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儿在江滩散步，遇到一个也有些年纪的老太太在赠送一种叫做《要理问答》的小册子。接过来，看了才知道是一种天主教的宣传资料。说了天主教的一些基本道理。
想起来在抗战期间，曾与宜昌天主教堂的几位外国神甫有过交道。那些个外国人，牛高马大，且能讲中国话。
第一次与外国人打交道，是民国十九年腊月间。因近年关，屋里做了醪糟，我挑了在通惠路到大南门一带沿街叫卖。
乐善堂街突然张灯结彩、洋鼓洋号的热闹起来。原本在这里贩卖，宪兵是不大约束的。偏生这一天各路口都有宪兵把守，不住的呼来喝去。细打听之下，才知道有个大有来头的外国和尚，要在乐善堂街的天主堂升座当住持。二马路上的车子，来往不息。宜昌的赵县长我是见过的。平素里威风赫赫，今儿居然站在二马路下江的路口，带着一帮子人，恭候这位外国和尚的大驾。
车马从大南门码头一直排到二马路。沿途各路口都有宪兵守卫，闲杂人等，不许走动。看那阵势，不亚于钦差出巡。打头的是骑马的宪兵。省政府何主席的小汽车跟在宪兵后头，接下来是一辆高头马车。随后是省政府各处衙门的首脑、外洋各国驻省、驻市的官员等等。浩浩荡荡走了大半个时辰。
那洋人六十来岁年纪，穿一身黑袍。黑袍上绣了红边，且头上戴着一顶扣碗摸样的红布小帽。一身装扮，煞是稀奇，与平日看见的西洋人不同。这洋僧身材极高，赵县长原本就高于常人，在他面前居然矮了大半个头。
天主教，似乎在前清时期就在宜昌有教堂。以至于民国年间，据我所见，乐善堂街、南门内白衣庵旁边、强华里、天官桥，还有江南的十里红，都有天主教的教堂。
民国二十年，原本破破烂烂的乐善堂街天主堂，被拆了重盖。因修筑的工人，多是本地周边的力夫。大家乡里乡亲，所以我也得以进去看看西洋庙里面的模样。
一色的青石板铺地。柱子是拇指粗细的铁条做了骨架放进模子，再用水泥灌满。待水泥干了，柱子就成型。这水泥真是前所未见，干透之后，坚如铁石。十丈高的大堂，全靠四周的柱子支撑，中间绝无半根梁柱。前方乃是一个圆顶的神坛，平底抬高两尺有余。整个大堂在七八丈高的地方，有一圈窗户。阳光照射进来，大堂极其明亮。沿着大堂的墙壁，有一转二层的走道，如同我家老宅的“状元跑马楼”。走道用清一色的青石雕花圆柱栏杆围绕。站在大堂中间，因空间极大极高，不由得让人觉得自己的渺小卑微。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走进外国人的庙里。老实说，吓坏了我，感觉到脚下虚浮，似乎四面八方无依无靠。内心地只想软倒在地，求个安稳。
通惠路后来改了名字叫解放路，当时是宜昌城最为热闹的地方。峡州饭店、丹凤银楼、天昌茶叶铺、海鸥商店，还有永耀电灯公司和留光照相馆，都在这条路上。密密匝匝的店铺，熙熙攘攘的客商。
因头一年赵县长拆了城墙，宜昌城，进出就没了屏障。从老东门出来，就是通惠路。通惠路往下靠江，就是新修的天主堂。大堂顶上，又有两个四方平顶的钟楼，又高于大堂三四丈。在宜昌城煞是显眼。在江南磨基山上看宜昌城，正对是东山寺的揽胜楼，城内拔尖的就只有天主堂的钟楼。比县衙的鼓楼还要高。
那洋僧顾学德似乎颇有来历。时常有国府省府的官员来拜。且军政各界的首脑，只要到了宜昌，就必定会去那西洋庙里拜会顾师傅。
听天主堂的人说，这顾师傅是甲戌年，同治十三年生人。在宜昌升座时，已经五十六岁。西洋天主堂与中国庙不同。中国庙里的当家和尚叫做“主持”，西洋教堂里的当家师傅却唤作“主教”。这顾主教乃是比国人，距我中华何止千里万里。幼年出家，一直念书念到二十几岁，从学生念成了先生。又在西洋各国的天主教学堂里教书。光绪二十九年就来到中国，在利川传教讲学，还兼管利川花梨岭天主堂。宣统元年，顾师傅到宜昌城南岸的十里红，主持天主教的一所修院。十二年后，民国十年，奉召回西洋，在罗马国任高官。
十年之后，民国十九年底，顾主教又回到宜昌，且在宜昌城兴修大堂，成了恩施、荆沙、宜昌一带天主教的首脑。顾主教到得宜昌，除了维修已有的教堂、育婴堂，先就在强华里买了地，在男修院旁边修建了文都小学。这学校后来因强华里口上的怀远路改称红星路，所以也改了名字叫做红星路小学。随后又修建了文都中学、益世中学。将宜昌平民的的孩子招募了来，一边学习经史子集，一边学习西洋文化。前前后后，在宜昌城开办了二十几座学校。又在天官桥圣母堂和湖堤街，修了两座医院。在长阳、沙市等周边，开办了三十几个诊所。
这顾主教似乎在西洋颇有声望。外洋的银子流水价的到了宜昌。顾主教因此有了足够的银钱，来修建这些利国利民的医院和学堂。
民国二十九年端午节前后，日本人打到了宜昌。千年古城，焦瓦遍地。宜昌古城被炸的翻了过来。上起南津关、下起天官桥，官衙民宅，几无幸免。唯有乐善堂街的天主堂、二架牌坊那里还有几架孤楼幸免于难。南门外的江滩上，数千平民在芦苇席子围成的棚户中安身。不巧又因干旱水枯，棚户里流行起疾病来。顾主教将江南十里红天主堂、乐善堂街天主堂都腾空了做为难民收容所，同时，从各地调来医生在难民营服务。
天主堂里面原本是摆满了桌椅板凳和诸般供物，现下为了救济尽可能多的难民，顾主教让人将所有碍物全部腾空。因大堂挤满了难民，那几年，天主教的神甫们做法事，都是拥挤在一间小小的楼梯间。且将隔壁主教府、神甫住楼，全部让出来，作为食堂和病患者所居。修女院的修女们，日夜不停的煮稀饭、蒸馒头。除了供应本堂的难民，还要按时给其他难民营送餐。诸位教士一边日夜祈祷，一边竭尽全力从枪炮弹火中，尽可能多收容一些百姓。
日本人在宜昌城是完全肆无忌惮的。唯独对西洋各国的地盘稍有顾忌。顾主教为此，与怀远路上的英国领事馆联手，与日本占领军毫厘必争。那时候，日本人以避免有国军人员遗漏在宜昌为由，时常进行全城的清肃。
有一次，我正去南门霍四奶奶家送东西，路过乐善堂街。正看见搜查的人马到了天主堂门口，要进去拿人。明晃晃的刀枪，还有几头恶狠狠的大狗龇牙咧嘴。带兵的司令官站在前头，叫当家的师傅出来说话。那顾学德主教命关了大门，拿着一摞纸头从侧门出来，再命里面的人连侧门也关闭锁死。
那日本司令起先还是客客气气的说话，顾主教一面展示那些盖着红印、蓝印的纸张，一边摇头。渐渐的，日本人有些不耐，声音大了起来。且身后士兵都平端了火枪，对准了顾主教。日本司令命令用长木槌冲撞天主堂的大门时，这个快七十岁的老头儿，一个箭步冲上台阶，张开双臂挡住大门。几十条枪对着顾主教，咔咔上膛的声音，直教人心惊肉跳。这老僧挥舞着手中的纸张，也大声的与日本司令官争执。一个日本兵上去要将他拖走，顾主教回过头怒视着他，用日语大喝一声“哈呀库兜一忒！”真似炸雷一般。——我是不通日本话的，不过，看那神情，大约是“滚开”的意思。那小兵当时就吓的后退三步，从门口的台阶上摔了下来。
那日本司令似乎很惊诧这西洋老头也能讲日本话。却不知顾学德主教精通六国语言。英法意德日，还有中国语言都很是娴熟。我站的不远，但是听不懂他们在说些什么。看情形是日本司令官在大声喝骂，还挥舞着手里的长刀。顾主教则一边摇头，一边指着手上的文件。后来那司令官恼了，用长刀抵着顾主教的胸膛。顾主教也停止了争辩，双手展开，瞪视着这日本人。
七十多年前，顾主教面对明晃晃的长刀，面不改色的直视着日本人的那一幕，深深的烙印在我的脑海里。顾主教当时的姿势，像极了我后来在教堂里看见的十字架上的耶稣。
天主堂难民营、南门外难民营，还有镇江阁下河滩上的难民营，加起来几千张嘴。转眼之间，吃饭喝水，治病求医，都成了问题。顾学德主教不晓得从哪里想办法，调来了一船粮食。从下游过了虎牙滩上来，刚到了五龙，日本人不许靠岸。大炮对准了，只要一靠，就要打沉了去。那船粮食只能在江心抛锚歇浆。岸上数千饥民眼巴巴的望着，船上的人也急得团团转。接连几天不眠不休、急如星火的驰援，为的是让这里的百姓有口饭吃。到了跟前，却不许靠岸。
一直停到第三天，顾主教四方奔走也没有说通日本人。最后顾主教索性租了划子，让船工上岸，由另一个年轻的外国神甫自己推划子，登上粮船。顾主教和那年轻神甫昂然站在船头，叫粮船起锚，硬往南门码头上靠。日本人架在磨基山上的大炮，轰轰隆隆的往下扔炸弹。说也奇怪，那些个炮弹都是远远的落在江心，并不曾损伤粮船。不晓得是瞄准的偏了，还是日本人网开一面。
民国三十二年，日本人占领宜昌第三年。顾学德主教被日本人劫持，连同大宜昌范围内二十几个外国教士秘密送往上海，统统圈禁起来。顾主教早前已经知道风声，将几个难民营和事务、教会的一些事情，以及一些文件契约等物，交付给一位姓车的中国助手。顾主教命人关闭了各处大门，叫所有难民全部进入各处地下室避难。之后搬了椅子，和几位外国教士坐在大堂门口的院子里，静候日本宪兵来抓捕。幸好日本人只带走了这些西洋教士，并没有继续冲进教堂，教堂里的上千难民得以保全。
此后两年，在那位姓车、还有一位姓胡、一位姓张，三位中国神甫的坚持下，各处难民营均能维持。一直到民国三十四年七月，日本人退却，顾学德主教返回宜昌。
顾主教返回宜昌后，甚得国军官员钦仰。宜昌百姓也多有蒙受天主教恩惠。便是从前憎恨洋人的，历经战乱之后，也真心钦佩这些西洋教士，在刀枪炮火之下，冒死以救的德行。
民国三十六年腊月，国共战争打得不可开交。中国没有看到日本人退却之后的安宁，却是进入了另一场灾难。原本回比国述职的顾学德主教，立即又赶回宜昌，主持教务。
我每出去卖豆花儿，多是在二马路、通惠路、县府路、大南门一带。怀远路的外国领事馆和乐善堂街的天主堂，是必去的。或许西洋并无豆花儿炊饼之类，所以这些西洋人对这种中国百姓司空见惯的小点，极是喜爱。且西洋人等，花钱大方。和他们熟悉之后，他们除了几个铜子儿的豆花儿钱之外，还会时常送给我一些洋火蜡烛、烟卷或煤油之类的稀罕物儿。记得怀远路英国领馆的一个西洋妇人，曾经仅仅因为我扶起了她在院子里摔倒的小孩，而赠送给我一块西洋缎子。我坚辞不要，像打架一样。最后我收了，拿回去给母亲。我母亲为此在全村炫耀了好久，又一定要叫我提了一筐鸡蛋给送了去。
天主堂也是我的生意大户。那顾主教身材极高，少说也有五尺半，约莫比我高一个头。且声音洪亮，直如对着喇叭说话一样。每次他都会弯下腰，从桶里舀起一勺，闻一闻，用很古怪的宜昌话说：“香，好香！”。其实豆花儿在没放佐料之前，是没味道的。就算有，也是一股子豆腥气儿。他说香的时候，我就会大笑，他也会跟着大笑。还曾经有一次，极热的夏天。我把担子歇在天主堂门口，等候他们出来。那顾主教从外头回来，见我歇在树荫下。跟我说：“你歇哈儿，我来挑”。接过扁担，摇摇晃晃挑了进去厨房。出来时说：“不行，泼哒好多。我们今天要扑在地下吃了。”他一边给钱，一边大笑。
接着不久，国军节节败退。许多外国教士都离开中国，或回归本籍，或随同国民政府前往台湾。顾学德主教认为在新政府登基后，信徒会有一些需要他的地方。所以写信回罗马，选择继续留在宜昌。
民国三十九年十月初九，新中国开国第二年，顾学德主教在乐善堂街主教府——曾经在抗战时期作为难民食堂的那个主教府，溘然长逝，享年七十六岁。他的去世，因为很突兀，所以很有些版本。因地方上邀请，在桃花岭吃了午饭回来时，还是好好的。到了晚饭时间不见下楼。上去看时，已经死在卧室的地板上。或说是因病，或说是被害等等，时间已经过去大半个世纪，恐怕再无昭雪之日了。
顾主教来宜昌之时，就没打算回去。在天主堂的地底下，早就预备了自己的坟墓。从教堂外后面的石梯下去，约在教堂神坛的正下方地底，有一个两丈见方的小小石室，天顶四角挂了铁环链锁。依照顾主教生前的嘱咐，他的棺木要用生漆封严了，用铁链悬空挂着。
十月十一，顾主教葬入他自己预备的坟墓。宜昌城数千百姓、新政府官员，还有宜昌、恩施、荆沙等地全部中外教士，一起在天主堂送葬。尤其当年曾蒙顾主教恩惠，在天主教难民营得以逃生的百姓，更是痛彻肝胆。
二十年后，乐善堂街——已改名叫做反帝路了——天主堂被彻底捣毁。宜昌城的百姓，冲进教堂，殴打那些所谓的假洋和尚。书籍器物，堆放在大堂中央焚烧。浓烟从大堂的窗户飘出去，十里不散。那些当年被顾学德主教拯救的平民，砸开他的坟墓，将他的棺木拖了出来焚烧。未烧尽的骨骸，全部抛入长江。
听闻天主堂被砸，我曾悄悄的去看过。当时大堂里的灰烬还有余烟。大门口贴着几副不大通顺的对联，歪歪扭扭的写着“天主地主，都是狗屁；神甫主教，全是骗子。”、“上斗天主，下斗地主，人民当家作主。外惩美帝，内惩苏修，横扫牛鬼蛇神。”悄悄去打听原来的几位神甫，才知道有一位姓龚的神甫，去了大公桥码头拉板车，间或参加掏阴沟之类的劳动以糊口。还有一位姓张的神甫，就是在顾学德主教离开宜昌时接手管理天主教难民营的三位中国神甫之一，因早点曾与外国教士学习过西医，被安排在第一人民医院当医生。其他几位，就没有打听到下落。
这异族之人、西洋教士，将毕生留在宜昌，死后却尸骨无存。
也不知是否真的有天主。否则，人们何以会如此善变，仅仅二十年，就把当年的救命恩人，从坟墓里拖出来焚骨扬灰？
或许这也正是天主的安排罢。人总是有善恶两面的本性。在不同的环境和氛围之下，就激发着不同的本性。或许天主给了人们这种种考验，就是为了看清每个人的本性。一切善恶功过，早有天主神目如电的记录在案。总有一天，我们都会死去，将来面见天主，一件件、一桩桩，我们再也无处抵赖。
![[titlepic]宜昌旧事之洋和尚顾学德](/d/file/article/guia/church/rede/2013-06-20/d82988cf050fe5e8fa0dccaebe23efbc.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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