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敦华教授 1949 年出生于江苏南通， 1982 年至 1988 年在比利时卢汶大学攻读哲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 1988 年学成归国，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现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 哲学系、宗教学系主任，人文学部副主任，学位评定委员会哲学分会主席。主要学术兼职有：中华外国哲学史学会理事长，中国现代西方哲学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宗教学会副会长，中国人学学会常务理事。代表作有：《基督教哲学 1500 年》、《当代英美哲学举要》、《西方哲学通史》第一卷、《西方哲学简史》、《现代西方哲学新编》、《西方哲学的中国式解读》、《人性和伦理的跨文化研究》、《西方人学观念史》等。
不久前，在北京大学宗教学系的幽静庭院中，赵教授接受了本刊专访。
从中世纪哲学到基督教研究
记：赵老师，您以前是学哲学的，后来是怎么转向基督教研究的呢?
赵： 1982 年，我作为国家教委派去比利时留学的公派研究生，学习中世纪哲学，这也是我在武汉大学的导师陈修斋先生的建议。他认为我国西方哲学研究有一块空白，从古希腊一下子就跳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没有中世纪这一块。
在卢汶大学的高等哲学研究所，我选修了很多中世纪哲学的课程，复印了很多资料。但是，后来在我做博士论文时，我并没有选择中世纪哲学，这是因为中世纪哲学对语言的要求非常高。如果要做中世纪哲学的博士论文，那么所有的引文都必须是拉丁文和希腊文，然后再翻译成英文。也就是说，我必须先花两年的时间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然而，我想用 3 年时间读博士，为了赶时间，我就走了一条捷径，写了英美分析哲学的博士论文。因为做这个题目的话，只要英语好就可以查阅和引用资料，写起来比较方便。不过，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很好的训练，尤其在学习现代哲学方面，而且那篇博士论文也得到了“全优最优”的评价。
回国以后我写的第一本比较重要的书就是《基督教哲学 1500 年》。这本书也是我对学习了好几年的中世纪哲学的一个交待。从 1988 年到 1993 年，我一直在写这本书。因为以前已经积累了很多东西，材料都复印了好几箱，所以写起来也比较顺利。我的导师，卢汶大学哲学研究所所长卡洛斯·斯蒂尔教授，在这本书的序言里说：“……我相信这是一本具有清晰性、综合性和教育性的杰作。因此，我非常高兴推荐这本由我们在卢汶最聪明的学生之一所著的书，希望它会拥有众多的读者，促进哲学讨论。”
记：中世纪哲学和基督教研究关系很密切吗?
赵：中世纪的神学和哲学是交叉在一起的，不好分割。我认为研究基督教思想的学术基础应该从早期、中世纪开始。《基督教哲学 1500 年》就是从早期基督教开始研究，包括圣经、基督教怎样产生等等，实际上是总结基督教思想在 1500 年里的发展过程。以前学术界对基督教思想的研究比较集中于当代，对于早期、中世纪的基督教研究，教会史方面的多一点，但是对于思想史，对于基督教的思想是如何发展的过程，包括神学方面的研究都不太多。
记：您把西方哲学与基督教研究结合起来，能否谈谈您在这个领域的研究心得和学术方向?
赵：西方哲学和宗教学二者之间是相关的、互动的，综合的研究使我形成了一个对西方哲学的整体看法。
西方文化传统的精华在什么地方?以前我们都从希腊文化开始讲，所以研究西学的人都“言必称希腊”。当我研究过中世纪基督教哲学以后，我认为西方文化应该是三个民族传统文化的整合：一个是希腊的理性主义的文化传统，一个是希伯来民族的宗教文化传统，还有一个是罗马的，我把它称作法文化传统。但是在基督教诞生之前，这三个文化是分离的。直到基督教诞生之后，特别是到了中世纪，经过了中世纪的基督教的哲学和神学的洗礼，这三个民族的思想文化才被整合到一起。其实直到中世纪后期，才出现所谓的“西方文化传统”，在此之前，只能说有希腊文化，有希伯来文化，有罗马文化，不能说有我们现在意义上的“西方文化”。以前人们认为中世纪完全就是黑暗时代，没有哲学，这种认识是不全面、不准确的。
目前我的研究计划还是两个方面。我曾在《中国宗教》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基督教哲学在中国：理论和实践的考察》，这是一个方向，就是把基督教哲学中国化，准备写一本类似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那样的关于基督教哲学要义方面的书。另一个方向就是中西哲学和宗教学的比较研究，在这方面已经发表了一系列论文，现在准备为人民出版社写一本书，从原始一神教开始讲中西思想文化的“同源分流”。
宗教对话与文化交流
记：您还从事中西哲学比较研究和中西文化对话交流的事业，请问在宗教对话的问题上，国际上有哪些观点或者理论?
赵：在宗教间对话的问题上有三种立场：排斥论，包容论和多元论。排斥论否认不同宗教对话的可能性;包容论为了发展自己的目的而与其他宗教对话;宗教多元论则认为各种宗教都以共同的神性为基础，应在此基础上进行求同存异的对话，达到共存的目的。宗教多元论体现了宗教宽容和文化多元的时代精神，它的主要代表人物，如孔汉思 (Hans Kuhn) 等人的著作被许多宗教信徒和宗教学学者所接受。孔汉思积极主张宗教对话，他倡导的全球伦理、宗教对话的范围比较广泛，是包括宗教间和意识形态间的对话，和无神论也可以对话。他们提出了“跨宗教、跨意识形态对话的十项准则”，即“一、跨宗教、跨意识形态对话的首要目的是学习，即，改变和增加对现实的看法和理解，并采取相应的行动。二、跨宗教、跨意识形态对话必须做两方面的工作，即在各个宗教或意识形态团体内部，以及在宗教或意识形态团体之间同时进行。三、对话的每一个参与者必须是完全真诚的。四、在跨宗教、跨意识形态对话中，一方不要用自己的理想与对方的实践相比较，而用自己的理想与对方的理想相比较，用自己的实践与对方的实践相比较。五、每一个参与者必须自我界定。比如，犹太人自己界定犹太人意味着什么，穆斯林自己界定穆斯林是什么，其他人只能从外部描述他像什么。六、每一个对话的参与者对不同点不可固执己见。七、对话只能在平等者之间进行，这是 par cum pari (以平等对平等)。八、对话只能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进行。九、参加跨宗教、跨意识形态对话的人对自己以及自己所属的宗教或意识形态传统至少应有最低限度的自我批评。十、每一个参与者最终要试图从内部去体验对方的宗教或意识形态。”
我觉得这样的对话不是强加于人的，而是互动的、互相倾听的。少讲对方的缺点，多讲自己的缺点。
记：请问您怎样看待宗教对话?
赵：关于宗教对话，我也写了一些文章。我和孔汉思一起开过好几次会，一起讨论过这些问题。一次开会时，我曾经和他进行商榷。那次他讲“全球伦理”时提到两条：一条是“金规则”，一条是“尊重生命”。他说“金规则”就以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代表。而我提出了不同意见，我说这个不叫金规则，这个是“银规则”。而 “金规则”是“你要别人怎样对待你，你就怎样对待人”，两者差别又被称为“米规则”和“盐规则”。他对此表示接受和赞赏。我觉得这种对话是互相启发的过程。
这些是比较自觉的对话。还有一种情况，没有 “对话” 这个旗帜，却实际上起到了交流的作用，比如我作为一位中国学者，表达我对西方哲学的看法，这些观点本身对西方人就有启发，这也是对话。
沙里淘金的学术之路
记：作为北京大学宗教学系的主任，您认为自己有哪些职责?
赵：一是学科建设，提高自身的水平。我们不用量化的指标来衡量教学科研，不急功近利，不光搞什么重点学科、重点研究基地等计划项目，或者光看申请到多少经费，发表论文的数目等等。也就是说，我们力图克服中国学术界存在的浮躁心理和做法，鼓励我们的每个教师静下心来，选择一些有长远影响的课题，做些比较深入的研究。第二，我们觉得宗教学研究不能闭门造车，不能光在象牙塔里做学问，宗教学研究也要与中国社会现实相结合，所以我们要将思想和成果推广到社会上去，取得一定的影响。宗教发展应该有正确导向，学术影响和思想引导的作用还是很大的。我们应该发挥这种影响。不论是在宗教界、还是宗教管理部门，或者大学里面，我们希望通过有学问、有理论的人来影响宗教和宗教管理的水平。
我们的特长是在思想研究方面，如果说对现实有什么影响，主要还是学术的影响和思想的引导。我们要发挥自己的特长，做我们该做的，做我们能够把握的事情，也就是排除干扰，集中精力搞好学科建设，提高水平。
记：您当年在比利时卢汶大学的学习经历是怎样的?卢汶大学有什么特点?
赵：卢汶大学是世界上第一所天主教大学，成立于 1425 年。在卢汶大学，我只用了 3 年时间攻读学士和硕士，又用了 3 年时间拿到了博士学位，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卢汶大学是天主教大学，完全是按照经院哲学的传统，要求很繁琐、很细致。高等哲学研究所就是在教皇的指示下建立的，后来虽然学校进行了一系列世俗化改革，但严谨的学风一直保留下来。那时真是很辛苦，一天起码工作 12 个小时，人也熬得很瘦。
记：回想当年艰辛的求学历程，对照今天所取得的学术成绩，您有什么治学经验和体会要告诉后辈学子?
赵：治学没什么经验，要说的话首先就是要热爱学术。像我学哲学，是因为我很喜欢哲学，后来看了《圣经》，觉得《圣经》也很有意思，所以就对研究基督教也产生了兴趣。所以后来想到了把两者结合起来，研究基督教哲学。中世纪的东西看起来很枯燥的，特别是有关论辩的段落，后来有人笑话说中世纪的神学论辩就是讨论一个针尖上能站几个天使，其实那种问题的确是有，但是也不是中世纪神学论辩的全部内容。所以需要你像从沙里淘金一样耐心地把最宝贵的东西拣出来。于是，我从中间淘出了基督教哲学，这个过程没有热爱是做不来的。
另外，要有一个目标。我们是经过了“文革” 的一代，耽误了很多时间。我 1978 年上大学的时候已经 29 岁了，那时候就是觉得耽误了很多的时间，所以学习都很刻苦，拼命地看书。我现在也常要求自己的学生多去图书馆看看书，别老上网。那时我们有一个口号，就是“把失去了的时间夺回来”。所以为什么我出国只用 6 年就完成了学士、硕士、博士课程呢，其实慢慢读的话 10 年也不算长。也就是因为我有一个目标。
其他的学习技巧就不好说了，那些是因人而异的。但是我想这几条是很关键的，一是你要热爱你的事业，二是要有目标，三是要抓紧时间。所谓功夫不负有心人，有心，也就是这三条了。
记者手记：
当我们在北京大学宗教学系的小院里等待赵教授时，不时有游人来参观，好奇地向古式小楼的玻璃窗户里张望。更多的却是来自大洋彼岸的外国留学生，年轻、漂亮、充满活力。他们三三两两聚集在院子里的葡萄架下，捧著书本，愉快地讨论问题。 1988 年，赵教授学成回国时，他是北大哲学系唯一的“海归”博士，现在这里已经有了十多位“洋博士”，每年还有不少外国教授来讲课。 1994 年，当赵教授参与筹建北京大学宗教学系的时候，这是国内最早的宗教学系。而今，哲学系和宗教学系的庭院里绿荫如盖，生机盎然。从一个人的学术追求到一个院系的学科建设，也许就是一个淘尽狂沙始见金的过程吧。
文章来源：中国宗教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