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一年是辛亥革命的一百周年纪念。不知是否因为这个缘故，最近几年，文坛上出版了不少追忆革命前因、过程和后果的作品，让生长在和平的摇篮里的一代，有机会去倾听华厦民族这百年来的哀歌。
无论是那一个民族，读它的历史，只会知道一个概况，就好像一个人，外观只知其轮廓形貌行为，极其还有一生际遇，但体内的每个细胞如何形成和分裂，不放在显微镜下，便无从得知。文学就是这样的一个显微镜。文学作品往往捕捉到很多人物和故事，让读者可以深入地观察到历史内的“细胞”如何“新陈代谢”，观察到生逢乱世，许多原本饱蓄着生命力的“细胞”，惨被暴力剥夺了生存的喜悦与自由。
香港大学为了“制造”这样的“显微镜”，积极争取有心人的慷慨支持，成功地为龙应台创造了一个“杰出人文学者”的教授席位，让她不仅坐拥一个可供闭关的“写作室”，还有大量资源去组织助理团和拍摄队，大江南北，上山下海，四出探索我们上一代的沧桑和隐痛。龙应台面对浩瀚的史料，甚有“林深不知处”之叹，而我，在探索天主奥秘的旅途上，亦大有“云深不知处”的迷惘，是以对她不眠不休四百天而完成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书名虽然把时代定位于一九四九年，但历史是连贯的，很多时候都无法以某一个年份去割断，反正，四九年前后好长的一段日子，无论是中国或德国（书中也涉及德国的浩劫），都在血泊中翻滚呻吟，是一个事实。但最意想不到的，《大江大海》竟然也收录了一段我教信徒为争取信仰自由而浴血的惨剧。
事件发生在一九四六年，离北方军事重地张家口不远之处，有一个小城镇，名叫崇礼。崇礼原名西湾子，从十八世纪开始，已经是天主教会向蒙古传教的基地，到了十九世纪，南怀仁来到这里，见它背倚广袤千里的蒙古草原，林木茂盛，天然资源丰富，于是精心经营，令清水河畔矗立起宏伟庄严的教堂建筑群，连绵二十四公顷，典雅有致。此后两百多年，全镇三千居民基本上都信奉天主教。
八年抗战结束，共党军团抢先从日本人手中接管了这个小镇，居民被逼屈服于无神论的政权之下，深深感到无奈和怨愤。十五个月后，国军举兵进攻，意图收复崇礼，崇礼人为了信仰自由，不惜冒险组织民团相助。不成功，便成仁！国军无法一举得胜，崇礼人便必须面对可怕的命运。
到国军收复崇礼，立刻便广邀南京记者前去采访。以当时的交通设施而言，从南京到北塞，需时不少。军方等到所有记者抵达后，立刻设宴款待，酒酣饭饱，才领记者到广场去。当时，地面上都结了冰，记者看见地上密密麻麻地堆积着一些看不出是什么的东西，而广场侧面一扇门前，站立着两、三百个悲容满脸的村民。
记者走着，走着，最后走到一个能够清楚看见那些密密麻麻的东西的位置上，发觉竟是七、八百具残破不全的尸首，有些断首残肢，有些肠开腹破，没有一具完整，显然是受尽酷刑而死。就在这时候，被拦在廊下的村民，突然呼天抢地地抢入广场，在“冰镇”的尸首堆里寻找亲人，刹那间，凄凄惨惨的哭声冲天而起，笼罩着整个广场。
四十天! 从死者受尽严刑致命，到家眷认尸，那些破破烂烂的尸体堆在雪地里竟然长达四十天！龙应台不禁问：“为什么要让这些被戕害的人曝尸那么久？”为的，就是要上演“共军的残暴”这一幕，让记者亲眼目睹家属在残破的尸首堆中认亲的悲恸和惨痛，勾动他们的怜悯，好让他们回去大事报导，抨击共军。这就是战时的攻心技俩！
摧残心灵的剑刃与屠杀肉身的刀锋，谁更冷酷？谁更无情？真是彼此都没有资格去指责对方！犹幸，崇礼英魂的肉身和心灵虽已憔悴，天主却永远是他们心中的福分和磐石。 （参阅咏七十三：2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