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教兴国”的中华国籍主教第一人——西满·朱开敏

                                                                             为西满朱开敏主教祈祷文

 

朱开敏（Tsu Kai-min S.J）：名希孟，字铭德，号季球，后改为开敏，圣名西满，耶稣会（Society of jesus）会士，是自有中国籍主教以来的第一人，1926年至1960年间担任天主教华籍海门教区首任主教。他也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慈善家，社会活动家与爱国者，对我国的社会建设与国际形象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朱开敏于1868年10月30日诞生在江苏上海南市董家渡的一个自明朝以来世代信仰天主教家庭。父亲朱朴斋是晚清中国沙船业的巨头，原籍为江苏青浦诸巷会；母亲马建淑，是江苏丹徒人，才学能力出众，堪称奇女子，其三位胞弟更是中国历史上响当当的人物，号称‘马氏三杰’，由于父母早亡，都为她抚养。大弟马建勋早年受曾国藩拔擢，入北洋幕府，后参与李鸿章的洋务运动，深受器重，担任司淮军粮台，平定过太平天国之乱，是晚清著名的军事家；二弟马相伯被张之洞誉为‘中国第一位演说家’，是上海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台湾辅仁大学的创始人，还担任过北京大学校长，培养了众多知名弟子，我国杰出教育家蔡元培，民国名人于右任、邵力子等皆为其弟子。在著名的‘七君子’案中，马相伯获得了全国人民的尊敬，被称为“爱国老人”；三弟马建忠是晚清改良运动的中流砥柱，并且拥有杰出的外交才能和文学才华，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外交家，韩国的太极国旗便是他设计的，中国第一部语法著作《马氏文通》也是他的高作。朱开敏以后的人生，以及他‘以教兴国’的宏图大业就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萌根发芽的。

朱开敏是家中的老五，他还有一奶同胞的三个兄弟。俗话说‘将门出虎子’，朱家的四个儿子，继承了家族的优良传统，受父母和三位舅舅的影响，在中国的历史上谱写了属于自己的一页。老三朱志尧后来创办了求新造船厂等一大批民族企业和社会公益机构，被称之为‘中国十大实业家’；老四朱云佐，创办了《格致新报》向国人推广近代科学技术知识，并担任东方汇理银行的买办，成为‘中国买办第一人’；老五朱开敏，弃家修道，不仅成为上海历史上第一位华人总铎，更成为有中国籍主教历史上的第一人，留名青史，并大办事业，造福一方；老六朱季琳是华商电气公司和合众轮船公司的董事长，当年在上海拥有‘法租朱半界’之称。

朱开敏初领圣体是在他十岁的时候，那时的他人小鬼大，异常调皮，特别能玩耍，是一群孩子的领袖，但是就是不喜欢读书，常常在外惹祸，使得父母生气。但他深得舅舅们的喜爱，说他将来定有出息。15岁时，朱开敏突然向母亲马氏夫人表达了立志修道的愿望，由于马氏太太常常祈求自己所生四子中能出一位神父，再加上前些年二弟马相伯救济灾民愤而退出耶稣会还俗的事情，所以非常激动。当年朱开敏就被送入董家渡小修院学习拉丁文，从此以后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性情稳重，努力学习，每每考试测验都是第一名，深得院长神父的喜爱。后来朱开敏进入徐家汇大修院攻读神、哲学。马相伯对自己这个选择修道的外甥也格外疼爱，似乎自己未尽的修道之路，将由这位外甥来替他完成。因此，朱开敏虽然他不能像其他三兄弟那样能相伴几位舅舅的左右，但是获得了更多的关心和爱护，在三位舅舅的身上也学到了立世的根本，处事的原则和救国的理念。

光绪十四年（1888）九月七日那天，朱开敏在母亲和舅舅们的期望下，正式加入了耶稣会。1898年朱开敏30岁的时候被祝圣为神父，因其在修院内优异的成绩，深得掌上信任与器重，突破了华籍神父罕当本堂神父的惯例，将其分派在浦东的金家巷担任本堂神父。金家巷圣母无罪始胎堂与高丽教会颇有历史渊源，朝鲜第一位神父金大健在1845年于此祝圣，后来在朝鲜被杀殉教，他在朝鲜国内颇受尊崇，百年后还被封为韩国第一位圣人。而在朱开敏出任金家巷本堂的时候，正值朝鲜王后闵妃被日本浪人所杀，沦为殖民地，一大批爱国志士流亡上海，而天主教那时已在朝鲜上层人士间广为流传。由于这层渊源，很多朝鲜人流亡上海后都来此朝圣，也有来寻求帮助的。朱开敏也为这些初来驾到、背井离乡的朝鲜爱国志士提供了很多的帮助和照顾，他们中的一大部分人于数年以后，在上海成立‘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后来在韩国都是大名鼎鼎的历史人物，其中就有韩国的国父——金九。

光绪三十二年（1906）后，朱开敏被派至常熟的鹿苑和江阴的后塍等地担任本堂神父。在此任内，他广建教堂，修造石桥，大办学堂，开设善会等公益慈善事业，改善了当地的社会状态与民众生活质量，得到了当地人民群众的尊敬和爱戴，教务发展也异常迅速。他在后塍还开办了江阴历史上第一所现代意义的学校——崇真学校（今张家港后塍高级中学）和闺训女校，这两座学校也是后来成立的张家港市范围内的第一所现代学校。朱开敏邀请了他的舅舅马相伯为崇真学校题写校名，在开学当天还邀请了南通实业家、清末状元张謇来给师生们演讲教育。

朱开敏所办的这些诸多业绩，原因很简单，他认为天主教的根本信仰就是‘敬主爱人’，在传播福音宣扬天主圣名的同时，还要用各种的资源来完善当地人民的生活，以此才能使国家富强，普世感恩天主所赐世间诸物的美好，耶稣所许下的‘大同世界’才能早日到达。所以他一直以‘以教兴国’为己任，并为之终身奋斗。

鉴于朱开敏以一位传教神父的身份，凭借一己之力就完成了这样罕见的傲人成就，江南教区姚宗李主教在民国十三年（1924）决定委任朱开敏为南通总铎区总主任司铎。当时纵观全国，都是外籍教区，总铎往往都是由该区所属故国籍神父担任，副总铎都罕有中国神父的身影，可见姚主教对朱开敏的赏识。第二年，因为海门总铎区总铎去世，朱开敏便兼任其职，成为通海两地的总铎并亲自兼任类思学校的校长，在主持教务、传布福音的同时还教书育人。当时的江南教区是法籍耶稣会教区总共才七个总铎区，而朱开敏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人身兼两地总铎，这样的破例创举使得朱开敏进入了罗马教廷关爱的视线中。

受被称之为‘中国教宗’的庇护十一世委派来华的刚恒毅总主教，当时正为教廷摆脱法国‘保教权’的干预，落实教宗‘中国教会本地化管理实行圣统制’的愿望而挑选有雄才大略的中国神父作为候任主教的人选，朱开敏理所当然的被推为第一人选。由于当时的外籍教区主教都正值壮年，并无退位之由，所以教廷传信部研究商议，将中国各区域特别划出六个最贫困的地区成立华籍教区，由中国人自己管理，以此寄希望朱开敏等用自己的能力来证明中国人完全有能力并胜任教区主教职务，管理教会，推进中国教会圣统制的落实。

1926年的8月11日，罗马教廷宣布了一向使中国人欢欣鼓舞的诏书，‘扬子江入海口主泓道以北，扬州以东’之地划分出国籍教区，主教公署设于海门，朱开敏升任为首任主教，管辖崇明、海门、启东、南通、如皋（含今如东）、泰兴、靖江等地教务。这个消息传到中国时，从政府到民间，无不欢呼雀跃。当年9月，刚恒毅总主教与其他五位中国籍主教（成主教因在湖北的战地，于出发前一日赶达）汇集上海，准备前往罗马接受教宗的特别亲自祝圣。他们到达上海后，受到了至高者的欢迎。马相伯与朱志尧、朱季琳舅甥三人在董家渡普育堂操办了当时称为上海历史上最大的家庆，来欢送朱开敏等前往罗马。当时国家元首的代表、政府要员、在沪国外领事、商界精英、民间名士纷纷到场庆贺。

在途径了香港、马尼拉、新加坡、槟榔屿等地，并受到热烈欢迎后，终于在10月16日下午抵达意大利纳波里，当地省市政府发动了各界人士等候在码头，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17日，当中国的候任主教们驱车进入罗马城的时候，意大利总理墨索里尼特颁命令，开放平时只为意大利国王进出罗马时才打开的禁门，以示意大利政府对中国新主教的敬意。

1926年10月28日，这个在世界历史上闪耀的一天终于到来了。梵蒂冈圣伯多禄大殿内张结绸幔，灯火辉煌。伯多禄宝座大祭台上格外布置，在祭台右侧的宗座御座两旁分别新增六个主教宝座，专为中国新主教使用。教廷内枢机主教、宗主教、总主教，驻教廷数十大使携夫人及意大利王室、贵族、政府要员皆穿大礼服、佩戴勋章，华盖云集，济济一堂，观礼祝贺。我国驻意大利王国大使朱英先生也率领大使馆工作人员与中国驻欧学生代表团等参与典礼。上午八点半，祝圣大礼正式开始，在大殿内数万人的咏唱圣歌下，朱开敏等从教宗庇护十一世手中领受新主教‘权杖’与‘权戒’，接受祝圣，成为了世界历史上第一批的中国籍主教，载入史册。

祝圣典礼结束后，朱开敏等前往梵蒂冈圣伯多禄广场降福在广场上等候的群众。在从祭台前往大门外的一路上，西方的王公大臣们纷纷跪地，请求新主教降福，大殿内众人高呼‘中华主教万岁’，有的并突破梵蒂冈卫队防护，冲到新主教面前亲吻新主教之手。对中国有过杰出贡献的雷鸣远神父也在现场观礼，他跪在新主教面前请求降福，并相拥而泣。临近中午时，六位新主教终于来到广场上，与等候多时的数十万民众见面，广场上‘万岁’之声不绝于耳。《罗马观察家报》在当天刊登的文章上称赞其为“世纪的飞跃”与“新纪元”。该报论述说“不可想象，一群西方的王公贵胄低下他们高贵的头颅，跪在东方人主教的面前请求降福，而才在20多年前，这个国家的元首（慈禧）还被西方的区区数千兵马给打开国门，被迫逃亡千里之外……今天是属于中国人的日子。”

在祝圣后的朱开敏等人，在回国途中，又以中国特使身份访问了意大利、法国、比利时、加拿大、美国等国，施展了他杰出的社会活动能力与从舅舅马建忠处锻炼到的外交天赋。他考察各国教务，竖立中国形象，建立国际关系，为中国的外交事业牵线搭桥，并受到了意大利亲王、法国外交部部长、比利时皇后等重要人士的接见，因为拥有共同的信仰，与他们建立了很好的私人情谊。在访法途中，朱开敏拜见了‘传教主教’圣女小德勒撒同胞姐，在已向罗马申请了‘耶稣圣心’为教区主保后又申请了‘婴仿耶稣德肋撒’为教区副主保。在加拿大的访问中，又拜会了始胎会总会长修女，协定委派始胎会修女来海门教区帮助服务，并协助建立国籍修女会。

1927年3月2日，朱开敏在考察完欧美各国后抵达上海，公教进行会长、实业大王陆伯鸿率火政会、保卫团和军乐队等候码头迎接。朱朱开敏在上海的半月间受到了各界的欢迎。3月19日上午，朱开敏坐船抵达海门青龙港，一路由海门军警队护送至原先的总铎座堂，前来道贺者络绎不绝。20日，盛大的就职典礼在海门耶稣圣心堂举行。著名实业家张謇、前清商部右丞王清穆、江苏省长韩国均等二十余位政商名流发动联署，共三千余人聚结到场祝贺，贺礼牌匾堆积如山，实为作为边疆小县的海门所拥有两百余年历史上的最大盛况。

朱开敏在就任以后，便开始实施他心中的宏图伟业了。由于受到了舅舅马相伯‘教育救国’思想的影响，朱开敏在上任之际的首件大事不是扩建狭小破旧的主教座堂，而是倡建时称‘苏北第一中学’的锡类中学（即现海门育才中学）。校名由时任国民政府立法院长（国会议长）、孙中山先生之子——孙科先生题赠。设有高中、初中、普通、师范、土木工程等众多学科。1935年，兴建校舍大楼，其单体建筑规模、高度为南通地区之最。他积极支持教区各县教堂在原有学堂的基础上开办现代意义的小学和初中。并扩建民新中学（崇明港沿中学）、通民中学（南通第三中学）、海星女校（苏东地区第一座女校）等重点中心学校，并邀请慈幼会到南通开办‘南通农业专科学校’（后并入现南通农院）。直至内战时期，海门教区各县的156座几乎每座教堂都有小学，神父本堂拥有初中，总铎座堂拥有高中的格局，为江海大地培养了众多的杰出人士。直至前些年还有锡类校友从海外归来探访寻迹。

1928年朱开敏得比利时皇后捐献，在主教座堂西侧建造主教公署。海门主教公署大楼的外观与比利时一皇家夏宫相仿，大楼设施齐全，环境典雅、幽静。直至1960年教区迁往南通市东门为止的34年间，这里一直是教区的中心与苏北同海外联系的桥头堡。（现公署大楼由海门人民医院在原址上翻建住院部大楼）。第二年，朱开敏在意大利一亲王处筹集资金，创办主心修院，作为培养教区神父之用。修院大楼参罗马一贵族建筑原型，于主教公署西侧建一‘口’型大楼。两年后落成，在通、崇、海、启各界知名人士均前往观礼，颇是一时的盛事。（现修院大楼由海门人民医院覆盖新楼）。主心修院按照朱开敏的办学精神培养出来的神父，很多都是奋斗在福传一线并造福乡里的传教神父，其中郁成才主教、南京钱惠民主教、刘元仁主教均毕业于此。那些没有祝圣成神父的修院学生，出院后也被朱开敏合理利用，加以培养，成为工作在学校、善堂的教育人员和医院的医生，服务民众，为社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31年母诞节，在加拿大始胎会修女的协助下，朱开敏于崇明大公所东开办国籍女修会——‘婴德会’，招收女青年入会学习、修道。那些修女后来协助朱开敏主教开展教务工作，服务教区各堂及慈善、社会公益等事业，并创办‘德记工场’，颇具规模，曾一度远销国外。开创了国籍教区自办修会的成功标榜。

朱开敏就职后也大力开辟会口，建设教堂，作为他‘以教兴国’的基础。1933年，启东实业家郁芑生之子，上海名士郁震东根据乃父遗愿，向朱开敏捐献巨资以作在家乡建设新堂。朱开敏认真规划，并启东总铎黄若望专职负责，在海门下沙曹家镇（今启东合作镇）东首建造了当时全国第六大教堂的‘小德肋撒堂’，此后该堂更得罗马教廷颁发的‘全大赦’恩宠。由于郁芑生早年便与朱开敏认识，两人互为敬重，所以对郁芑生所遗次子郁忻祖格外疼爱。当时年幼的郁忻祖每年假期都要到海门主教公署生活上一段时间，朱开敏也对他亲自教育指导。以至于郁忻祖后来在上海成为一代巨商后还服务教会，担任南京于斌总主教的秘书，并时常为海门教区的事务出尽心力。1936年，因南通狼山北麓的‘露德圣母堂’显圣事例增多，前来朝圣者络绎不绝，经南通邱一成总铎上报，朱开敏决定大力打造狼山堂的朝圣地位，并亲赴上海邀请著名建筑设计师潘世义为狼山北麓朝圣地建造新堂。经潘世义打造后的狼山新堂，风格新颖独特，在建筑学界和教会内引起了轰动，为此名声远扬。他还特别请了当时的监察院长于右任为狼山堂内撰写对联，虽然于右任此时早已身为国家领袖，但是他早年在马相伯处求学时便和朱开敏认识，他们两位私交甚笃。于右任爽朗答应，豪情所发，一下子写了很多对联和题字送给了朱开敏，使得狼山堂内的挂满了于右任的题词，多余的还放在了其他的几处教堂内。狼山堂在此后也获得了罗马教宗‘全大赦’恩典。当时全国的教堂能拥有‘全大赦’恩宠的不超过二十座，但是唯独新兴的国籍海门教区建立不到十年便拥有两座，这全赖朱开敏的睿智远见。海门天补的袁公所是一个古老的会口，全教区仅与崇明港沿大公所两处被冠以‘公所’称谓。因其堂后建有一座专属教会的墓穴，素有‘圣墓之堂’的称呼。由于江苏地区除上海外有大型集中的教会墓地，其他地方的都处于零散。朱开敏利用资源，整治袁公所圣墓，使之成为江苏省信奉天主教的政商及教会名流的安息之地。后来诸多名人皆以身后能安葬于袁公所为一生最大的光荣，他们的后代大多留洋求学而定居海外，每每归来扫墓，场景壮观，袁公所也因此而名声在外。在朱开敏就任的短短二十多年时间内，海门教区修建、扩建、新建的大小教堂共156座，几乎乡乡都有教堂，加上当时中国的乡镇街道规模偏小，有的一街总长都不超百米，往往教堂就占大半的面积。这些显著的成就，让国内外人士大为赞赏。

作为中国教会界的领袖人物，他还参与过众多教区主教祝圣的典礼，其中为他所祝圣者包括：1927年5月1日，于宁波祝圣法国籍遣使会会士戴安德(André-Jean-Fran ois Defebvre C.M)为宁波代牧区主教；1930年6月1日，于安庆祝圣西班牙籍耶稣会会士梅耿光（Federico Melendro Gutiérrez, S.J）为安庆代牧区主教；1930年11月19日，于韶关祝圣意大利籍慈幼会会士耿其光（Ignazio Canazei S.D.B）为韶州代牧区主教；1931年7月26日，朱开敏于广州石室圣心主教座堂祝圣国籍司铎杨福爵为广州教区辅理主教（领衔Eguga城主教）；1935年9月29日，于徐州祝圣美国籍耶稣会会士郃秩欧（Philip Cté S.J）为徐州代牧区主教。1936年9月20日，于北平西什库天主堂祝圣中华公教进行会总监督于斌为南京代牧区主教；1936年10月11日，于芜湖祝圣西班牙籍耶稣会会士蒲庐（Zenón Arámburu Urquiola S.J）为芜湖代牧区主教；1948年6月29日，于上海祝圣意大利籍慈幼会会士欧弥格（Michele Alberto Arduino S.D.B）为韶州教区主教；1950年10月1日，于上海祝圣西班牙籍方济嘉布遣会会士高金铿（Ignacio Gregorio Larraaga Lasa O.F.M. Cap）为平凉教区主教……

1937年抗战军兴，苏北地区与上海往来航线关闭，乡人颇多患重病者无法赴申医治，而苏北各地的设备又无力就诊。为使乡人方便就医痊愈，担负起‘苏北地区医疗中心’的使命，朱开敏主教便又从哥哥志尧和弟弟季琳处索取资金。而当时朱志尧企业的轮船大多被政府征用，自沉于江阴、马当等处长江航道，阻挡日军军舰深入内地；朱季琳的华商电气公司的发电机、锅炉、电车、电杆、铁轨等设施均被日军拆除出售；朱家在南市的码头和房产全部被毁，朱氏企业因之遭受灭顶之灾。但是朱氏兄弟依然展现出他们对待信仰的虔诚和对国家的爱护，将所遗财产的很大一部分都赠于朱开敏，朱志尧更是出售浦东的土地将其中50万元献给海门教区，支持兄弟的事业。朱开敏在拿到哥哥和弟弟的经费后于1938年请比利时费神父以主教座堂的原有诊所为基础，在南侧的神父歇夏楼开办广济医院（即现今海门市人民医院），并为教区各地的施诊所完善设备，服务苏北群众。

这些社会基础设施的健全，使得南通各地原本落后，凭困的社会面貌为之改观，俨然成为了一个现代化地区，全国推崇。纵观海门教区所处的南通地区，论对社会的贡献，可以毫无疑问的指出是1926年前的张謇与1926年后的朱开敏。相对于张謇‘实业救国’的事业大量集中于南通城内外与其他数个重要的工业企业周围以外的状况不同，朱开敏‘以教兴国’的事业大多依靠着教堂的基础而开设建立，所以分布得更为均匀广阔，在少了一阵阵隆隆机械声的同时，多了一份宁静与圣洁。

在抗战已经全面爆发的1938年，日军全面侵华，海门也被日军所占据。日本军国主义鉴于朱开敏主教的社会威望和特殊地位，向他‘招安’，大施优惠政策，向其诱惑。但是在面对民族存亡危机的时刻，朱开敏表现了他坚定的爱国气节，虽身处敌占区处境险恶，却不惧日本威胁，拒绝与敌伪交往，各地演讲募款，支持中国军民抗战之用，并派遣他的众多在南通各地服务的外国神父、传教士回到他们的故国，替中国人民宣传抗战，募集捐款，支持国家民族的生存之战。后来日本人切断海门教区的外来经费，教会经济发展困难，朱开敏以身作则，带头节衣缩食，将从哥哥和弟弟处拿到的经费，精细使用，继续办好教会、学校、医院、老人院和育婴堂，而他将计划建造海门新主教大堂的愿望也被永远的搁置了下来。1945年8月当得知日本天皇将要宣布向同盟国投降的消息后，朱开敏更不惧日军驻扎海门锡类中学，对其造成的生命威胁而在圣母升天节举行五六品主教大礼弥撒，亲自讲道，庆祝八年抗战的胜利。

朱开敏的这些爱国情操不仅是在国家存亡的时刻被激发的英雄豪气。他得舅舅马相伯和马建忠的真传，拥有超强的外交与社会活动天赋，早在他在金家巷当本堂神父之时就与朝鲜爱国志士交好。在他祝圣之时，更身兼使命，为中国政府积极寻取国际正面形象与支持。在中国与西方各国建立外交关系及签订平等新约的时候，朱开敏主教也凭其广泛的海外关系及威望，为中国政府穿梭其中，出谋出力。在中国和梵蒂冈建交的大事上，朱开敏作为唯一的双重身份代表，出席每场谈判与外交接见，教宗全权代表蔡宁总主教更是在政府大礼堂，当着国家元首、五院院长、政府百官和中外记者的面公开表示到朱开敏的象征地位和重要作用。林森、蒋介石、汪精卫、于右任、孙科等国家首脑也对朱开敏为中梵建交的努力作出了极大的赞赏，称中梵关系，自朱祝圣那刻起便已经实质建交。朱开敏以其特有的身份角色，卓越的外交天赋，为东西方的外交事业作出了贡献。

1946年初，在朱开敏罗马祝圣近二十年后，教廷鉴于中国人自办教区的成功，而向世界宣布在中国实行“圣统制”，撤销了原来的‘宗座代牧区’称号，朱开敏在崇明大公所正式宣誓就任海门教区的正权主教。中国的天主教会在那一年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教会，这些都离不开朱开敏创区办教的辛劳和努力，他不辜负众人的期望，出色的将一个新生的教区屹立在众多百年大教区之上，使得他们自叹不如，成功的打造成中国的‘模范教区’，坚实的证明了中国人有能力并且更能办好教会事业，西方开创的办教模式，东方人更能在自己的土地上更为出色的完成。在他担任主教，创办教区，开拓教务，热衷事业的傲人成就中，罗马教廷坚定了在中国全面事实本地化管理的决心，中国也从代牧区制度一下转变成圣统制，这在其他国家是需要经过上百年时间进行试探、实施、演变、发展才能完成的宏规计划。可以说，朱开敏作为首批六位华籍主教中在位时间最长，威望最高，身份最重要，事业最多，贡献最大，最为杰出的一位，是他在直接或间接意义上奠定了后来中国天主教会的发展模式的，并影响至今。海门教区也应为朱主教的领导充分发挥了地处京畿门户，商都北翼的地理区位优势，赢得了海外关于‘中国教会看南通’的赞誉。

朱开敏在担任主教期间凭其一己之力使地处穷苦乡间的海门教区的教务蒸蒸日上，事业焕然一新，并促进了所在地区的社会迈向现代文明的进程。他培养了30多位神父，50多位修女，教友总数超过4万，教堂总数达到156座。学校、育婴堂、安老院、医院等大小教育、慈善、医疗机构更是不计其数，分布在教区各地，使得所在地广大教内外青年们成才功名，弃婴们存活成长，老人们老有所养，乡民们有病可医。由此可见海门教区对所在区域的影响之深、之广、之全，这在中国实属罕见，廖若晨星。这些数字是对他牧职生涯成就最好的见证，当然还不包括他出任海门教区主教前的贡献。纵观上述，使得朱开敏被信友们誉为‘耶稣的宗徒，圣教的栋梁。’，更被后人誉为‘中国的骄傲，万民的荣光’。

1960年3月，因当时国内的政治运动，朱开敏在软禁中逝世，终年92岁。安葬于海门袁公所‘司铎之墓’内。教宗若望二十三世通电颂扬朱开敏主教生前功行，并祝福其亲属。于斌枢机主教在台北圣多福堂联合在台各地主教联合为其举行盛大追思弥撒，并向罗马圣部申请列真福品。香港耶稣总会也举行了盛大的追悼大会，缅怀朱开敏一生对教会、对国家、对人民的重大贡献。文革中，朱开敏墓棺被红卫兵挖掘焚毁。1984年，5月15日，江苏省人民政府发文宣布撤销‘右派’处分，肯定其贡献，恢复名誉。同年10月28日圣西满瞻礼日，也就是朱开敏58年前在罗马梵蒂冈祝圣的日子，海门教区第二任主教郁成才在南通狼山堂内为其举行大礼弥撒及追思礼，朱开敏在上海的亲属闻讯赶来，深切悼念。由于种种原因，朱开敏的墓穴没能保留，他的遗骨也未曾找到，他的灵位后来就恭放在被他称为‘海门教区掌上明珠’的南通狼山露德圣母堂安息厅内，静静的安躺在狼山圣母的怀抱中，不问世间纷争。朱开敏因其一生贡献及身份地位，被世人称为‘中华国籍主教第一人’，这是对他辉煌伟烈一生的最好评价，也是对他德重恩弘的兄长朱志尧，胞弟朱季琳和整个朱氏家族无私奉献，德被四方的最大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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