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本文第一、二部分我完全照搬了何方和爱历史的人二位先生写的文章。在此提出，深表感谢。
半年前，在线网络转载《重庆日报》记者何方的《歌乐山香樟林:发现比利时籍抗日神父墓地》一文，雷鸣远神父再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说起这文章的缘起，与天津还是颇有渊源的。何方文章中提到：天津作协副主席、著名作家航鹰在渝参加中国作协全委会时，曾多方寻找外国神父雷鸣远墓地，可惜无功而返。昨日，记者经过多方打探，终于在歌乐山上找到雷鸣远墓地。这位曾创办过报业史上与《大公报》齐名的《益世报》、后加入中国国籍参加抗战的比利时神父，最终魂归山城。下面这几篇消息就是连续刊登在《重庆日报》上的。
抗战时救护中国伤员和难民
“雷鸣远墓地真的找到了？”昨天下午，记者致电正在天津开会的航鹰时，她激动得几乎叫出声。“只知道抗战期间他葬在重庆，其余的材料太少了。天津近代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三位神父史料，雷鸣远始终是残缺的。”雷鸣远原籍比利时，1901年来到中国，1927年加入中国国籍。市社科院研究员邓平称，雷鸣远除了创办《益世报》外，还心系国难。“九 一八”之后，他长期参与救亡图存运动。抗战开始后，他又在华北各战场组织救护队，救护伤员达2万多人次，并在沦陷区掩护了大批中国难民。（何方）
被誊为“国民党的白求恩”
昨日下午，记者在市政协和市社科院两位专家带领下爬上歌乐山山顶，雷鸣远神父墓就藏身在一处风景秀美的香樟林中。记者看到，墓碑上并没有雷鸣远的出生日期，仅仅标注1940年6月24日去世。而从邓平提供的一张老照片上可以清晰地看到，雷鸣远神父的原墓碑至少有3米高，仿汉阙造型，上面刻有神父头像的精美浮雕。市政协文史委员廖庆渝介绍，“这块新墓碑是在1980年新建的，原墓碑已被毁坏。” 据相关史料记载，雷鸣远被誊为“国民党的白求恩”。1940年7月18日，国民政府以1287号令褒扬，11月29日，重庆还召开了追悼雷鸣远神父大会，蒋介石亲送挽联悼念：“博爱之谓仁救世精神无愧基督，威武不能屈毕生事业尽瘁中华。”（何方）
抗日神父墓后续
雷鸣远神父的最后人生，在众多史料中只有寥寥几笔———“由于患上黄疸症，蒋中正用专机接往陪都，40天后病逝于重庆。”12日，本报报道了匿身歌乐山半个多世纪的抗日神父墓，长期研究歌乐山近代史的市政协文史委员廖庆渝专门致电本报，独家披露了当时的情景。“这几棵大香樟树，就是当年雷鸣远墓碑前所栽。顺着山坡上去100米，原来是留法博士马寿征的公馆，雷回到重庆后，曾在这里养病。”廖庆渝介绍，由于都有法国生活的背景，雷鸣远选择了在“中央医院”附近的马寿征公馆疗养，而且此处也是国民政府的要人聚集地。“不远处，有冯玉祥、张道潘、许崇智等军政大员的公馆，他们都经常去探望这位为中国反法西斯战争作出贡献的外国神父。”不久前，廖庆渝从《冯玉祥日记》（歌乐山1940年6月19日）里发现了这样的记载———“又去看望雷鸣远神父，他的病势我看很重，这位老先生是外国人、天主教徒，为我抗战他组织担架队，抬我们的伤兵，这种精神，怎么使人不佩服呢？”这些都佐证了雷鸣远回到陪都后确实就在歌乐山上。廖庆渝回忆，雷鸣远去世后，马寿征遵从老友的遗嘱，把他葬在了公馆后一片林木茂密的山坡上。现在这片山坡叫万桑坡，就是为了纪念雷鸣远神父，因为他的圣名叫作“圣万桑”。(何方）
其实，文化界研究《益世报》、介绍雷鸣远的文章一直不少，但受到普遍关注的并不多。“在线网络” 发出记者何方的文章后，一位称为“爱历史的人”撰文《比白求恩更值得尊敬的雷鸣远》，比较详尽的为我们介绍了雷鸣远神父前前后后的事迹，下面我录入了全文。
比白求恩更值得尊敬的雷鸣远
有这样一个人，他原籍比利时，20世纪初不远万里作为神父来到中国，并于1927年加入中国国籍，成为了一个真正的中国人。在抗日战争期间，他组织各种救济团体，救济中国各地的平民百姓。他就是雷鸣远神父（Frederic Lebbe腓特烈．雷博）。
1877年8月19日，雷鸣远生于比利时根特城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家庭，父亲是佛兰芒人，担任公证人，母亲是有一半法国血统的英国人。他是家中长子，洗名味增爵。 11岁时阅读了一本董文学神父传记，该传记介绍了董文学神父于1840年在中国武昌为主殉教的事迹，自那时起雷鸣远就立志前往中国传教。1895年在巴黎加入董文学神父所属的遣使会。于神学院就读期间，1900年中国发生义和团运动，比利时传教士韩默理主教在内蒙古殉教，更促成雷鸣远决定前往中国传教。1901年，雷鸣远随北京教区的樊国梁主教乘船来华。1902年在北京成为神父，随后被派往武清县小韩村等地传教。1903年，雷鸣远主持重建了在义和团运动中被损毁的小韩村教堂。雷鸣远到达中国传教后，他努力学习中国文化，读中国书，能说一口流利标准的国语，用毛笔写漂亮的行书。1912年，从北京教区分出天津教区，传教成绩奇佳的雷鸣远便升任这个新教区的副主教。1915年10月10日，雷鸣远和中国天主教徒在天津租界以外的南市荣业大街创办益世报。雷鸣远批评由外国各个修会代表本国利益控制中国天主教的作法，提出“中国归中国人，中国人归基督”的口号，积极推动教廷任命中国籍主教。为实现这个梦想，他受到修会的排挤。1916年天津发生老西开事件，雷鸣远大力支持天津市民反对法国人扩展天津法租界，将圣若瑟主教座堂及附近地区并入该租界的行动，在《益世报》发表大量反对法租界扩张的文章，与支持法租界扩张的法国籍天津教区主教杜保禄发生冲突，于1917年被遣使会会长罗得芳降职调往浙江省宁波教区，1920年4月由传信部特使光主教安排，送回欧洲。雷鸣远继续努力，向教廷上万言书，后来得以面见教宗陈情，举荐了6位中国主教的人选（海门教区朱开敏、蒲圻教区成和德、汾阳教区陈国砥、宣化教区赵怀义、台州教区胡若山、安国教区孙德桢）。终于在1926年10月28日，首批六位中国主教在罗马圣伯多禄大殿由教宗比约十一世亲自祝圣。在参加祝圣典礼时，雷鸣远喜极而泣达两小时之久，说：“主啊！现在可以放你的仆人平安而去。”1927年，雷鸣远申请中国国籍获准，始被法国放行来华。在河北省中国籍主教孙德桢领导的安国教区更积极地传教，并创立了耀汉小兄弟会（1928年）和德来小姊妹会。
雷鸣远主张武力抗日，除在报纸上大力宣传之外，还提倡身体力行地切实投入抗战之中。他在山西组建华北民众战地督导团，积极援助中国抗战。先后出任宋哲元部队的残疾军人教养院长，傅作义部的前线救护队队长等职，参加作战。1933年长城抗战的时候，雷鸣远已年近六旬，他将教会的一些成员组成救护队，自己亲任队长，带队到华北、西北各战区去抢救伤兵、进行救护工作。当行进到遵化时，有人请他讲几句话，他说：你们不要看我的鼻子、我的脸是外国的，我的心是中国的。我们抗战要抗到底!后来他为英勇抗日的二十九军创办了”残废军人教养院”，举行开幕礼时，雷鸣远致辞说：”我对大家是表同情的，不但我应当服侍你们，凡是中国人都应当服侍你们，因为你们卫国有功。”他还说：“诸位现在虽然残废不能工作了，我劝你们不要失望，要努力其他工作。将来成家立业，生养子女，接继后代。我今年虽已60，若诸位最近成家，生养儿子，再过20年，不依然是爱国的青年吗?若遇我国收复失地，那时我虽已是八旬老翁，我老头子誓死还要同你们的儿子一同参加工作。” 1935年绥远战争的时候，他又带领救护队，完成了救护队史上所未曾完成过的事，一个伤兵也不丢掉，与伤兵共存亡。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北平、天津相继沦陷。天津沦陷后，《益世报》坚持出版，宣传抗日，在经理被杀害的情况下被迫停刊。在抗战期间，雷鸣远极力主张《益世报》在后方设法恢复出版。为了解决复刊的经济问题，他设法同南京主教于斌合作。1938年天津《益世报》在云南昆明重新复刊，雷鸣远仍然是董事长。《益世报》复刊后，雷曾亲自到昆明视察报馆，并鼓励工作人员，一定要坚持抗战到底的宣传政策。抗战中，报馆多次被炸，雷鸣远呼吁大家坚定信心，坚持把报纸办下去，为抗战在坚持《益世报》抗日宣传的同时，雷鸣远向自己的教会成员发出总动员令，亲率600多人组织救护队 、野战医院和战地服务团，到前线抢救伤兵、赈济难民、教育失学儿童。雷鸣远神父的行动受到了国民政府的高度嘉奖，1939年6月，雷鸣远神父又从华北赶到昆明，向民众宣传华北抗战，呼吁大家团结抗战。1940年，雷鸣远服务的政府军鹿钟麟部与八路军发生冲突，3月9日，雷鸣远被八路军俘虏，关押在太行山区的山西省辽县（今左权县），40多天后，经中央政府交涉，雷鸣远被释放，但已罹患重病。蒋介石亲派飞机接他去重庆，在到达重庆后不久，1940年6月24日，雷鸣远因黄疸病逝世于歌乐山。 同年7月18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以1287号褒扬令公开褒扬。11月29日，重庆市召开追悼雷鸣远神父大会。蒋中正亲送挽联悼念“鸣远司铎灵鉴：博爱之谓仁救世精神无愧基督，威武不能屈毕生事业尽瘁中华”。当时重庆还曾建有雷鸣远神父的纪念碑，建国后被毁。
比白求恩更值得尊敬的雷鸣远！他的名言：“全牺牲、真爱人、常喜乐”
我为爱中国而生，我为爱中国而死————雷鸣远神父。（爱历史的人）
3
天津老作家航鹰女士在重庆期间，想起了雷鸣远神父，于是有了寻找雷鸣远神父的墓地记者何方。我的记忆中，98年在上海修院我见到一位同道在神父墓前的留念照片。写这文章时，专门打电话给他，让他看当时墓地的样子和现在的样子有无变化。看到我给他发的墓地近照后，他说有很大的变化，比原来好多了。由此可知，雷鸣远神父的墓地，教会的教友们从来都没忘记过。
最早的寻墓者－－鲁道修士
国民党败走后，由于雷神父的棺木是上好的材质，被附近的农民挖走盗取，弄回家做了家具。文革后，原《益世报》的编辑，雷鸣远身边的修士鲁道从什锦县劳改农场出来，立即开始寻找雷鸣远神父的墓地。教友德兰告诉我：找这个墓地，鲁道修士立了大功，以鲁道修士为首的教友（范绍成，候国阳，范绍志，罗大荣，黄文宣等人）通过多次寻访，终于打听到一个曾经家住雷神父墓坎下不远的潘家父子。潘老爷子当年亲眼见证了埋雷神父的过程。找到潘老太爷，才知道雷神父埋在那儿，他指了地方，教友们挖了好久，也没寻到任何东西，大家几乎要放弃。那个潘老爷子就是认定一个地方，再一挖，挖出来了一个罐子……尸骨口腔上金牙与雷神父长的地方一样；还有雷神父不离手的那串玫瑰经念珠就在尸骨手中；还有祭衣的花边与雷神父埋的时候穿的一样；那些念珠已经散落了，范绍成拾取了两粒放进口袋，留作永久的纪念。证据足矣！后来他们在原址立了碑，修了墓！来朝圣的教友越来越多，听说还有几个圣迹呢！
1、一对周姓夫妻（范绍成的代子），婚后多年不育，极度痛苦，范绍成把他们夫妇带到雷神父墓前，向神父祈祷请求帮助，他们回去后不久，怀上了孩子，现在这个孩子已经长大成人，20岁了，范绍成给她取名“周德兰”，为纪念雷神父创建的德来小妹妹会。
2、早有去看神父的愿望，想何不借回家省亲的机会去渝凭吊神父？年初中风，半身冰凉，阴风阵阵。酷暑中，脚心寒冷，湿气依然可隔鞋而透入体内。光着脚丫时，需要不停地揉搓，否则就受不得。……当我站在神父墓前时，脚下突然有股热流，从脚心涌入，心惊奇，但未敢声张。下山路上，我告诉教友德兰当时的感觉，我说：“神父给我显圣迹了！”从那时起，脚底寒凉慢慢减轻，平日里，自己呆着，也不用按摩揉搓了。现在，天气转凉了，但脚底依然受得。
下面是1987年有人记写的一段文字：“一九八０年耀汉会鲁道修士去歌乐山访查雷墓，但墓纪念碑已不知去向。经多方查询，知棺木早被人取去，留下遗骸及念珠等也不知在何处，只是墓的地址终于确定，经挖掘了两天，正想放弃时，忽然掘出一罐，内有西人头骨，念珠钮扣，祭衣的花边等，证实是雷公遗骸及遗物，于是将遗骸密封，深埋原处，坟前竖一石碑。去年（笔者按：1986年）十月下旬该会梁熙迩修士由美去重庆，三十日和鲁道修士及十多 位教友攀绕上山，数小时后到达雷公墓前，诵经祈祷高唱圣歌，求主赐这位一生荣主救人，死而不已的雷神父。“全、真、常”及真干、硬干、苦干的精神永远照耀人间。鲁道修士说：这山坡，已命名为“万桑坡”（因雷公圣名为圣万桑） 并将多植桑树，为纪念雷神父。”（1987年3月6日）
通过上面这两段文字，我作了如此的猜测：雷神父墓被盗挖，应该不会在49年之前，49年后，天主教会在中国大地逐渐衰微，神父墓才有可能被挖走。但其时应该还是有教友常来祭拜神父的，某日突然发现，神父墓被挖开，尸骨腐烂的衣物，念珠等物散落一地，当时教友已不能张扬，只能偷偷用一土罐，收敛神父尸骨等物再深埋墓内。文革中，教会事已无人问津，更何况一神父墓乎？年代久远，神父墓于何处，自然没有人知道了。所以，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鲁道修士寻找到神父墓地。后来，鲁道修士又被劳改，死的时候都是劳改犯。鲁道死后，有教友本想把他安葬在雷神父身边，结果另些教友反对，说雷神父是圣人，鲁道还不够资格跟圣人呆在一起，后来鲁道被安放在了慈母山安息所内。
神父的最后面容
看到过不少雷鸣远神父的照片，但一直没留意他被蒋介石用飞机接回重庆后，在歌乐山和蒋氏夫妇等人吃饭时的照片上的雷神父的神态。这次突然注意到，心中不免有一丝辛酸。从照片上神父疲惫的神情来看，神父累了，真的累了！
《雷鸣远神父传》一书里记载：雷神父在被俘期间曾接到朱德司令的信件，信大意是：“雷神父，您应知道您是受了利用的，这次我念您是好人，暂饶一次，下次再落我手，我可就不再客气了”；刘伯承决定释放雷神父，在辞别宴席上亦如是说：“雷先生，我们是好朋友，如果您再来我们这里，我们一定要好好招待您，这次，您见到蒋先生后，要为我们多说好话。”雷神父微笑的站起来，拍着刘的肩膀说：“师长，请放心，我看到蒋委员长后，一定说实话”；雷神父回到重庆后，在歌乐山中央医院治疗，冯玉祥来探望神父，说话间，神父竟放声大哭，被俘期间精神上所受的委屈这时才得以渲泻出来。
八月间到渝凭吊神父，于神父墓前伫立半晌，清扫杂草落叶。我对教友德兰说：神父能在这块安静之地长眠休息，心亦足矣！在写这篇文章时，我却深深地感受到，神父的精神依然鼓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如神父说的：“鞠躬尽瘁，死而不已！”航鹰女士从她那个年代走到今天没有忘掉雷鸣远神父；有心的何方听到女作家一句寻问后，为我们再次找到了雷鸣远神父；“爱历史的人”用文字告诉我们：雷鸣远比白求恩伟大！中国如果还记着白求恩，那么就不应该忘记雷鸣远！尤其是不应该忘记他为了中国而憔悴到死的最后面容。
神父去世后，国民政府下褒奖令，原文如下：“雷鸣远原籍比国，早岁呈准归化，历在平津等处创办慈善事业，并设立报社，久为社会所推重，此次抗日军兴，组织救护团队，在各地竭力救护，收效颇宏，为国宣劳，始终不懈，遽闻溘世，悼惜良深，应予明令褒扬，以彰劳勋，此令。”肯定了神父对中国社会所做的伟大贡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