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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似保禄的于斌枢机

时间:2009-07-02  来源:  作者:单国玺枢机 点击:

于斌枢机

    于斌枢机的圣名是保禄,这是一个伟大宗徒的名字,是一个许多教友都喜欢用的圣名。保禄原是一个迫害基督徒的法利赛人,他迫害基督徒的原因是因为不了解他们,以为他们是异端邪教,所以必欲除之而后快。然后保禄有了一次奇妙的经验,他在往大马士革的途中被一道光击倒,他听到基督问他:“你为什么迫害我?”他知道同他讲话的是基督后,随即皈依成了基督徒。他在沉潜数年之后,开始出外传福音,在二十二年中,他的足迹遍及地中海东半部各地,早期的教父们相信他在晚年时到过西班牙,为了替自己上诉,他到了罗马,并死在罗马。他是宗徒中公认最伟大的传教者,倒不是因为他有多大立即可见的皈依数字,而是在他的书信中,揭示了一个传教的普遍原则,不论在非基督徒或基督徒中都适用。


    
于斌枢机相貌堂堂、身材魁梧、风度翩翩,出口成章;这点保禄和他有不小的差别,保禄的书信似乎比他的言语更有份量。他写给格林多人:“我保禄——就是那在你们中面对面时就谦卑,不在的时候就对你们胆大的——亲自藉基督的温和良善劝告你们”(格十:)。他又写道:“我也不羞愧,免得有人以为我好象只会借著书信来恐吓你们。因为有人说:‘他的书信的确严厉而又强硬,但他本人在时却软弱无能,言语又空洞可轻。’(格后十:十:)。而于斌枢机则恰好相反,他在演讲、宴会时,往往三言两语就令人折服,他留下的主要是他的言论而非著作。不过这种不同只是表面的,他们都是天主特选之器,各有天主所赋予的才能,并且他们都善用了这些才能,为天主服务。在我看来,在作为基督的追随者这一点上,于斌枢机是和保禄肖似的,并和所有传福音的人一样,也以保禄作为他的榜样。如何肖似保禄,以下就是一些比较:


一、他们都是传福音的人


    保禄皈依之后他的生命就献给了传播福音这项工作,因为基督的爱催迫着他,他一定要去做传福音的工作。他说:“所以对于事奉天主的事,我可以在耶稣基督内夸口,因为我不敢提及别的,只说基督藉我,以言语,以行动,借着奇迹、异事的能力和天主圣神的德能,所作的使外邦人归顺的事,以致我从耶路撒冷及其四周,直到依里黎苛,传遍了基督的福音;并且专在没有认识基督的地方传布福音。”(罗十五:十五:)


    
于斌枢机也是如此,基督的爱催迫着他,让他的一生也是在为福传而奉献。在他任公教进行会总监督时,苏雪林回忆了于斌神父在汉口的演讲:“这位神父魁梧的身材,英俊的仪表,宏朗的声调,条理分明,洋溢热情的讲辞,把满堂听众都听得着了迷,大有心神皆醉之慨。我记得隔座有一位外国神职,自始至终,眼注视他,时点头微笑,时举手拂拭抑制不住的盈眶喜泪…。”这是她用演讲福传的实例。他在抗战时期至湖南、滇缅、西北前线劳军,身穿长袍,胸前戴着金色的十字架,自将领至士卒,莫不知他是天主教的主教,这不正如同保禄一样,专门在没有人认识基督的地方传福音?他幽居美国时,向留学生传福音,向华侨传福音。回到台湾担任辅大校长时,虽然辅大是一所学术自由、信仰自由的学府,但他也在自由的气氛中,鼓励将福音传给辅大的学生们。


    
于斌枢机常提“无所不在的传教方法”,换句话说,就是在日常生活的所有大小事上,都以传福音的态度去实行、去体会。在这种想法下,他与政府高官、名流缙绅结交是为了传福音;他参加宴会、吃饭也是为了传福音,他接受社会荣衔,也是为了传福音。


二、在什么人中就成为什么人


    保禄说:“
对犹太人,我就成为犹太人,为赢得犹太人;对于那些在法律下的人,我虽不在法律下,却仍成为在法律下的人,为赢得那在法律下的人。…对软弱的人,我就成为软弱的,为赢得那软弱的人;对一切人我就成为一切,为的是总要救些人。我所行的一切,都是为了福音,为能与人共沾福音的恩许。”(格前九:格前九:)


    
于斌枢机传教的对象是他的同胞,因此,他念念不忘的是要将基督信仰带进中国文化中。一九四一年他在重庆成立“中国天主教文化协进会”,从此名称即可知道,他对融合基督信仰和中国文化已有了答案,他要以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加上中西方皆重视的真理,然后用分享基督的永恒生命以求圣,意即超性的生命为最高目标,建立一种属于中国天主教的文化。这种文化不但不与中国传统文化冲突,还可以改进以往缺乏的部分。他说:“吾人必有崇真、乐善、希圣之标准的文化,人与自然间,人与人间、人与神间之关系,始可加强,始可改善,天主教文化建设的前途,始可灿烂光明。”以后于斌枢机在真善圣之中,再加上了美,以补足情感的部分,就成了他理想的中国天主教文化的内涵,也是我们辅仁大学的校训。真善美圣是内涵,人与物、人与人、人与天则是其中的架构,也就是我们常提的三知论。晚年时他再将他的整体思想浓缩为四个字“敬天爱人”,他说:“中华文化的最高理想是敬天爱人,天主教的精华与指归也是‘爱天主在万有之上而爱人如己’。我是中国人,又是天主教敬仰者,所以我人生的最高理想也不外敬爱上主,泛爱众人。”由他这七十八岁时所写的一段话,可以知道他悠游于中华文化和基督信仰间,已是无入而不自得了。


三、不惧险阻、不畏误解


    保禄的传教过程历经各种困难危险。他自己说:“
被犹太人鞭打了五次,每次四十下少一下;受杖击三次;被石击一次;遭翻船三次;在深海里度过了一日一夜;又多次行路,遭遇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由同族来的危险、由外邦人来的危险、城中的危险、旷野里的危险、海洋上的危险,假弟兄中的危险;劳碌辛苦,屡不得眠;忍饥受渴,屡不得食;忍受寒冷,赤身裸体;”(格后十一:十一:)在教会内保禄也受人疑忌,初期是因他以前迫害基督徒的事实,难免对他无法信任;而最主要的,是因他主张不用犹太礼俗加诸于外邦人基督徒,引起犹太基督徒持久而强烈的反对。


    
于斌枢机一生也是充满了各种困难;他升任南京主教不满一年,中日战争随即爆发,他被迫流亡后方。光复不满四年,南京被中共占领,他又被迫流亡海外。第一次流亡大后方,教廷驻华代表蔡宁不谅解他;第二次流亡海外,甚至教廷也不谅解他,日本悬赏过他的人头,毛泽东将他列为甲级战犯。他兴办的事业,失败的多,成功的少;现在留下最有成绩的也就只有辅仁大学,但我们知道,在学校中还是有许多对他不同的意见。因为他与政府要员时有往还,许多人误解他,称他为政治和尚。他坚持教会的本地化发展,难免有部份外籍传教士不认同他,在教廷控诉他的卷夹高可盈尺,甚至有人问他:“你是教会的枢机,还是国民党的枢机?”


    保禄的这段话应常盈绕在
于斌枢机心中;保禄说:“在艰难、贫乏、困苦之中,在拷打、监禁、暴乱之中,在劳苦、不寝、不食之中,以清廉,以明智,以容忍,以慈惠,以圣神,以无伪的爱情,以真理的言辞,以天主的德能,以左右两手中正义的武器,历经光荣和凌辱,恶名和美名;…像是待死的,看!我们却活着;像是受惩罚的,却没有被置于死地;像是忧苦的,却常常喜乐;像是贫困的,却使许多人富足;像是一无所有的,却无所不有。”(格后六:六:)。有了如同保禄一样的体会,于斌可以服从教宗的命令,幽居美国将近十年。他可以忍耐别人对他的屈辱、误解而一笑置之,他和保禄一样,深刻体会基督以至高无上的天主,降生成人,取了奴仆形体的大爱,让他可以效法基督去爱人,不计较别人可能利用他、欺骗他,或许有人可以因此批评于斌枢机缺乏明智,但在天主面前,他是俯仰无愧的。


    对于别人对他的批评,
于斌枢机的惯常态度是不辩解。但一九五九年,传信部代理部长雅静安枢机命他解释许多对他的抨击,在于斌枢机(当时是总主教)的自白中,他用了保禄的一段话,我们就用这段话做为今天证道的结尾:“其实,若有人在什么事上敢夸耀——我狂妄地说,我也敢。…他们是基督的仆役?我疯狂地说,我更是。论劳碌,我更多。…我成了狂妄的人,那是你们逼我的。本来我该受你们褒扬,因为纵然我不算什么,却一点也不在那些超等的宗徒以下。”(格后十一:;十一:;十二:)于斌枢机他在自白中夸耀了自己,的确在基督内,他是可夸耀的。


    于枢机的崇高人格和坚定宗教信仰,确实是“仰之弥高,钻之弥坚”,高不可攀,深不可测。今天我只指出了他和他的洗名圣保禄几点相似之处。从这几点,我们可以看出他对耶稣基督之召叫的执着,对教会的忠诚,对满全向中华民族传福音之努力。他热爱国家及中华文化,他努力使基督信仰本土化,为使自己的同胞能够容易接受它。于枢机的这些远见与努力尚未完全成功,我们必须继续努力。愿于枢机在天之灵为我们代祷!
 

于斌枢机生平简介:
19011978

    一个东北放猪赶牛的小孩,日后竟成了全中国天主教教会的领袖。于斌枢机,他以主教身分,在国内政坛,与蒋中正、陈诚、蒋经国、陈立夫、张群论交;在国际外交界,罗斯福、杜鲁门、肯尼迪、佛朗哥、吴廷琰、李承晚等国际领袖对其亦均十分敬重,他真如教宗庇护十一世所期望,能上与社会领袖相晋接,下与贩夫走卒相交往。在他英俊魁梧的仪表下,有一颗炽热的爱国心,他不图一官半职,从抗战时期开始,奔波于欧美各国,为中国谋取最大利益。他精通英、法、德、义、西、葡、拉丁语,拥有三个博士学位,演说极富魅力,凡听过者,莫不印象深刻。他待人诚恳而有说服力,众多知己为之赴汤蹈火;但也有投机之徒,滥用信任,陷其入泥淖深渊。他遵守贞誓约,没有儿女,却有众多欧美留学生视之如父长,而他亦视学生如儿女。他学贯中西,致力于中国文化与基督信仰的融合,有远见,有宏观,有洞察,不畏流言,不惧挫折,只知是其所是,为所当为,是二十世纪中国天主教史上最重要的人物。

 

与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在一起

    于斌枢机,生于西元1901年(清光绪27年),黑龙江省兰西县(藉海伦县),字野声(以法圣经所载施洗若翰为旷野之声,劝人悔改,以准备救主的道路),辅仁大学行政大楼取名“野声”,便是纪念辅仁大学在台复校第一任校长-于野声枢机主教。

 

    于枢机幼失恃怙,由祖父母抚养长大。自小天资聪颖,被塾师誉为人中之龙。十四岁受洗信奉天主,圣名保禄。19岁(1919)五四运动时被推为省垣各校学生代表,领导各级学生反日大游行,因而被列为逮捕对象,致被迫辍学,旋矢志修道、献身天主,乃入吉林神罗学院。并入上海震旦大学预科修习法文,23岁(1923)获推荐保送留学罗马。28岁(1928)晋升司铎。并先后取得哲学、神学、政治学三个博士学位,精通中文、拉丁文、法文、西班牙文、德文、葡萄牙文、义大利文、英文等语言。1929年担任罗马传信大学之中文教授。1930年任传信大学图书馆馆长。1933年任“中国公教进行会”全国总监。1934年受聘为北平辅仁大学董事长及伦理学教授。 

 

    1936年,教宗碧岳十一世任命于枢机为南京教区代牧主教。1946年,升任南京教区总主教。1959年,奉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命,主持辅仁大学在台复校事宜并出任第一任校长。1969年,教宗保禄六世擢升为枢机主教,是为中国第二位枢机主教;并于罗马圣伯多禄大殿加冠时,代表全世界新枢机向教宗致词。1978年(民国六十七年),78岁,辞校长职,教廷仍以辅大总监相委。是年8月,前往罗马追悼教宗保禄六世之丧,并参加新教宗遴选,不幸于16日心脏病突发,与世长辞。教廷于圣伯多禄大殿为于枢机举行追思弥撒,参加典礼枢机多达94位。枢机遗体运回台湾,由严前总统家淦主持迎灵式,旋于主教座堂举行追思殡葬弥撒,覆盖国旗,移灵安厝于辅仁大学于斌枢机墓园。

 

    于枢机一生对国家贡献至巨,其荦荦大者,如:

 

1937

卢沟桥事变爆发,应蒋委员长之邀并获得教宗碧岳十一世之祝福,赴欧美各国争取对我抗战之同情与赈济;抗战八年,多次造访美国。战争期间曾组织中国天主教医药服务队,和美国天主教红十字会取得联系,取得各国对中国抗日支援。

1946

当选制宪国民大会代表并被推举为主席,力主人民有宗教信仰自由权,不得以法律加以限制。

1949

访问南美洲二十一个天主教国家,获致拉丁美洲集团在联合国对我国的全面支持。

1952

西班牙举行国际圣体大会,与西班牙外交部长马丁亚达和展开复交谈判,获致圆满成功。逾二年,促成西班牙政府创立中国学院设置奖学金,接受港澳及台湾学生前往留学。

1955

赴菲律宾、越南,促成中越复交。

 

    在教育方面,曾协助许多青年学子赴欧美各地深造,为学子争取欧美学校奖学金,保送出国留学。此外,分别于华盛顿成立“中国文化学院”。于南京创办“鸣远新闻专科学校”,于越南创办“自由太平洋英文书院”。除担任天津津沽大学董事长外,并从事辅仁大学在台复校重任。

 

    文化事业方面,先后出版《新北辰杂志》、《公教旬刊》、《文藻月刊及发行》及复刊《益世报》,于1946年创设益世广播电台;并于美国纽约创办《英文中国月刊》,于越南发行《自由太平洋月刊》等。

 

    宗教文化方面,致力于以天主教教义融合中华文化及伦理道德,提倡“天人合一”及“三知论”。(1941年创立天主教文化协进会。1943年于重庆成立中国宗教徒联谊会。1944年成立人生哲学研究会)。1971年农历元旦,发起祭天敬祖大典,全国风从。

 

    于枢机个人在文学素养上曾闻名于中国知识界(继英敛之、马相伯、陆征祥之后),亦撰写诗词,辅仁大学庄严美丽的校歌歌词即是出自手笔,可见一斑。

摘自辅仁大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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