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复辟帝制，直到1916年2月25日，这一持续83天的闹剧才落下帷幕，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万人唾骂中狼狈死去。天津《益世报》成立于1915年10月10日，新成立的《益世报》在雷鸣远的带领下对袁世凯复辟帝制表示拥护。文章分析了袁世凯称帝期间《益世报》报道以及言论，对其拥护袁世凯称帝这一立场的原因进行了探究。
关键词：《益世报》；袁世凯称帝；雷鸣远
《益世报》是比利时籍传教士雷鸣远于1915年在天津创办的一份教会报纸，与天津《大公报》、上海《申报》、上海《民国日报》并称民国四大报纸。《益世报》报馆最初设立在天津南市荣业大街，担任报馆董事长的雷鸣远是当时天主教天津教区副主教。《益世报》自1915年创刊至1949年最终停刊的这三十多年间，虽然经历了许多磨难，但销量较佳，受到读者的欢迎。《益世报》对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在天津具有相当的影响力。
1915年12月，袁世凯宣布恢复帝制，1916年改称洪宪元年，刚刚成立不久的天津《益世报》针对这一事件进行了连续的报道并发表了自己的言论，表现出拥护袁世凯的立场，这其中的原因是值得探究的。
一、袁世凯称帝期间《益世报》的报道及言论
（一）袁世凯称帝前《益世报》大肆报道并积极制造舆论
自袁世凯筹备复辟，《益世报》就开始进行全面的报道，每天用大量的版面为袁世凯复辟造势。《益世报》专门开辟“国体与外交”、“国体与筹备”、“国体军防”、“国体与财政”、“国体与宪法”和“国体与清室”等栏目，每天对事件发展进行动态报道。《益世报》不仅开辟专门栏目进行报道，有关复辟的新闻在“北京新闻”栏目下也时常出现。
除此之外，《益世报》鼓吹民意，为袁世凯提供舆论支持。一方面，《益世报》发起了有奖征文，为其造势，“征文题：现在中华国体确定为君主立宪，政府方遴选起草准备实行。惟我国向无宪法，必须采取世界各君宪国现制参酌损益，究竟取法何国始能和于民意，不妨为学理上之研究，诸君如有卓见，请详论之”[1]，此次征文最高可以获得四十银元的奖金。另一方面，《益世报》鼓吹民意，为袁世凯复辟提供舆论支持，1915年12月17日，《益世报》刊登了题为《公民庆贺团之发起》和《宪政协进会之茶话会》的两条消息，反映了公府内史前翰林院修撰以及宪政协进会的热烈拥护。
（二）袁世凯称帝失败后《益世报》为其辩白
复辟失败后，《益世报》连续在头版发表评论，为袁世凯辩白。
首先，盛赞袁世凯恢复共和制是为了百姓福祉着想，“谁生万阶至今，为梗我大总统有鉴于此，上体造物好生之德，下慰人民望治之心，不认生灵涂炭，毅然取消帝制，斯诚全国人民之幸也”[2]，“惟大总统外观大势，内察人情，始终不参成见，前以国民代表推戴不得已而承认，今以南方各省之误会不得已而取消。屈己从人，当机立断”[3]。
其次，转移视线，斥责内战，“我国自滇黔发难，今日牵及甲省，明日牵及乙省，战事之区域为之愈长，迟延三月以为必能克期戡定矣，而不谓桂省又相继而来，则政府戡定方针更不知何时始达也。战区愈广则人民之被祸亦愈多，战事之愈长则人民之受灾亦愈烈”[2]。
再次，推卸责任于参政院、筹安会，3月25日《益世报》发表评论，认为造成内战的原因是参政院构成不合理，有人拥戴君宪制，有人支持共和制，不可能让双方都满意，才造成了国内纷争的局面，并指责筹安会是复辟闹剧的罪魁祸首，“惟发起帝制之诸人物不顾时局、不恤人言，借一时爱国之美名，酿同室操戈之惨剧，陷国家于危亡之境不知将何以对我大总统，对我国民也”[3]，“近闻筹安会发起诸人将离京出洋，以为自全之计。夫欲筹一国之安，反召一国之大不安。卒至，以一去求一身之安，君子人期可笑，亦可怜矣，然读者前日申令，仅言其爱国非其道耳，未尝有罪之之意也。乃诸君子心不自安，急筹远遁，易日，君子见几而作，不俟中，曰，呜呼，此其所以为君子乎？[4]”
（三）袁世凯死后《益世报》表示惋惜
复辟失败后，《益世报》对袁世凯仍不乏溢美之词，对袁世凯的死表示惋惜，“惟自民国成立以来，项城以一身支撑危局，利用时势，统一政权，其智计之深沉，魄力之雄厚，不可谓非一世英雄所惜者”[5]，并评价袁世凯“卒复共和，虽云晚，盖已悔，蹉跎挽回无术，赍志而终，英雄末路，遗恨何穷。[6]”
二、袁世凯称帝期间《益世报》言论的原因探究
（一）袁世凯对新闻界的残害
1.袁世凯践踏新闻自由。袁世凯在登基前颁布了严苛的法律钳制新闻自由。1914年4月2日，袁世凯公布了《报纸条例》，这是清末为了防范革命党而从专制的俄国沙皇政府抄来的《报律》的翻版，“根据《报纸条例》，袁政府的警察机关便可以用‘妨碍治安’等理由，任意查封报社，禁止报纸发行，以致逮捕编辑、记者，判处徒刑”[7]。1914年2月4日，袁世凯又颁布了《出版法》。另一方面他对拒绝他的收买而执反对意见的报人进行屠杀，到了1913年底，报馆较民国初年只剩下不到三分之一，这就是新闻史上的“癸丑报灾”。
2.比利时租界在天津的势力较弱。比利时租界势力较弱，《益世报》的工作人员也得不到租界特殊的司法保护，因此《益世报》很容易被袁世凯控制。比利时并未参与入侵天津，却趁火打劫的在天津设立租界。可是，划取租界后，比利时国会始终无意发展租界，致使天津的比利时租界发展长期处于停顿状态。“比租界向来未加开发，侨民稀少，一片荒凉，连比驻津领事馆都设在英租界。当地只有一个临时工部局董事会，由领事自认董事长，而董事又是领事自己选派的比国富商。董事会没有定期会议制度，只是遇事临时召集，实权由比国领事一人独裁”[8]。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时，天津租界成为了外国军队的集结地，20世纪初的几年里，英、法、德、俄、日、意、奥在天津都有驻军，比利时却未在天津设立驻军。直到1913年以前，比利时国会在保留租界还是把租界交还之间犹豫不决，所以并未大力开发，因此比利时租界在天津的势力始终没有太大的发展。根据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有约国人”享受领事裁判权，也就是治外法权，他们在中国境内成为民事或刑事诉讼的被告，都不会被中国政府逮捕，也不受中国法庭审理而是由本国裁决。根据租界的司法制度，实际惟有雷鸣远一人可以受到治外法权的庇护，其余在《益世报》工作的人完全不受保护。
（二）北方的舆论环境紧张
袁世凯的主要势力都在北方，《申报》报导“京中报纸所载，大都请愿代表等千篇一律之文字，其有载反对言论者仅一二家，然亦受对方攻击”[9]，当时北京的舆论情况可见一斑。与《益世报》同在天津的《大公报》也改用了洪宪年号，1915年12月12日刊登了“代行立法院推戴大总统为皇帝”的消息，13日又发布“总代表第二次推戴书”，同日，《大公报》发表闻评“夫国体事大，登帝位事尤大，惩前毖后，自不得不慎之于始。但世运推进，已届水到渠成之候，虽欲罢而亦有所不能”[10]，15日又发布“全国请愿联合之劝进表”。相较之下，上海的舆论环境就宽松许多，袁世凯鞭长莫及，大有“天高皇帝远”的意味。位处上海的《申报》并未改用过洪宪年号，1915年12月11日《申报》发表时评《各行其是》，对复辟完全是冷眼旁观的态度，并在12月13日的时评《东京特使》中大胆暗示袁世凯为登上帝位与日本暗中交易。复辟以失败收场后，《申报》发表时评，一篇为《然而晚矣》，辛辣嘲讽复辟闹剧“今日已有明令取消帝制矣。呜呼，既有今日何必当初。今日而取消帝制，何勿当初不发生之为愈乎？今日何为取消帝制乎，则以势不得不取消也。虽然取消之后果能挽回，此大势乎。以廉耻言帝制派中人上能腼，然执行国事乎，以信用言此，忽共和，忽帝制，忽又取消之人，能令人听其其灭自由乎”[11]。
（三）《益世报》对国内情况的独特认识
自1916年6月5日起，《益世报》连续刊登了四篇雷鸣远的署名评论《爱国真诠》，其中包含了《益世报》对当时国内形势的独特认识，表达了《益世报》的观点。首先，《益世报》申明自己的立场，提倡爱国是人的本性、是国家强健的前提，“此爱力强健者，其国必兴，其社会必进步，此爱力懈驰者，其国必弱，其社会必退步。大之则为他国所压迫，小之亦为他团体所侵凌”[12]；进而谈到干涉政治、监督政府可能会破坏社会秩序，不是正确的爱国方式“或谓吾民今日言爱国，惟有监督政府、干涉政治，舍此更无他法，呜呼，安得为此毫无秩序之言乎？”[13]；《益世报》所提倡的正确的爱国方式是从自身出发，培养私德，在每个个人私德良好时，就等于是爱国了，“是人而无德不可兴于地方公益也，即勉强兴于其间必反为地方之公害，然欲国家之兴也，亦难乎，故谓爱国根于个人之私德。有好个人然后有好家庭，有好家庭然后有好社会，有好社会然后有好国家。盖尝熟计而深思之欲救我国之危亡，终不能出此数语之外也”[14]。雷鸣远认为爱国需从个人出发，需要举国上下统一一心，他反对国内各省纷纷独立，反对个人监督政府、干预政治，可能是他对袁世凯统一中国军民之心以渡国难报有幻想。
三、结 语
相较同时期上海《申报》、天津《大公报》，天津《益世报》表现出了明显的拥袁立场，特别是在袁世凯在一片骂声中死去后，《益世报》仍不乏溢美之词。不论是迫于袁世凯政权的淫威，亦或者是由于以雷鸣远为代表的《益世报》的主办者寄希望于袁世凯能够统领国内各方势力，抵御外敌，振兴中国，都不能改变《益世报》对历史发展方向判断的失误。封建制度不能改变中国内外交困的境况，历史只能前进不能回头。作为有影响力的大报，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应该能够看清历史发展方向，引领进步潮流，成为大众读者的引路人。
（作者简介：张孟熹，女，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新闻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新闻史研究。）
参考文献：
[1] 天津《益世报》,1915-12-16.
[2] 梦幻.时评一[N].天津《益世报》,1916-03-23.
[3] 梦幻.时评一[N].天津《益世报》,1916-03-24.
[4] 志道.时评二[N].天津《益世报》,1916-03-26.
[5] 梦幻.时评一[N].天津《益世报》,1916-06-08.
[6] 春雷.社论[N].哀袁项城[N].天津《益世报》,1916-6-7.
[7] 李宗一.袁世凯传[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
[8] 尚克强.九国租界与近代天津[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8.
[9] 王建中.洪宪惨史[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
[10] 无妄.闻评一[N].天津《大公报》,1915-12-13.
[11] 冷.时评[N].上海《申报》,1916-03-23.
[12] 雷鸣远.社论:爱国真诠(续)[N].天津《益世报》,1916-06-06.
[13] 雷鸣远.社论:爱国真诠(再续)[N].天津《益世报》,1916-06-07.
[14] 雷鸣远.爱国真诠(三续)[N].天津《益世报》,1916-06-08.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