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剖析了《教会新报》（1868-1874）刊登的以“惟尔言我为谁”为题的五篇征文，我们从这五篇作品的内容，以及西方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对它们的不同评价，可以看出儒家在基督论上可能作出的贡献以及出现的偏差。用“以经解经”的方法诠释耶稣，当然没有问题；用儒书阐发《圣经》难免偏差或误读，因为基督论是最难与中国文化寻找结合点的，但是，中国早期的新教信徒们已经开始探索用儒家的心性之学阐释耶稣基督的性情品格，从而开启了一扇基督教与儒家互相观摩互相会通的大门。 《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三至十八节记载：“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问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1870年夏季，《教会新报》（1868-1874）举办悬赏征文——“文会”，以《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五节“惟尔言我为谁”命题，请各省教友作文。 参赛者甚多，录取了二十名，前三名的文章陆续登报。 后应金陵教友半瞽庸人之请，又补登了第四名第五名的作品。 我们从这五篇作品的内容，以及西方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对它们的不同评价，可以看出儒家在基督论上可能作出的贡献以及出现的偏差。
对于这五篇文章的排名，中外评阅人有不同的意见。上海监礼会的持平叟初步拟定的名次是：第一名潜抱子，第二名海上山人，第三名莲溪逸史，第四名醉经生，第五名莲峰居士。最后，美国牧师林乐知、英国牧师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 1822-1900）更定名次为：第一名莲峰居士，第二名莲溪逸史，第三名潜抱子，第四名海上山人，第五名醉经生。 林乐知的理由是：“盖此题最为紧要，作者当深知耶稣，笃信其道，敬爱其名，亦当显心中谦逊感谢之意，方称此题。兹录取首列三名者，实属用心检阅。……其第一名系按新旧约总意查考耶稣基督来历，似有喜欢之意，爱惜其道为最贵重者。其第二名议论甚佳，详辩耶稣至尊无对，万善同归，词句亦平和相对。其第三名笔法乃顶好，文理亦洁净；惟其论不深入本题大道，在起首余想此卷超众，中段离开本题，末后仍归原意；如劝人效耶稣圣德而不甚考究其实义。” 持平叟虽然没有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但金陵教友半瞽庸人的立场很能代表持平叟等儒生基督徒们的看法：“细读所刊第一名第二名文两篇，全用圣书发挥，良深佩服。又读第三名一篇，参用儒书古文理法，大气旋折，剧为豁目爽心。……前日于友人案头见有文二卷，即新报所取第四名第五名别号海上山人、醉经生所作也。卷中圈点稠密，评语辉煌，极赞二文深得圣经之旨，文法亦妙，以为极当刊出，以示远近同人，有益圣经教会不浅也。……愚见以为用圣经诠发圣经题者，外国人及教中老友必喜读之；用儒书诠发圣书题者，中国人及教外名士尤喜读之。” 在中国教友看来，以儒书阐发圣经道理的第四名第五名的文章亦“深得圣经之旨，……有益圣经教会不浅也。”而林乐知等西方人担心的是：“其文意虚浮，似本人之发显，文理通达，全照儒书之意，并不以耶稣本体品行赎罪之功为独一喜悦之事。” 为了端正中国人对耶稣基督的理解，英国牧师慕维廉在《教会新报》上陆续发表了四篇论述耶稣基督的文章——《耶稣性行论》、《耶稣异迹论》、《耶稣预言论》和《耶稣传道论》。
其实，林乐知等西方传教士并不反对中国信徒以儒书阐发圣经的道理。早在此次文会之前，扬州公会的张更生曾给《教会新报》写信倡导“以儒书证圣教”，并得到林乐知的赞同与首肯。张更生的信是这样写的：
夫圣教之理真而且切，宜乎归服者众矣。乃数十年来，信者固不乏人，不信者仍指不胜屈。推其故，则我中夏所尊者士，士所拘泥者，儒书也。儒书甚伙，而四子书及六经为尤重。其中所载于人事则详，于天道稍略。然细读之，有与圣教相发明相表里者。如论上帝无臭无声，论人性原于天命等语，未始非上帝之感召，俾前贤笔之于简，以拘人心于万一，为将来圣教光扬地也。历观林君乐知新报内，鸿篇巨作，美不胜收。知圣教人才，刻已济济。拟请各名流同择儒书中与圣教合者，比而论之，人各一言，言各数则，登之新报，令拘泥之儒知大道本在天壤。则士能服，民无不服矣。噫！真光普照，原出上帝之能，不可强以人力。然若此者，于问道人亦不无小补焉。冒昧干请，高明者以为何如？
林乐知的答复是：
余第六十四次报中已撰有《消变明教论》一篇， 论吾教与儒教心与理正是相通，可以息谣言，可以祛众惑，可以消后变，可以坚信从。今接此启，所见正同，不胜欣喜。愿吾教友共相发明，以宣明圣教，益莫大焉。
中国人迟迟不接受基督信仰，是因为读书人拘泥于儒书之故。如果能让读书人知道儒书与圣经有相发明相表里的地方，他们就能信服。读书人能信服，老百姓就没有不信服的。“以儒书证圣教”、“用儒书诠发圣书”，其最终的目标是为了“宣明圣教”以至“真光普照。”在这一点上，西方传教士与中国基督徒的看法是一致的。二者的不同只在于：传教士可能仅仅把这一作法当成其传教的策略与手段，而中国信徒更可能是从骨子里就摆脱不了对儒学的恋慕。
尽管文会前二名的文章乃“用圣经诠发圣经题者”，其字里行间也多少夹杂了一些儒、释、道的东西。第一名莲峰居士对耶稣基督的身份位格概括的非常全面：“耶稣者，道成人身居人世也，人也亦上帝也。”他有完全的人性：“耳目口鼻、四肢百体、行止语默，皆与人无异也。人有饥渴，彼亦然；人有疲倦，彼亦然；人有哀乐，彼亦无不然。生于伯利恒，处于拿撒勒。以贫自安，以仆自处。其兄弟姊妹无异寻常，为世人所熟悉。”他有完全的神性：“初不知昔上帝所许托先知载诸圣经者，即专指斯人也。本与上帝同荣同权，无始无终。万福之君也，永生之源也。”他兼具神人二性，所以能做我们的中保，救赎人类：“宇宙万物赖以维持，天下万民藉以拯救。以圣神之德降孕，具上帝及人之性，名为以马内利。以其身论之，由大辟裔而生；以圣神论之，复生而有大权，明证其为上帝子。”若不是借着圣灵的启示，我们无法明白基督的奥义：“此中奥妙无穷，世人不知，实有所难知，非圣神之启迪而终莫之知。” 第二名莲溪逸史也在开篇就指出：“元始道即上帝，万物以之而造，后来道成人身，万类倚之而生。” 然而，用中国语言去表达外来的基督信仰，是不可能不渗入中国文化因素的。比如，这两篇文章有的地方用儒家中庸之道描述耶稣：“其处常犹是欣喜，而欣喜悉本中和；其处变亦或哀恸，而哀恸咸归中正。” 这是符合西方传教士口味的，因为慕维廉也用“无太过不及之病”来描述耶稣的性行。 有的地方以佛家术语夸赞彼得：“认道有定识，体道有定力。” 也有用道家语来形容耶稣的：“夫我之为我，本无形而有形，无体而有体。虽有形不藉形而生，虽有体不与体同患。” 《淮南子．精神训》曰：“其动无形，其静无体。”高诱注曰：“无形无体，道之容也。” 象这样，只是偶尔的把某些儒、释、道的概念或术语嵌入基督教思想之中，让人读起来并无圆凿方枘之感，倒是显得恰到好处、天衣无缝。所以这两篇文章能够为西方传教士所接受并认可。
文会第三名、第四名和第五名的文章是“用儒书诠发圣书题者。”如果说文会前二名的文章只是偶尔的利用一点儒、释、道的概念或术语而已，那么这三篇文章完全是用儒家的思维方式和理论体系去理解和诠释耶稣。这三位作者没有直接地回答耶稣的身份是什么，而是述说耶稣的性情品格怎么样。他们都是围绕着一个“我”字来做文章的。第四名海上山人指出，耶稣是最了解自己的人，他认“我”知“我”：
元始有道，道何在？在我而已。道何以在我？在认我为谁而已。古有学道者每日常自问曰：“主人翁惺惺否？”答曰：“惺惺”。此认得我为谁者也。……然则孰有广大于我？孰有精微于我？孰有高明于我？孰有博厚于我？孰有悠久于我？孰有平常于我？孰有神奇于我？吁嘻嗟乎！缅想耶稣之为我，庶几当此而无忝者乎！
第五名醉经生强调，耶稣知道什么是“真我”，什么是“假我”：
盖耶稣全心爱上帝及爱人如己，不以耳目口鼻四肢为我，而以天地万物一体为我；不以躯壳为我，而以灵明为我。躯壳之我，在外之我也；灵明之我，在内之我也。在外之我为假我，其我小而私；在内之我为真我，其我大而公。……耶稣尝谓门徒曰：“盖凡行我天父之旨者，彼即我兄弟也，我姊妹也，我母也。”又谓：“接尔者即接我，接我者即接遣我者也。”又瞽者由我而明，跛者由我而行，癞者由我而洁，聋者由我而聪，病者由我而愈，死者由我而苏，贫者由我而闻福音。其于惸独孤寡之人、疲癃残疾之子，无不爱如一体焉。岂非不以躯壳一身为我，而以天地万物为我乎？
第三名潜抱子以“有我”、“无我”去分析耶稣：
人之所以不能得道者，皆我之一字误之也。人之所以为恶者，皆起于有我也。百年之中，偶寓形为人，大海聚沫耳。人若不达，便执此假合之形，认以为是我。……于是乎计较生焉，嫉妒生焉，争夺起焉，贪吝行焉，形骸隔碍，私妄蔽锢，去大道之公日远矣。……朱子曰：“许多纷纷都从一我字生出来。此我字直是百病之根，若斫不倒，触处作灾怪也。”吕新吾先生曰：“圣学入门先要克己，归宿只是无我。盖自私自利之心是立人达人之障。此便是舜跖关头，死生歧路。”……耶稣全心爱帝，刻刻以帝为我也；爱人如己，处处以人为我也。以帝为我，以人为我，是谓无我，无我乃为真我。
这些文章论证的角度虽然不同，但其意义是贯通的。认“我”知“我”是为了分清“真我”、“假我”，能分清“真我”、“假我”，自然能做到“无我”，也就是成就了“真我”。王阳明说过：“人须有为己之心，方能克己；能克己，方能成己。” “为己之心”相当于认“我”知“我”，不是自私自利之心，而是为“真己”之心， 就是立志要成为一个圣人。 “克己”即“无我”。“成己”乃自我的完成，即成就了“真我”。而且在王阳明的心学体系中，知行是合一的——“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 “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功夫本不可离。” 所以，在这三位作者看来，知“我”、“无我”和“真我”在耶稣身上得到了完美结合和体现。可以说耶稣是真正的知行合一者，即知即行者和道德实践的典范。
用王阳明的心学体系阐发耶稣的性情品格，无疑强调了耶稣人性的一面，忽视了其神性的一面。但此种论证方式也有其独特之处。正如谢扶雅先生所指出：“中国信徒的神学探究方法，将与希伯来系统及希腊系统不同。我们的步骤是由历史的完人而至完全的德性，再由仁心而天心，由物理而天理。希伯来重‘信’，希腊重‘知’，中国重‘行’，中国人并非不知‘知’，却以行验知，并非不要‘信’，却以行证言。所以中国人保证着上帝的存在于最高道德理想之中。我们淡于‘what is’or ‘to be’（实然），而深致关切于‘ought to be’（应然）。……中国无意穷究穿凿创造主之为何，但对受造物的认识方法无不以‘应然’论其‘实然’。……所以中国民族心目中的上帝是至高无上的应然（Supreme oughtness），而有别于摩西书中之替代耶和华宣称：‘我本是上帝’。” 对于中国人来说，与其揣摩耶稣的身份、属性和位格，还不如述说耶稣的性情、品格与德行。用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写成的神学与借用王阳明所代表的心态造成的神学一定迥然不同，前者重理念之分析，后者重道德之践履。
以儒书诠解《圣经》拉近了主耶稣与中国人之间的距离。与此同时，也带进了一些为基督教信仰所不能容纳的东西。一是把耶稣基督与孔子等同。文会第五名醉经生在其文章的结尾处写道：“昔者孔子尝以孝经传之曾子，以仁道传之颜冉之徒，大学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中庸天命率性中和位育，孟子亲亲仁民爱物存心养性事天，孔子及诸子无非以仁孝为怀，无我成其真我，与耶稣大道为公之我，无不一一吻合。吁！孔圣为万世儒宗，历代推尊，耶稣暨门徒永生天国当可与孔子并诸贤共证万物一体、至公无我之大道。” 这种看法虽然能够得到比较开明的儒生们的认同，但却不为一般的基督徒所接受。四明教友王素卿认为，孔子与耶稣都应当尊敬，但他们的身份不同：“孔子乃天纵之圣，尔时耶稣未降，天主假以木铎，藉以振瞆发聋，俾上下共知大道。……若耶稣天遣之神子，自能化导人心，出苦海以入明宫，破愁魔以适乐土，其道更属美备，非第一世一国所宜奉事者也。所以孔子宜敬， 耶稣更宜敬。” 陈振光信徒也有类似的看法，并坚持二者教人的途径不同：一为“由学而成”，一为“自天而至”。所以“欲善以修身，善以齐家，学耶稣能，学孔子亦能。欲善以救灵，善以赎罪，信耶稣能，信孔子则不能矣。” 福州信徒林振珍强调，孔子与耶稣二者能力不同，孔子“知生前治世之大猷，不知死后审判之至理。”耶稣“凡生前死后，莫不条析而周知矣。”因此，“无耶稣焉知溯本寻源，稽考得救之道。无耶稣焉知敬拜自然而然、开辟天地、独一无二之耶和华上帝者也。” 二是过分地夸大了人的主观性。文会第四名海上山人把人的地位强调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天地万物有声矣，而为之辨其声者为谁？天地万物有色矣，而为之辨其色者为谁？天地万物有味也，而为之辨其味者为谁？天地万物有变化也，而神明其变化者为谁？是天地万物之声非声也，由我听之斯有声也；天地万物之色非色也，由我视之斯有色也；天地万物之味非味也，由我尝之斯有味也；天地万物之变化非变化了，由我神明之斯有变化也。然则天地也，万物也，非我则弗灵矣。我之灵毁，则声色味变化不得而见矣。声色味变化不可见，则天地万物亦几乎息矣。故我者，天地之心，万物之灵也。所以主宰乎天地万物者也。” 这种观点与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陆象山的“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以及王阳明的“心外无物，心外无理”是一脉相承的。这里只讲人与“天地”、“万物”，几乎没有给超越者留有空间或余地。而基督教是不能不谈论圣父、圣子与圣灵的。正如何世明先生所指出：“阳明之学，乃只言人而不言上帝；基督教之信仰，则既言上帝而亦言人。……阳明之说，最重人之心，更重心内的良知，并以此良知代替了天，以之为天地万物之本体，这是他的学说之最精微处，但也是基督教信仰所未敢苟同之处。” 所以，林乐知担心此类文章“全照儒书之意，并不以耶稣本体品行赎罪之功为独一喜悦之事”，不是没有道理的。而半瞽庸人称它们“深得圣经之旨”，实属太过。
耶稣是基督教信仰的中心。他不是半人半神，或者说有点人性、有点神性。他具有完全的神性和完全的人性。这一点在基督教是不能动摇的。“说基督是人而不是神，就会否定了他的生命是完美的模范，同时也承认有另外的模式可能一样好。说他是神而不是人，就会否定他的榜样是有充分相干性；对神可能是一个合理的标准而对人就不是了。基督徒本可放松其中一项主张使之合乎逻辑，而代价却是背叛了他们核心的经验。” 从《教会新报》刊载的这五篇论耶稣基督的文章，我们可以看出：用“以经解经”的方法诠释耶稣，当然没有问题；用儒书阐发《圣经》难免偏差或误读，因为基督论是最难与中国文化寻找结合点的，但是，中国早期的新教信徒们已经开始探索用儒家的心性之学阐释耶稣基督的性情品格，从而开启了一扇基督教与儒家互相观摩互相会通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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