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亚社．中国西安讯】刘云霄可能是走访中国天主教堂最多的人，而且毫无疑问，在他的家乡陕西省没有人比他见过更多的教堂。
这位身材敦实的六十五岁银发老人近三十年来，记录天主教会在这个华北省份的状况，经常注意一些毫无趣味的细节。
在他自费出版的书中，刘氏提及其家乡周至教区付家庄村的神父住处，祇有五点四平方米大的简朴厨房，这是他在全省各地测量过的几百个房间之一。
他说：“我骑自行车走访这个教区八次。”
他续说，研究周至教区花了六年，这仅是他许多研究项目之一。
堆积在刘氏书房里的很多资料祇有倔强的史学家有兴趣，有些包括自一九八零年代初宗教活动恢复以来，华北地区最详细和准确的教堂资料。
确切地说，刘云宵的工作提供了邓小平“改革开放”三十年后天主教人数的最新简况，从广义上说，是对福传罕见的深入了解。
他的生命反映了宗教在中国的命运变化。刘氏在一九五五至六零年间，是神学院修生，却因毛泽东废除所有宗教而成为农民。一九七四年，当文化大革命和它对中国社会严峻的大清洗几近结束，刘氏在乡村诊所工作直至八四年，在当地主教的鼓励下，成为业余的历史学家。
他说：“解放前，教会的历史已经写好。但是解放后，很少人写教会的资料。我想还原那段时期的真实历史。”
福传：数字游戏
中国教会很多资料被政治扭曲因而变得毫无意义。十七世纪中叶，清朝之初，历史资料记载中国约有三十万天主教徒，约半在陕西。这个位于长城以南的省份，是那时期梵蒂冈在中原的根据地。
之后，中国人口大约增加了十倍。今天，政府声称全国有六百万天主教徒，若是准确，意味着教友人数是三百七十年前人口百分比的两倍，但仍少于百分之零点五。
在中国大陆以外的研究机构有更高的数字。香港教区圣神研究中心指出，中国有一千二百万教友，而美国的宣教机构“亚洲丰收”于二零一零年公布的最新数据，估计约二千一百三十万人。
刘云宵采用无人使用的严格计算法，虽然是在较小的范围内。十多年来，他走访陕西省八个教区的其中两个，数遍每条村的教友人数。他那份有争议的调查结果显示，人们对中国近几年福传的最终结果所知甚少。
据陕西省会西安市一位神父指出，多年来，主教们声称三原教区至少有五万教友，但是刘氏的最新调查发现祇有二万九千人。这一现象也许是为要努力向当局表明有必要建造和维修教堂。
刘氏说：“主教们仍不相信这些数字，因为实在太少了。”
他解释，教友人数非但没有下降，三原在福传方面还是陕西省最成功的教区之一。“事实上，人数有所增加”，他们祇是从一开始就不准确。三原教区被很多陕西教友称为全省最成功的传教之地之一，据称，一名老妇人已为一千多人付洗，独自一人创设全新的教友聚会点。
在她家乡的教堂院子近年成立了传道员培训学校，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背着行囊来到宿舍上课，课程结束后就回家开始传播福音。
刘氏说：“尽管缺钱，他们还是花了很多钱来培育传道员。”
他说，在周至教区，教友人数有机地稳步增长：虔诚的男女出生于教友家庭、参与弥撒，长大后与志同道合的教友结婚。
陕西省一些人口稠密的小村庄几乎完全由天主教徒组成。从西安开车到城市的西南部，风景很快变为一排排葡萄树作为酿酒之用（一些用于弥撒礼仪中），教堂尖顶点缀地平线。刘氏所住的地区，几乎都是教友村，自一个多世纪前欧洲传教士来此传教后，维持至今。
但随着中国城镇化发展，很多乡村面临空洞化，这对考察天主教徒的任务增加额外的复杂度，并挑战教会重新思考福传。
教会在改变中国
在最近的主日，老城墙里的西安主教座堂（南堂）挤满了人。教堂内坐满约四百五十人，还有一些站在过道里。教堂外，迟到者从高高的椅子堆中拿出塑料椅子并坐在前门的对面。这些塑料椅子已经用了五年，因为农民到城市打工使教友人数增加。
西安教区党明彦主教说：“有两种类型的移民：有些人来到城市后感觉孤独，因此积极寻求教会因而变得更加虔诚。有些人则失去了信仰。”
白云娟来自距西安九十公里外的一条村庄，她说，每个主日都会去主教座堂参与弥撒，但是次数远远少于以前在农村时。
自六年前离家后，白氏在西安的餐馆工作。去年三月，她自己开了一家面店，而她的丈夫在距五站之遥的市际公交站亦开了一家。
白氏说：“在村里，你祇需停止工作就可在晚上去教堂，但这里不能停，因为顾客还在吃。”
她十四岁的儿子与祖父母住在乡下，那里的人越来越少，教友人数同样在减少。正如中国大多数的妻子，白氏遇上住在附近村庄的丈夫，婚后便搬离娘家。她的父母坚持认为她应该嫁给教友。她说：“过往，这是必须的。”
南堂内的西安教区社会服务中心主任陈瑞雪神父说，如果教会希望有更大的福传效果，就必须摒弃这种态度，尤其是教友因找工作而散居得更广。
他说，这种思想在发展迅速的中国却改变得很慢。当陈神父的侄子和在高中的教外女同学相恋时，大多数家人都不赞成他们的关系。“但是我说‘不’，这没关系。现在他们结婚了。而且他妻子在婚前参加了慕道班、接受了洗礼。”
陈神父说，虽然这种态度在一些神父中开始消失，但还有一些神父仍宣扬教友祇能与教内人结婚。
他说：“一些神父试图（对那些与教外人结婚的教友）停圣事。”
虽然教会面临很多文化方面的挑战，一些是中国经济向前发展时带来的症状，也许最大的障碍还是来自政府。正如中国其他地方，陕西教会与当局间也存在着各种问题。
面对限制
二零零六年九月，政府官员拘留未经政府同意接受祝圣的周至教区吴钦敬主教。据说，他们强行押他入车时撞伤了他。六天后，医院诊断其脑震荡。翌年三月，据说主教被送去进行三天的教育改造。
吴主教仍未获共产党控制的天主教爱国会承认。若是未经当局明确许可，主教仍不能前往西安以外的地方，意味着他不能接触周至教区的教友。
刘云宵的研究表明，在零八年，周至有五万五千多名教友，而国家宗教事务局一年后发布的最新人数比这数字少很多。
陕西省一位不愿具名社会科学家说，宗教局整理天主教人数的方式不仅不准确，还存在着从实际上鼓励对所有宗教信徒的偏见行为。
地方官员被问及有多少教友生活在该区，这些数字经过县级和省级机关的各个层级后，最终反馈到北京。
这位研究宗教的社会科学家说：“在一般情况下数字偏低，有时则比实际为高，但大多时候都是偏低。”
由于宗教信仰仍被视为威胁党和国家的外来物，地方官员在呈报上级时会自动倾向淡化这些数字，同时又要证明并保持其有效性。
宗教局声称陕西祇有廿三万教友，或占全省总人口的百分之零点八五。但教会领袖却说，全省约有三十万教友，而“亚洲丰收”认为该数字刚好在八十三万四千以下。
刘云宵的数字可能是最准确的。但他祇骑车绕行省内八大教区的其中两个，记录了周至和三原教区有八万四千名教友。
前述的社会科学家说，尽管缺乏明确数据，但在数量及占总人口的百分比上，陕西省教友总人数肯定在上升。刘氏同意这一评估。
在一个世纪前的清朝末期，该省记录在案的教友约有三十万。
该位社会科学家说：“现在的人数和那时差不多。”
他说，一九一二年的人口是现在的三分之一，因此本省教友的比例是大幅下降了。但事实上，陕西已经恢复到差不多一样的人数且在增长中，为这个曾是天主教徒最多的地方是个进步。
他说，经过毛主席时代，这里的天主教会最终“开始复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