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七年十月八日,星期三。
昨天晚上,我住戴大使官邸,侍者则住旅馆。
今天早餐桌上,戴大使要我少喝一些水,同时问我要不要带一块尿片。我懂他的意思,上午要去见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先要参加两个多小时的公开接见信众大会,然后才个别接见像我这样的人,前后三个多小时不能离场去厕所。我说:“没有关系,少喝点水就好,尿片不必了!”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上了年纪的老人,也可以像婴儿似的带尿片。
今天同去教廷的人员,共有六位。除了我是乘坐大使的座车进入梵蒂冈境内,还有一辆车是由罗秘书驾驶,载着我们以及从台湾来的沥青画家邱锡勋先生,两路人马在圣伯多禄大殿的后院停车场会合。由大使的司机先去教宗办公室要求临时增加一个见教宗的名额,得到了满意的回应。然后到达大殿前的大广场,发现已有数千位来自世界各国的信众陆续进入广场的座位区。
广场分有上下两个阶层:上层两侧可以容纳数百人,中央就是教宗以及教廷诸位大臣的位置所在,搭有一个斜披屋顶的礼台,而我们几个,就被安排坐在靠近教宗座位右侧五、六公尺处的贵宾席上;广场的下层,以矮栏分隔成几十个区域,可以容纳上万名信众。广场两侧,各有二百八十四根巨大圆形石柱,每根高十九公尺,分成四排,形成两个半圆形,把广场像双臂合抱似地紧紧捧住。
据说每周三的上午,是教宗公开接见信众的定期活动,戴大使特别安排在这一天让我们见到教宗,做亲善访问,同时也让我观摩到,教宗接见群众的方式是怎么样的。
现任的教宗,已经是第二百六十四位,一九七八年由两百多位主教团的主教会议,从二十多位枢机主教之中选出。他在一九二○年生于波兰,原姓氏为沃伊蒂瓦(Wojtila),他不仅是一位研究伦理神学的哲学博士,而且还是一位运动家、戏剧家、语言学家。他是天主教历史上,第一位非义大利人的教宗,但他能讲十多种非常流利的语言,当天我们就先后听到他用义大利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和英语,向各种语系的信众们,发表祈福文告。
照理说,现年七十七岁的教宗,虽不能算是年轻,也不算太老,可是他曾经被暗杀过一次,中了一枪,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若望保禄二世,左手经常颤抖,上半身经常前倾佝偻,正面看他尚不觉得有疲倦的老态,从侧面、背面看他,已经相当衰老。这一天他出现在广场之时,站在一辆敞蓬的吉普车上,由大殿背后的左侧绕道进入广场下层,然后绕着广场,内内外外转了两圈,才到了上层的广场。
▲教宗和主教们做祈祷。
教宗是由一队卫士和随从人员步行扈从,他穿戴着一身的白色,白帽、白袍、白披肩,在吉普车上很像一枝风中的残烛,摇摇欲坠。因此,看在戴大使的眼里,觉得他非常可怜,轻声对我说:“已经七十七岁,可怜教宗没有退休制度,要到老死为止。像这么大的年岁,昨天才在南美洲的巴西里约热内卢,主持天主教世界家庭大会,今天上午便赶回罗马,公开接见信众与贵宾。”
我的回应是:“伟大的宗教领袖们,都是这个样子的,释迦牟尼世尊到了八十高龄时,还在印度以徒步到处弘法,这就是人类希望之所在!”我又接着告诉戴大使:“像我这样体弱多病的人,早已过了联合国规定的退休年限,但我还要继续的为众生奉献下去,到死为止!”我又说:“戴大使是我年轻时代的军中同学,年龄也不小了,还是如此生龙活虎地为国家服务,岂不也很难得。”
教宗接见信众,是由教廷的司仪,在麦克风前逐一报出信众、团体,以及所属国家的名称和带队神职人员的姓名,接受教宗祝福。信众也用几句欢呼或歌唱向教宗致敬。其实,教宗和一般信众之间,最少距离有三十公尺到二百公尺之间,教宗固然看不清楚每一位信众的脸,而这些信众也无法清晰地看到教宗的脸,但是从世界各地涌往罗马朝圣的天主教信众,能够亲耳听到教宗给他们祝福的声音,就已经是心满意足了。古老的天主教,认为教会代表天主,教宗代表教会,见到教宗,等于接触到了天主。若非发生特殊情况,教宗不会取消每周三公开接见信众的活动。
教宗接见广大的信众之后,接着离开他的座椅,站在椅子旁边,把一只颤抖的左手,扶着椅子的扶手,再用右手和每一位晋见的神职人员及贵宾,一一握手。第一批接见的是来自世界各地的主教和大主教,其次就接见像我们这样非天主教徒的外国来宾;在这之前,他的随身大臣已经知道我们的身分,所以在一旁为我们介绍:“这是来自台湾参加和平会议的佛教代表圣严法师。
▲圣严法师与教宗见面,右二为戴瑞明大使。
教宗不仅跟我握手,而且也用英语跟我招呼,我赠送他一块象征法鼓山精神的玉佩,并且祝他身体健康,推动的世界和平运动成功。
他也和我的弟子握手祝福,平易近人,是一位平民化的教宗,他没有因为他的地位崇高,以被尊称为圣者(Message of His Holiness)而有显赫不可一世的傲气;……这也就是他们能受到现代人崇拜尊敬的原因所在。
我在教宗尚未出现之前,接受了梵蒂冈官方日报记者的访问,他知道我是参加和平会议的台湾代表,问我的感想。我告诉他,佛教主张慈悲,要对一切众生给予平等的爱,不仅仅把所有的人看成是兄弟姐妹,也要把一切众生,当作自己以及自己的亲人来关心,所以是一个主张和平的宗教。人类都希望生存,恐惧死亡,如果人人都把所有的人当成自己来看,世界上就不会有冲突、杀人、犯罪、流血、战争等的事情发生了。所以我也非常高兴,有机会来出席世界宗教的和平会议。
我们离开会场之后,从左边绕到右边,细细的参观了大广场的形状和结构。据说是完成于西元十七世纪中叶,成椭圆形,地面由黑色正方形的小石块砌成,纵深三百四十公尺,宽长二百四十公尺,在左右两侧的石柱顶端,盖有雨遮,远看好像二龙戏珠。广场正中央,有一根一百多尺高的方形石柱,据说是由埃及搬运而来,是为纪念第一位教宗圣伯多禄的殉道而建。
在广场前,有一条宽广的街道,据说是纪念一九二九年教宗比约(PIO)十一世,和当时义大利的独裁者莫索里尼,签定了“拉特郎条约”而建,允许教廷在罗马市区内有其政治上的独立主权,命名为“协和大道”。在大道的末端就是广场,从广场向内,就是梵蒂冈独立于罗马市的一个教廷范围。虽然这个教廷的力量遍于全世界,拥有十一亿的天主教徒,以及天主教神职人员和教会财产的统治、管理和教育权。但是,梵蒂冈教廷所在地的范围,面积仅有零点四平方公里,东西长度一千公尺,南北宽度八百五十公尺,它是在罗马市区西部的一个小山丘,里面的居民只有一千多人,可是他们教会的各种设施和机构,遍布义大利全国境内。
就是世界各国驻梵蒂冈的使节们,也不是住在梵蒂冈境内,而是散布于罗马市区的各地;虽然如此,像戴大使是驻梵蒂冈教廷的大使,但是在义大利的国境之内,都享有外交官豁免权。因此,义大利政府和梵蒂冈政府的关系相当微妙,原则上在宗教信仰方面,是属于梵蒂冈的;在政治方面,除了梵蒂冈的范围之外,都是属于义大利政府的,有些场合彼此是合作的。而每天来自世界各国朝圣的信众,在食物、住宿、交通以及纪念品等的消费,也都成了义大利经济来源的主要收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