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的春天，当北京的外国公使们还在为该不该公开发布镇压义和拳的上谕问题而与清廷闹得不可开交时，直隶一带的义和拳活动已经风云初现。 目前有研究者认为这里的义和拳活动兴起是因为袁世凯在山东的严厉镇压导致拳民流入直隶（今河北），这种观点不完全对。事实上，在山东拳民闹事的时候，直隶一带也有类似的活动，但其规模和影响力远不及山东，而且其活动范围也主要集中在直隶与山东交界的地区，要说是受到山东方面的影响，也不为过。
直隶一带拳民的活动，最初主要集中在与山东冠县、临清交界的威县、曲周等地，这可能是受到了“梨园屯教案”的波及。但到了1899年后，直隶一带的拳民活动开始北移到与山东德州交界的直隶东南地区，即枣强县、故城县、吴桥县和景州、阜城一带，其规模已经不可小觑。 当时在枣强县一带活动的拳民首领名叫王庆一，他是本县张家屯人，年龄大概三十不到，家里有十来亩地，也兼卖瓜果。1899年左右，也就是平原一带闹神拳的时候，从山东茌平县来了一个卖小鸡的周姓汉子，周师傅在枣强县流常镇的镇武庙开了拳场，当时也搞“降神附体”，由此吸引了不少徒众。王庆一最开始练的是五祖神拳，大概也在这个时候学会了神拳的那一套，并随之成为当地的拳民领袖。
王庆一等人的活动引起了当地教会的不安，他们向当地政府请求保护，但枣强县令凌道增对他们的要求未予理会，以至于后来王庆一等人得以公然出入县衙（后来凌道增也因为“纵匪不拘”而于次年被革职）。在1899年8月20日（ 阴历七月十五，鬼节）的晚上，王庆一等人烧毁了故城县大月庄的教堂。神父任德芬随后便向故城县令投诉，但正当知县准备召唤王庆一进行审问的时候，王庆一带着数百人涌进县城，反向知县告状说：“洋教士觊觎我们的财富，破坏我们的法律，煽惑群众。他们的控诉的为了陷害我们。我们所以如此穷困，我们的天津所以如此混乱，都是这些洋人造成的，……我们要大人狠狠的攻击他们。”（1）
知县没有办法，只得向他们解释洋人传教是条约规定允许的，由于法不责众，他只能将王庆一等人加以训诫后完事，至于教堂的损失则用官费重新建起，这事便算和平了解。官府处理的方式显然是激发了王庆一等人的信心，以至于他们后来公然手持武器（当然，主要是冷兵器）在乡间威风凛凛的来回巡游，令当地的传教士和教民们感到胆战心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故城知县之所以妥协，主要原因在于他缺乏对付大批拳民的办法，而拳民们得以在乡间横行也证明了当时的基层政府已经失去了对当地局势的控制。
在这种情况下，献县张庄总堂的葛光被主教便向河间知府投诉，而直隶总督裕禄接到河间知府的报告后，随后便派出一位负责洋务的官员陶式鋆前去处理。陶式鋆来到故城县后想把王庆一带到天津，但拳民们摆出要武力抗拒的架势。在威胁之下，陶式鋆不得不放弃强行拘捕王庆一的计划，只是要求教民和拳民们“和平相处”，随即便匆忙离开了故城县。
陶式鋆的处置显然不能平息事态。在当年10月，景州的宋门镇又发生了一件事情，据任德芬的记载，事情是这样的：10月2日（八月二十八日）是宋门镇的大集之日，拳民们在当地开了拳场，并宣称九月二十一日（10月25日）的集市日义和拳将公开表演神术，刀枪不入，任大家参观。于是在九月二十一日真的有上千人前来观看，但当地拳民却又说这一天不吉利，改到下一个集日也就是九月二十六日（10月30日）进行表演。拳民们的宣传手段很高明，把村民们的胃口吊得很足，结果那一天来看的人比上一次还要多，大家都想看看这一神奇之事。
在 九月二十六日的那一天，义和拳大师兄便在村外的空地上升坛做法，他先令两个徒弟跪在神坛前，其中一人使劲磕头、作揖、念经、烧香，但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神灵似乎并不显灵。直到下午，正念着咒的大师兄突然霍地站了起来，脸色大变，牙关紧咬，双目圆睁，并开始跳起舞来。接着，他似乎被某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所控制，两位徒弟也站了起来，并给枪装上子弹。大师兄上半身赤裸，敞开胸脯对着枪口。只听“砰”的一声，围观的群众看到大师兄似乎表现出承受不了的样子而跪了下来，接着整个人便倒在了地上。这一枪打穿了他的胸膛，鲜血直流，伤势严重。接着，大师兄在地上痛苦的翻滚了几下，接着四肢蹬直，不再动弹。拳民们却说，各位，这没什么奇怪的，大师兄经常这样，到不了明天就会醒过来的。接着他们便将大师兄给裹着抬走了。（2）
当然，这位大师兄不用等到第二天就咽气了。但到了第二天，义和拳便宣称是天主教徒用邪术谋杀了大师兄。就在当晚，当地的义和拳便连夜赶到宋门镇，要与教堂为难。消息传得很快，临近的吴桥知县劳乃宣在日记中记载此事说：“近于景州试演，自毙一人，盖手法一时失误，而其党诬称教堂镇压所致，几与教堂生衅”。（3）
景州知府王兆骐得知此事后不敢怠慢，他一面派出军队，一面派出地方上的士绅进行劝服，但教民和拳民之间的冲突一时难以消除。在对峙了十几天后，拳民们退出宋门镇，但提出条件要求官府出钱宴请并唱戏、官兵在义和拳的神位前磕头等，王兆骐十分恼怒，他立刻向直隶方面请求重兵剿抚，但直隶按察使廷雍反责备王兆骐、劳乃宣等人“张皇”，说“拳民具有忠义之气”，进行剿杀反可能“激成巨案”，因此驳回了王兆骐的出兵请求。王兆骐后来一气之下，便辞官回家了。
在教民们得知官府的态度后，他们决定用自己的力量进行自卫。宋门镇附近的朱家河教堂随后便购买了枪支并组建五十人左右的青年队，开始进行操练。朱家河村位于景州西侧大约 十公里处，分为东西两个村子，其中东朱家河村很早就有人信教（大约有两百年的历史），此时村中的百来户人家大多信教，因此朱家河教堂也成为这个地区的第一堂口，并设有男女学校和育婴院。当然，因为习俗和文化上的冲突，这里受到了临近村庄的敌视。宋门镇周围的义和拳因为上次失手的事情丢了面子，决不愿善罢甘休，但当他们挑起事端的时候，反被教民用现代枪械打垮。在死伤了一些人后，这些人宣称宋门镇是“不洁”之地，随后便从这里消失了。
说到朱家河教堂，这里有必要提前说一下其在1900年夏天发生的事情。这个事件或者说惨案在欧洲广为人知，其几乎与北京的西什库教堂被围攻一样出名，但在国内却少为人知，这不能不说是怪事一桩，颇令人费解。在1900年义和拳的高潮时期，清廷宣布义和拳为“义民”，当地反教情绪达到高潮，气氛十分紧张，当时景州、吴桥、阜城、故城、交河、武邑等七八个县的教民们纷纷来到朱家河教堂避难，当时聚集在这里的教民达到三千人。而在此之前，武邑县城内的教堂被攻击，有一百五十名教民被杀，两名神父遇害。
当地的义和拳，在王庆一、渠成江、牛贵选等人的率领下，前来进攻朱家河教堂，以报去年之仇。在任德芬神父的安排下，教堂方面在村里构筑了防御工事，义和拳一时间难以攻下。这时（阴历六月二十日，阳历7月16日），原山东巡抚、后被调任长江水师的李秉衡所部及原驻扎在江西清江的武卫军先锋右军指挥陈泽霖所率的两千五百名士兵，他们在北上勤王的途中经过景州，于是义和拳首领及其当地的士绅（蔡氏兄弟，一个举人，一个秀才）前去面见李秉衡，他们声称朱家河教堂是外国人和卖身偷靠洋人的汉奸们的巢穴，要求李秉衡给予协助。新任知州洪寿彭和一些当地绅士也为他们作证并恳请李秉衡留下来协助扫除这一巢穴。李秉衡因为要急于赶到北京，他不想为此事耽搁时间，但还是留下了后卫部队陈泽霖部协助攻打朱家河教堂。
六月二十一日（阳历7月17日），陈泽霖所部来到朱家河教堂，在义和拳的攻击被打退后，陈泽霖部队开始用炮进行轰击，所幸的是这时天色已晚，双方暂时休战。当天晚上，教民们劝说任德芬神父和汤田波神父趁夜转移到献县张庄总堂，但被两人拒绝。在次日的攻击中，教民会长朱三被炮火击中身亡，教堂内陷入一片混乱，但教堂还没有陷落。在二十三日，进攻的炮火更加猛烈，越来越多的建筑物被击中，而且饮水断绝，当晚很多教民因为口渴而冒险越墙逃走，但大多被围攻的义和拳发现而杀害。二十四日，义和拳和清军攻破教堂的壁垒冲了进来，开始不分男女老少的进行杀戮。惊恐的教民们，大约剩下一千人，最后逃到一栋仅存的教堂和院子里面，在枪弹声中，这些教民在祈祷的同时陆续被射杀，义和拳甚至将浇了油的草席扔进了教堂而引发大火，在火光冲天中，残存的教民打破窗户往外逃生，但大部分遭到杀害。
在这场杀戮中，任德芬神父和汤田波神父都死了，教民被杀的场面惨不忍睹，有被枪打死的，有被烧死的，也有从屋顶上跳下来摔死的，但更多的是在逃生中被杀死，除了少部分高喊“背教”的人免于一死。《拳祸记》中说当时的死者高达一千八百人，也有学者说是两千五百人，逃生的不过五百人。（4）
据说陈泽霖在得知事情的真相是教堂里只有两名外国传教士、自己的军队杀戮的全是无辜的中国男女之后，立刻变得怒不可遏，他训斥了知州并威胁要将两名绅士带往北京惩罚。义和拳随后又前往攻打青草河教堂，但陈泽霖再未给予协助，反而将其中的女信徒带走送到北京。在途中，又有义和拳请求他们协助进攻献县张庄总堂，但遭到陈泽霖的严词拒绝。
“朱家河教堂”惨案在很长的时间内不为人知，但读者可以想象当时那些无辜教民被围攻的惨状。在1900年华北平原上的那场狂暴运动之中，那些孤立的教堂和教民不像是在北京的西什库教堂，他们在得不到任何保护的情况下，在面对这些疯狂暴行的时候是何等的凄惨和无助。
回到前面的义和拳事件。在朱家河教堂南边的杜桥镇也有个义和拳中心，首领是牛贵选，他是当地的一个地主，家里有一百多亩地。牛贵选的神拳是从宋门镇的郗树芳传播而来，此人家里有五六十亩地，还开了一个杂货店。从源流上来说，这一带的义和拳来自于衡水县的留仲镇，这里以武秀才渠成江为首领，此人是地主的儿子，家里有地一百亩，当地人称“渠五爷”，而留仲镇的义和拳则听说是一个叫葫芦和尚的所带来的。
在宋门镇北边武邑县有一个叫晤修和尚的拳民首领，他以萧村为中心，并陆续将拳场扩展到阜城县临镇村等地，并竖起了“神助灭洋”的旗号。晤修和尚所办的拳场，其仪式和练习方法和山东的神拳基本是一个套路，也是树神坛降神附体，并在各村设立拳场进行发展。值得注意的一个特点是，这一带积极引进义和拳的人大都是乡村中的上层人物，如具有功名或者是地主及其有名望的家族。
直隶东南地区的反教活动引起了献县张庄总堂的警惕，他们随后向法国驻天津领事写信并告知当地的危机。领事接到信后便向直隶总督裕禄发出照会，于是裕禄便派梅东益率军队前去河间府一带保护教堂。梅东益是淮系旧将，他随后便派兵前往景州和献县一带，并亲自率骑兵到达献县张庄教堂进行保护。
在梅东益军队到达之前，晤修和尚等人便袭击了阜城县临镇村教堂，并掠夺了教会的一些物品返回拳场。当地的教民在打击之下，只能纷纷逃离。由此，事态变得更加恶化，拳民们还宣称要在阴历十五去抢总堂。在拳民们的计划中，先消灭各自附近的教堂，最后总攻灾难的“黑风口”---献县张庄总堂才是他们的最终目的。
在攻击张庄总堂之前，当地的义和拳决定先拿下上次受辱的朱家河教堂，于是在12月18日（ 阴历十一月十六日），晤修和尚率领千余名义和拳向朱家河教堂进发。而在这时，梅东益麾下的游击范天贵率领两营兵力到达了景州，在得知义和拳的行动后，景州知府王兆麟和范天贵率兵在途中将晤修和尚等人拦住，双方并不是一开始就发生冲突，而是先有一段对话：
范天贵问：“领着这班人众，来干何事？”
晤修和尚说：“是来拆毁教堂，杀灭随从洋人的二毛子，保护大清皇帝。”
范天贵说：“我奉皇上的命来保护这座教堂并全村的教民，请大主持给兄弟留脸，领着众人回去，不用骚扰这个小小的村庄了。”
晤修和尚说：“不可能。”
范天贵说：“我善言劝你，是给你留脸，你找着不要脸，可怨不得我。”（5）
说完，范天贵一个手势，其手下的士兵便扑上去将晤修和尚抓住，义和拳众试图夺回首领，双方便开始交战。结果很显然，义和拳的“刀枪不入”都是假的，他们被打死了三四十人，八十多人被俘虏，最后晤修和尚被斩首，头颅悬挂在景州城上。
有意思的是，在同一天，王庆一等人在故城县策划了一场《火烧望海楼》的梆子戏，这个大戏以1870年“天津教案”为故事背景，知县竟然无力阻止。不过，知县很快请来的军队，他们前往王庆一的据点进行搜捕，将其中的组织者之一大贵和尚抓住（于翌年被处死），而王庆一则侥幸逃离了此地，据说后来去了北京，直到1900年的高潮时期回到这里。
在吴桥县，县令劳乃宣一向认为义和拳是邪教并强烈主张采用剿灭手段，由此当地的义和拳也对他恨之入骨，他们甚至张贴揭帖说要“剥县官的皮”。事实上，拳民的确有进攻县城的计划。不过，范天贵的军队很快抵达了吴桥县，随后便进行血腥镇压。据说官军回到县城的时候，劳乃宣来到城门口迎接并大声喊道：“告诉我你们战果如何？杀了多少义和拳，你们拿几个人头来作证，我要犒劳你们！”于是骑兵队便拿出五颗人头给他看。（6）
后来，这些人头被装在木笼子里传示城乡各村，以警示那些残余的义和拳民。在正规军的打击下，直隶东南地区的义和拳风潮很快便被平息了下去。那些逃脱了追捕的义和拳民开始离开被通缉的地方，去了北京或者其他地方，这一地区也重新归于平静，直到1900年的夏天再起波澜。
本文节选自连载：《失控1900：庚子国变的最终真相》
注释：
1、任德芬前揭文，《探索》，第248页，转引至佐藤公彦：《义和团的起源及其运动》，第516页。
2、任德芬前揭文，《探索》，第251页；或《义勇列传》第2册，第3－5页，转引至佐藤公彦：《义和团的起源及其运动》，第516页。
3、劳乃宣：《拳案杂存》，《义和团》（四），第453页。
4、关于这个惨剧，可参见《拳祸记》下，《景州朱家河教难》（第200页－219页），《河北景州、枣强、衡水地区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两千五百人的死亡数字来自于美国学者魏扬波的论文《义和团在天主教世界中的形象》，转引至佐藤公彦：《义和团的起源及其运动》，第547页－551页。
5、《义勇列传》第2册，第10页，转引至佐藤公彦：《义和团的起源及其运动》，第516页。
6、任德芬前揭文，《探索》，第264页，转引至佐藤公彦：《义和团的起源及其运动》，第541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