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新贻手迹 “刺马”，是指清末张汶祥刺杀两江总督马新贻的故事，后被称为“清末四大奇案”之一。围绕着张汶祥的杀人动机，民间众说纷纭，清朝政府也始终都没有定论。100多年后的2008年，一部斥巨资拍摄的电影《投名状》在国内问世，再度掀起了人们关于“刺马”传说及真相的热议。本文作者以清代天主教档案史料为依据，为我们叙述了马新贻被刺的背景故事，也提出了破解百年疑案的又一种说法。 一 清同治九年七月二十六日(1870年8月21日)，在江宁府衙(今南京市第一中学所在地)的校场演武厅，发生了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刺杀一案。颇为离奇的是，刺客并不逃走，而是高喊：“刺客是我张汶祥!”等待在场的卫士捉拿。从同治九年七月二十六日审起，该案先后由五十多位官员进行审讯，持续了八个多月，虽有结案，但得不到确供，故让朝野上下产生了许多怀疑。 民间对“刺马”原因大致有以下六种说法：一、幕后策划者是慈禧，故意让此案不了了之。二、马新贻通“回匪”，张汶祥为之不平，故杀之。三、马新贻因审理江苏巡抚丁日昌之子丁惠衡伤人命案，造成“督抚不和”，招致杀身之祸。四、马新贻曾在浙江严剿海盗，张汶祥为友出头而“刺马”。五、马新贻“渔色负友”，张汶祥为友复仇而刺马。六、马新贻触犯湘军集团利益，被湘军集团秘密会帮谋杀。以上六种说法广泛流传于中国的小说故事、地方戏曲和民间口头传说中。 除此之外，民间还有一种甚为玄乎的传闻：与康熙帝和乾隆帝关系密切的海宁世家望族陈氏中有一人，即陈其元(1811-1881)，曾有“张汶祥行刺案”笔记，说他的亲戚钱慎斋时任江宁知府，曾受马新贻总督信任，欲为马新贻雪恨，究出实情，“乃殚精极，研讯两个月之久，卒不得要领。发愤卧疾者累日。此案，慎斋为余详细言之。”所以，陈其元对“外间之谣传，均不足据”。他最感奇怪的是湖州一个姓费的所说的一番话。费某以画师为业，流寓上海，患疟疾正厉害。在马新贻被刺三日，上海即得消息。但当时外界尚不知凶手是谁。费的同乡沈某，时任布捐局司事，把刺马案消息告诉费某，费大惊，叫道：“贼必张汶祥也!”沈很吃惊，问何以见得，费某说：“数日前疟疾发作，昏愦之际，忽见一隶手持牌票，上书‘张汶祥刺杀马总督一案，系一百二十年前之事，今当完案，在案人证，合行拘提。’涉案一百五十余人，首名即马总督，而我之名亦在内。”当时费自思“与马总督无一面之识，何以连及殆噩梦耳。今乃有是事，我其死乎?”过了几天，传来凶手果然是张汶祥，费即死去。第二年，陈其元在上海做官，访问布捐局，果有其事。陈其元断定这是“夙冤”，还是千古疑案，无人揭破。 2006年，笔者在研究南京市白下区宗教史时，从档案中偶然发现了“刺马”案的第七种说法。当时的江南天主教档案史料显示，马新贻是因为对天主教力持“弛禁”主张，而卷入了江南天主教与江南吏民深深的矛盾冲突中，故而被谋杀的。可以说这是一桩典型的与宗教有关的政治谋杀案。 在现存的江南天主教档案史料中，笔者发现了几份1887年的材料，如高龙鞶在《神学院》的《南京新会口的初期》和《江南传教史》两文中，方殿华在《南京今昔》和《江南教区消息报》第三卷，鲁塞在《中国纪行》和高强在《中国和西方列强关系史》第一卷中，都不约而同地作出近乎相同的结论：“南京总督(马新贻)和南京知府(冯柏年)之死，是因为他俩曾阻止陷害教会而与要人结下了怨仇，我们虽找不到其他不容置辩的证据，但当时南京、上海的人们都是这样认为的。”并且都遗憾地说：“在发生上述严重事变时，郎怀仁主教不在教区。”并具体写道，当时郎怀仁响应“宗教庇护九世向全世界天主教发出的号召，出席了梵蒂冈公会议。1869年9月4日，他偕同他的神学顾问薛孔昭神父启程去罗马，住在耶稣会总院”。所以郎怀仁失去了一次调查机会。但如果他当时在中国，一定会从南京、上海宗教界得出水落石出的结论。 那么马新贻与江南天主教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又何以会卷入教会与平民的矛盾冲突，以至于招来杀身之祸呢?这还要从马新贻其人以及他所处的时代背景说起。 二 马新贻，字谷山，四川开县人。道光年间进士。初为安徽知县，先后在庐江督理军用粮械，供职曾国藩营务处，管理江北厘金总局，参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因功历任安徽按察使，江宁布政使、山西巡抚，同治七年(1868年)调任两江总督。他对洋教较为开明，与传教士有较好的关系，受到神父们欢迎。同治八年，即1869年4月7日，马总督第一次接见郎怀仁主教，马对郎主教说：“希望郎主教常驻这里，我们彼此来往更多，我们只会感到高兴。”郎怀仁主教曾叫一位神父记下另一个神父所说的一件事：马新贻曾在上海地区与太平军作战受了重伤，是一位神父救治了他，郎怀仁多次看望他。神父问他愿意相信天主吗?马新贻表示愿意加入天主教。所以神父们对马新贻有好感。马新贻也很温和地对待天主教。持“弛禁”态度。这点恰与李鸿章总督态度相反。1869年，当南京天主教要求在公所重建能住二十多人的南京第一座西式神父住院和圣母大教堂时，马新贻总督批准了，并不同意把天主教赶出城外。这一切都令南京大部分市民不满。 就在这时，安徽又发生了韩神父事件。当时的安徽，经过太平天国反清起义，历经十几年战乱，南部肥沃的产粮府县的居民或死亡或逃走，因此劳动力奇缺，战后安徽省官府只得向受战祸较轻的邻近地区号召移民。天主教支持教民迁去，并给予教民大量经济援助，赠予优良的家禽家畜品种，由于传教士的努力，会口增加，教民增多，安徽成了江南传教的中心，但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矛盾也尖锐起来。1869年11月3日，安庆的著名自然科学家、传教士韩伯禄神父要去上海，在等轮船时，看家的仆人突然跑来报告，说是集结在省城应试的一群考生冲进神父家抢劫。韩神父立即回城，路上遇到一批青年学生，背着抢来的东西回去，一见神父，丢下赃物逃散了。回到家的神父，发现自己家里已被抢得乱七八糟。当夜，考生们再次来到韩府，高喊“杀啊!烧啊!”把砖瓦、石块像冰雹似地投向韩神父，吓得他当夜乘轮船逃到上海，家中被彻底洗劫，地方官在事后看了一下，只是拾走一串住院钥匙备案。 负责安徽教区的金式玉神父接到报告，去找安徽巡抚，却遭拒绝见面，只传话给他一些空头诺言。官府的纵容，使安庆神父被驱逐消息蔓延，士大夫和百姓反洋教势头更汹涌，许多信教的中国人受到迫害，尤以建德县为严重，一连十五天，百姓冲击教民住宅。12月8日，一些人大肆抢劫教民财产，烧掉了十一所房屋，杀死了二十二人，其中有两个女孩，一个六岁，一个才两个 月，被投入火中活活烧死。有个教徒是传教士的得力助手，邻居劝他逃跑，可他拒绝了。当乱民冲进他家时，他正跪在圣像前祈祷，乱民逼他烧掉圣像。并责问：“你有祖宗的牌位可以敬拜，为什么偏要信奉洋鬼子的洋教?”头目一声令下，杀掉这个不认祖宗的家伙，这个人立即首级落地，躯体被投入火中。幸亏金式玉神父争取了—位武官赶来镇压，才保住了这个教徒家的中心会口。迫害教民的浪潮进一步蔓延到江西和四川，有更多的神父同教徒被杀害。 法国政府指示驻华公使罗淑亚，教会是法国在华势力的最好支持，要武力保护天主教。罗淑亚在上海命令莫代海军司令调集“维纳斯”号、“迪普莱克斯”号、“科特洛贡”号、“蝎子”号、“阿斯皮克”号、“火焰”号军舰，组成远征队沿长江西进。1869年12月24日，法兰西的军舰云集南京下关。面对如此危急情势，两江总督马新贻知道“排教”事端严重，作为缓兵之策，他主动提出给罗淑亚和海军军官们提供一所豪华宾馆作为招待所。可是罗淑亚拒绝了，表示宁愿住在南京天主教圣母堂主教的住所。12月24日晚上，法国公使罗淑亚与法国的海军上将、法国总领事在士兵们的保护下去拜访了两江总督马新贻。25日是圣诞节，马新贻由盛大的仪仗队陪同。去圣母堂答访。26日双方正式会谈，法方提出，为赔偿安庆传教士所受损失。要求清政府在城内拨给一块大面积的无主土地。并依法惩办祸首，至于对教徒迫害的凶手更要按法惩办，以命抵命。12月29日，马新贻签字答应了罗淑亚的全部要求；法方立刻派一位神父去安庆接收赔偿的土地；马新贻又派了一位代表去建德查办作案的罪犯，并监督执行。马新贻还在江南各府各县张贴告示，盛赞教会的纯洁正直，承认法国传教士们“有权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严斥安庆、建德的闹事者，声明如有人胆敢重犯，“定即按律严惩不贷”。安徽抚台也向全省发出类似的告示。12月31日，罗淑亚离开南京，去了安庆、九江、汉口视察，视察后心满意足地回了北京，法国对远东天主教的胜利赞之为“漂亮”。天主教的得意，马新贻总督的妥协，却激起了更多人的不满和愤怒。 三 后来的几个月，控告外国传教士各种罪行的小册子散遍了长江流域，其中一条罪行令千家万户惶恐不安：传教士及其本地助手们是偷小孩的拐子，把小孩放入教堂和育婴堂，然后挖出他们的眼睛、心、脑子，用来施行邪术。在旧时代，小孩被拐卖是常有的事，但这时，传言对那些传教士可是大大不利了。中国的读书人和普通官吏产生了复仇的愤怒情绪。在南京，就出现了一个反传教士运动的头面人物——陈国瑞。 陈国瑞，安庆人，是总兵黄国榜的义子，年轻时就当兵，追随名将僧格林沁，成为他的螟蛉子，性格强悍，作战以骁勇著称，被皇上赐号“技勇巴图鲁”。这位云骑尉陈国瑞忘不掉当年洋人在津京烧杀抢掠造成的奇耻大辱，于1870年4月带着勇敢的卫队来到南京。他与藩台梅启照是老友，梅做通州知州时，曾被传教士带领来的法国炮舰逼订城下之盟，蒙受巨大侮辱，故也成为陈的同道中人。两江辖地不断传来天主教欺凌中国百姓的消息，陈国瑞、梅启照等人将这些情况编辑印出小册子，每天从藩台衙门大批发出。那些教士杀小孩的骇人新闻，令百姓愤怒。教士们向罗淑亚揭发：“陈国瑞雇用的士兵还手擎木牌，牌上贴有红纸，写着煽动仇恨洋人的招贴。纸角上还贴有鸡毛，表示十万火急。这些士兵满街满巷地穿梭往来，照中国习俗，这就是说大家快快把这些新闻传开像风吹鸡毛那样。”“在小店里、茶馆里，木牌招贴的擎持者向人们诵念、讲解木板上这些标语。连和尚和算命先生们也乘机出售抵制洋人邪法的符咒，使民众更加慌乱；家家户户的门上、墙上以及路头屋顶，都用石灰浆涂上大十字，说是可以制止偷拐孩子的贼匪。这时正逢江南乡试大比之年。来南京报考举人的考生，足有五万多名。这些考生们最恨洋人，他们成群结队地经常准备闹事。”(以上引自1887年高龙鞶的《江南传教史》) 当时，天主教、基督教在各地举办了育婴堂，有些传教士经常多报婴儿数字，以取得总部的表彰和批拨慈善款。但由于缺少医疗和营养条件，所以育婴堂死亡率很高，这自然更增加了中国人的怀疑和不满。 南京群众对天主教极为不满。南京两江总督衙门的外事官员苦苦规劝神父们暂离南京，并由官府承担路费。待风暴过去后再回来。公所内的天主教神父和住在别处的耶稣教牧师听从中国官员的要求，都去了上海。但神父们认为，很多谣言必须消除，这才是根本办法。神父把南京发生的一切情况报告两江总督衙门，并邀请中国官员去天主堂察看。 新上任的南京知府冯柏年是个与马新贻持相同立场的官员。马新贻一接到神父们邀请他视察南京神父住院的请求，就派冯柏年去视察天主教堂。6月11日清晨，冯柏年带领一众官员来到神父住院和教堂，教士们将门窗全部打开，任凭检查，官员一致证明神父住院和教堂绝无死婴，冯柏年立即将情况报告给了马新贻，“马总督立即宣布南京全城禁严，派遣百余士兵驻住院四周警卫，同时派人到处张贴告示，证明教士无罪，严禁散布谣言。当夜，在狱中处决了五名罪犯，并宣布前几天作案盗窃孩子的就是这些人，这完全是中国式的安定民心的办法。”(以上引自188"7年高龙鞶的《江南传教史》)南京平息了风波，陈国瑞害怕被捕，当天逃出南京去扬州，又到山东，集结旧部数百人，到了天津。6月21日早上，天津激怒的群众冲进遣使会神父住院，又冲进仁爱会修女住院和邻近的法国领事馆。结果两名神父、十名修女、法国领事以及多名法国、俄国的外交官都在这一天被杀害。惨案波及扬州、苏州、松江、上海。各地官员放任不管，只有上海租界洋人迅即组织了七十人的志愿军，还派出武装部队调来大炮，骑兵队一直在徐家汇巡逻。 全国各地都在“排教”，官员也都不闻不问，唯独南京例外，马新贻对各地官员放任人们横行霸道极为不满，他上奏皇帝：“我在南京能做的，为什么人们在别处不能做呢?为什么不惩办这次肇事者，而放任他们逍遥法外?我真不理解。”他更想不到的是一场阴谋已向他袭来，在当时，庇护天主教会有什么下场呢?正如事后，神父们在有关史料中所推断的那样。不久后的8月21日，马新贻在公开场合被刺杀，杀人者正是来路不明的张汶祥。“几天后，公正刚直的江宁府府台冯柏年在衙门里悬梁自尽了。追查凶手的任务落在陈国瑞的好友、藩台梅启照身上。梅表面调查了一番，断言府台是因为属下对他不满而气愤自杀的。因此他处罚了一些人，案子就此了结。”“人们说张汶祥就是刺死总督的凶手。果真是他么?这实在是个谜!”(以上引自1887年高龙鞶的《南京新会口的初期》) 天主教神父不便插手这桩奇案，唯一有资格能与清政府通话的是和马新贻颇有交情的江南教区郎怀仁主教，他因回欧洲开会，没能过问此案。所以，神父们只能留下了猜测文章，断定此案是与天主教有关的政治谋杀案。中国的封建朝廷却无人去理会这些文章。而当时执政者的官场说法和编造的故事，却得以广为流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