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有基督．哪里就是公教会。——圣依纳爵（2世纪初教父）
一、《共同声明》的主旨
上海教区光启社《海外天主教动态资料》1995年第4期，刊登安才先生译自《新人》周刊的《天主教会与东方叙利亚教会握手言和，1500年的宿案终于和 解》的，由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和东方叙利亚教会普世宗主教马尔定四世，于1994年11月11日在罗马签署的《共同声明》全文。
这个声明是对公元431年及449年两次厄弗所会议裁定聂斯托利及其学派为异端和处以绝罚的决定，提出的新的认识和理解而发表的“官方”正式文告，也就是 双方对圣母的称谓及其神学意义，有了共融的字义上和理论上一致的如下共识：“这就是为什么东方叙利亚教会尊敬贞女圣母玛利亚为‘我们的天主和救主耶稣基督 的母亲’，根据同一信仰天主教传统尊颂贞女玛利亚为‘天主之母’，同时也为‘基督之母’。…… 我们也尊重各教会在其礼仪生活和宗教虔诚中有其侧重点及偏爱之处。”
这个文告宣布了长达1500年之久，由“基督论”神学争论引起的对圣母玛利亚称谓实质性问题这一公案告一段落，双方“误解”冰释，并一致表示：
“以上是我们公开承认在基督奥迹中唯一的信仰，过去的争论导致对人及对表达语言的绝罚，令天主的圣神使我们更好理解这样引起的分裂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双方 的误解。
……今后我们决定一起为下述信仰作证：我们信仰身为‘道路、真理及生命”的基督，按照适合我们同时代人的方式宣讲基督，使世界相信救援的福音。
从上述声明看，1500年前厄弗所两次会议给予聂氏及其教派的革职、绝罚和放流并“禁止该派自称基督徒”等不公正的处分，在这个《共同声明》中已不言而喻 地得到改正、纠偏和撤销。这是两位签署人在过去三次会晤获得上主无限恩宠的成果，是梵二大公会议和合一运动的初见成效，也可以说是1500年前两个争论对 手（东方教会的亚历山大里亚派和安提约派）曾经在公元431年—433年间签订过的《合一之书》的更新版！
该译文在正文之后的“注”中介绍了这个教会历史上神学争端的原由，使读者对此有所了解。“注”文指出：“聂本人最后被撤职在流放中死去，他的追随者被迫东 迁，并于唐太宗贞观九年（公元635年）来中国传教，称为‘景教”。
《共同声明》的发表，不仅是东西两教会之幸，也是中国天主教之幸。因为历史上第一次传人中国称为“大秦景教”的基督宗教，正是以聂氏的追随者为主的教派， 以致在《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出土后，经一些来华修会考证，认为它是“异端”，致使我国的早期教会一直背着“异端”黑锅！
如一文件的发表已有年了，对中国天主教来说，如何正确地对在唐、元传过的景教作一评价，使之卸下包袱，一改过去有些人士不屑一谈的偏见、成见，无疑是一件 好事。如果确认景教为基督宗教传人中国境内的先驱，那么，中国的福传历史将推前上溯数百年，这是有十分重要历史意义的事情。
二、厄弗所会议的裁决
聂斯托利及其教派被定为“异端”是罗马皇帝狄奥西多二世在两次厄弗所会议（即431年的大公会议和499年的地方会议）“打成的”。为此，有必要说明一下 当时罗马皇帝与教会的关系。
耶稣在蒙难前不久对伯多禄宗徒说：“你是伯多禄（磐石），我要在这磐石上建立我的教会。”（玛16:17）伯多禄受此重任，在罗马帝国的广大土地上建立了 圣而公教会——初始的基督教会，至今已近两千年了。
罗马帝国历来分为东西两部分。东部是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希腊文化地区，西部是以罗马为中心的拉丁文化地区。由于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的政权之争，也形 成了基督教会东方（派）和西方（派）之分。不仅参入到政权纷争之中，而且每因教理和神学的不同认识，陷入非原则性的长期纠缠。东西之间如此，在东方教会内 部纠纷更为严重，两次厄弗所会议裁定聂为异端，就是东方教会内部争执引起的。
整个一部罗马帝国史和基督教会史，有如我国战国史那样错综复杂，这是本文所无法讨论的。但可概括地说，现今的天主教，是从初始基督教的西派基础上演进而成 的。在初始基督教中，由于东罗马要强大得多，因此东派教会居主体地位，西派尚不占优势。在公元392年罗马皇帝狄奥西多一世宣布以基督教作为罗马帝国的国 教后，不仅帝国的政治中心移到东部，而且又集政权与教权于皇帝一身。
当5世纪外族侵扰帝国西部时，西罗马帝国无力支撑，罗马主教和教会乃成为维持局面的实际力量。罗马主教的威信也因而提高，成为全体拉丁语系基督教会的首席 主教，加之罗马教会是由宗徒伯多禄亲自建立的，当时的教宗利奥一世提出作为继承人的历代罗马主教应位居众主教之首、享有特殊权力，是为罗马主教首席权之嚆 矢。
利奥一世不仅确立了其在整个西派教会中的地位，同时还企图在东西两派各教间取得至少是名义上的首席地位。于是他在445年呈请西罗马皇帝瓦伦丁尼三世降 旨，令各地教会和主教服从罗马主教。此旨对东派教会并无实效。【值得注意的是，在分别于公元431年及449年召开的两次厄弗所会议中，作为教宗的利奥一 世并未出席主持会议，完全是由东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二世（408年—450年在位）为了政治目的而一手操办的。】
公元451年东派势力占绝对优势的卡尔西顿（又译为加采冻）大公会议所定法规第28条规定君士坦丁堡的地位与罗马相等。利奥一世对此提出抗议。以后的数百 年间，东西两派间的神学争论同权力争夺相互交错，矛盾日益尖锐。在公元863年及867年更发生了罗马主教与君士坦丁堡主教相互革除教籍的严重局面。
公元1054年东西两派终于正式分裂，史称“东西教会大分裂”。以后，东派自称东正教，西派自称公教（即天主教）。天主教会及其教皇（宗）制，作为独特的 单一教会和体制，自此乃告确立，在时间上尚不满千年，远较聂氏的“异端”历1500年为短，故天主教与此案并无直接关系，所以天主教会大可不必把这个案子 拉到自已身上，但由罗马帝国皇帝召开的大公会议共7次，当时基督教东西两派尚未正式分裂，故至今天主教和东正教均承认它的合法性，所以有《共同声明》之 出，明确这是一场对人对语言的“误解”。
教内外多数史学家，对两次厄弗所会议并无好评。为简化计，现将l993年上海教区光启社《神学丛书·基督论》第252页—259页所述摘介如下：
厄弗所大公会议是在431年由东罗马皇帝在厄弗所召开的，目的是要解决安提约城和亚历山大里亚城之间有关基督论的争论。会中，除了邀清东罗马帝国各大城市 的主教出席外，罗马教宗也派代表出席。厄弗所和以后召开的加采东大公会议的召开和进行，都受到东罗马帝国的影响。
整个大公会议中，亚历山大里亚学派占优势，投票造成济利禄（教外译为西里尔）写给聂斯托利的第二封信。…… 结果……，把聂斯托利主教革职。当时，安提约宗主教和其他代表还没有到场，至于济利禄发表的《十二条反对及斯托利的绝罚》，也没有经过大公会议的赞成，一 直到后来召开的君士坦丁堡第二次大公会议，才把这十二条绝罚当作厄弗所大公会议的记录，而加以保存和赞许。因此，在厄弗所大公会议中，聂斯托利的基督论， 只是整体的被列为违反正统，并没有详细的审判。
当安提约的主教们赶到会议时，大会已经开幕，他们立即打道回府，…… 至于聂斯托利被革去君士坦丁堡宗主教职后，在波斯地区形成了东方教会中的一个分裂教，也就是在唐朝时传到我国的景教。
厄弗所地方会议是东罗马帝国皇帝召开的，可是却被亚历山大里亚的宗主教第欧斯所控制。结果否定了君士坦丁堡地方会议中对欧迪克的判决。而且，君士但丁堡宗 主教弗拉韦反而被充军，其他安提约的主教，也遭到殃及。此外，会议中特别把济利禄的“十二绝罚”当作标准。虽然安提约学派向教宗申诉，大良（即利奥一世） 教宗（向东罗马皇帝）提出抗议，也无济于事。教宗把这次由皇帝支持的会议，称为“盗集”。
以上是现代教会神学教科书对《共同声明》所提及的厄弗所会议的描述。
所以，两次厄弗所会议，对聂氏及其学派来讲是英雄式的悲剧，对济氏及其学派来讲是哄动一时的闹剧，对东罗马皇帝来讲是滥用政权的丑剧，而对教宗利奥一世来 讲，在皇帝为所欲为的权力下，也失去了他作“宗徒伯多禄继承人”的权威。
三、东来的聂氏学说——景教
在《共同声明》发表后，中国天主教教众可以毫无愧色地说，公元635年传入唐都长安的景教不是异端。自1054年东西方教会大分裂后，初始基督教中的西方 教会就称为公教，在中国按其所尊敬的天主称为天主教。天主教传入中国，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必然！至于何时传入中国，如何传入中国，是一步 到位还是分阶段到位，这就要看具体的世情和上主的恩宠安排了！现在看来，天主教的传入是分阶段到位的。试言之：7世纪（635年）入唐的景教是东方基督教 福传人华的前驱；13世纪入元的教廷使节、方济各会士和再度兴起的景教是东西基督教中两个教派的合传阶段，总称为也里可温教；到了16世纪教廷直接派遣耶 稣会士利玛窦等入华，则成为西方基督教会正统的传教。所以以635年作为基督教传入中国的起始，是合情合理的，因为这三个阶段都是三位一体的圣教经过教内 外甚至反对者对景教文献的严格考证，并未发现如厄弗所会议所说的异端痕迹。这样，我们有什么理由说景教传的不是基督教？!
把景教作为天主教传入中国的整个弘扬基督福音的第一阶段，这是个历史问题，是个存在问题，并不是要恢复再立景教的问题，而且时至今日根本没有如此必要了！
四、《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之出土
利玛窦神父在公元1582年来华之初，除努力从四书五经上研究中国固有文化和哲学外，他还执着地求索基督福音可能传入华夏的迹象，可惜在其1610年去世 前，除对作为天主古教的开封犹太教史迹有所发现并引起世界史学界的广泛研究外，别无所获。
在明末以前史籍中，从未有景教、聂斯托利等名词记载过，而且又把出现过的少量景教用语误为佛语，以致景教事迹在中国湮没达千年之久。
直至明天启五年（即公元1625年在陕西出土《大秦景教中国流行碑》后，反过来查考史籍记载方知作为天主教福传前导的景教，在千年之前己有过辉煌的业绩。
此碑之出，使已受福传的教众感奋不已。李之藻见到其友送到杭州的拓片后，逐句诠解，深知圣教已于唐时传入中国无疑，乃作《读景教碑书后》，曰：
“利玛窦氏之初入五羊也……故迄今尚有所待。三十余载以来，我中华绅士，习见习闻，于西贤之道行，谁不叹异而敬礼之，然而疑信参半，诧为新说者，亦繁有 禹。讵知九百九十年前，此教流行已久；虽世代之庚兴不一，乃上主之景命无渝……多年秘奇厚土，似俟明时，今兹焕启人文，用章古教……。”
此碑之传世，不特是我教、我国历史上之一大重要标志，且也是世界考古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大收获。难怪自明以来，不少士人学子之受洗者常自署为“景教 后学”，表示接受福传为自豪。
唐之景教、元之也里可温教、明之天主教，毫无疑义地是历史上传入中国的基督教系列性结构，在组织形式也较正规和正统。
五、“随方设教，密济群生”的景教
有论者谓，如果我们承认景教为天主教的入华前驱，那不就等于我们也是叙利亚教会的一部分吗？反过来，叙利亚教会不承认我们是叙利亚教会的一部分，那么我们 又将如何自处？那我们又将何以对待我们所信奉的至一至圣至公的天主教？
上述疑题根本不是什么问题。第一，本文（当然会有很多有同感的教众）所讨论的只是历史问题——景教所传的亦是三位一体的福音，亦是同尊“圣母玛利亚为我们 的天主和救主耶稣的母亲” （“共同声明”原文）——并无恢复和重建景教之意，而且历来讨论景教入华问题，与其说是宗教问题，毋宁说是社会问题，近世中外史学界就是在这个角度上讨论 景教入华并肯定它是基督教入华的先声的。第二、自古至今的史料中，未发现中国各个方面与叙利亚或大秦（波斯）各个方面有过因景教而发生的组织交往，又将如 何处理呢？很简单，有关宗教的按《共同声明》原则，有关世俗的则按外事规定办理。
任何事物都有它承先启后的演进过程，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科学全都如此，作为上层建筑的宗教（包括其中的神学）亦莫不如此。如古代基督教是发韧于传统 的犹太教，但又改进了犹太教的一些习俗，成了犹太的新教派，进而演化成自我按“圣言（Logos）”发展而弘扬天主福音的一种新的宗教，虽有如此的继承与 演化上的传统关系，但犹太教仍是犹太教，基督教仍是基督教，两无关涉。我们的《旧约》来自犹太教，犹太教从未因此就说基督教是它的后续。
明乎此，再加上《共同声明》的共融目的，应无疑问地说，景教是在华夏大地进行基督福传的第一声。我们更可认为这是基督奥迹对聂氏学说的鼓励，也是弘扬福传 的第二步。
值得令人高兴的是，我们中国天主教主教团批准1993年出版的《圣经》，其封面所用的古朴字体“圣经”、“日约”和“新约”6个字就在出版序言中说明是从 《景教碑》上临摹下来的，这不仅是为了字体的庄严美观益更重要的是在于它的传统和历史意义。此外，中国天主教主教团副主席傅铁山主教曾引用了景教碑文中的 “随方设教，密济群生”作为《中国天主教》创刊15周年贺词（见其1995年6期）。贵阳北天主堂左门联曰：“景教流行中外程福，真道昭著圣哲同归”，门 额为：“寻源”。此联文虽经百年风雨，今依旧挺秀如恒，它说明唐朝景教是当今中国教会福传之源！百余年前，贵阳教区不畏聂氏异端之嫌，而撰示此联，完全体 现了今日“共同声明”的精神。凡此种种，都是对唐、元景教福传功绩的肯定。（见上海光启社《天主教研究资料汇编》第42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