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节之前，我们兄弟姊妹约好去为父母扫墓。二妹知道大家聚会需要聊天的话题，特地保留了一份《天主教周报》，那一期的头版是几位耶稣会神父的玉照，他们有的入会五十年，有的晋铎六十年，共同之处是为台湾教会奉献一生的心力。二妹收藏这份报纸的原因是：我们都认识其中一人，就是加拿大籍的满而溢神父。
四十多年前，我在辅大哲学系念书时，认识几位神学院的老师与同学，满而溢修士是其中一位。他为人友善，说话机智而风趣。我们很谈得来，于是我邀他到我父母家作客，让全家人都有幸认识这位来自异国的传教士。我当时刚刚大学毕业，而满修士看来活泼而年轻，我就在闲聊过程中随口问他：“你今年几岁？”他居然脱口而出：“而立之年。”这使在场的人讶异，接着是一片赞美之声。
我在后来的演讲中，常提到这一段小故事，目的是要鼓励听众珍惜自己的传统文化，不然将来外国人使用的中文可能要比我们的更典雅了。如果早知道他的中文这么古意盎然，我应该问他：“贵庚？”然后他答：“而立。”那不是显得更有默契了吗？事实上，他取“满而溢”为中文姓名，就深具意义。一方面，“满而溢”一词可以代表西方新柏拉图主义者柏罗丁（Plotinus,205-270）的思想。柏罗丁为了化解柏拉图两个世界（上有永恒的理型界，下有变化的现象界）之间的对立与隔阂，于是提出“太一”之说，认为太一有如太阳，其光明因为满而溢而往下流衍，最后形成具体世界。
另一方面，“满而溢”也代表一个人修养了德行、能力、智慧，在自身充满了能量之后，可以发出光明照亮人群，进而产生力量感化大众。此即孟子所说的“充实而有光辉”以及“大而化之”。做为传教士，宣传天主教的福音，不也是满而溢的具体表现吗？
这份报纸刊出的另一位我认识的外籍神父，是曾在台大外文系教授拉丁文的赖甘霖神父。我在台大哲学系念硕士时，着手翻译柯普斯顿（F.Copleston）所著的《西洋哲学史卷一 ──希腊与罗马》。这本书可想而知使用了不少拉丁文的名词与术语。我虽然学过拉丁文，但学艺不精、缺乏信心，所以曾经两次专程向赖神父请教，他都很有耐心，亲切而认真地回答我的提问。译成这本书，对于我日后在耶鲁念博士的一门学科考试大有帮助。看到赖神父的玉照，介绍说他年届九十高龄，我心中浮现的是孔子所说的：“知者乐，仁者寿”。
本国籍神父中我认识的是房志荣神父。我在辅大念书时，房神父刚从欧洲取得圣经学博士学位返回台湾，在辅大神学院教书。我听过房神父的演讲，不但引经据典，并且考究字词，使用多种古代语文数据。对我而言，只能聆听其教诲而完全没有评价高下的能力，望之如同大师说法，敬仰之情油然而生。房神父主编《神学论集》期间，提携后进不遗余力，刊登了几篇我的译文。我原本以为辅大毕业之后，很少再有机会亲炙房神父及领教其学问，没想到房神父不但好学不倦，并且持续深入研究有关“教会本土化”的问题。简单说来，就是天主教与中国传统思想的会通问题。
我自1984年念完学位，回到台大哲学系教书以来，在有关儒家人性论的研究上，一直主张：儒家人性论并非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一再强调的“人性本善”，而是“人性向善”。所谓人性，是人人生而具有者；但人为万物之灵，有自由选择的能力，可以真诚，也可以不真诚。人若真诚，则有“力量” 由内而发，对于别人的苦难会有不忍不安之感。顺着此一力量之要求去行动，使我与别人之间的适当关系得以落实，即是行善。此即“人性向善论”。
由此可知，人需要受教育才会“知善”，此即孟子所谓“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而孟子所谓的教育即是“五伦”：五种最基本的“人与人之间的适当关系”得以实现。因此，儒家除了重视伦理教育，向来强调真诚。孟子说“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中庸》说“不诚无物”。诚则乐，不诚则根本谈不上是个真正的人。
多年后，房神父写了《三字经与圣经》一书，寄赠一本给我。我一看书名，很想立即知道他如何诠释《三字经》的第一句话：“人之初，性本善。”出乎意料之外的是，房神父在此引用并赞成我所谓的“人性向善”之说。他是学术界的前辈中第一位在著作中公开肯定此说者，我心中洋溢着感激与知己之情。这不仅是为了自己的研究心得受到自己素来敬重的前辈的肯定，更是为了儒家思想的真谛得到更多彰显的机会。房神父的书对于中国思想与基督宗教之相互了解及融会，应有一定成绩。
谈到房神父，自然联想起另一位前辈张春申神父。记得当时张神父是辅大神学院院长。我旁听过张神父一堂课，果然像传说中的一样。上课铃一响，他随即走上讲台，声调稳定，手势配合恰当，讲课内容既丰富又有条理。而当他讲完最后一句话时，铃声恰好响起，一秒不差。后来听说张神父上课之前，一定对着镜子完整地演练一遍上课的过程，务求做到把握时间讲述重点，一字不多，一秒不差。这种敬业精神让人忍不住竖起大拇指。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
