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亚社编按：本文仍龙门石窟唐代景教遗迹发现者焦建辉最近在《石窟寺研究》第四辑刊登的专文，本社得作者同意转载。文中出现的方框是因为在原始碑刻中，当研究者遇到知道数量但无法辨识的文字时，会用相应数量的“囗”来表示。
龙门石窟发现的唐代景教遗迹及相关问题
摘要：本文介绍了龙门石窟新发现的一例唐代景教遗迹，根据龙门石窟同类窟龛遗迹，认为这是埋葬景教信徒骨灰的瘗穴。作者分析了其中的佛教影响因素，从相关文献和考古资料出发，认为这一遗迹的出现，与洛阳胡人聚落及其活动、龙门东北原一带胡人聚族而葬和龙门区系文化强大的向心力诸事态间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不同于洛阳此前发现的景教经幢、阿罗憾墓志中所体现的修建坟茔的传统丧葬方式，这一遗迹显示洛阳地区景教徒尚有与佛教“荼毗”相同的瘗葬形式。
关键词：龙门石窟，景教
洛阳龙门西山北端现龙门石窟研究院所处的红石沟北崖中段山腰处开凿一小型窟龛群。近日，龙门石窟研究院研究人员发现其中一个瘗穴上方阴刻有十字架，辨识其为景教遗迹。这一窟龛群因地处石窟核心区外、几乎无路可至且无造像遗存，长期以来未受关注，历年来进行的洞窟编号等基础工作亦未涉及，相关资料虽有简单刊布[1]，但其中的景教信息湮没于“佛教”主题而不为学界所知。二零零六年，洛阳发现《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幢，景教相关问题研究这一前沿课题又成为学界热点，相关研究得到有力推动；龙门石窟新发现的这一全新形式的景教历史遗痕，是继经幢之后的又一洛阳景教文物考古新材料。尽管景教研究实非所长，但虑及日渐丰富的考古新材料或可使相关研究得以深化拓展，实有必要公诸学界，故不揣浅陋成此小文，敬祈方家指正。
这一小型窟龛群所在崖体前有宽窄不一的斜坡状台地，在长约三十米的区域内共有小型洞窟两个，方穴十三个，圆拱形穴一个。洞窟平面方形或长方形，平顶，壁面加工较为粗糙，地面有横向或纵向床台；方穴多敞口，内部空间作长方体，加工不甚精细，其中一例方穴左上角刻一“金”字，另有一穴右侧也有刻字痕迹，可辨由多道横划及纵贯其间的竖划构成，难以释读。本文所涉景教遗迹即位于该小型窟龛群的东部，所处崖体陡直，表面有数道斜向或直向的凿痕，龛前台地窄陡。龛口横长方形，内部空间作横长方体，高六十五厘米，宽九十厘米，龛底进深七十厘米；龛底及左壁均与对应的龛口直通，龛顶及右壁则在距龛口五至十厘米处凿留出厚三厘米的框沿，应为封堵之用。龛上方五十二厘米的崖面上阴刻一略左倾斜的近正方形十字架，高廿六厘米，宽廿四厘米，由四个梯形组成，均内端稍窄，外端略宽，十字上下和左右基本均衡，上半和右半均略长于下半和左半。这与两京所见景教碑幢上的十字架形象基本接近，惟简单无饰。与龛右沿大体对应的崖面上方卅六厘米处凿一边长四厘米、深五厘米的方圆形孔，用途不详。十字架图像右侧约四十六厘米处竖向刻汉字，上方汉字字径约七厘米，似昭武九姓之“石”，其下另有笔划，惟难释读。
这种内部低矮、空间狭小、壁面处理较为粗糙，窟内无造像或置像遗迹的小型洞窟和方穴，此前龙门石窟东西两山均有发现，根据题记和相关遗迹遗物，确认其为唐代埋葬佛教僧俗尸体或荼毗遗物之用，学术界分别称之为瘗窟和瘗穴。龙门石窟此类瘗窟共约四十例[2]，多集中成片分布，西山瘗窟群主要分布于珍珠泉北崖、石牛溪北崖；东山瘗窟群主要分布于香山寺北崖、老君坝北崖、万佛沟北崖和一道桥沟，其中的一道桥沟第二窟外有刻墓志性文字的石碑、石质封门和随葬品[3]。瘗穴则有近百例之多[4]，其中锣鼓洞、石牛溪等处的位于瘗窟之间或附近，与红石沟这一小型窟龛群相同；而在开凿于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的惠灯瘗窟（第1336龛）中，这种方穴更凿于窟内正壁中央[5]。因此，红石沟的这些小型洞窟和方穴，应为埋葬宗教信徒尸体或荼毗遗物的瘗窟和瘗穴，其时代亦应在唐代。本文所涉方穴上方的十字架图案，显示其所瘗葬者为景教信徒，因而这一瘗穴应为景教墓葬遗迹。
这一埋藏唐代景教信徒骨灰的瘗穴，形制规则，内部空间狭小，与龙门石窟大量存在的佛教瘗穴形制一致；穴口凿留出的封堵遗迹，也为佛教瘗穴所习见；而于方穴上方雕刻出十字架，在崇拜对象与安置身灰方穴的相对位置关系上，亦与佛教瘗穴上方雕凿出佛龛或佛塔的形式相似。其所在瘗葬群开凿于远离石窟造像区的红石沟阳面，这一特征也与龙门东山南端一道桥沟小型瘗葬群状况一致。由此可知，这一景教遗迹的选址、瘗穴形制及其与宗教偶像（或象征物）的相对位置关系，都是当时处于主流、强势地位的佛教影响下的产物；这与洛阳出土景教经幢所显示的情况一致，如墓前立幢的形式、经幢形制、经文、图像造型等方面，无不反映出佛教的因素[6]。这些迹象显示出当时洛阳地区佛教的教门仪轨对景教的影响相当深刻。
洛阳发现的《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幢显示了当时景教徒修建坟茔并于墓旁树立经幢的丧葬方式；二十世纪初洛阳发现的阿罗憾墓志，学界多以其人为景教徒，墓志中所涉“圣教”即为景教[7]，如是，则墓志中提到的“葬于建春门外，造丘安之，礼也”，于常见的“葬于某地，礼也”之间刻意突出了“造丘安之”，反映出“造丘”安葬或是符合当时景教徒丧葬礼仪的，惟此“丘”与中国传统墓葬的封土是否相同，尚需进一步探讨。此二案例显示，当时中国广泛使用的挖墓穴、筑坟丘的传统丧葬方式，为唐代景教信徒所用。龙门石窟此例有一定进深但内部空间狭小、其内无造像或置像痕迹的景教瘗穴，则显示了除前述传统丧葬方式之外，当时景教徒中尚存在着焚烧遗体、埋藏骨灰于山林龛岩的丧葬方式，约相当佛于教之“荼毗”。
龙门西山宾阳南洞北壁一龛题记“清信女萧为亡儿孝子敬造阿弥陀佛一躯并二菩萨，愿当来往生无量寿国，从今身现佛身，已业永断生死业，不复为怨家眷属，然亡儿未舍寿以前愿亡后即于龙门山石龛内，母子情深不违本志，即以贞观廿二年八月廿五日从京囗就此寺东山石龛内安囗囗”[8]，记载了萧氏为完成其子“亡后即于龙门山石龛内”遗愿，于龙门东山开凿瘗窟安葬，以期“当来往生无量寿国，从今身现佛身，已业永断”一事。龙朔元年（661年）文林郎沈裒为亡妻娄氏造像记也记录了沈裒从佛教信徒娄氏之志，“宝幢香车，送归伊滨，尸陈戢岩，魂藏孤岩，实曰尸陀法，礼也”[9]，显示了龙门石窟这些“尸陈戢崖，魂藏孤岩”的瘗窟和瘗穴，是遵逝者希望葬于佛教胜地龙门石窟之遗愿而开凿的，并特别指明了这是合乎佛教信仰礼仪的。如是，则采用同样瘗葬方式的这例景教瘗穴，亦应无悖于景教之丧葬礼仪；惟前者所“即”为佛教胜地龙门石窟，景教徒就此而葬，透露出附近或有景教徒崇拜对象存在。
综前所述，这一例唐代景教遗迹，是龙门石窟继佛教、道教遗迹之外首次发现的另一类型宗教的活动遗存；是继《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幢之后洛阳发现的又一例景教实物资料，更是西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和洛阳景教经幢二遗物之外全新类型的景教遗迹。《唐会要》中两京“波斯寺”改为“大秦寺”[10]的记载显示了洛阳存在教区传播景教的事迹，洛阳景教经幢尽管并非考古现场发掘所得，但以实物形式印证了这一史实，而龙门石窟这例具有鲜明地域特色和时代特征的景教遗迹，则为上述东都景教文化的存在进一步提供了更为直接的考古学证据。
洛阳北部的邙山自东周以来即为传统的墓葬区，密集分布着东汉、曹魏、西晋、北魏等朝代皇帝后妃、公侯将相、庶民百姓等社会各阶层墓葬。但入唐以来，洛阳城南平原至龙门一带逐渐成为北邙之外的另一重要墓葬区，发现大量各阶层墓葬，开元年间唐玄宗敕葬东都的睿宗贵妃豆卢氏[11]即葬于这一区域南端近龙门处；作为唐朝皇室大力经营佛事工程之所的龙门，寺院林立，高僧云集，名士荟萃，周边墓葬众多，唐玄宗第九子夏悼王一亦“葬于城南龙门东岑”[12]，中土、域外高僧集塔于此者更不可胜数，如地婆诃罗[13]、义净[14]、善无畏[15]、金刚智[16]、神会[17]等，显示了龙门区系文化强大的向心力。作为当时的东都，洛阳胡人云集，东都与南市毗邻的建春门内外胡人部落盛极一时[18]，“河南府立德坊及南市西坊皆有胡袄神庙”[19]。考古材料及相关研究表明，“龙门东北原有唐一代曾经存在着一个西域胡人聚族安葬坟茔的人文事态”[20]，唐陆胡州大首领安菩更紧邻龙门石窟而葬[21]。作为当时社会各阶层发愿造像的集中地，这些西域胡人或其后裔与龙门石窟互动频仍，石窟内即有多例石、安、康、曹、史、何等胡姓功德主造像记[22]。龙门石窟景教遗迹的出现，当与前述事态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这一遗迹显示，除洛阳景教经幢和阿罗憾墓志所透露的修建坟茔埋葬这一形式之外，洛阳地区景教徒尚有与佛教“荼毗”相似的瘗葬方式，惟这一方式袭自波斯，或是入华后佛教影响的结果，尚待进一步探讨；其所处位置瘗窟、瘗穴密集，独立于石窟核心区域之外，尚不能完全排除景教徒集中墓地的可能性。敦煌莫高窟北区亦有景教徒瘗葬遗迹，惟其时代略晚[23]，与龙门石窟这例景教遗迹情况一致。二者均出现于佛教胜地，这一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是否反映了这些景教徒的双重信仰，抑或这些景教遗迹附近有景教徒崇拜对象存在。
【注释】
[1] 李文生、杨超杰：《龙门石窟佛教瘗葬形制的新发现——析龙门石窟之瘗穴》，《文物》1995（9）：71－77。
[2] 张乃翥：《龙门石窟唐代瘗窟的新发现及其文化意义的探讨》，《考古》1991（2）：160－169。
[3] 参见龙门石窟研究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编：《龙门石窟考古报告——东山擂鼓台区》，北京：文物出版社，待出版。
[4] 李文生、杨超杰：《龙门石窟佛教瘗葬形制的新发现——析龙门石窟之瘗穴》，《文物》1995（9）：71－77。
[5] 刘景龙、杨超杰：《龙门石窟总录》，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第捌卷：文字著录第47页，图版321，实测图322。
[6] 罗照：《再谈洛阳唐朝景教经幢的几个问题》，《世界宗教研究》2007（4）：96－104。
[7] 林梅村：《洛阳出土唐代犹太侨民阿罗憾墓志跋》，《西域文明：考古、民族、语言和宗教新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95－96。
[8] 刘景龙、李玉昆：《龙门石窟碑刻题记汇录》（上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24。
[9] 刘景龙、李玉昆：《龙门石窟碑刻题记汇录》（上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113。
[10]（五代）王溥：《唐会要》卷四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1120。
[11] 方孝廉、谢虎军：《唐睿宗贵妃豆卢氏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95（8）：37-51。
[12]《旧唐书》卷一百七，北京：中华书局，1975：3263。
[13]《宋高僧传》卷第二，见《大正藏》第50册，页719上。
[14]《宋高僧传》卷第一，见《大正藏》第50册，页710中。
[15]《宋高僧传》卷第二，见《大正藏》第50册，页714中。
[16]《宋高僧传》卷第一，见《大正藏》第50册，页711中。
[17]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唐神会和尚身塔塔基清理》，《文物》1992（3）64-67：。
[18] 张乃翥：《洛阳景教经幢与唐东都感德乡的胡人聚落》，《中原文物》2009（2）：98-106。
[19]（唐）张鷟《朝野佥载》卷三。参见：（清）纪昀编纂《四库全书》子部三四一小说家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1035）：244。
[20] 张乃翥：《洛阳景教经幢与唐东都感德乡的胡人聚落》，《中原文物》2009（2）：98-106。
[21] 洛阳文物工作队：《洛阳龙门唐安菩夫妇墓》，《中原文物》1982（3）：21-26。
[22] 参见刘景龙、李玉昆：《龙门石窟碑刻题记汇录》，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聊举数例如下：（1）永昌元年（689年）三月八日起手的北市香行社社人造像记中社官安僧达、录事史玄策及康惠登、何难迪、康静智等均为胡姓，见第424页。（2）北市丝行像龛有胡姓功德主康玄智，见第552页。（3）延载元年（694年）开凿的北市采帛行净土堂造像记中也有何善德、史思思等胡姓功德主，见第594、595页。
[23] 彭金章：《莫高窟新近发现的景教遗物——兼述藏经洞所出景教文献与画幡》，《敦煌研究》2013（3）：5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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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焦建辉，毕业于郑州大学文博学院考古系，现于龙门石窟研究院从事石窟寺考古工作。
【完】来源：《石窟寺研究》第四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