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赫有名的英氏家族，他们一代一代都在做的事情就是3个字——学外语。“英氏家族历经晚清、民国、国共之争、新中国成立、反右、文革、改革开放等历史时期。与一般知识分子家庭不同的是，这个家族因为”吃洋饭“，总是身处中西交锋、中西矛盾、中西交流的第一线，如果我们考察近百年来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关联互动，他
们的家族故事是一个绝佳的样本。
英敛之——创办《大公报》和辅仁大学
英敛之满族正红旗人，妻子是皇族，英家的满族老姓儿是“赫舍里”，英敛之本名赫舍里·英华，字敛之。1902年他在天津创办《大公报》，与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对垒10年。
戊戌变法失败后，英敛之亦在清廷的缉拿名单上，他带着妻儿先后避难于香港、越南，其后辗转落足天津。保皇立究的政治主张受挫，他意志更坚，一意西学，希望借助“欧西学术”的引进，“启我同胞聪明”。
他把12岁的独生子英千里交给天主教传教士雷鸣远带到英国去学习强国之术，这个举动至今令英若诚的五弟英若识啧啧称奇，“我祖父这个人意识太超前了，一百多年前能有这样的眼光、气魄，他可就这么一个儿子。”英千里走后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8年后，他才第一次回国。
因为主张“全盘西化”，英敛之也闹了不少笑话，被周围的人讥笑为“怪人”。例如他提倡穿西装，不听家人劝告，找了个日本裁缝做了套西服，勇敢地穿上，从天津四面钟到劝业场逛了一大圈，为的是叫“长袍马褂们”好好看看。结果回到家累得不行，脱下西装一看，原来自己连衣服架子一块儿穿身上了。
他不知从哪儿听说，西方绅士星期天必须骑马，特地买来几匹马，每到礼拜天就领着妻儿，到街上跑一圈，这个别出心裁的节目苦了他娇小瘦弱的妻子。英宁家里收集了许多家族老照片，其中就有一幅英敛之一家三口的马上英姿。
他自己穿西服不算，还想在全家推广，苦于弄不清西方女性服装的式样，托人到哈尔滨买了一套，让太太穿上拍照，放大之后挂在客厅里。那张照片英若诚小时候看过，印象里好像是一件俄国人的睡衣。
1917年英敛之撰写了《劝学罪言》，上书罗马教廷，力主在中国开办天主教高等教育学校，信徒培养“以文学为第一要务”，“延聘素负盛誉高明特达之教习，严定课程”。
1925年，罗马教廷亲自委派美国本笃会来华办学，英敛之与美方负责人奥图尔发表联合宣言，“绝非用殖民政策，造成附属之品，乃为吸收中国有志爱国之士，本此志愿，同工合作”。
这所大学就是亚洲唯一一所由罗马教廷直接设立的天主教名校辅仁大学，校名是英敛之取的。他的同道好友，晚年捐资创办上海震旦大学的马相伯曾主张以“本笃”为校名，英敛之坚持取名“辅仁”，典出《论语》中的“会友辅仁”。
英敛之还创办了北京第一所女子中学——静宜中学，英若诚的母亲蔡葆真女士刚过门就当了这所学校的校长，时年19岁。北京培根小学也是由英敛之创办的，他的妹妹英木狄任校长，英若诚和英若识都在这所小学念过书。
英千里——与官场格格不入
1924年，英千里自欧洲回国成亲，先是在辅仁做教授，后又接受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的邀请，为两校学生教授英国文学。那年头，教授收入丰厚，同时打三份工的英千里最多时一个月能拿到1000块大洋。他和妻子蔡葆真（晚清山东巡抚、民国教育总长蔡儒楷
之女）一共生了9个子女，长女七香、次子若敬患病早逝，其余几个孩子依次为若勤、若诚、若聪、若采（女）、若识、若智、若娴（女）。蔡葆真从未离开过中国，她父亲为了让她配得上那位留洋的准女婿，从小就把她送进教会学校，精通英文和法文。
这样的夫妻在同时期的中国并不多见，在英若识的记忆中，“我们家的民主空气一直很浓”。蔡葆真奉行“树大自直”的教育理念，给予子女最大的自由空间。父亲即便给他们立规矩，也“总是很绅士”。
“我大哥若勤10岁的时候，说话冒犯了母亲，父亲让他靠在桌子上，用一根手杖打他的屁股。这个过程他弄得像一个仪式一样，我估计那可能是英国式的打屁股。”
英若识对父亲印象最深的是晚上的“床边故事会”，“我父亲有3间书房，里面堆满了各种书籍，我们从小就在里面胡乱看书。晚上他情绪一高，就把我们叫去，他躺在床上，我们站在床边上。他给我们讲希腊神话，《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基本上都讲完了。每天都讲一段，讲得特别生动，我们特别感兴趣，爱听，太好玩了。”
抗日战争爆发后，英家失去了这份喜乐平静。英千里和辅仁大学的一些爱国人士秘密成立了地下抗日组织“炎武学社”，由辅仁大学文学院院长沈兼士任主席，英千里任书记长，直接接受国民政府的指示，在学生中宣传抗日思想，鼓励学生投身抗战。1942年日伪特务机关把他抓进监狱关了3个月，用尽刑罚，一无所获，只好将他放了。
1944年2月，他再次被捕，国民政府起初以为他已英勇就义，还在重庆为他举行了追悼会。英宁为此特别钦佩他，“一个家族出名人不难，出英雄不易呀，老虎凳、辣椒水，那可是动真格的！老爷子一介寒儒，能视死如归，不屈不挠，了不起。别人我不知道，反正我是做不到我爷爷那样。”
一年后，日本投降前夕，英千里在社会各界的营救下出狱。英若诚当时从天津圣路易中学毕业，已经获得免试进入剑桥大学的资格。英千里与儿子长谈了一次，“当初你爷爷把我送出去，是希望我从小就学习西方文化，从根本上了解西方世界的科技和文明，将来好为自己的国家做事，可他万万没有想到，这造成我一生无法弥补的欠缺。我12岁出国，24岁回来，完全不了解中国社会，很多应该做又很想做的事情都做不了。”他劝儿子以自己为鉴，放弃剑桥，改在国内上大学，“千万不要从一个外国学校出来，再进到另一个外国学校里去。”
英千里知西不知中，英若识讲了一件趣事，“他12岁出国，像个外国人，中文不如英文好。他当教育局局长的时候，很多人找他题字，其实都是我母亲代他写的。”
英若诚——热衷于中西文化交流
改革开放后，英若诚精通的洋文终于派上了用场，《推销员之死》、《哗变》、《清君入瓮》、《芭巴拉少校》、《上帝的宠儿》都是由他翻译、引进到北京人艺的外国戏。
英达的好友阿忆至今记得自己在大学时代，跟同学一起观看话剧《上帝
的宠儿》时的情景，“那时我在北大上大二，跟孔庆东一起跑到人艺看话剧，从那时到现在，俺再没有看过如此震撼和精湛的话剧表演！”
英若诚把自己认为一流的西方大师之作引进到中国，同时也把中国戏剧文化传播到西方。作为密苏里大学的客座教授，他给美国学生排了两部中国话剧，《家》和《十五贯》。他是当时北京人艺海外影响最大的演员之一，《忽必烈》、《末代皇帝》、《小活佛》、《马可·波罗》等影视作品为他赢得了一大批海外观众。
“我们提倡爱国主义，首先要让青少年知道中国与世界的现状，加以对比，祖国才可爱。有的人认为应当把中国说成好而又好，革命灯塔、世界乐园、人间天堂，这便是爱国……这种说法太片面，经不起比较和事实的检验，往往连真正的伟大之处，也被后代轻易否定……
“什么叫爱国？就是‘要在他的领域里赢得他的尊敬！’……世界上什么事都有一套公认的规则，不能关上门做皇帝。”
“我经常遇见双方的无知，我们对外国的无知和外国对我们的无知。……我会点儿外文，能看些洋书。……我看了好些书，对咱们中国有用的书，什么爱森斯坦哪，斯坦尼呀，以至于《推销员之死》、《哗变》哪，我觉得它是外国文化的精华，但是光我一个人知道有什么用？我得让中国人都知道，我得把它翻译出来。直到现在这还是我的动力！”
1986年，他从一名股级干部一跃成为文化部副部长，主管艺术院团和艺术院校。曹禺送给他一幅字，“大丈夫演好戏当好官，奇君子办实事做真人。”
身居高位时，他也没有离开过舞台。1990年6月，他卸任了，锁上办公室的门，交出钥匙，轻快地与同事们握手道别，“欢迎明天到首都剧场，看我的戏。”
晚年，他躺在病榻上，严重的肝硬化时常令他陷入幻象，神志清醒的时候，他对康开丽说，自己这一生因为会洋文遭了些罪，但是“在我的生命结束之前，回想我的一生，在我所有的经历中，我决不会放弃学习外语的机会，这是我从我祖父、父亲那里继承的财富之一。他们把这个知识分子家庭的重任传递给我。
英达——脚踏实地的假洋鬼子
“我们家一代一代都在做的事情就是学外语，我们是脚踏实地的假洋鬼子。不像有些人刚刚进入对外交流这个领域，取得了一点点成绩，就开始装洋人，外语没说好，国语也不会了，这只能算是假‘假洋鬼子’了。”英达这样评诉他们的英氏家族。
英达从小天分过人，英若诚用补发的工资从琉璃厂淘了许多好书，其中有一套契科夫小说。英达只有11岁，就看得津津有味，对爸爸说，“我不知道还有这么有意思的书。”英若诚还想办法弄了一台二手唱机，在家里偷偷放贝多芬给英达听。
阿忆坚定地认为英达是自己认识的最聪明的人，“我认识的人里面，没有一个在智力上是英达的对手。他随手翻书，过目不忘，咱们读书1000条信息你最多只记得20条，他全在脑子里。他其实是一个学问非常大的人，各个行业的专业术语，专业人士半天说不明白，他打个比方，说个笑话，就让人再明白不过了。一块儿坐着说历史能让研究历史的没话说，谈医学能让当医生的自叹不如。他只是把自己打扮成了一个演员、一个导演。”
2001年，由于阿忆的推荐，英达从演艺界闯进主持界，《夫妻剧场》、《夫妻天下》、《明星大课堂》、《英达老故事》这些栏目在各地方卫视收视率都挺高，有的甚至达到8%以上。阿忆所在的九合成传媒成为英达的重要合作伙伴。“他的酬劳绝对是主持人里最高的，第二名都没办法跟他比。但是公司觉得很值，他只要在节目录制前10分钟看一下策划，知道这期节目的大概框架是什么，剩下的事情你就不用管了！他所有的主持都是即兴反应，不用准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