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基督宗教传入中国史略
1、多默宗徒的传说和徐州铜镜的发掘
中国教会一直流传着一个古老的传说，说耶稣的弟子多默曾经传道于中国。这个传说并非空穴来风，虽然在中国的历史上，甚至教会的历史上，从没有这方面的记载，但是，在梵蒂冈的档案中，有一首古老的诗篇，这首诗篇是赞叹圣多默的伟大，诗中说“伟大的宗徒多默，你将基督福音的种子传至遥远的印度和契丹”。多默宗徒将福音传至印度有史可考，可是传至中国却无史可考。而这首诗词中的契丹，即是当时西方对汉王朝的称谓。在印度马拉巴古教会的《每日祈祷文里》，有这样的词句：“由于圣多默，印度人摒弃了崇拜偶像的错误；由于圣多默，中国人同埃塞俄比亚人已转向真理；由于圣多默，人生真谛之光照亮了整个印度；由于圣多默，天国在中国飘然升起。”
非常令人兴奋的是，2010年在江苏徐州惊现汉代铜镜，这个铜镜上有基督宗教十八字福音。关于基督宗教何时传入中国有不少传说，但是一直缺少可靠的证据。此铜镜的发现，使基督宗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又向前推进400年。根据专家分析，此铜镜的制作年代应该为东汉后期，不应晚于曹魏时期，应该是在公元200年至300年之间。徐州文物专家马焕跞先生称此铜镜为《汉代基督教福音铭文镜》，它直径十三点四厘米，为园钮，素园钮座，外饰细线弦纹两道。主体文饰外围是一圈十八个字的铭文，原文为“作神镜，尊一帝。德母目人子。有王赫。志，重，须，毓。”（ 毓：读yù）镌刻工整清晰。马焕跞给记者解读了铜镜上铭文的含义：“制作这面神镜，来尊崇敬拜独一无二的上帝。圣母玛利亚目证了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他有帝王一般的显赫。凡立志信他的，要重新、必须、再生一回”。
2、景教
基督宗教传入中国有史可考的当属唐朝时期的景教。明朝天启三年（1623年）出土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载了基督宗教的传入。若不是此碑的出土，我们谁都不知道基督宗教在中国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
景教的“景”，在此指“光明”之意，是说，基督是“大光明”。景教是聂斯脱利主教所创建，是基督宗教内的一个支，在唐朝李世民时代（贞观十二年，638年），由波斯传教士阿罗本，历经跋涉传入中国。在房玄龄的引荐下，拜谒李世民，获准在中国“随方设教，密济群生”。景教在唐朝时代，甚至达到“法流十道、寺满百城”的盛况。非常不幸的是，在会昌五年（845年），唐武宗下令灭佛，景教、祆教、以及所有外来宗教均受到波及，各个宗教的传教士都被驱逐出境。景教寺院被拆毁或充公，景教在内地几乎绝迹。这是基督宗教在中国被灭绝的辛酸历史，让我们潸（shan）然泪下。
景教因传自东罗马帝国，我国古代称罗马帝国为“大秦”，所以在景教之前常常冠以“大秦”二字，有的甚至称之为“大秦教”，其寺院称为“大秦寺”，又因景教在波斯深深地扎根，大部分传教士来自波斯，因此寺院亦有称之为“波斯寺”。以往的公教会成员常常视景教为异端，这是历史的不幸，自 1994年11月11日，天主教会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和东方叙利亚教会牧首马尔定四世在罗马签署了《共同声明》以后，对公元431年及449年两次厄弗所会议裁定聂斯托利及其学派为异端和处以绝罚的决定，提出新的认识和理解，并且决定共同为基督的信仰做见证。至此，基督教会内的一千五百年的历史宿案终于和解，双方“误解”冰释。一千五百年前厄弗所两次会议给予聂斯托利主教的革职、绝罚和流放等不公正的处分，终于得到改正、纠偏和撤销，这项《共同声明》不仅是天主教会与东方叙利亚教会的握手言和，更是我中国天主教会的喜讯，因为我们中国教友可以毫无愧色地说，公元635年正式传入唐朝长安的景教不是异端，而是纯正的基督教信仰。聂斯托利主教虽然在流放中去世，他的追随者仍然步武他的芳踪，将基督信仰传向广袤的远东大地，实在是可歌可泣。
景教在中国成功地达到了“法流十道”“寺满百城”，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倍受尊崇，即使在唐武宗的灭佛教难中，佛教胜地的敦煌莫高窟还保存着部分景教圣典，不同的宗教在苦难中学会了宽容。在陕西盩厔发掘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上，不仅使用佛教的词汇，甚至也使用道教的词汇，来表达基督教信仰。譬如：用“元宗”一词来表达“天主”。景教的宗教活动场所均被称之为寺院，这一切都在在表示当时的景教信仰与中国文化的适应。景教之所以在内地绝迹，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没有本地教士或僧侣，未能完全达到本地化的宗教态式。因为外来宗教适应本地人民是外籍传教士的工作，而教会本地化则需要生活在当地文化中的人进行具体地来操作，两者虽然都是文化接触的后果，但将这两个主要动力之间的环节强调出来，是很重要的。唐武宗下令废佛，景教受到波及，教士被驱逐，尽管有些经典被藏了起来，可是后来佛教重新复兴时，景教却销声匿迹。
3、也里可温教
13世纪下半叶，蒙古族统一全国建立元朝，元朝皇帝忽必烈崇尚所有宗教。原来流行于蒙古、中亚一带的景教在中国内地恢复活动。罗马教宗也派遣教士东来， 公元1294年（元朝至元三十一年）7月，一位来自意大利的传教士，历尽艰险，终于抵达元朝大都汗八里，觐见元成宗，颇受优礼，准允传教，他就是中国天主教的开教先驱，中国也里可温教罗马派系传教士——孟高维诺。1307年，罗马教宗克莱孟五世，设立汗八里（北京）为总主教区，任命孟高维诺为总主教，统辖契丹（中国北部）及蛮子（中国南部）各处主教，统理远东教务，有选圣主教及划分教区权；非重大时间，不需请示教宗，只须承认教宗为教会领袖，并从宗座领取总主教肩带，但肩带的传袭须有教宗的许可。教宗克莱孟五世于1307年7月22日，祝圣七位方济会士为主教，命他们来华祝圣孟高维诺司祭为主教，并且协助孟高维诺在中国传教。1313年（元仁宗皇庆二年）教宗克莱孟五世遣往中国的七位主教，只有三位抵达中国。他们是哲拉德、裴莱格林和安德鲁，他们抵达北京后祝圣孟高维诺为汗八里总主教。孟高维诺主教在汗八里传教三十四年，1328年逝世于汗八里，享年八十一岁。不幸的是孟高维诺主教逝世后，教宗所委任的几位汗八里总主教均未到任，元朝灭亡后，罗马公教会在中国彻底绝迹。
当时人们把在中国的景教和天主教统称为“也里可温教”。“也里可温”是希伯来文“雅威”（Elohim）（上帝）的转音，意为“信奉上帝的人”（《 元也里可温教考》陈垣着）。由于天主教和景教都尊崇十字架，所以当时人们又称也里可温教为“十字教”，称其教堂为“十字寺”。元朝政府在礼部之下专设崇福寺管理景教事务，也里可温教徒受到善待。由于也里可温教信徒大多是蒙古人和迁居内地的中亚人，在内地居民中没有牢固的根基，所以随着元朝政权的灭亡，明朝的兴起，以及朱元璋的排外政策，天主教与景教在中国内地再度绝迹。
4、天主教
基督福音在中国这片神圣的土地上，命运如此坎坷。十六世纪，欧洲航海事业的发展，通往亚洲的海路已经开通。罗马天主教会，尤其是耶稣会的传教士，为天主教开疆扩土的精神，归化整个世界的决心和激情异常高涨。非常值得赞扬的是东亚宗徒、传教主保——圣方济各·沙勿略。这位不知疲倦的传教士，在日本传教才获知中国人还不知福音为何物时，归化中国的使命和决心，催迫他登上我国广东的上川岛，想进入中国内地传教。可是，闭关自守的中国明朝政府，使用的是锁国政策。焦急万分、充满激情的方济各·沙勿略神父，面对中国而无法踏上一步，由衷地发出他那刻骨铭心的祈祷：“中国啊！耶稣！耶稣啊！中国！”方济各·沙勿略神父在祈祷中去世，年仅46岁，时在1552年。
天主俯听了虔诚者的祈祷，也就是方济各·沙勿略神父去世的那一年，利玛窦在意大利安科纳边境区的一个名叫马切拉塔小镇诞生了，这个望族家庭的儿子将要负起归化中国的历史使命。
利玛窦神父原是罗明坚神父的助手，大家之所以对利玛窦很是熟悉，是因为罗明坚神父被耶稣会选为代表觐见教宗，于1588年从澳门启程，亲赴罗马请求教宗派遣使团觐见北京朝廷，借此能够使传教士获得合法地位。不幸的是罗明坚神父回罗马后，适逢四位教宗相继驾崩（西斯多五世【1590】，乌尔朋七世【1590】，额我略十四世【1591】，英诺森九世【1591】），事情被无休止地拖延。罗明坚神父见其事无成，且积劳成疾，乃退至萨莱纳，于1607年逝世。当罗明坚神父赴罗马之时，在中国的传教事务由利玛窦担任，并且利玛窦神父长期定居中国，使天主教在中国深深地扎根。
当初利玛窦神父随从罗明坚神父进入中国时，罗明坚神父坚持认为佛教的僧侣是中国本土教士的象征，因此主张神父削发为僧，身披袈裟，才能够合乎教士的身份。这项举措并且获得罗马教廷的恩准，天主教神父可以身穿僧侣的服饰。罗明坚神父在罗马，至死都是身穿袈裟的。
利玛窦神父在中国长期观察，逐渐发现“和尚”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没有地位，也不被大众所接纳。于是，利玛窦听取了瞿太素的建议，开始蓄须留发，行秀才礼，一身儒装。这样，受到社会上流人士的敬重，逐渐归化那些翰林院学士，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人。利玛窦神父执行“斥佛合儒”的策略，走上层传教的路线，才使得天主教在中国深深地扎根。
二、礼仪之争
中国教会历史上的礼仪之争，实质上也隐含着神权与皇权之争。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天主教在中国举步维艰。利玛窦神甫为了让中国人认同天主教信仰，尽量使中国人感受到天主教的“天主”，就是中国古人所说的“皇天上帝”，因此，他使用的是“补儒易佛”的传教策略。而利玛窦神甫的继承人龙华民神甫，却有不同的见解。龙华民神甫以为，中国古人的“皇天上帝”有“泛神论”的倾向，惟恐我们天主教的“天主”，染上“泛神”的色彩。因此，他宁可将天主圣三的名字用音译，也不用中文来表达，这是一个导火线。
明思宗崇祯十五（1642年），道明会士黎玉范神甫对施行中国礼仪提出了异议。他向罗马教廷呈递意见书，反对利玛窦神甫时代，允许中国基督徒“敬孔祭祖”的习俗。利玛窦神甫认为，中国人的“敬孔祭祖”是一项社会礼仪，不是宗教行为，故不违背天主教信仰。而黎玉范神甫则认为，这是偶像崇拜，是严重地违背天主教信仰的行为。当时的罗马教廷一边倒地听取黎玉范的意见，对拥护利玛窦模式的传教士大加谴责。原因有二；一方面，欧洲教会的上层建筑人物大都出自拥护黎玉范的方济会士和道明会士，其中包括教宗和神学家们。另一方面，欧洲殖民主义者从中作梗，以“礼仪之争”作幌子，来施行文化侵略。在中国辛辛苦苦热心传教的司铎和修女，冒着为主殉道的危险，根本不知道其中的玄机。
清朝顺治二年[1645年]，罗马教廷偏听黎玉范的一面之词，批准了他的意见书，使得教会在中国的传播更加困难。虽然，耶稣会士极力辩驳，可是终归无济于事。因为，耶稣会士大多作为传教区的急先锋，都在传教区努力拼搏，在神学家中稀如牛角，故此，失败是注定的。
清朝顺治七年，耶稣会士卫匡国神甫奉派赴罗马递呈争执案意见书；顺治十三年，教宗亚历山大七世批准所请，仍准行“敬孔祭祖”。但对以前教宗英诺森十世的禁令，亦未予以废止。也就是说，若是象黎玉范所述的情形，“敬孔祭祖”是敬拜偶像之妄行，那么就当禁止；若是象耶稣会士卫匡国所述，仅是中国民俗，不含任何宗教礼仪，那么就准予施行。
1659年传信部关于传播信仰的指令，对教会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指令的内容是：
“只要中国人不公开反对宗教和善良风俗，不要去尝试说服中国人改变他们的礼仪，习俗方式。有什么事情比把法兰西，西班牙，意大利，或者任何其他的欧洲国家的东西输入中国更傻呢？不要把这些东西，而是要把信仰输入中国，信仰并不是要反对或者摧毁任何民族的礼仪习俗，只要这些礼仪习俗并不是邪恶的。恰恰相反，信仰要把它们保持下去。
一般来说，人们都珍惜及热爱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尤其认为他们自己的民族比其他民族更好。这是人之常情。没有比去改变一个国家的习俗更能引起对方的敌视和疏离的了，尤其是那些历史悠久的民族。当你取消对方的习俗而用你自己国家的习俗取而代之时，这点尤其千真万确。不要因为中国人和欧洲人的方式不同而藐视中国人的方式，反而还要尽力做他们习惯的事情。
赞赏值得赞赏的事情，不值得赞赏的事情不必去吹捧它，小心谨慎要求人们，不轻易下判断，或者至少不要仓促地，急噪地妄加指责。明显的邪恶，最好示意不同意，而不妄用语言予以除掉。要抓住思想上具备接受真理的时机，再逐步消除邪恶。”[译自《罗马教廷有关中国礼仪之争文献一百篇》]
因着这道传信部指令，天主教在中国得到一定的发展。一些传教士在当时的清廷供职，主管钦天监之要职。康熙帝御示“敬天”匾额，悬于北京宣武门天主堂，并谕曰：“朕书敬天即敬天主也”。不仅如此，康熙帝还特别聘请白晋、张诚神甫为师，学习数学及其他学科。白晋、张诚神甫借机向康熙帝输入天主教信仰理念。虽然康熙帝对天主教的信仰认识的比较深刻，可是因为中国当时极其烦琐的宫廷制度，使得康熙帝未能作出迈向信仰的第一步，但从他为天主教信仰作的诗篇中，可以看出他对造物主的崇敬和赞美。
1676年，清康熙十三年，道明会士闵明我神甫到罗马呈递中国礼仪争执案意见书。康熙十五年，闵明我在欧洲出版《中国历史政治宗教概论》，使本已停息的“礼仪之争”再次白热化。不过，这样的争议，主要在欧洲的神学界，并未影响到教会在中国的传播。这个时期，中国首位国籍主教罗文藻的委任，以及罗文藻主教祝圣的三位国籍司铎，对本地教会的发展起到了推进作用。
不幸的是，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3月26日，福建代牧颜当公布一条禁令，禁止传教士在其牧区内，称天主为“天”或“上帝”，也不准信徒参与敬孔祭祖的礼仪。
那些对中国文化缺乏了解的传教士，不许中国教徒“敬孔祭祖”，引起了清朝康熙皇帝的厌恶。本来康熙皇帝是非常敬重天主教的，他在学习西方科学的同时，从法国传教士白晋和张诚的口中，对基督的福音也有了相当的认识。白晋神父甚至梦想将康熙归化，使天主教在中国获得全民归化。可是梦想必定是梦想，因为当时的罗马教廷偏信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传教士的一面之词，坚持视“敬孔祭祖”为异端。致使康熙恼羞成怒，发出针对天主教的御批：“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这道御批造成福音在中国遭遇连续性的灾难。康熙之后的雍正帝、乾隆帝、嘉庆帝对教会极不友善，教会在当时度着教难的生活。直到光绪二十六年，慈禧和义和团串通一气，举国上下对于信奉天主教信徒，无论妇孺，一律杀戮，成千上万的无辜信众惨死在这场无端的苦难中。
孙中山先生以其革命的精神，推翻了没落腐败又极其无能的清王朝，中国天主教会才获得了新生，罗马教廷首任宗座驻华代表刚恒毅主教，热衷于东方艺术和中国文化，尤其经过雷鸣远神甫之努力，直至1939年12月14日，刚恒毅主教出任宣道部次长时，才促成教宗比约十二世解除敬孔祭祖之禁令。
祸害无穷的礼仪之争，终于拉下了帷幕，可是礼仪之争留下的遗害，却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弥补的。1971年元月27日，农历年，中华枢机于斌主教在台湾省台北市师大附中礼堂，首次举行祭天敬祖大典，洗刷了中国天主教徒数典忘祖的罪过和耻辱。
三、天主教在中国的新时代
孙中山先生以其伟大的革命精神，“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推翻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可是，接踵而来的军阀混战、日本入侵、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地革命、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整个中国没有消停的日子，中国天主教更是满目疮痍、遍体鳞伤。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进，不仅全国人民为之振奋，我们天主教会也与祖国一道，恢复我们的宗教活动，展开我们的福传事业。于今，中国大陆拥有100多位主教，2000多位神父,3000多位修女，1300万信徒，信徒人数已创出历史最高。尽管唯物主义的无神思想与我们的信仰有着极大的不同，但是，为祖国的繁荣昌盛，热爱自己祖国的热情是完全相同。古人云：“求大同，存小异”， “道不同，不相谋”， 今天我们要说：“求大同，存大异”， “道不同，正相谋”。 今天的教会也倡导与无神主义对话，在我们的教会经历了太多的伤痛之后，我们更应珍惜我们所生活的时代。在此历史时机，我们不仅为祖国的繁荣昌盛，更为中华民族的皈依虔诚地祈祷！愿炎黄子孙都能够皈依基督，并与我们共沾救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