欣赏外界必须有耳目两器官，音和色对盲、聋人并不存在。这时，我想起超性世界、精神世界确实存在，我们就生存其中，就是因为缺乏相应的某种器官，我们就认为并不存在。天主造人为了使人得到天主，两者之间仍无法沟通来往。用圣经上亚巴郎向富人说的话：天上人间横有鸿沟，无法逾越。
自古以来，世人希望逾越这个物质世界，达到超物质世界的主宰，并与之游，但总感觉无法逾越而悲哀不止，然而造物者既造了人又赋予他追求永恒的愿望，不会置之不顾，不会不满足所有受造者的这个愿望。全美全善的造物者决不会玩弄受造物，吸引之，然后欺骗之、抛弃之。万物在演变，在进化，时机一到，造物者派遣信使，带去信息，送去福音，给予能力，开启人类埋在人心中深处的特殊器官，架起一个渠道，使造物者与受造者相通、连接，实现天人合一。信使的信息是天主的恩赐，我们可以高唱：信乃天主之洪恩也。
出乎世人所想像的，该信使乃天主的独一爱子，祂首先启示给我们的是“天主是谁”。人们喜爱名称，喜欢下定义。几千年来，人们一直想了解天主的本质并给祂一个定义。天上来的信使，启示我们造物者乃爱（Deus Caritas Est）。现在我们知道，我们信仰的天主是爱，是真爱、全爱、纯爱、爱的本身，这个定义不是我们有限的人的智慧能想像出来的。信使耶稣基督为使我们略略窥知天主，采用了比喻，用类比法向我们讲解，世上宝贵的是父亲的爱。耶稣用慈父——荡子的慈父——的故事，让我们领会天主是爱。用类比法是无办法中的办法，其根据是古经。《创世纪》记载天主造人时说：“按照自己的肖像造了人”（参阅创1:26）。我们可以说人像天主，但决不可说天主像人，人像天主因为天主赋予人智慧与爱心，这里顺便说一句：西方人往往喜欢钻牛角尖，他们因耶稣用了慈父的比喻，就说母爱比父爱更伟大，应说天主是慈母，又问天主是阳性还是阴性。也有人这样问我，我说我们中国人比你们聪明。我们老百姓遇见了一位特好的清官，爱民如子，不称他为父官也不称他为母官，而称之为父母官。中国人对万物有阴阳之分，万物之上有太阴和太阳，但再上面乃太极，兼有阴阳。
我心中想：西方人这样争论，实际不认为人像天主，而硬要把天主说成像人。记得拉辛格还是大学教授时曾说过：类比法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人与天主相似处很少，而天主与人的差异很大，差异远超于相似（大意如此，我由于不做札记，单凭记忆力，忘了确切出处，如有错误，责任在我）。我们信仰的对象是天主启示的真理，天主如此爱人，派了祂的唯一圣子，下凡进入人世，取了肉躯而成为人，信使告诉我们最大的爱是为友人舍命。天主圣子为爱人类，甘心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天主如此爱我们，我们当然应以爱还爱，爱天主于万有之上。耶稣启示我们爱天主必须爱人，爱穷人，以爱人、爱穷人来表明爱天主。各位切记，耶稣启示：凡不爱穷人、不爱需要我们帮助的人者，不得入天堂。耶稣选了十二位宗徒，继承完成祂的救世计划，建立了教会，在圣神的推动下，信奉天主的人数日益增长。为了管理教会，宗座制定了法律，规范信众的行为，引导他们迈向天国。法律内容多了，加以整理，为了便于参阅，于是有了法典。法律是人制定的，不是天主启示的，法律不是信条，不是信仰的对象，从来没有人说自己信仰某条法律，对法律要求于信众只是遵守，所谓遵纪守法也。信仰非法律，这是常识，但人们往往把它们混合，甚至等同，这是误解，这种误解有很大的危害性。我在神学院念神学时，讲解天主教法典的教授名叫埃斯坎西亚诺（Escanciano），中文名刚济亚，他说天主教法典共有2100多条（教宗若望保禄二世颁布的法典省略为1752条），只有专业人士才能掌握，作为神父应了解之，记住重要的、常用的若干条就可以，但必须牢牢记住一个大原则：圣教会是慈母 （Ecclesia Bona Mater）。法律的宗旨是保护信众，决不是吓唬信众，而是引导他们安然迈向天国，不致误入歧途。神父们遇到问题需要法律条文时，应全面考虑问题，替教友寻找出路，解决问题。刚神父这番话我没有忘记，尤以“教会乃慈母”这一句，用以指引我的牧灵工作。
结束语
开头我说自己将自己的信仰里程简单地与大家分享，不知不觉又写了十页，犯了老毛病，积习难改呀！应立即收笔。写了那么多，你们一定记不住，我只希望读者记住这封信内的五个标题：信乃奥迹也；信在求知也；信乃众心所归也；信乃主的洪恩也；所信者乃爱也。如果感到五个标题也太多，那就记住最后一个：所信者乃爱也，愿仁慈的在天大父降福上海教区。
2012年11月4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