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十七日晨，笔者在睡梦中，被电话铃声吵醒，来电话的是“日本每日新闻”的前驻台北特派员若菜正义先生。他开头便问我看到当天的报纸没有？接着他说：于斌枢机在罗马的梵蒂冈病逝了。放下电话，茫然若有所失，但脑子里马上出现诸葛亮的两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有远见的宗教家
他去了，他确确实实的走了，离开他自己的祖国，走向另一个世界。在国家而言，我们失了一个爱国者；在宗教界而言，失去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领袖。但对于枢机本人来说：却是“生逢其时，逝得其所”。他一生中，做过轰轰烈烈的大事，在抗战期间，首先说服美国人对日本采取敌对行为，争取来第一批美援的是他，在胜利之后，大家正狂欢庆祝，杯酒高歌时，首先提出：严防那个北极熊卵翼下的中共，快成气候，将要“劫收”东北了！也是他。在国共和谈时，没有站在当时颇为时髦的名词：“民主人士”那一边的也是他，政府播迁台湾，唱出：“抗日靠山，反共靠海”和中兴在望的也是他。
因为他热爱国家，有人曾向罗马教廷告状说：于斌其人的政治活动，多于宗教活动、但当时的教宗却说：他爱国家爱自由的活动，正符合教义，和教廷的旨趣相同。后来他倡导“祭祖”，教人“敬天法祖”，重视伦理，也有人向教廷报告，于斌枢机，倡导儒教，有违圣训，而教宗却说：天主教也主张世界大同。孔孟学说：与天主教义，并不相背。有资格作教宗的于枢机的过人之处，是他的气度恢宏和不念旧恶。在他的眼中，所有的人，都是好人，凡是求他的都“有求必应”，因此有极少数人，抓住了他的这个弱点，打着他的旗帜，图谋些个人的利益，于枢机本人，还被蒙在鼓里。一位政府高级官员私下告诉笔者说：“于老先生是宗教家，在他的眼里，没有魔鬼，因此有些人打着他的招牌，不大作正经的事，沾污了他老人家的衣衫，我们只能悄悄地在背后替他洗干净。并且不使他本人知道。甚至有些外国人也利用了枢机的名义，……但这些都无损于枢机的清白”。
于斌枢机，深得先总统蒋公的信任，也是经国先生所尊敬的前辈之一。记得他在国家正处在风雨飘摇时期，决定返国定居时，经国先生曾派当时的救国团主任秘书李焕先生，为他找住处，并替他定做了一张大床，因为他的身材过高，一般卧床的长度，伸不开腿。于枢机每想到这件事时，自己会哈哈大笑。
有人说他生有帝王之像，可做“教宗”，他自己也说：如果没有毛共叛乱，我们拥有中国大陆，国势强盛，有八亿人口的国家，产生一位教宗，并不算稀奇。但是现在不行了！如今他所能办到的仅是在枢机主教中，看谁最反共，替他多拉几票，选出一位反共的教宗。这也就是他在保禄六世的葬礼中，晕倒之后，尚未完全康复，即开始继续办公的原因之一。他真的做到了鞠躬尽瘁，油尽灯枯，为他自己的理想，“反抗共产主义”而死，而且死得很光荣，因为有九十多位枢机参加他的丧礼，在宗教史上，也是一件大事。
论基辛格和朴正熙
于枢机时常说：什么人的话都可以相信，只有共产党徒的话，不能相信。这世界上不论什么形态的共产党徒，都是无神论者，都是反人道主义者。近年来，他有点痛恨美国，他有一次告诉笔者，他很怀疑基辛格会不会是潜伏在美国的高级国际共产党，因为基辛格把自由世界对抗共产世界的屏障推翻了！把越南和柬埔寨的人民送进地狱里。
今年的八月六日中午，枢机约我国驻巴拿马大使曾宪揆及笔者，一道午餐。在曾大使告辞后，枢机继续和我长谈三小时，所谈的全是天下国家之事，和今后世局的演变、照他的预定表是要在八月廿六日到东京开会，并要我陪他三天。可能时他还要经过韩国，停留一天，劝劝韩国的天主教领袖，不要反对朴正熙总统，他的论据是反共的朴正熙如果垮了，天主教教徒也全完了，到那个时候北朝鲜的金日成来了，大家便要同归于尽；他并引用一句老话说：“城破之日，玉石俱焚”，越南的沦亡，是东方人的最好警惕。他说：离开韩国后，即转往美国，会同雷振远神父，替苦难的国家做点事。没想到第二天，教宗突然逝世。他的日程表，也有了改变，更没想到的是，在十天之后他也在罗马病逝。
最后的一个愿望
于斌枢机最得意之事，是辅仁大学在台北复校。他说：他自己身上没有一文钱，居然恢复一所具有国际水准的大学。他最难过的事，是康宁医院没有办成，负了几亿元债，剩下了一大片土地。有一次他伤心的告诉笔者：台湾的有钱人不肯出钱，他办医院，死后什么都带不走，还不是属于地方的公益和慈善事业，这件事他简直兜不转了。但他对那件事，并未死心，仍想到美国去募捐。完成他最后的一个愿望。
他对于辅大的大众传播系，有些偏爱，他说：那是为恢复“益世报”的复刊，储备人才。大传系的毕业生要传播真理，传播反对共产主义，传播人性至善。他对记者这一行业，颇为尊重。他很喜爱于右任先生送给经国先生和王新衡先生的那付对联：“计利应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他说新闻记者，就是当代史家，为那些“不慕荣利”的人，替国家默默工作的人作历史的见证人。他自己也以老记者自居，他家客厅中，挂了一副刘延涛先生写的对联：“曾膺帝命为人役，采得天香奠国基”。他的解释是“为人役”，就是替者百姓服务，“采天香”就是要做天下至善之事。他在大陆上办益世报的原因，就是要为人们服务，和替国家做事。
他似乎是从未想到死亡，四年前他在美国举行国庆餐会，当晚跌倒，不久乘飞机返国，用担架抬下飞机他躺在新店的耕莘医院中，面无血色，奄奄一息，但他并没有立下遗嘱，而且不久就康复了。
谁会想到一个国际闻名的枢机主教，家中没有厨子，午晚餐要由光启社或小饭铺送来。那个呼他为爷爷的“小女孩”护士朱咪咪，常替他下逐客令说：“爷爷你该休息了。”他还是要留客人再多谈几分钟。他真是“穷无立锥之地”，又是“富可敌国”之人。因为他所想的全是人类与自由、国家与民族兴亡之事。播下了最好的种子。他对国人，不摆架子，但对外国神父，却真的行使枢机的权威，辅仁大学三个学院，一个是美国教会出钱办的，一个是德国教会出钱办的，他用“无为而治”的办法和枢机的权威，使那些“神父院长”，十分听话，渐渐的辅大统一起来。人们不要以为他通六国语言，十分洋化，他在辅大周会上，所讲的都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在国际上，他以大国的枢机自居，进退有节，在尼克松做总统时，他当着尼克松的面指他中了周恩来那个老狐狸的奸计，以后将有苦头可尝。当阿根廷的贝隆重新取得政权那年，于枢机向外交部暗示：他愿意到阿根廷的邻国巴西去，悄然和贝隆政府联络复交。后来不知道因为什么，他没有成行。
圣经上，路加福普第八章写道：有一个播种者出去播种，播的时候，有的落在路旁，被人践踏，天上的飞鸟，又来吃尽了，有的落在岩石上，一生出来就枯干了，因为得不到滋润，有的落在荆棘里，和荆棘一同生长，把它挤住了；有的落在地土里，生长起来，结实百倍。
如今这个播种者安息了，了无牵挂的安息了，他静静的走完：“曾膺帝命为人役”的旅程，他为自己的苦难的国家呕心沥血，他播了许多反共的种子。我们深信，总有那么一天，他的灵柩从辅大的校园中，迁回到他的故乡黑龙江畔或者是他的教区南京城。他的墓园上，摆满鲜花。他的最佳衔头是中华民国的最伟大的传教士。
(民国六十七年八月廿二日晨三时) 【1978-08-25/联合报/03版/第三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